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交叉的城堡》是一部由图画和文字组合的小说。卡尔维诺选择塔罗纸牌，来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塔罗纸牌是十五世纪起风行意大利和欧洲的一种纸牌，可供四个人游戏，也可用于占卜。
在中世纪某个不确定的年代，在森林中的一座孤独的城堡里，许多过往旅人前来投宿。这些旅人聚在一起，他们素不相识，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塔罗纸牌成为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一种手段。他们按照每张纸牌上的图画，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这些贵族、贵妇人、骑士、农民、工匠、马夫，等等,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故事，其中既有关于爱情、死亡、冒险、恐怖的故事，又有被出卖的国王、受伤害的少女等趣闻轶事。他们的命运遭际在这里交叉、联结，城堡便具有了一重象征的意义：“命运交叉的城堡”。
《命运交叉的城堡》最先于一九六九年以豪华版刊印，仅在少数人中间传阅，一九七三年改由埃依纳乌迪出版社推出大众版，得以广泛流行，风靡一时。

《看不见的城市》的第一版是在1972年11月由都灵的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的。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从1972年底到1973年初，卡尔维诺曾在多家报纸的文章和访谈中谈到它。
下面用卡尔维诺1983年3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写作硕士班的一次讲座中的文字，来介绍“奥斯卡”丛书中的这个新版。讲座原为英文，这里用的是意大利文本，它是以1972到1973年的两次访谈为基础的，并且大部分在意大利没有发表过。（这篇讲稿后来以“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为题，发表在美国的文学刊物《哥伦比亚》1983年第8期上，第37页到第42页；意大利文本的一些部分以“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为题，发表在1972年12月的《意大利时尚》第253期上，第150页到第151页。）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 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本书是由一些短小的章节构成的，每个章节都应提供机会，让我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进行反思。
这本书每次只产生一小段，并且间隔的时间也长，就像是我跟随着各种各样的灵感而写在纸上的诗。我是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写作的: 我有许多文件夹，里面放着我根据那些在我头脑中萦绕的思绪而偶尔写出的纸页，或者只是我想要写的东西的简要记录。我的文件夹中有一个专用于物体，一个专用于动物，一个专用于人物，一个专用于历史人物，还有一个专用于神话中的英雄; 我有一个关于四季的文件夹和一个关于五种感觉的文件夹; 我在一个文件夹里汇集了有关我经历过的那些城市和风景的纸页，而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则是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的城市。当一个文件夹渐渐被纸装满时，我就开始思考我能从这里提取出来的那本书了。
就这样，最近这些年里我一直都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断断续续地写，每次一小段，经历了一些不同的阶段。有的时候我只想象悲惨的城市，有的时候则只想象幸福的城市; 曾有一个时期我把这些城市比做繁星密布的天空，而在另一个时期我总免不了要谈到每天从城市中泛滥出来的废物。它差不多变成了一本日记，记录下我的心情与思考；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转变成了城市的图像：我当时读的那些书，我参观的那些艺术展览，与朋友们的那些交谈。
但是所有这些纸页合在一起还没有形成一本书: 一本书（我相信）是某种有开始有结尾的东西（即使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是一个空间，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也许还会在它里面迷路，但在某一个时刻，找到一个出口，或许是多个出口，找到一种打开一条走出来的道路的可能性。你们中的某个人会对我说，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一部有情节的小说，却并不适用于一本像这样的书，人们应该像读诗、散文或至多是像读短篇小说一样读这本书。那么，我想要说，即使是一本这样的书，由于要成为一本书，它就应该有一个结构，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其中发现一个情节，一个旅程，一个结论。
诗的书我从来没有写过，但短篇小说的书我写过多本，当时我发现自己面对要给那些单独的篇章排序的难题，这有可能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难题。这一次从一开始我就在每页纸的顶头加了一个系列标题：“城市与记忆”，“城市与欲望”，“城市与符号”，第四个系列我曾经起名为“城市与形式”，这个标题后来显得太普通了，于是最终被分配到另外三类里去了。有一段时间，在继续往下写的同时，我在增多系列、或是将系列减到极少（最前面的两个系列是基本的）、或者使它们全部消失之间举棋不定。有许多片段我不知如何将它们归类，于是我寻找新的定义。我将那些有点抽象的空幻的城市编为一组，后来我称这一组为“轻盈的城市”。有一些城市我将它们定义为双重的城市，后来我认为最好还是将它们分到其他的组里。另一些系列，在开始时没有预见到, 到最后跳了出来，我把按别的方式分类过的、特别是像“回忆”和“欲望”那样的片段进行重新分配，例如“城市与眼睛”（其特点是其视觉属性）和“城市与贸易”，这是以交换为特征的: 记忆、欲望、路程、目的地的交换。“连绵的城市”和“隐蔽的城市”，这却是我“故意”写的两个系列，也就是说，在我已经开始明白应该给予这本书以形式和意义时，就带有一个明确的意图。正是在我堆积的材料的基础上，我研究最好的结构，因为我想要这些系列相互交替，相互交织，而同时，这本书的旅程又不过多地脱离时间的顺序，那些单独的片段都是按这个时间顺序而写的。在结尾时，我决定将自己固定在十一个系列，每系列五个片段，这些片段被重新组合进由不同系列的片段构成并且有着某种普遍气氛的章节里。各个系列进行相互交替的方式是尽可能最简单的，尽管有人在这里做过大量的研究以解释它。
我还没有说出我在一开始就应该说的话：《看不见的城市》就像是由马可·波罗向鞑靼人的皇帝忽必烈汗所作的一系列的旅行汇报。（在真实历史中，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是蒙古人的皇帝，但可马·波罗在他的书中称他为鞑靼人的大汗，而这在文学传统中保留了下来。）我并不打算追寻这位幸运的威尼斯商人的旅程，他在十三世纪一直到达了中国，然后从那里作为大汗的使者访问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现在，东方是一个已经留给专业人士的主题，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士。但是在所有的世纪里，有一些诗人和作家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获得启发，就像从一个幻想性的异域情调的舞台背景获得启发一样: 柯勒律治在他的一首著名的诗中，卡夫卡在《皇帝的圣旨》中，布扎第在《鞑靼人的沙漠》中。只有《一千零一夜》能够肯定自己有一个相同的使命:这部书变得就像是一些想象出来的大陆，在这里，另一些文学作品找到它们的空间；这是些“别处”的大陆，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这个忧郁的皇帝，他明白他的无边的权力并无多大价值，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一个幻想的旅行者在向他讲述一些不可能存在的城市，例如一个微小的城市，它越来越大，最后成为由众多正在扩张的同心城市构成的城市，一个悬在深渊上的蜘蛛网城市，或者是一个像莫里亚纳一样的二维城市。
在这本书每一章的前面和后面都另有一段文字，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在这里进行思考和评论。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的第一个片段是我为第一章而写的，只是到后来，当我面对那些城市时，我才想到其他那些章的这种片段。或者不如说，第一个片段我付出了很多劳动，并且剩余了很多材料，于是到了某个时刻，我将这些剩余材料（使节们的言语，马可的手势）的各种变体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谈话。随着我继续写城市，我展开了关于我的劳动的思考，也就是马可·波罗和大汗的评论，而这些思考每个都是来自其自身；于是我试图让每一篇谈话自己进行下去。这样我就有了另一批材料，我努力使它们与别的材料平等地进展下去，并且在这里，我做了一点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的蒙太奇，这就是，某些对话中断，然后重新开始，总之，这本书是同时在辩论和诘问中进行的。
我相信这本书所唤起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与时间无关的城市概念，而是在书中展开了一种时而含蓄时而清晰的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从某个身为城市规划专家的朋友那里，我听说这本书涉及到了许多他们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因为背景是相同的。但并不是仅仅到了快要结束时，“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才在我的书中出现; 那似乎是对一个古老城市的回忆的东西，只是因为被与眼前的今天的城市一同去想和写，才有了意义。
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我认为我写了一种东西，它就像是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做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也许我们正在接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危机时刻，而《看不见的城市》则是从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今天人们以相同的顽固谈论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巨大的技术体系的脆弱，这种脆弱有可能制造连锁故障，使各个大都市整体瘫痪。过于巨大的城市的危机是自然危机的另一面。“特大城市”，也就是正在覆盖全世界的连续的、单一的城市图景，也统治着我的书。但是，预言灾难和世界末日的书已经有很多了，再写一本将是同义重复，再说也不属于我的性格。我的马可·波罗心中想的是要发现使人们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秘密理由，是能够胜过所有这些危机的理由。这些城市是众多事物的一个整体: 记忆的整体，欲望的整体，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 正如所有的经济史书籍所解释的，城市是一些交换的地点，但这些交换并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它们还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录的交换。我的书在幸福城市的图画上打开并合上，这些幸运城市不断地形成并消失，藏在不幸的城市之中。
几乎所有的评论都针对这本书的最后那句话：“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由于这是最后的几行，所有的人都将它视为结语，“寓言的寓意”。但这是本由多面构成的书，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有结语，它们是沿着所有的棱写成的，并且也有不少简洁或简明的寓意。当然，如果这一句是在书的结束时发生的，这并不是偶然，但我们开始说，这最后的小章节有一个双重的结语，它两方面的组成部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即使我们没有发现它，我们也不能放弃寻找它）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另外: 这只是大汗地图册上“斜体字”的最后部分，这种一直被评论者们所忽视的文字从第一个片段到最后一个片段，所做的只是向这整本书推荐各种可能的“结论”。但是还有另一种途径，这种途径认为一本对称的书的意义要在书中寻找: 有一些心理分析的批评家在马可·波罗对威尼斯的回忆中找到了这本书的深深的根，而马可·波罗的回忆就像是对记忆的最初原型的回归; 而结构符号学的研究者们则说应该在这本书的正中心点寻找: 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存在的图像，名叫宝琪的城市。在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作者的意见是多余的。这本书，正如我解释的那样，差不多是自行完成的，只有文字本身能够允许或排除这种或那种阅读。第五章在这本书的中心展开了一个轻的主题，它与城市主题奇异地联合在一起，作为和其他读者一样的读者，我可以说在这一章里有某些片段，我认为是较好的，就像是幻想的物象，也许这些更加纤细的形象（“轻盈的城市”或其他）是这本书最为闪光的地带。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詹姆斯·哈克是从他进入内阁之日起就记下这些日记的。他向磁带录音机口述日记，有时每天这样做，更经常的是于周末在自己选区的家中进行的。他原来只打算做些记录来帮助记忆，但他不久就明白，一本描述一位内阁大臣日常斗争的日记会具有其内在的趣味性。

母亲、二十岁的约瑟夫和十六岁的苏珊，正在位于租借地中央那所破败不堪的吊脚楼里艰难地生活着，而且不断地受到被地籍管理局收回这块租借地的威胁。约瑟夫的愤怒和爱情，苏珊的逆来顺受，某位若先生为勾引年轻姑娘而设的计谋……怎么办？母亲从未丧失毅力和希望，她精打细算，怀着一种谨慎、狡黠而清醒的热情策划着，她多么害怕与她的孩子们的最终分离——尽管她知道这是不可抗拒的。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法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谭立德女士根据伽里玛出版社1950年法文版新译。

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英国棉纺中心曼彻斯特。那时正值英国经济萧条时期，棉布滞销，工厂停产，大批工人失业。棉纺厂老工人约翰·巴顿为工厂老板辛勤劳动了一生，仍在贫困线上挣扎。儿子因生活条件恶劣，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妻子因其妹妹被有钱人诱拐沦为妓女而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在一次临产时痛苦地离开了人世；唯一的女儿玛丽·巴顿被迫进时装店铺当学徒。约翰·巴顿在生活的打击下，逐步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他积极参加工人的请愿和罢工斗争，成为宪章派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工人们推选为代表，到伦敦向国会请愿，结果遭到英国议会的否决，请愿失败，约翰落得被解雇的厄运。这时，工人们在工会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以卡森父子为首的厂主们拒不接受工人的起码要求，最后，约翰满怀仇恨杀死了厂主的儿子哈利·卡森。约翰的女儿玛丽·巴顿美丽聪颖，但幼稚天真，爱慕虚荣。她认为自己长得美丽，幻想着日后做大户人家的阔太太。面对技术熟练的机工杰姆·威尔逊的求婚，她无情地拒绝了，却爱上了资本家的儿子哈利 ·卡森。当她知道小卡森并不想和她结婚，只图占有她的美色时，她如梦初醒，悔恨不忆，最后她真正爱上了爱怜着她的杰姆。因小卡森突然死亡，杰姆被当作情杀的凶手遭到逮捕。玛丽在亲友们的帮助下，历尽艰辛，终于在审判席上，以有力的反证洗剧了杰姆的嫌疑。最后，约翰主动自首，向老板悔罪，老卡森宽恕了约翰。待到夜尽天明，约翰闭目去世。杰姆与玛丽结婚，一起出国到加拿大。

林内特·里奇维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头颅，尼罗河之旅的宁静也因此被打破。这位年轻，美丽，时尚——拥有一切的女孩，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赫尔克里·波洛的耳边回响着早先一位旅伴的话语：“我真想用我那把亲爱的小手枪顶着她的头，扣动扳机。”然而在这异国他乡的场景中，一切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样平静……

《克兰福德镇》是盖斯凯尔夫人的第二部小说。作者以其细腻而独特的风格，别具匠心地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清奇古貌的世界——克兰福德，成为十九世纪初叶英国一般偏僻、闭塞、守旧、落后的乡村小镇的典型。她通过自己敏锐的观察，记录了将木未木的英格兰封建女性末裔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小镇的风俗人情和道德风尚。
《克兰福德镇，是十九世纪初，英格兰一个乡村小镇，居住着一群名门处女和古老家族的遗孀。这些女士们驾到虽已式微，却一味崇尚不合适宜的贵族遗风。小镇看上去月圆人和，犹如世外桃源，然而由于时代风雨来袭，往日的生活方式出现了漏洞，从而就产生了一串奇妙的故事。
小说刻画了一系列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有善良柔弱、多愁善感的马蒂小姐；性格外露，喜欢自我表现的波尔小姐；保守迂腐、顽固不化的贾米森太太；自命不凡，喜欢出人头地的詹肯斯小姐；为人随和、豁达大度的格伦米尔太太；忠厚老实、品德高尚的女仆玛莎；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的布朗上尉；吃苦耐劳，心地善良的杰西小姐；阿谀奉承、攀附上流的贝克小姐；秉性顽皮、风趣幽默的彼得先生，……这一个个人物刻画的栩栩如生，使读者读后犹如见其人，闻其声，触之可及，呼之欲出。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善用对比、衬托等手法。使人物性格特征逾显突出，既注意描写同类人的共同特点，但更着力刻画各个人物的个性实质富有立体感。这样的艺术手法显然有助于增强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此外，本书富含讽刺但也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尖锐无情的冷嘲，而是一种不无含蓄的喜剧性带笑的讽刺，以此来否定那些阻碍社会进步、束缚人思想、失去了历史存在权力的东西。本书中，有对顽固守旧、陈腐习俗的讽刺；有对封建等级观念、愚昧无知、自命不凡的讽刺；有对故作斯文、崇尚虚荣、攀附上流的讽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没有明显分界，而是相融合得非常巧妙，用很平常的话，很琐碎的事表现了人物的守旧意识。
小说寄寓着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以幽默风趣为艺术特色，是杰出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的一部传世名作。

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位从事人的生命科学研究的学者，他力图用人工创造出生命。在他的实验室里，通过无数次的探索，他创造了一个面目可憎，奇丑无比的怪物。开始时，这人造的怪物秉性善良，对人充满了善意和感恩之情。他要求他的创造者和人们给予他人生的种种权利，甚至要求为他创造一个配偶。但是，当他处处受到他的创造者和人们的嫌恶和岐视时，他感到非常痛苦。他憎恨一切，他想毁灭一切。他杀害了弗兰肯斯坦的弟弟威廉，他又企图谋害弗兰肯斯坦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弗兰肯斯坦怀着满腔怒火追捕他所创造的恶魔般的怪物。最后，在搏斗中，弗兰肯斯坦和怪物同归于尽。
本书揭示了作者的哲学观点。她认为人具有双重性格——善与恶。长期受人嫌恶、岐视和迫害会使人变得邪恶而干出种种坏事，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它还为英语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Frankerstein，一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

午夜过后，一场大雪迫使东方快车停了下来。这辆豪华列车整年都处于满员状态。但那天早上却发现少了一名乘客。一个美国人死在了他的包厢里，他被刺了十二刀，可他包厢的门却是反锁着的。
随着紧张气氛逐渐增强，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想出了两个侦破此案的方法……

艺术高于生活、艺术反映现实的唯美主义思想，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人公道连一步步走向堕落，并沦为杀人犯，在他自身的容貌上并没有得到反映，他依然像以往那么年轻英雄。但作为艺术作品的画像，却记录他的种种劣迹，画像中的他变得难看和衰老了，说明只有艺术才能反映人的个性和思想的变化，而现实现实是做不到的。
道连·格雷本是个单纯的少年，在他的生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画家霍尔华德和朋友亨利勋爵。霍尔华德为艺术而生活，他在道连身上所投注的感情，转化为了他艺术的灵感，尤其表现在创作道连·格雷的画像上，使这幅画作成了他绘画生涯中难得的精品。画像是他艺术和情感的结晶，给他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他造成了不少痛苦。所以他时刻关心道连，生怕他过多地受到亨利勋爵的不良影响。也正是他所作的这幅画像，引出了一连串问题，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而玩世不恭的亨利勋爵，是道连的“精神导师”，一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一整套似是而非的个人主义理论，用雄辩的口才和充满智慧的警语包装起来，轻而易举地使人接受。他谆谆教导道连要充分享受生活，趁年轻的时候及时行乐，不要抵制诱惑，相反要随心所欲，去实现自已的每个幻想。道连是他的个人主义理论的试验品，所以他要时刻跟踪他，观察这种试验的效果。他之所以接近道连，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道连身上有着他所珍视而又缺乏的东西：青春。道连在亨利的“教导”下，个性由单纯变为世故，灵魂由纯洁转为污秽，最后走向自身的毁灭。道连、霍尔华德和亨利三个人物，通过性格上的互补和依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了小说结构内在的黏合剂。 本书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的小说，要充分地挖掘综，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正是因为如此，它也就更富有吸引力。

《红字》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工程浩大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该文库由200种图书组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同成就。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从文库中挑出一批最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

这是一个悲喜交杂的故事。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不朽诗句的力量与热情，激荡出一场深刻感人的往年情意。马里奥和村里的其他人不同，他不愿走上渔夫生涯，而是选择在美丽黑岛上当一名邮差。这坐小岛紧挨大陆边，虽然居民不少，但马里奥邮政服务的对象却只有一个人，也就是岛上唯一识字的居民，在岛上过着流放生涯的智利诗人——马勃罗·聂鲁达。
在一封封信件的收送往返间，邮差与诗人间的友谊日渐滋长，当马里奥爱上了岛上一位年轻艳丽的酒馆女侍时，他便央求诗人指点他写诗以追求他的梦中情人。不旋踵间，在生动譬喻、情谊交织的相互唱答中，岛上的空气也随之炙烈、浓郁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