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法国人以从所未有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但他们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情感、习惯、思想，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法国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第二阶段要恢复部分已被遗忘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这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发了什么前人所未发的新意？托克维尔开宗明义就指出，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从方法论说，这也可以称为后来“年鉴学派”创导的问题史学。例如，托克维尔企图说明：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写成专著。
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从斯塔埃尔夫人到基内——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他阅读、利用了前人从未接触过的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和1789年的陈情书。他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他还努力挖掘涉及农民状况和农民起义的资料。根据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了解、具体描绘旧制度下的土地、财产、教会、三级会议、中央与地方行政、农民生活、贵族地位、第三等级状况等，并阐发自己的论点。

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章考察了赞成工会的论点的含义，并得出以下结论：某一形式的强制性会员制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工会是生死攸关的。第4章运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进行考察并对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理论进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阐述的逻辑对许多政治学家使用的“集团理论”进行分析，并证明对这一理论的通常理解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个与第1章概述的逻辑关系相一致的新的压力集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大的压力集团组织的会员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说疏通活动的结果，而是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宣传，比如在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开始时卓有成效，却最终失败？外界观察家在解释这段时期的宣传时常常犯两个致命的错误。首先，他们假设因为有警察国家的支持，宣传机器得以广泛有效地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和昂纳克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做的后果。其次，他们认为，宣传确实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公民，纽伦堡集会反映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大多数东德人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战盟国于是担心，铲除纳粹主义将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西方知名的学者们或政治家们，没有预计到东德会崩溃得如此迅速。
有效的宣传取决于一系列有说服力的方法，从最温和的建议到公开的暴力，二十世纪的独裁者对此都深有体会。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世界观。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对文化，道德，科学，历史和娱乐的方方面面的解释；他们也提供人们接受现状的原因。
本书考察了纳粹德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用的所有说服技巧，并试图指出这两个系统最终失败的原因。

德国有心结，一提到犹太人，德国人的肾上腺素水平就会猛增。
君特·格拉斯说，“有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痛回忆，德国就应该永远分裂。”
倘若说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是可以“应对”的话，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战后德国人曾经“无力哀悼”，然而如今，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对比某些国家的死不悔改，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
日本缺心眼，正如麦克阿瑟所说，日本人在政治上就是个十二岁小孩。
原文部省大臣藤尾正行曾这么说：“日本近代史上没有令人羞愧的篇章。”
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指责“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阉割干净。
二战结束七十年来，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危险的民族”，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表面看来，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关于奥斯维辛、广岛、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以及为了实现“正常化”的努力和手段，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走访历史的暧昧角落、捕捉冠冕堂皇话语之下的潜台词，同时作者也不忘一再追问：究竟该由来偿还，这罪孽的报应？

在这部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著作中，安妮•阿普尔鲍姆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古拉格:一部历史》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佛朗哥统治西班牙近近40年，人生充满传奇与矛盾。他早年恪守军人本分，似无政治野心，但在国家转向的关头，参与军事政变，推翻了左翼政府，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二战期间，他与希特勒虚与委蛇，却始终没有加入纳粹阵营，使西班牙免遭战火；战后又靠拢美国，获得大量援助。他维护西班牙传统文化，对西方保持警惕，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推动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热心培养王子接班，恢复君主制。和平交接权力，客观上为西班牙实现民主奠定了基础。本书作者是西班牙历史和佛朗哥研究权威学者，利用了大量佛朗哥的私人文件和采访材料，突破政治偏见，避免简单谴责或颂扬，力求客观公允。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传记，呈现了西班牙的现代历史图景与政治发展脉络。

前苏共中央委员、人民委员鲁巴肖夫是膺共产国际之命，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家从事秘密革 命领导活动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为革命建下赫赫功绩，在斯大林开始党 内大清洗 之后，开 始对苏共党内的不政党现象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因为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使他的革命 良心深深感到不安和自责，从而招致斯 大林的猜忌，以致被捕入狱，经过疲劳轰炸式的狱 中审讯后，终于精神崩溃，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处决致死。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2014年《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2015年紐約公共圖書館海倫伯恩斯坦（Helen Bernstein Book Award）卓越新聞獎決選

※2015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Award）入圍

※《紐約時報書評》：「1989年之後，探討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最好的分析之一。」

三十年前，他們懷抱熱血與夢想，試圖改變中國。
三十年後，他們仍是國家的敵人，人生支離破碎。
中共企圖以恐怖與謊言消滅真相，但曾經的暴行與傷痛不會被人們忘記。

1997年，九月，被軟禁已經長達八年的前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共高層上書，希望在21世紀結束前、迎向新世紀的關鍵時刻，針對「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實事求是，還給這群愛國學生一個公道，摘除「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項莫須有的罪名……

直到今天，又過了二十多年，六四屆滿三十週年，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不但沒有改變，反而益加蠻橫、粗暴，企圖以鋪天蓋地的手段，將這段歷史從人民的記憶中徹底抹去。封鎖新聞、竄改教科書、對異議人士人身自由的箝制、全面性的新聞與網路言論審查、在敏感日期對天安門廣場進行監控，給予服從妥協的人就業保障與升遷管道等等，種種在自由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人權侵犯，成為中國百姓的生活日常。如民運領袖王丹所言，「黑色專制」與「紅色恐怖」讓大多數人民噤若寒蟬。

本書作者林慕蓮在派駐北京的期間驚訝地發現，不僅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之一無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

正在崛起、但在美國貿易制裁下似乎顯得是隻紙老虎的中國，它的本質是什麼，它的力量真正代表著什麼，以及國際社會應該如何因應？「整個世界秩序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都有賴於這個判定 。」

然而來自西方的主流分析工具，如現實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看起來並不大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修希底德陷阱、中國崩潰論、百年馬拉松、G2、這些看法都觸及到了某種重要的問題，然而無法從根本上理解今天中共之種種作為──比如無情地汲取和剝奪內部社會、發動一帶一路、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種看似道德、實則虛幻的概念。

本書作者王飛凌試圖引領讀者回到西元前三世紀的秦漢時期，通過重新解讀從秦漢帝國到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根本性地展示「中國是什麼」，以及「崛起的中國代表著什麼」。具體而言，他著重分析「中華秩序」（The China Order）──中華秩序，亦即中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是一種威權主義、常常是極權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 ，它的基礎是用儒家粉飾其表的法家帝國政體，也即是「秦漢政體」（Qin-Han Polity）。

本書的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了中華秩序的來源、性質、前景和意義。凡秦漢政體，必然要以中華秩序作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來證明和捍衛自己，去統一、規範、統治整個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它形成於歐亞大陸東部特有的地理生態環境，和形成於歐亞大陸西部的、在法理上強調國際比較和競爭的「西發里亞體系」（Westphalia System）恰恰相反。

中華秩序的歷史表現是好的嗎？作者從政治治理、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文化和社會，以及人民生活水準各個方面加以評價。他的答案是：對皇帝、官僚體系和黨國體系的統治精英而言，中華秩序極有吸引力，甚至令他們有如吸食鴉片般上癮；也建立了一種似乎不可動搖的合法性。在兩千多年裡，它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國人）深深內化為某種信條：中華秩序不僅可行，而且優越。

然而，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記錄卻不甚優秀，甚至十分低劣。中華秩序下的人民不僅苦難深重，還周期性地大規模非自然死亡。19世紀一場未竟的王朝更替──即太平天國叛亂，在十年內就消滅了近一億人口，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毛澤東時代的一場人為大飢荒，在四年間（1958－1962）就造成了3000萬至4500萬人的死亡，佔到當時總人口的5％－10％。中華秩序下的中華文明長期停滯，形成了「超穩定」結構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華秩序才因「西發里亞體系」的衝擊而崩潰，中華世界不再是天下。

作者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實際上是「中華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時期，也是中華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實上採取了「西發里亞體系」的時期。包括：（1）先秦的中華世界（春秋戰國）；（2）宋代的中華世界（宋金遼西夏大理諸國並存）；（3）十九世紀後期以來的中華世界（北洋政府時代）。然而，北洋時代之後的國共兩黨主政中國，令中華世界再次淪落為專制秦漢政體。1949年，中共革命的所謂偉大勝利，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個史詩級的歷史大躍退。

作者用單獨一章分析了宋代的「中華秩序之停頓」。他認為，處在澶淵之盟──相當於西發里亞條約的中華版──的宋代（960－1279），不僅創造了中華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機遇。但它被不幸地遺棄，其深刻教訓也大半被遺忘，直到今天。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認為北京作為新的「中共秦漢式政體」，建政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文化革命、改革開放，及其伴隨著的各種官方敘事，彰顯出它被中華秩序的內在邏輯和使命所支配的歷史。

和古代的政權不同，中共政權是生活在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成員。身處一個沒有中華秩序的世界，卻深受其必需建立一個中華秩序的艱難命運所驅使，中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本質上就成為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一個悲劇性大彎路：耗費了驚人的生命、金錢和時間，除了維護其政權外，卻所獲甚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政權本身也有放棄世界革命，不再追求「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種新的大同論，接受美國領導的西發里亞—全球化貿易體系，才得到拯救並壯大。而伴隨著它的富強，陰魂不散的中華秩序意識形態也隨之復甦。因此，北京的新秦漢政體日益強大，代表著對當前世界秩序的一個系統性全面挑戰。中國的經濟模式──「裙帶資本主義」──和它創造的竊國腐敗官僚政治（kleptocracy），令中國對當前世界秩序的挑戰更具有結構性、更有力。

在美國學者王飛凌看來，習近平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過是古老中華的「大同世界」或「天下體系」的現代翻版。只是這個詞更野心勃勃，它不僅僅侷限在東亞大陸，而是要在地球上推行中華秩序。

然而它會成功嗎？它有哪幾種可能的結局？中華世界的歷史已經昭告出答案。 作者簡介

王飛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 (CFR) 成員。曾任教美國軍事學院（西點軍校）和美國空軍學院。在中國、法國、義大利、韓國、日本、 澳門、新加坡、台灣等地的十餘所大學擔任過兼職、榮譽或客座教授/研究員。主要研究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和中美關係。出版中英文著作七種（含合編兩種），包括《中國的戶口制度》（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5年）。另外發表過中英文文章數十篇，其中一些已經被譯為法、意、韓、日文發表。曾在多家國際媒體受到採訪，包括Al Jazeera, AP, BBC, CNN, The Financial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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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被孫文的空想所誤，這革命將何以處之？
　　……我還有兵力，我決不允許孫文踏入這（南京）城門一步！
　　——宋教仁

　　與孫文握手言和的宋教仁在憲法上的讓步，乃是最大失策。
　　——北一輝（本書作者）
　　一百年後，中國知識分子依舊在原地打轉，討論帝制和憲制。
　　一百年前，宋教仁和孫文關於內閣制和大總統制的分歧，在今天的台灣繼續上演。
 
　　台灣已經超越1911年革命的起點，但未能擺脫它建立的法統。
　　中國早就放棄它的法統，但最終要回到革命的起點。

　　1911年的辛亥革命（支那革命）至今已經一個多世紀。關於革命的重要性、定位和詮釋，已經被國共兩黨的黨國史觀鎖定。對台灣大部分讀者而言，國父孫中山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建立共和國家，這一形象透過歷史課本而深入人心。但關於國母宋慶齡「始終堅定的與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卻幾乎隱晦不談。而中國的官方詮釋則是，辛亥革命的侷限和失敗，彰顯出共產革命的必然；故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無疑也尊奉辛亥革命為現代中國的起點。

　　在這一正統史觀下，支那革命和孫中山經過各種刪減、裝扮和粉飾，而最終變為現代中國的政治神主牌。

　　本書《支那革命的真相》，是日本思想家、政治哲學家北一輝在1920年代出版（原書名為《支那革命外史》）。日本是中國近現代史非常重要的參與者和形塑者，其視角和立場，也因此是理解中國革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1911年革命發生時，北一輝就來到上海、南京，觀察並參與革命。他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並非狹窄的國共兩黨視角，而是從「東洋共和」的觀念出發，從而提供一款迥異於國共兩黨的「支那革命真相」。

　　■為何透過孫中山考察支那革命，是徒勞無益？宋教仁和孫中山，誰對支那革命的貢獻更大？為何北一輝認定宋教仁是被孫中山指示暗殺的？

　　北一輝認為，支那革命的失敗，就國內的因素言，是以宋教仁為中心的國權派從未掌握革命的主導權。而革命政府推舉了完全不熟悉國情的孫中山出任領袖。這一論斷，完全抵觸了當前遵奉的國共兩黨革命史觀。

　　參與革命現場的作者提出疑問：在1912年8月成立國民黨之際，孫中山被選為理事長後，他為何不到任，反而去出任袁世凱任命的「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當南北統一達成，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後，何以堅持與袁世凱抗衡的是宋教仁，而非孫中山？「鄙人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斷言：孫文的理想從一開始就屬於錯誤的方向，中國所希求的東西與他給出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假如這斷言是正確的話，那麽透過孫氏來考察革命運動、認識不斷發生革命的中國，就不能不說是徒勞無益了。」（北一輝）

　　代替孫中山而領導國民黨投入參眾兩院選舉的人，最後是宋教仁。當宋教仁贏得大選後，為何出現宋慘遭暗殺的事件？「鄙人可以負責任地說：袁世凱不是暗殺宋君的主犯，他僅僅是個從犯而已。暗殺計劃的主謀者……還有一名驚天從犯，即為世人所尊敬的某位藏鏡人（指孫中山）——此人權勢最盛之際，正是作惡最烈之時。」

　　「宋君躺在白色床單上的橫死臉容，又在鄙人的眼前浮現。主犯者噙著虛假的眼淚，向未知的弔唁者裝模作樣地介紹作為宋先生摯友的鄙人，其舉動實在可疑之至。……鄙人在宋君的靈前告別，淚流滿面的同時，心裡也在想道：這千古奇冤將在何日得以昭雪呢？這一切宛如昨天發生的事。每當思念湧上心頭，宋君之亡靈就不可思議地來到鄙人的身邊。」

　　北一輝以優美的、飽含激情的文筆反思支那革命，對於革命前後的政治問題，均提出自己的獨家看法。本書恰巧是站在國共兩黨史觀的另一端，故可為眾多民國史上避而不談的課題，提供新的思索方向。

　　■本書前半部佳評如潮，後半部則是譏評不斷。北一輝的書最終被禁；他自己更是被日本政府在1937年處以極刑——《支那革命的真相》不僅僅是辛亥革命的見聞錄，更是北一輝關於中國革命、中國政體的精闢分析之作。

　　據說作為大正民主主義者的吉野作造，讀了本書前半部份，特地登門拜訪北一輝。但他讀完後半部，態度又立刻發生改變！為何如此？其實從日本內部精英的角度看此書，前半部可謂是佳評如潮，後半部則是譏評不斷。

　　這是因為《支那革命外史》包含兩個主題，一是論述支那革命的本質，另一是申論日本政府的因應之道。兩個部分，分屬不同主題、不同撰稿時間，也獲致了兩種過然不同的評價。

　　本書的獨特性和重要性也恰好在此。作者在檢討支那革命時，幾乎處處以日本的維新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為參照系，並結合中國自己的政治傳統，思考革命後的國體該如何建立。「孫文抄襲美國式大總統政治的理想，從邏輯上推想，反而會背叛民主自由而讓專制登台。這種推想實際上已被他自身的經歷所證實：反對袁世凱的孫文，連在祖國居住的自由也被剝奪，不得不亡命外國。」

　　這是因為，「美國的建國歷程淬煉出一批崇尚自由的移民，中國數千年的歴史則鞭打出一大群奴隸。美國和中國根本是從立國精神到歷史發展方向迥然不同的兩個國家，孫文生搬硬套的空想也未經美國人的充分論證，而這也成為了革命黨在自覺方面，廣為人所知的痼疾。」

　　他認為，「一般人往往通過對袁世凱與孫文的人格上比較，判斷所代表的君主制與共和制，何者適合中國國情，這不能不說是非常膚淺的觀察方法。只有當袁世凱和孫文這些泡沫都被抹除之後，才能看清中國革命潮流的本質。」

　　■排滿興漢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北一輝始終主張，在驅逐英俄前提下的中國保全主義，並不包括滿洲。

　　作者認為，革命中國的真正覺醒，依賴的是東洋精神的復活。而促進、鼓勵、鞭策其復活的，正是閃耀著東洋魂燦爛光輝的日本思想。中國革命黨人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就猶如像豬一般活著、像蠅一般死去的奴隸時代的法國人，仰望具有大憲章自由的對岸英國那般。」

　　但在日本原本用於維持治安的國家民族主義，一旦西渡到被滿人征服的中國，就被理解成革命的科學理論。所以「滿清王朝的覆亡，並非上天的惡作劇」。滿清皇帝送一批人來日本留學，未料到這批人在日本學的竟是如何排滿興漢；「這種發展，恐怕上天也不得不為之啞然失笑吧！」

　　他認為，日本因戰爭而從俄國手上奪取南滿洲，毫無疑問乃是日本之正義。「從旅順山巒到遼陽荒野的十萬生靈，是日本為了徹底執行中國保全主義……在中國北境建立起真正的萬里長城。」而基於明確的法理依據而瞭解南滿洲的主權，對今後的中日兩國而言都至關重要。「新興的漢族政權，如果想要奪回亡清所失去的領土，恐難免干戈相見。」

　　作者也從滿漢的角度看待袁世凱。「袁氏雖為漢人，卻沒有智慧來考慮，自己與排滿興漢的大潮流背道而馳，是否為可行之策？」在亡國階級生活中打轉的袁世凱，所做的一切事，也離不開亡國階級的範疇；但他恰恰欠缺維持舊道德的誠實良心，缺乏作為忠臣義士應有的道德理念；他既害怕革命的風潮，又沒有膽略立在革命的風頭浪尖之上。一言以蔽之，袁世凱不過是一名熱衷於復出的官迷而已。

　　■本版邀請日本、中國、台灣三方的歷史學者深入撰寫五萬字導讀，從三種不同立場和角度，回應日本知識分子北一輝眼中的支那革命！

　　日本學者六辻彰二、中國知識分子傅國湧、台灣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黃自進為本書撰寫導讀，從各自的語境和所在社會的問題意識出發，分析本書和作者北一輝的價值。對於六辻彰二而言，理解北一輝的思想對日本近代史的影響是其重點。某種意義上，他看待支那革命這本書，看到的是一個日本思想家把他的理念在中國之投射和失敗的實踐。

　　傅國湧特別針對中日關係而思考。「由北一輝其人和他參與中國革命十三年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中日命運共同體，或者說東亞命運共同體，而不僅是一個孤立的中國和孤立的日本。……中日兩國的革命者有著精神血緣上的聯繫，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為模式上、經歷上，都有相當的相似性。」

　　「北一輝對孫中山革命地位的否定，當然抵觸了當前海峽兩岸遵奉的國共兩黨革命史觀。至於這樣的論斷是否公允，得由讀者各自判斷。但無論如何，有鑑於民國史的曲折發展，他的見解似乎可為吾輩提供眾多參考的線索。」「只是，此書恰巧是站在與國共兩黨史觀對立的另一端，縱使觀點有其偏頗一面，依然可為眾多民國史上避而不談的課題，提供新的思索方向。這一點，即為今日重讀、研究《支那革命外史》的價值所在。」（黃自進）

《天安门》（英语：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美国制作的访问纪录片，通过访问及回顾，描述关于1989年发生在天安门等地的整个八九学运。该片曾于香港一间戏院上映了几个月，上映期间宣称是由法国拍摄[来源请求]，但事实上，该电影是由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卡玛及其丈夫高富贵（英语：Richard Gordon）担任导演及制片，David Carnochan担任副导演及剪辑工作。该片是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Frontline系列历史纪录片的一集，但同时也作为单独的纪录片上映、发行和参展。该片于1995年10月在美国首映。本片由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及美国公共广播局资助拍摄。
按照该纪录片的说法，影片“通过采访当年经历过这场运动的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再现了这五十天内发生的争端、愤怒、无畏、亢奋、荒诞、以及种种悲剧，并对运动中人们所习惯的思维观念和话语体系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影片内容在探讨运动发生的原因，和部分运动领袖在抗议运动进行中的不适当行为。尤其是影片针对另外一位运动指挥柴玲，在她逃亡过程中对外界关于6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坦克把学生碾成肉饼”、广场死亡人数达200至4000多的描述，绝食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台湾歌星侯德建强调，他“6点半还在广场上，一点也没有看见”，他接着表示这些描述是“以谎言打击敌人”。其他包括刘晓波、韩东方、吴国光、梁晓燕等人都在反思当时社会和自己的行为。
不过，影片还是纪录了部分发生在天安门周围，以及北京其他街区的解放军开枪及人民伤亡的情况，其中包括后来发起“天安门母亲”活动的丁子霖描述她儿子参加抗议活动被打死的经过。影片还纪录了在当时有人因为接受境外记者采访说政府有拿“坦克压学生”而被判刑10年。影片最后以画外音的方式，指出邓小平“面对改革带来的危机，他拿起来旧式武器”，他“想在历史上留下知民爱民的名声”“但是六四屠杀成为他无法抹去的一笔”。

由苏格兰导演阿曼多·兰努奇（Armando Iannucci）执导的英语电影《斯大林之死》（The Death Of Stalin）近日开机拍摄，该片根据Fabien-Nury同名漫画改编，讲述了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激烈的权力争斗。
饰演斯大林的是美国演员阿德里安‧麦克洛格林（Adrian Mcloughlin），金球奖得主杰弗瑞·塔伯（Jeffrey Tambor）将饰演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史蒂夫·布奇密（Steve Buscemi）将饰演赫鲁晓夫，前“邦女郎”奥尔加·柯瑞兰寇（Olga Kurylenko）将饰演苏联钢琴家玛丽亚·尤金娜（斯大林是在她钢琴唱片的伴奏下死去的），西蒙·拉塞尔·比尔（Simon Russell Beale）将饰演苏联二号人物贝利亚，鲁伯特·弗兰德（Rupert Friend）将饰演斯大林次子瓦西里。
除此以外，加盟本片的还有杰森·爱萨克（Jason Isaacs）、托比·科贝尔（Toby Kebbell）等。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最高领导人（1924——1953），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苏联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关于他的死一直存在各种阴谋论，官方给出的结论是中风导致的自然死亡，但也有人坚信他是被投毒害死的，而凶手就是克格勃（苏联情报机构）头子贝利亚。
斯大林死后，苏联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高层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最终赫鲁晓夫等人扳倒了当时苏联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贝利亚。斯大林去世几个月后，贝利亚被作为西方间谍处以死刑。

戴夫·斯盖拉克和好基友亚伦是某八卦脱口秀的主持人和制作人，虽然收视率节节攀升，但是新闻记者出身的亚伦还是希望能在正统的领域内大有作为。与此同时，北朝鲜统治着金正恩号称要用核武器轰炸美国西海岸，朝美两国关系瞬间跌至冰点，剑拔弩张。而戴夫则突发奇想，要面对面采访这个世人眼里如同恶魔一般的独裁者。当两人还未动身之际，CIA探员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他们在采访期间伺机刺杀金正恩。几个回合下来，不靠谱的戴夫和亚伦答应了这个危险的任务。他们总算来到神秘的朝鲜，可是突发状况却接二连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