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内容简介：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历史演变过程的阐述，基本上可概括为两点：一个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从社会主义革命角度谈农民问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要走公有制、集体化的合作化道路等。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家庭经营是落后的，要被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不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所取代。《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由秦晖所著。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面对贫穷，中国的传统文化游刃有余，然而面对财富，却捉襟见肘。在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问：财富是如何集中在素质低下者和品质恶劣者手中的，又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跨越诸如腐败、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地方恶势力以及黑色经济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陷阱。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出版于1981年，是雷蒙德•卡佛的成名之作，同时也是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本书由十七篇短篇小说组成，讲述了如餐馆女招待、锯木厂工人、修车工、推销员和汽车旅馆管理员等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的生活。这些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愿望，做着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他们发现自己在为生存而挣扎，无法获得在常人看来并不远大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窘困和不如意，婚姻破裂，失业，酗酒，破产。卡佛用“极简”的遣词、冷静疏离的叙事，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

本书收作者1934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1935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花边文学》作者鲁迅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淮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鲁迅便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形成过许多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本书是对1974年首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讨会上的重要论文的系统汇编。与会学者普遍关注两个一般性问题，即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理论的突出贡献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的重点问题和新方向是什么？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书已不再是单纯的会议记录，而具有了宣言的性质。
全书共分为四篇，第一篇“导言”，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非常规科学的地位进行了论述。第二篇“理论与方法”收入五篇文章，深入阐释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并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背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等做了独到的介绍和分析。第三篇“应用”收入七篇文章，展现了奥地利学派对经济领域中一些关键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解决方案。第四篇“结语”，具有较强的论辩色彩，文中指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现实处境，并申明了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主要任务。
本书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独特之处。书中所收论文在今天看来仍颇具理论与现实意义，并可令普通读者对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此外，本书对于研究经济思想史也具有参考价值。

哈耶克在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谈这本文集的内容的：“初看上去，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些论文所关注的论题似乎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很快就能够发现，其中大多数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的确，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从道德哲学的问题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问题到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论文中，我却是把上述问题当作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方面来看的。……”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称名叫田村卡夫卡——作者始终未交代其真名——的少年。他在十五岁生日前夜独自离家出走，乘坐夜行长途巴士远赴四国。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亲所作的比俄底浦斯王还要可怕的预言：尔将弑父，将与尔母、尔姐交合。卡夫卡四岁时，母亲突然失踪，带走了比卡夫卡年长四岁、其实是田村家养女的姐姐，不知何故却将亲生儿子抛弃。他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仿佛是运命在冥冥之中引导，他偶然来到某私立图书馆，遂栖身于此。馆长佐伯女士是位四十多岁气质高雅的美妇，有着波澜曲折的神秘身世。卡夫卡疑心她是自己的生母，佐伯却对此不置可否。卡夫卡恋上了佐伯，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小说还另设一条副线，副线的主角是老人中田，他在二战期间读小学时，经历过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从此丧失了记忆，将学过的知识完全忘记，甚至不会认字计数，却获得了与猫对话的神秘能力。中田在神智失控的情况下杀死了一个自称焦尼·沃卡（Johnny Walker）、打扮得酷似那著名威士忌酒商标上所画的英国绅士的狂人，一路搭车也来到此地。小说共分49章，奇数章基本上用写实手法讲述卡夫卡的故事，偶数章则用魔幻手法展现中田的奇遇。两种手法交互使用，编织出极富强烈虚构色彩的、奇幻诡诘的现代寓言。佐伯是将这两个故事联结为一体的结合点，而弑父的预言似乎最终也未能避免，因为狂人焦尼·沃卡居然是卡夫卡生父乔装改扮的，真正的凶手也并非中田……

这本书是作者过去几年给一些期刊报纸写的专栏文章结集，其中主要是给《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

本书以2008年至2010年间发生的重点新闻事件入手，通过对新闻事件和新闻报道背景的还原和条分缕析，理性梳理从专业媒体到民间声音对新闻事件的不同解读，展现中国和世界在相互理解和沟通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与错位，以及这错位背后所折射的中国从政府到民间的思维范式。
作者从新闻谈起，但不囿于新闻领域，更在书中分享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呼唤中国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培养更为宽容、开放、理性的大国心态，引导年轻一代用更包容、更多元的胸怀和视野来思考中国和世界，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格公民。

所谓“公路小说”就是以路途为载体反应人生观，现实观的小说。

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韩寒新书的出版将会在中国创造一个历史事件，文章开头“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用一部旅行车为载体，通过在路上的见闻、过去的回忆、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等各种现实场景，以韩寒本人对路上所见、所闻引发自己的观点，这场真正的旅途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似乎逾越了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但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韩寒是“叛逆的”，他“试图用能给世界一些新意的眼光来看世界。试图寻找令人信服的价值”。他认为这一切通过文学都可以实现，产生了要创造一种批判现有一切社会习俗的“新幻象”的念头——《1988》就此问世。

“虽然作者们提供了非常优秀的文章，但它终究只是一本文艺读本，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本质上，他都无法承载很多人对于改变现状，改善社会的期望。我们总说，这个社会需要常识，需要启蒙，但其实我认为，互联网十年，该启蒙的人已经被启蒙了，有常识的人一直有常识，大家其实都知道美和丑，好和恶，只是我们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我们在台面上要扭曲和违背一下自己。要改变靠自己，现在不是旧年代，资讯毕竟对我们开放了七八成，我们也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七八成。而一本文艺读物，除了能提供好的文艺作品以外，能量有限，如果你抱着想看战争片的心态误看了一部文艺片，无论这部文艺片多好，你都会失望。”（韩寒说《独唱团》）

本书以社会学为背景，将客观性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以此研究新闻专业性和媒介机构。 在研究美国现代报业开端时，着重解剖了两种报道模式——“故事模式”与“信息模式”。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视角的新闻事业变迁史，其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把报业融入社会体系之中，又以新闻专业主义为中心，紧紧抓住与“客观性”相关联的新闻表现手段及其源起、目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书作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经典读物为广大学者所推崇。

知识与权力、报道与掩饰、诠释与共谋
萨义德“东方学三部曲”压轴之作
台湾“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副所长、著名专家单德兴教授 专文推荐
从伊朗人质事件、波斯湾战争，到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爆炸案，西方世界一直被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幽魂苦苦纠缠。在新闻媒体的描述，以及政府、学界与企业专家的应和下，“伊斯兰”竟沦为恐怖主义与宗教狂热的同义词。而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利用“伊斯兰”一词，来为其丧失民心的高压政权张目。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中，爱德华·萨义德针对伊斯兰被西方媒体塑造出的僵固形象，检视了其渊源和影响。他结合政治评议与文化批评来揭示出，即便是对伊斯兰世界最“客观”的报道，其中也潜藏着隐而不显的假设和对事实的扭曲。

《准风月谈》收作者1933年6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
1934年12月上海联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次年1月再版，1936年5月改由联华局出版。作者生前共印行三版次。
书名源自上世纪《自由谈》编者所发一则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该书共收录鲁迅在1933年所写的杂文六十四篇。包括《夜颂》，《“吃白相饭”》，《晨凉漫记》，《秋夜纪游》等。原版书如今已成珍品。距今未过百年，读来却苍桑倍感。

《伪自由书》里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 年9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 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这部书针对当时上海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正需要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求进一步的钻研，因此就有采用这样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中国的西北角》，是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著作。记录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的沿途见闻，向读者真实地还原当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大公报》于1936年8月将其通讯集册出版，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范长江用生动的文字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时局状况。全书由一系列的通讯结集而成，这使得书中描写内容客观真实，较少夹杂作者自己的观点。书中包含中国国内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长征的通讯，它也让人们在获得对红军正确的认识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意义。书中所涉内容广泛，描绘的人物形形色色，既有军政要人，又有山川小民，涵盖了从社会上层至底层的各种人物的生活。这本书同时也揭示了当时国内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民族压迫的问题[3]，深入透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大大震动了当时的新闻界。另外，1938年日本的松枝茂夫翻译了本书。所制成的日译版，使得范长江扬名海外，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西北角》一版再版，产生巨大影响，获得轰动性的成功。与当时的“西北开发”策略相衬而生，对于揭露当时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民族矛盾等问题均有重要的意义。

《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创作于 1873—1877年。作品由两条既平行又相互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伏伦斯基之间的家庭、婚姻和爱情纠葛；一条是列文和吉娣的爱情生活及列文进行的庄园改革。安娜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年轻漂亮，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性情冷漠的“官僚机器 ”。一次在车站上，安娜和年轻军官伏伦斯基邂逅，后者为她的美貌所吸引，拼命追求。最终安娜堕入情网，毅然抛夫别子和伏伦斯基同居。但对儿子的思念和周围环境的压力使她陷入痛苦和不安中，而且她逐渐发现伏伦斯基并非一个专情的理想人物。在相继失去儿子和精神上最后一根支柱 ——伏伦斯基后，经过一次和伏伦斯基的口角，安娜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在这个虚伪的社会中生活下去，绝望之余，她选择了卧轨自杀。小说揭露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丑恶与虚伪，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处在社会转型期时所进行的复杂的道德探索和思想探索。

《后台》第一辑分“行动”、“思考”、“争论”三部分。
“行动”展现了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的辛酸苦乐：如何在垃圾里找到新闻线索；如何靠借宿减缩采访费用来确保客观报道而避免因靠赞助不得不在报道中“卖身”；如何与采访对象建立良好关系以获得持续关注；如何通过多方采访使报道更具“肉感”……
“思考”凝集了编辑记者的职业思考和经验心得：大到如何理解把握“客观报道”的标准与“道德化”的尺度、如何实现大尺度观察与细节化表述的兼容，小到如何与官员打交道、如何规范使用人名头衔、如何正确表述匿名消息源……
而“争论”则借由报社内部对《平时是天使 周末是魔鬼》一文的激烈辩论，直观生动地呈现出南方周末内部评报传统与新闻操作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