★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图书
★2019南大出版社最受读者喜爱的十大好书
★一本料多、劲爆、老练的美国思想产业实录。公共知识分子跌下神坛，思想领袖居于社科金字塔顶端。
“我们致敬《思想产业》……对美国思想市场历史脉络的细致梳理，它揭示了传统权威公信力下降、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加剧，是造成美国思想市场权势转移的深层动因，为我们观察当下的文化状况提供了有效入口。
我们也致敬作者德雷兹内，他从思想产业内部出发，颇具勇气地批判了思想领袖为得到富人赏识而丧失信仰和原则的犬儒行为，并重申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与道德底线。”
——2019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致敬词
内容简介
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他们总是在一些拥有极高话语权的政治评论杂志上，围绕各种类型的话题发表意见。但近年来，公共知识分子却被另一类思想家所取代，这一新晋群体被称为思想领袖。与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思想领袖通常在那些与公众联系较为紧密的机构工作，而较少在高端杂志上进行辩论，他们的想法总是雄心勃勃且备受称赞。
当代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已经按照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与运营。这些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丹尼尔•W.德雷兹内在本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并向我们展现了当代美国乃至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德雷兹内认为，尽管当今的思想产业存在一些负面的内容，但它非常擅长广泛地传播思想，并吸引着大量渴望新想法的人。

电影«Завод»是导演Юрий Быков 2019年指导的一部现实主义的题材的电影，与上一部电影«Дурак»（危楼愚夫）一样，导演关注俄罗斯社会的底层阶级的悲苦生活，经济寡头毫无人性的巧取豪夺，政府官员的贪婪腐败，以及战争对退伍士兵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
资本家为追求更高利润解雇了工人，甚至工资也延后半年发放。工人们即将失去收入来源，无法维持生计。被逼入绝境的六位工人们铤而走险，决定抢劫工厂老板康斯坦金·迪米特里耶维奇（下称卡卢金），找他讨要拖欠的工资。故事便由此展开

直到战争结束后，人们才意识到，带来末日的并非战争。
「Sentre Stimulus TLE」头盔，这台原本将要引领人类走向伊甸园的虚幻装置，于1996年更新至Mode 6以后，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人类世界。
欢迎进入「电幻国度」的时代。
◆ 超一流瑞典视觉艺术大师的神级图像小说
◆ 虽说是图像小说，但感觉已经超越图像小说这一概念本身了
◆ 每个人都是先被这电影设定海报级的画面吸引，看完文字才发现剧情才是真正的神作
◆ 编辑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在读过2遍以内就看懂前因后果的
◆ 责编和译者反复讨论了3次才明白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 现在这本书的电影版权已经被《美国队长2》《复仇者联盟3》的导演罗素兄弟买走
◆ 同名电影正在筹拍
◆ 如果你还没看上面那个预告视频，务必点开感受一下
◆ 小女孩、机器人。末日后的朝圣之旅
◆ 隐藏的第三人、脑间智慧、谜之结局
◆ 可能是有点贵，但当你拿到的时候，就知道这钱花得值

“每个人都很孤独。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
“如果有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了唯一合适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更完善，只是因为他们更幸运。”
“婚姻只是所有人类关系中的一种，不比别的关系更好，也不比别的关系更坏。”
……
《柔 软》是廖一梅“悲观主义三部曲”的终结篇，讲述了一位女医生、一个纠结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年轻人，他们对生活、对生命发出的提问和思考。
【我们这样演出——剧本+创作手记+主创访谈+幕后故事，更多的“内幕”披露】
1. 完整收录惊世骇俗之作《柔软》全剧本
2. 编剧、导演的创作手记：每部剧因何而起，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创作过程
3. 各版本的主创访谈：郝蕾、范植伟、詹瑞文……袒露他们与《柔软》的不解情缘、心路历程和相互成就
4. 舞美、配乐、定妆照、宣传……从台前到幕后，全景展现一部剧的诞生历程
纪录片式呈现三部剧的生长过程，缘起、初衷、萌芽、雕琢、成型、壮大……记录“三部曲” 的每一个珍贵节点
【远不止话剧：收录廖一梅多年对于“爱”和“生命”的思考与回答】
【精装封面，全彩内文，海量罕见剧照，独家公布】

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然而，父母能够给予自己深爱的孩子们的资源、天赋、机会却不尽相同。
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从而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并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

羅馬人奉為神明崇拜的亞歷山大大帝，
當今的文明世界，仍未脫離他巨大的身影。
馬其頓人開創的時代，何以稱為「希臘化時代」？
擺脫「希臘中心史觀」，以多元觀點重新定義「希臘化」。
亞歷山大大帝，三十歲時便已打下前所未有龐大領土的神話般人物，卻在不到三年後就留下未完成的帝國而逝去。亞歷山大帝國的範圍從希臘西方的愛奧尼亞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包含希臘、波斯、埃及等各大古文明世界。
羅馬的凱撒三十九歲時讀到亞歷山大的傳記後曾潸然淚下嘆道：「在我現在這個年紀時，亞歷山大早已成為眾民族之王，我卻尚未達成任何輝煌的成就。」奧古斯都皇帝也曾至亞歷山卓瞻仰亞歷山大的遺體，甚至模仿他的站姿製作雕像。該如何評價在後世成為西方文明榮耀的亞歷山大？他是偉大的領導者嗎？
本書不採取將希臘文化視為較東方文化優越的「希臘中心史觀」，而是重新檢討以往同時存在、卻不曾被放在一起思考的「東方史」和「希臘史」，重新探討究竟何為「希臘化時代」。事實上亞歷山大的「東方遠征」，並沒有帶著希臘文明向征服地區全面擴散，只是加速了原本便已存在的東西文化的融合。
■亞歷山大在只有三十三歲、疾馳而過的短暫一生中，
如何創造橫跨古文明世界的龐大帝國？最終，帝國又為何四分五裂？
西元前三三四年，亞歷山大從希臘往東方出發遠征，僅花費八年時間，便征服整個中亞地區與埃及，並越過阿富汗，抵達今日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行軍過程穿越重重山脈、沙漠、大河等各種嚴峻地形，甚至還曾探索沿海的航路。
亞歷山大在所到之處，都變身成為符合當地統治者的形象：在埃及接受法老的稱號，在古都巴比倫也遵循當地傳統的宗教禮儀。滅掉領土廣大的波斯帝國之後，還用東方儀式舉行馬其頓士兵與波斯女性的集團婚姻。然而，在印度河流域的戰爭，終於導致疲憊不堪的士兵們拒絕行軍，而歷盡艱辛返抵巴比倫後，大帝便因熱病而去世。
大帝的征服並未摧毀東方各國的統治體制，反而相當尊重各地的多元文化。大帝的到來只代表了統治者的更迭，而非社會與政體的劇變。不過，這個鬆散的帝國終究只是大帝一人的獨裁帝國，在他去世後旋即崩解。
■「希臘化」概念只是後人以「西方中心史觀」創造的認知！
要真正理解亞歷山大開創的時代，首先須拋棄「希臘化的幻影」。
教科書的西洋史分期，將希臘古典時代到羅馬興起之間的時期稱為「希臘化時代」，而這段長達三百年歷史時期的起算，便是從亞歷山大逝世開始。但是，這樣的定義其實隱含著嚴重的誤解。
十九世紀普魯士的歷史學者，因為有著民族統一的渴望，視亞歷山大為統一古代世界的偉大征服者。因此，為了讓歷史研究也能重視大帝征服過後的希臘，強調希臘被馬其頓征服後並未進入文化衰退期，而在當時創造出了「希臘化」的概念。
然而，「希臘化」隱含著以歐洲人為主體的「希臘中心史觀」，將亞歷山大塑造成希臘文化向東方的傳播者，正是忽略了在大帝到來之前，希臘人其實已積極進入東方世界。只有拋棄「希臘化」的單一史觀，才能以多元視野重新評價「希臘化時代」。
■亞歷山大留給了後世什麼遺產？
──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新世界，以及神格化偉大皇帝的傳統。
亞歷山大的遠征加速了希臘風格的生活與文化能達到的範圍，創造出東西方文化得以融合、並在下一代茁壯的沃土。這是只有身為軍事天才的亞歷山大才能達成的成就。
即便大帝實行的諸多新政策，才剛起步便畫下句點，但許多措施仍在之後的希臘化時代諸王國中落實。大帝在遠征過程中於各地建立了十多座以自己為名的「亞歷山大城」，其中最知名的，即之後成為古文明中心的埃及亞歷山卓。
亞歷山大之所以會被西方世界視為偉大的王者，得歸功於在他逝世後繼承帝國的將軍們，仍強調自身與大帝威信之間的連結，以作為各國權力競爭的手段。因此大帝的神格化在他去世後更為強化，使他成為不朽的存在，此種作法甚至為後來的羅馬皇帝們仿效。
■是偉大的解放者還是殘忍的侵略者？
回到萬花筒般多彩形象的原點，還原大帝的真實樣貌。
逝世後的亞歷山大大帝，彷彿更為真實地存在著。大帝留給後世無數的形象，不斷地被重新解讀，每個人、每種觀點、每個時代透過「亞歷山大」這面鏡子所反射出的影像都不相同，彷彿此人的存在，本身便是一個小宇宙。
本書帶領讀者從大帝形象的原點開始，解剖近代歷史學中的亞歷山大樣貌。解析大帝著名的各種故事背後的歷史意涵，例如：一刀斬斷哥迪姆之結、戰場上的漂亮戰術、酒醉時在藝妓慫恿下放火燒毀波斯王宮、大帝與身邊女性的關係等等。
究竟亞歷山大具有什麼樣的人格特質，讓他執著於遠征至世界的盡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亞歷山大的身影又將反射出什麼樣的形象？在我們重新思考現今的領導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質之時，或許會發現大帝的身影，至今仍壟罩著我們。

匈人是匈奴人嗎？匈奴人和斯基泰人又有什麼關係？
漢王朝如何被迫和親匈奴？它的復仇戰爭成功了嗎？
探尋中央歐亞草原的騎馬遊牧民──「斯基泰」與「匈奴」在世界史被忽略的意義！
騎馬遊牧民是野蠻和破壞的化身、而與文明無緣嗎？
這不過是留下文字記錄的定居農耕社會單方面的看法！
鼎盛期的波斯帝國也無法征服的部族集團──「斯基泰」；與漢皇帝具有對等軍事戰鬥力的遊牧民族──「匈奴」。他們跨越了「東方」與「西方」地理分界，串聯起整個歐亞大陸。
「斯基泰」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遊牧民族，約在西元前八至前七世紀的時候登上歷史舞台。而「匈奴」確切在歷史上出現，則是西元前三世紀的時候。雖然兩者的存在時間有落差，且看似一個存在於西洋史、一個存在於中國史，然而從考古挖掘的資料可以發現，兩者文化上非常的相似，屬於同一系統。同樣身為馳騁在草原之上的霸主，「斯基泰」與「匈奴」是同一群人嗎？他們又各自如何影響東西方的歷史呢？
本書首次把橫亙東西方的騎馬遊牧民合併而寫，探尋古代草原世界的王權形成和它們的文化，藉此思考遊牧民在世界史中的積極角色。在這套「興亡的世界史」中，有三本書的主角是騎馬遊牧民（另外兩本是第六卷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和第十卷的《蒙古帝國及其漫長遺緒》），這種非常罕見的設計，反應了學界重新評價騎馬遊牧民在世界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在騎馬遊牧民看來，「歐洲」或「亞洲」這樣的地域框架是可笑的概念！
斯基泰和匈奴不只是中央歐亞草原的統治者，也是東西方文化的偉大傳播者。
從亞洲東部的蒙古高原，到東歐的黑海北方，這一片廣袤的草原上疾馳著騎馬遊牧民。對它們來說，這個世界既沒有「歐洲」，也沒有「亞洲」。這些騎馬遊牧民，與農耕定居民的文化、社會、道德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經常創建出擁有廣大領域的國家，並帶給鄰近的東亞、西亞及歐洲很大的影響。
騎馬遊牧民如何衝擊世界史呢？眾所周知，匈人的入侵導致了歐洲發生重大變革，雖然匈人是不是匈奴，學界依舊未達成定論，但匈人是從東方遷移到歐洲的騎馬遊牧民族則是確定無疑的。同樣的衝擊更早地發生在東亞。從所謂的「五胡亂華」開始，其中鮮卑系的北魏勢力崛起，最終銜接上隋唐帝國，統治東亞長達五百年；然後就是契丹和女真，最後是蒙元和滿清席捲了整個中國。可以說東亞受到騎馬遊牧民的影響更大。
不受既定地理概念拘束的遊牧民，除了自身發展出的輝煌文化之外，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雙向的傳播。他們將取自西方的構想傳到東方，也將東方的發明傳至西方，並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來自西亞、希臘、中國等不同的美術風格。
■透過文字與考古資料的對照，還原草原上人群的真實樣貌。
用考古挖掘的成果，具體掌握彷彿傳說般存在的古代遊牧民族。
然而遺憾的是，斯基泰與匈奴都沒有文字，它們沒辦法訴說自己的歷史。但藉由東西方的「歷史之父」──司馬遷與希羅多德的描述，他們的戰鬥實力與習俗被書寫、留存下來。司馬遷描述的匈奴人和希羅多德筆下的斯基泰人驚人地相似。這兩人不持有偏見，承認與自己定居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存在。
除了利用文獻，本書最與眾不同的特色是採用考古和美術史資料。關於遊牧社會的考古，大約是十八世紀初期才開始的。在彼得大帝兒子的生日會上，一名在中亞經營礦場的富商，獻上了他挖掘到的大量黃金器具當作禮物，大帝注意到了這些物品在美術上的價值，下令展開中亞地區的挖掘。隨著考古挖掘，馬具、兵器及黃金器具，這些斯基泰文化的代表象徵陸續出土。本書就利用了至今為止發現的考古資料，盡量「復原」湮滅的歷史。
以草原的「古墳時代」為主，解釋了西元七世紀的草原上已經誕生了王權，而且分佈在整個中央歐亞。另外，對（1）馬具、（2）兵器及（3）黃金器具的美術史分析，也凸顯出斯基泰美術的獨創性，及其融合波斯、中國、希臘風格上所達到的極致。
本書也將考古發現和文獻彼此印證。比如希羅多德記述的遊牧民「王的葬儀」——製作木乃伊、用割耳或傷害身體部位的方式表示哀悼、在喪禮上吸食大麻達到亢奮狀態，以淨化自己——這些都從考古發掘中加以證實。而在南西伯利亞考古發現的中國風屋舍，其主人是叛逃到匈奴的李陵，還是嫁到匈奴的王昭君的女兒呢？作者也結合文獻加以推論。
■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看見遊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國際性！
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遊牧民通常被視為野蠻和落後，與文明無緣。在中國史料中，「華夷之辯」是一種貫通整個農耕國家歷史的意識形態，甚至至今如此。真的是這樣嗎？
這首先要看文明的定義。「文明」一詞是從英語「Civilization」（原意是市民化）翻譯而來，原本就是城市定居社會所發明的用語。從這個角度看，以往被視為人類偉大的古代文明，包括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等，都有一些所謂文明的共通要素：城市、王權誕生、具有象徵性的巨大建築、官僚制度的創設、發明文字等等。
然而，對於本來沒有「城市」的遊牧社會而言，他們難道因此就是與文明相反，生活在「野蠻」之地的「胡」人嗎？本書反對這種觀點，認為那不過是農業社會的偏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雖然沒有文字記載，但從挖掘出土的草原霸者們的裝飾品來看──華麗的黃金工藝品、色彩鮮豔的氈製品、以及各種馬具和武器——都凸顯出「文明」的獨特性。另外，隨著文化的交流，遊牧民也建立了更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和法律的城市，更具有多樣性和國際性。
以西元七到十世紀裏海附近的遊牧國家「可薩」為例，他們用貿易支撐其財政，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背景，與當時的大國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國並駕齊驅，備受矚目。首都裡有七位法官，包括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法官各兩人，薩滿教法官一人。處於對立的三宗教竟然受到平等的對待，這個事實讓近代歐洲的歷史學家大感吃驚。這樣的做法雖然並非出自近代宗教自由的觀念，但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由此可知。
因此，如果擺脫農耕社會的觀點，就可看見遊牧民族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和藝術！本書即採用大量考古學和美術史的資料，從遊牧民的角度出發，重新看待古代「文明」的定義。
■如果放棄中國視角，從匈奴的角度看漢匈之爭，會看到什麼樣不同的結論呢？
其實，司馬遷已經告訴你。
關於匈奴的史料，幾乎主要來自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是持平之人，他透過一位叫「中行說」的宦官表達了匈奴的立場。中行說本是陪同和親的公主到達匈奴，但他最後發誓向單于效忠，並用他所認同的匈奴的價值觀反駁漢使。比如他認為，匈奴的政治更靈活和務實，不像漢那樣被無意義的禮儀所束縛。
透過司馬遷的記載，我們看到，漢除了以公主和親，取得匈奴支持外，還必須每年提供大量高質量的絲綢。這些絲綢並不是遊牧民自己需要，而主要是轉賣給西方，獲得高利潤。此外，一般中國史書上多強調匈奴不守規則，即便漢已經和親、並每年提供贈品之後依舊反覆侵寇。然而本書指出，漢匈之間本來就存在民間自由貿易，這也是符合雙方利益之事。然而漢的中央政府認為不需要民間貿易、故常常閉關，從而引發糾紛。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內部的叛亂分子常常尋求遊牧國家的援助。西漢時代最大的叛亂——吳楚七國之亂，就與匈奴單于合謀而發動。
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都沒有記載匈奴掠奪金銀財寶、絲綢和穀物；他們掠奪的是人和家畜。這些人被掠奪去做什麼呢？——答案是從事農耕。本書也從考古學的資料中分析匈奴的遊牧社會中，也存在定居聚落。本書指出，漢帝國中也存在大量自發性的逃亡者，除了層級高的比如燕王，還有大量一般民眾「聞匈奴中樂」而翻越長城。官員郎中候應在反對廢除長城防衛的十大理由之一即是，長城的防守功能也包括防止漢人向北逃亡。
■《草原王權的誕生》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是海洋島嶼國家，和中央歐亞的騎馬遊牧民國家的地理環境迥然不同。然而本書讓我們懂得，拋棄傳統中華思想中的華夷之辯，不再認為遊牧民族是野蠻和落後的化身，而理解到「文明」擁有不同的形態，遊牧民有自己的文明，擅長吸收和融合別的文化，更加尊重多元文化和價值，更具有國際性。
本書啟示
遊牧國家的多樣性和海島貿易國家的多樣性，都是以貿易為前提而遵重不同的價值。以本書結語中提出的「可薩」這個遊牧國家為例，近代西方史學家也驚詫於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貿易和軍事力量，首都裡竟然有七位裁判官，負責不同信仰之商人的法律仲裁。這就是台灣作為商貿國家可以從騎馬遊牧民社會中學習之處。

從中央歐亞的草原出發，
克服大中華主義與歐洲中心史觀，而看到的唐朝是……
安史之亂其實不「亂」，它是「登場過早的征服王朝」，
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是歷史的必然。
徹底顛覆課本中的唐朝印象，也徹底顛覆想像中的絲路觀念！
──前近代的「絲路」，不單只是「充滿浪漫的東西貿易線」，而更是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交流以及戰爭的現場，亦即動盪的世界史的舞台。
──不知道「絲路地帶=中央歐亞」的歷史，就無法理解世界史巨大的潮流。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站在「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觀點，以淺顯易懂，且異於西歐中心史觀或中華主義思想的方式來加以記述。換言之，以遊牧騎馬民族集團與絲路這兩大主軸為主，重新檢討歐亞世界史，意即前近代的世界史。
西元前一千年初，在中央歐亞的乾燥大草原地帶上，擅長騎馬的遊牧民集團登場，成為擁有地表最強的騎馬軍團。與生產力、購買力並列，牽動歷史走向的一大契機是軍事力，他們的動向自然就成了牽動世界的原動力。本書透過騎馬遊牧民族與唐王朝的興亡，徹底轉換「觀看世界的方式」，重新論述何謂「民族」？何謂「國家」？
■ 唐朝的本質再發現！
——唐朝絕不是狹義的漢族國家，其本質是拓跋國家。
擔負起世界帝國──「唐」的建國的，實際上究竟是那些人群？是「漢民族」嗎？如果是，漢民族的實體又是什麼？
本書作者指出，一般的中華主義史觀，把唐朝看作是中國史的黃金時代，也是漢族的黃金時代，這種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思想，不過是以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近代主義的虛構而已。實際上，「漢文化」與「唐文化」是不同的，所以唐代的漢族應該稱為「唐族」才正確，不只如此，唐代的漢族、漢文化到了遼金朝的時代再度改變，之後到了加入蒙古族與色目人的元朝，更是變化甚鉅，最後則是由滿洲人統治的清朝登場。
唐朝是以異民族為中心，吸收了以漢語為首的中國文化而建立起來的國家，或者至少應該說，是擁有異民族血統的新漢族所形成的「唐族」國家。這是唐朝的本質。而唐朝的世界主義、國際性、開放性，正因為它是由漢族與異民族的血統及文化在混合後產生出的能量。這與後來的蒙古帝國或現代美國的強盛是相通的。
本書透過各種古代土耳其語史料，顯示中央歐亞東部的土耳其系的各民族稱呼唐朝或唐帝國為「拓跋」（Tabγač）。故此，從中央歐亞史的觀點來看，唐朝不是漢人王朝而是拓跋王朝。
■ 安史之亂的「亂」是漢人視角
──從中央歐亞視角出發，安史之亂是大歷史的先聲！首次給予安史之亂正面評價。
八世紀中葉爆發的安史之亂在中國史上的意義極為重大，以安史之亂為分界，之後的唐帝國不僅失去了西域，甚至是容忍中國本土內部的藩鎮（節度使、觀察使等）的跋扈，實質支配的領土大幅縮減，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已經從自己能夠調派軍事力的武力國家，變身為用錢買和平的財政國家。作者認為，安史之亂以後的唐朝不應該使用「大唐帝國」的稱呼。
安史之亂不單單是唐代史的分水嶺，也是中國史整體，甚至可視為歐亞大陸史的分水嶺。意味著從南北朝時代就已經登場的遊牧騎馬民族，到了十世紀，已經演化出「中央歐亞型國家」支配「南方」都市或農耕地帶的優勢時代。到了十世紀前後，歐亞大陸從東向西，依序有遼（契丹）國、沙陀系王朝（五代裡面的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四個王朝）、西夏王國、甘州回鶻汗國、西回鶻汗國（又稱高昌回鶻）、喀喇汗國、伽色尼王朝、塞爾柱王朝、可薩汗國等，一字排開都是同樣類型的中央歐亞型國家。他們終於建構出一套關於組織的關鍵知識，以少數人口穩定統治擁有龐大人口的農耕民、都市民的地區。而支撐這些的，是遊牧民集團的軍事力以及透過絲路貿易累積的財富。
安史之亂的「亂」，這個標籤所象徵的僅僅是中國史方面的負面評價，從歐亞大陸史方面來看，應該給予積極的正面評價。這是因為，安史之亂連帶影響了在十世紀前後發生、橫跨整個歐亞大陸的歷史走向，可以看出歷史的必然性。更正確地說應該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現象。如果安史之亂成功的話，那就是成為安史王朝吧，但是很遺憾地在八世紀足以實現統治大夢的基盤尚未充分整備。所以，或許可以說安史之亂是「登場時機過早的征服王朝」。
■ 活躍於絲路上的主角，粟特人的真相？
——既是國際貿易的中介商，也是參與唐朝政治的武人
在絲綢之路上忙碌而活躍的主角，實際上是粟特人。在前近代歐亞大陸的商業交易中，粟特人幾乎和絲路等同。本書以最新的研究成果為基礎，以「粟特＝交通網路」的架構來剖析他們的活動。
絲路一詞，常常讓人會誤以為絲綢的長程貿易，而實際上是由絲綢、馬匹、奴隸、寶石等高價商品之間的各種短程和長程交易所構成。本書第五章，作者專門解讀粟特文字的女婢買賣契約文書。指出，「奴隸」是高價商品。「即使是到了近代，一直到電腦發達為止，奴隸是世界上最棒的精密機械，與作為前近代軍事力根基的馬（有些地區是駱駝）並列，堪稱是最具有價值的高額商品雙璧。」作者認為，包含貴族、高級官僚、富豪的私人宅邸，在民間表演胡旋舞、胡騰舞等的胡姬或胡兒們，幾乎都是從遠方千里迢迢運來的私人奴隸。
過去一般認為粟特人主要是在商業活動上相當活躍，可是本書聚焦在作為武官，協助唐朝建國並發展的粟特人，以及支撐他們的武人集團。從安興貴的兒子安元壽的墓誌可知，他在十六歲進入李世民的秦王府，不論是「玄武門之變」或在突厥頡利可汗來襲之際，都隨伺在李世民身旁，相當活躍。而安興貴、安修仁兄弟更是率領以粟特人為首的胡人集團發動叛變，將河西走廊獻給唐朝，為唐的建國立下大功。
粟特人後裔又是如何呢？他們並沒有滅絕，而是溶解在西回鶻王國或是甘州回鶻王國，甚至是在五代沙陀系王朝的族群裡，作為支撐商業經濟的人，或者是作為武人而活下來。柏孜克里克第二十窟內的誓願圖，無疑就是流傳到現代的最後的粟特人之姿。而粟特人帶來的文字，幾乎是直接成為回鶻文字，在十三世紀又演變成蒙古文字，甚至在十六世紀末又成為滿洲文字。因此，我們甚至可說，身為中央歐亞型國家的清朝也繼承了粟特文化，這都是流傳至今的粟特文化遺產。
■ 用非漢文史料，敲響民族主義歷史捏造的警鐘。
——本書充滿各種跳出中華思維看問題而得出的新鮮結論！
本書最為獨特的是，作者充分採納了各種非漢籍文獻，包括藏語文書、回鶻文書、突厥語的各種碑銘（暾欲谷碑銘、毗伽可汗碑以及闕特勤碑）等游牧民「歷史史料」，進行紮實的考據，輔助合乎邏輯的推測，重建歷史，得出和漢籍不一樣的記載和答案。作者認為：唐朝與突厥、回鶻、吐蕃始終是「敵國」關係，它們是足以和唐朝匹敵的對等國家，跟漢文典籍裡強調的中華主義形式的「冊封」相差甚遠。然而，到了發生安史之亂的中唐，唐朝迅速轉為封閉，思考上陷入中華主義的框架。
總之，作者森安氏要「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無論是西洋中心史觀還是大中華主義，都是廣義的「民族主義」。就這一目的而言，本書已經改變了傳統上對於「中國」、「民族」以及「國家」的看法。而這樣的歷史敘述的視角，只有日本的歷史學者才有可能建立。
◎ 長城不是邊境而是中心
「長城地帶」，從漢人的角度看是邊境，但從中央歐亞的角度看，不只不是邊境，反而是混合著遊牧民與農耕民的「接觸點」，也是誕生出中國史上充滿活力的中心部。
◎唐代是非常國際化（胡化）的時代
作者以唐詩（李白《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解讀當時的流行文化——胡服、胡樂、胡姬、胡旋舞和胡食。「身穿流行胡服的年輕人騎馬疾馳而過。胡服是筒袖上衣和褲子的組合，當然需要皮帶和靴子，有時候甚至會搭配帽子。另一方面，佩掛華麗馬具裝飾的馬匹，若是以現代而言就是高級跑車。新式的胡服配上高級跑車，再加上被稱為胡姬的高級俱樂部外國女侍或是舞者，沒有比這樣的組合更加引人注目的了。」而唐朝之所以國際化，原因正是異族統治而非漢族統治。
◎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
以往的世界史是農業中心、農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觀。然而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前的兩到三千年間，最強的軍事力和最快的情報傳達手段是什麼呢？答案是馬。就像作為機械化文明根基的動力，其表示單位至今仍留存著「馬力」（horsepower）一詞，即可看出。本書把焦點著重在軍事力、經濟力（糧食生產力、工商業和能源），以及背後的情報蒐集傳達能力而得出結論：騎馬游牧民在工業革命以前堪稱地表上最強的軍事集團。而馬的軍事力、情報傳達能力與絲路商業帶來的經濟力，也應該得到相應的評價，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理解前近代的歐亞世界史。
◎漢文化講究坐北朝南，但唐太宗陵墓卻坐南朝北
六四九年太宗駕崩後，繼位的高宗立刻將太宗時代歸順唐朝的十四位蕃君長的石刻，東西兩側各半並列設置，採用太宗坐南朝北、接受十四名蕃君長謁見的形式。這從中華的立場來看是非比尋常的，但是若關注到唐朝的本質是拓跋國家，就知道這絕不是異常的安排。
◎ 被和親的武則天家族青年的突厥化
默啜可汗和武則天的對立時期，唐朝被迫採取和親之策（漢籍裡的記載是突厥先提出和親，然而突厥碑文的記載則反之）。武則天派出武氏一族的武延秀前去突厥，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兒。然而突厥宮廷認為，前來迎娶的應該是李氏家族，故武延秀被扣留住，在那裡不只學會了突厥語、突厥舞，甚至是學會了胡旋舞。因此，回國後他受到在宮廷沙龍當紅的安樂公主的寵幸，最後還成為夫婿。這個故事意味著在突厥已經有教授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基底。即使以唐朝宮廷來看，突厥宮廷也絲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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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的歷史教育一向視唐朝為中國史上最強大的漢族王朝──這是唐帝國的本質嗎？唐朝的國際化、開放性，是漢文化的包容，還是異民族的輸入和回應？而當下中國力圖復興的中華文明，可以上溯到盛唐這個指標嗎？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本書中尋找到不一樣的解答。作者意圖用這本書來「敲響帶有民族主義性質的歷史『捏造』的警鐘」，改變傳統上對於「中國」、「漢族」的看法。

1969年，33岁的未来名监督 若松孝二（井浦新），热衷于粉红电影的制作，此时，一位少女（麦）敲开了若松制作公司的门，两人开始一起製作电影，青春、电影，还有爱情，一出青春群像剧就此展开。

从古希腊城邦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埃斯库罗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和帝国时期的圣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的阿奎那……艾伦•伍德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史：公民到领主》中回望了那些在现代社会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思想家。她没有从政治文本的角度诠释他们的理念，而是将其解读为对社会和历史的创造性回应。
在她看来，从古代到中世纪，有产阶层、劳动阶层和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以及私有财产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形塑了后世的政治理论，主导了西方政治的发展。伍德以社会史的创新视角重述了政治理论史。

Odette是个八岁的小女孩，喜欢跳舞和画画。她非常讨厌父母亲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总是想和她玩“挠痒痒”的游戏。成年后，Odette终于能够畅所欲言，回顾她的舞蹈演员生涯以及生活中的漩涡……

1968年早春。所有人都信了：无须更多努力，世界即将改变。
花儿。铺路石。坦克。
1968至1969年间，让-克劳德·卡里耶尔作为剧作家的工作恰巧令他近距离接触到三座处于时代旋涡中的城市：纽约、巴黎、布拉格——接着又是纽约。
他与工作伙伴游荡在不同国家，亲眼见证了 乌托 邦之风如何刮起。他们只想写一段小故事，却被大故事撵着走。
“这两年光阴不同凡响，如今或被人鄙弃或被人捧上神坛，而我则尽量编织自己的记忆。透过回忆的迷雾，我想起许多东西：呼喊、拒绝、逃避、毒品、梦想，还有据说是自由的性，以及宣称近在眼前的新世界。”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是大错特错了
☆☆他们只有在选举的期间，才是自由的
☆☆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是奴隶
代议制民主已身陷困境，这一点越来越显而易见。如今，西方国家的投票率越来越低，政党成员越来越少，政客们越来越倾向于根据选举日期来调整策略，结果就是，西方社会患上了达维德•范雷布鲁克所称的“民主疲劳综合征”。该如何医治这一疾病呢？范雷布鲁克在本书中给出了分析和答案。

《爱的艺术》作者 艾里希•弗洛姆：
只有创造出一个健全的社会才能保护自己
“这个社会能够使人以创造而不是摧毁的方式超越自然，每个人不是靠求同，而是通过将自己体验为自身力量的主体来获得自我感，没有人歪曲现实，崇拜偶像，有的只是一种倾向和信仰的体系。”
——艾里希•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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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社会》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是对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况的一次有力的探索。
精神健康的问题是否只涉及某些“不适应”社会的个体？社会作为整体是否会患上精神病？对此，弗洛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现代社会使人们与自己创造的事物、自己建立的组织、其他人，甚至自己疏离开来。现代资本主义造就了“可支配的人格”。对这种趋势放任自流的结果将是为异化力量所支配的精神失常的社会。在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种社会组织方案后，弗洛姆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在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再是达成其他人的目的的手段，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核心关注点，社会的经济增长不应凌驾于个人的发展之上；在精神健全的社会中，个人应当富有创造力和责任感。
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洛姆对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与传统的弗洛伊德派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后者将性欲视做人的感情和欲望的基本动力。对此，弗洛姆明确提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植根于他的本能需要，而是产生自人类生存的特殊环境。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的影响。

在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中指出人的七宗罪——贪食、色欲、贪婪、伤悲、暴怒、懒惰、傲慢，是人类性格的深渊面，而施克莱在本书中提出了“平常的恶”的概念，认为残酷、虚伪、傲慢、背叛和愤世嫉俗等，不过是浅滩暗礁，以充满活力和野蛮的方式成为人类性格的瑕疵。 施克莱从一批伟大的作家的作品 的解读——莫利哀和狄更斯的虚伪，简•奥斯汀的势利，莎士比亚和孟德斯鸠的愤世嫉俗，霍桑和尼采的残酷，康拉德和福克纳的背叛——揭示了恶的本质及其影响。她审视了它们的破坏性影响，及其对政府和公民的影响。
《平常的恶》是一本智慧、聪明、心思细腻的书，它讨论了各种个人之恶——残忍、虚伪、势利等——的危害与价值。施克莱教授探究了这些恶的重要性，哪些恶比其他恶更坏，它们可以为社会作出何种积极贡献，以及在不同社会中，这些恶的含义有何种差别。 ——伯纳德·威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