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英文版第一版于2010年（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第二版于2016年，本书为第二版译本。
在这本书中，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从根本上批判了一种思想，即教育首先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工具。她指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更好的生活质量；忽视和嘲讽艺术和人文学科，将使我们大家的生活质量以及我们民主制度的健康陷入危险。
作者指出，从教育的历史上说，人文学科曾经是教育 的中心内容，因为人文教育被认为是培养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公民的重要手段。但是，近年来，在世界很多国家，教育的目的走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急切地想推动经济发展，许多国家日益将培养学生的经济生产力作为主要目标，而不是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成为有知识、有道德、负责任的公民。这种以获利的技能为中心的教育已经腐蚀了青年人质疑权威的勇气与能力，降低了他们对弱势群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同情心，削弱了他们处理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的能力。这些基本能力的缺失对社会和世界的健康发展是有害的。为改变这种状况，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抵制将教育降格为赢利的工具。相反，我们应该将教育和人文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们成为对他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有责任心的公民。

本书涉及政治哲学所有的重要论域（包括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民主、自由、分配正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展现西方两千五百年间的哲人智慧（包括柏拉图、霍布斯、洛克、卢梭、密尔、马克思、罗尔斯等）。作为一本导论性著作，本书旨在带领你思考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哲学问题，这些问题是每一位公民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都会遇到的，而且必须回答的。更重要的是，作者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开放性的。他不是要告诉你最终的答案，而是以提问和交谈的方式把这些问题娓娓道来，通过展示伟大政治思想家的论证来帮助你形成自己的观点。
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被译成多国文字，中文版根据英文最新修订版译出。任何对政治哲学感兴趣的读者都会从这本书中获益。

简介：
这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力作。知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非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而拯救之途也许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导读：
对种族主义、种族灭绝、理性、犯罪社会中的个人责任以及顺从与抵抗的源泉的反思，充满惊人的原则性。
——《村声文学增刊》
对那些对于文明、进步和理性观念仍深信不移的人来说，本书……挑战了我们时代的基本信念。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思想丰富而发人深省……这本书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教室里和书架上。写得极其出色。
——《当代社会学》
致珍尼娅，和所有其他讲述真相的幸存者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高度文明化的人类在头顶翱翔，想要置我于死地。他们作为个人对我没有丝毫敌意，我对他们也是如此。常言道，他们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遵纪守法的人，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未想过去杀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中有人处心积虑地放置一个炸弹将我炸成齑粉，他也决不会因此而寝不安枕。他是在效力于他的国家，有权力赦免他的罪恶的国家。
——乔治·奥威尔，《英格兰，你的英格兰》（1941）
沉默是最大的悲哀。
——Ｌ.贝克，德国犹太人代表机构主席，(1933—43)
我们感兴趣的是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它们怎么会发生？……是否应当保持其全部的重要性、全部赤裸的事实和恐怖的一切？
——Ｇ.萧勒姆，“反对处死艾希曼”
前 言
在写完了躲藏在犹太人区生活的亲身经历后，珍尼娅向我，她的丈夫，表示了感谢，感谢我容忍她在两年的写作时间里，再次居住在“那个不属于他”的世界，而长时间地不在我身边。的确，尽管当时它的触角延伸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我还是躲过了那个恐怖而不人道的世界。并且就像许许多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我也从未试图在它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再去探究它，而任由它游荡在折磨人的记忆和被它夺去生命或伤害过的人那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之中。
当然，我对大屠杀有一些了解。我与许许多多的同龄人和年轻人对大屠杀有着一样的印象：大屠杀是邪恶之徒对无辜者犯下的一次可怕罪行。整个世界分化成疯狂的刽子手和无助的受害者，还有许多其他尽其所能帮助受害者的人，虽然他们在大多数时候无能为力。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反纳粹联盟的盟军的最后胜利才能够结束这场人间浩劫。根据所有这一切，我印象中的大屠杀就像墙上的一幅画：被加上了清晰的画框，使它从墙纸中凸显出来，强调了它和其他的家饰有多么大的不同。
而读了珍尼娅的书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知甚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思路是不恰当的。我逐渐明白了我并没有真正理解在那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那一切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简单而且理智上很舒坦的方式所能解释的。而我原来天真地认为这种方式业已足够。我意识到大屠杀不仅是险恶和恐怖的，而且根本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这个事件已经用它自己的符码记录了下来，要理解整个事件，首先就必须破解这些符码。
我本希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能弄清楚它的含义并且解释给我听。我翻遍了我以前从未探察过的那些图书馆书架，发现这些书架满实满载，充溢着审慎的历史研究和深奥的神学小册子。里面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书——研究得非常精妙，剖析得非常深刻。历史学家则积累了卷册浩繁、内容丰富的史料证据。他们的分析令人信服而又深邃。毋庸置疑，他们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窗户，而不是墙上的一幅画。透过这扇窗，你可以难得地看到许多通过别的途径无法看到的东西。透过这扇窗看到的一切，不仅对罪行中的犯罪者、受害者和证人，而且对所有今天活着和明天仍然要活下去的人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透过这扇窗我所看到的一切一点儿也不令人愉快。但是，所见的画面越是抑郁沉闷，我就越是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
而以前我的视线从未越出过那扇窗，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社会学同事们没有什么不同。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大屠杀在我看来充其量是可以被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所解释的某种事物，而决不是可以解释我们目前所关心的目标的某种事物。我以为（是因为疏忽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大屠杀是历史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断裂，文明化社会体内生长的毒瘤，健全心智的片刻疯狂。因此，我可以为我的学生描绘一幅正常、健康、健全的社会图画，而把大屠杀的故事交付给专业的病理学家。
一些把大屠杀的记忆占为己有和对它进行利用的方式极大地助长了（虽然没有解释）我和我的社会学家同事们的这种自满。大屠杀经常作为发生在犹太人身上，而且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悲剧，沉积在公众的意识里，因此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它要求惋惜、怜悯，也许还有谢罪，但也仅此而已。作为那些躲过了子弹和毒气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于枪杀和毒气的受害者的后人们所掌握的或者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的事件，大屠杀一次又一次地被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讲述成犹太人的集体（也是单独的）所有。最后，两种观点——“外在”的和“内在”的——互为补充。一些自任为死者代言的人，甚至警告那些串谋起来企图从犹太人那里盗走大屠杀，使之“基督教化”或者把其独特的犹太特性消融在一种毫无特征的“人性”苦难之中的那些窃贼。犹太国家则力图把这段悲剧的历史用来当做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当做其过去和将来政策的安全通行证，并且，最重要的是，当做它为可能要干的不道义行为提前支付的代价。各承其因，这些看法又对公众意识中大屠杀是仅仅属于犹太人的事件，而对被迫生活在当代并成为现代社会之一员的其他人（包括作为人类的犹太人本身）毫无意义的观念起了加固作用。但是，一个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朋友近来突然使我意识到，大屠杀的意义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私有的不幸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并且这种简化又是多么的危险。我则向他抱怨说在社会学中我没有发现很多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回答说：“这不令人吃惊吗，想想有多少社会学家是犹太人？”
人们在周年集会上宣讲大屠杀，在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听众面前追悼大屠杀，把它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中的事件来报道。大学也开设了有关于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课程，不过，却把它从总的历史课程中分离出来单独教授。大屠杀已经被许多人看做是犹太人历史的专门话题。大屠杀吸引着自己的专家——那些在专家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频频碰头并互做报告的研究者们。但是，他们那些特别丰富且至关重要的作品却能够回归到研究性学科和一般文化生活的主流中去——就像在我们这个专家和专门化的世界里存在的大多数其他专门化兴趣那样。
当它最终找到回归的道路的时候，它时常也只被许可在公众的舞台上以一种理智化的，因而是彻底失去了鼓动性并具有安慰性的方式存在。心悦神和地与公众的神话相契合，大屠杀可以使公众摆脱对人类悲剧的冷漠，却无法使他们摆脱他们的自以为是——就像美国肥皂剧译制片《大屠杀》所展示的，养尊处优、彬彬有礼的医生和他们的家庭（就像你在布鲁克林的邻居那样）正直、高贵、道德无损，在由粗俗残忍的斯拉夫农民侍候着的令人厌恶的纳粹败类的押送下走向毒气室。罗斯基斯，一个对犹太人对末日所做的反应富有洞见且能深深地移情入内的研究者，记录下了犹太人默然而无情的自我审查工作——犹太居住区里的诗句“弯曲至地的头颅”（headsbowed to the ground）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为“信念支撑的头颅”（heads lifted in faith）。罗斯基斯的结论是：“阴暗被拭去的越多，作为一种原型它就越能呈现其特殊的轮廓。死去的犹太人是绝对的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党是绝对的恶。”（罗斯基斯，《抵制世界末日，现代犹太文化对浩劫的反应》（D.G. Roskies, Against the Apocalypse, Response to Catastrophe in Modern Jewish Cultur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ｐ.252。）因此，当汉娜·阿伦特指出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时，冒犯了很多人的感情，而招来一片指责。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二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的意识中对历史记忆进行自我医治就不仅仅是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无意冒犯。它也是一个信号，标示出一种危险的、可能会造成自我毁灭的盲目性。
这种自我医治的过程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屠杀完全从记忆中消失。恰恰有许多与此相反的迹象。除了少数历史修正派的声音否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之外（即便是无意的，这种否认也只是通过他们鼓噪起来的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增加了公众对大屠杀的知晓程度），大屠杀的血腥和它对受害者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幸存者的影响）在公众兴趣里占据的位置呈上升的趋势。这一类型的话题已经成为电影、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必不可少的——哪怕从整体上说是辅助性的——次要情节。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这种自我医治——通过两个互相纠结的过程——的的确确发生了。
一个过程就是强行赋予大屠杀的历史以专家专题研究的地位，把它交付给自己的研究机构、基金会和圈内会议。研究性学科的分流带来的一个常见而又人所共知的后果就是新的专门化领域与研究的主领域的联系变得很微弱；新专家的关注和发现对主流的影响并不大，而他们提出的独特的语言和构想也是如此。因此，分流通常意味着代表专家团体的学术兴趣从学科的核心准则中被剔除出去；就是说，这些学术兴趣被特殊化了，被边缘化了，虽不必然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更为一般的意义；而主流学术也不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关注。因此我们看到，尽管有关大屠杀历史的专门著作无论在卷帙、厚度还是在学术质量上都以相当快的步伐前进，但在综观现代历史时倾注于大屠杀的空间和注意力却仍然没有太大的提高；甚至正好相反，现在可以更容易地附加一个长度适当的学术参考书目，而不去对大屠杀做实质性的分析了。
另一个过程就是已经提到的对沉积在公众意识中的大屠杀形象进行清洁化（sanitation）的过程。公众关于大屠杀的印象经常与纪念性仪式和这些仪式招致并予以合法化的严肃说教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方面无论有多么重要，却没有为深层次地分析大屠杀提供多少空间——尤其是关于大屠杀那些难以认清和容易混淆的方面。而通过非专业性的和一般的信息媒介，原本已经很有限的分析就更少地能够进入公众的意识中去了。
当公众被要求去思考这最令人畏惧的问题——“为什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恐怖？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世界文明化程度最高的中心？”——他们头脑中的宁静和平衡也很少被打破。如果将对罪行的伪装的讨论当做对原因的分析，就会有人告诉我们，恐怖的根源应该到希特勒的成见、其党羽的奉承谄媚、其追随者的残暴及其思想的传播所导致的道德败坏中去寻觅，而且能够找到；如果我们研究得更深一步，或许还能发现根源在于德国历史的特定回复，或者在于普通德国人特有的道德冷漠——一种只能被期望存在于他们公开或者潜在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尽力去理解这种罪行怎么会变成现实”的要求所做的回答，则是一个冗长乏味的陈述，关系到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可恶政权，关系到纳粹的残暴和“德国的痼疾”中的其他方面，我们都相信并且被鼓励继续相信这些都代表了某种“与我们星球的本质相悖”（奥兹克，《艺术和情欲》（Cynthia Ozick, Art and Ardour),New York: Dutton, 1984, p.236?)的东西。也有人说一旦我们完全明白了纳粹主义的野蛮及其的原因，“那么有可能的是，即使不能治愈的话，也至少会使纳粹主义在西方文明上留下的创伤不再疼痛”（对照贝勒尔，“冲破纳粹的黑暗”（StevenBeller, ‘Shading Light on the Nazi Darkness’）， 《犹太季刊》（Jewish Quarterly）， Winter 1988—9， ｐ.36。）。如果可以对这类观点做一种解释的话（那并不见得一定就是作者们本人的看法），就可以说一旦给德国、德国人和纳粹主义者确定了道德和物质上的责任，原因也就找到了。这就像大屠杀本身一样，它的起因被压缩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一段有限的（所幸是业已结束的）时间内。
然而，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Germanness），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一切都发生在“外面”——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家。“他们”所受到的责备越多，“我们”这些其余的人就越安全，我们为捍卫这种安全所要做的也就越少。一旦将对罪行的归咎与对原因的落实等同起来，也就不必去质疑我们为之骄傲的清白与心智健全的生活方式了。
荒谬的是，总的结果就是将刺痛从大屠杀的记忆中拔了出来。大屠杀能够传递给我们今天生活方式的信息——我们为了安全所依赖的制度的性质，我们衡量自己的行为与认为正常并加以接受的互动模式是否适当的标准的效力——默然无声、没有听众，也没有人去传递。即使被专家阐明并且提交到圈内会议上讨论，在别处它也不会有什么声音，对所有圈外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神秘之物。它还没有进入（至少不是以一种严肃的方式）当代意识。更糟糕的是，它至今还未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这项研究欲图为一项遭到了长期延误，并且具有相当文化与政治重要性的任务做一点微薄和适度的贡献；这个任务就是要使从大屠杀这个历史片段中得到的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教训进入当代社会的自我认知、制度实践和社会成员之中。这项研究并不提供任何对大屠杀的新的解释；在此立场上，这项研究完全依赖于近来专业研究的惊人成就，我从中尽力汲取所需，受益良多。不过，大屠杀所揭示的过程、趋势和潜在可能性使这项研究必然集中于对社会科学（可能还有社会实践）的各种非常核心的领域进行修正。这项研究中各种探讨的目的不是要增加专业知识，也不是要增加社会科学家对边缘性学术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一般应用面前展示专家的发现，要以与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旨趣有关的方式来解释这些发现，并把它们反馈到我们学科的主流中来，也由此把它们从当前的边缘状况提升到社会理论和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地位。
第一章是有关社会学对大屠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关键问题做出的反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样的反应之少得惊人）的概览。其中的一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里单独展开并更充分地进行论述。因此，第二、三章主要探究在现代化新条件下的各种界标性趋势所导致的张力、传统秩序的瓦解、现代民族国家的巩固、现代文明某些特性之间的联系（其中，科学修辞在社会工程各种抱负合法化的过程中的作用最为显著）、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考虑到大屠杀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脱离现代性的文化倾向和技术成就的背景就无法理解，因此在第四章，我力图直面的问题是，大屠杀在其他现代现象中占据的位置所具有的独特性与常规性之间真正的辩证统一。我得出结论是：大屠杀是本身相当普通和普遍的因素独特地相互遭遇的结果；这种遭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从社会控制，一步步地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
第五章干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即带着特别的热情来分析那些我们“宁可不说”（珍尼娅·鲍曼，《晨冬》（Janina Bauman,Winter in the Morning),London: Virago Press, 1986, p.1。）的事情；即对一些现代机制的分析，这些机制使受害人在他们的受害过程中进行合作，并且产生了那些与文明进程使人高尚有道德的后果相悖而导致人性沦丧的强制性权威。第六章讨论的主题是大屠杀的一种“现代联系”，即大屠杀与权威模式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官僚体系中发展到了完美的程度——这是对米格拉姆（Milgram）和齐姆巴多（Zimbardo）所做的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的一个扩展评论。第七章是理论综述和结论部分，主要审视了目前道德在主导社会理论视野里所占的地位，并且主张进行根本的修正——这种修正主要集中在已经揭示出来的对社会（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进行社会操纵的能力。
尽管各章的论题有差异，我希望所有章节论述的指向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加强中心主题。所有的论证都是为了支持从现代性和文明化进程及其后果的主流理论中吸取大屠杀的教训。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即相信大屠杀的经历包含着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
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即使这种遭遇是独特的，并且要求各种条件极其罕见的结合，但出现在这种遭遇中的因素仍然还是无所不在并且很“正常”。大屠杀之后并没有做足够多的工作去彻底了解这些因素可怕的潜能，为了克服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而做的工作就更少了。因此从两方面来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应该去做。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从西耶特（Bryan Cheyette）、艾森斯达特（Shmuel Eisenstadt）、费赫尔（FerencFeher）、赫勒（Agnes Heller）、赫什佐维兹（Lukasz Hirszowicz)和查斯拉夫斯基（Vicor Zaslavsky）的评论和建议中受益匪浅。我希望他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对他们的观点和启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论证。我要特别感谢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专心致志地阅读了书中一个接一个的观点，给予了有见地的评论并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感谢罗伯茨（David Roberts）对这本书所做的仔细、耐心的编辑工作。
这本书的平装本包含了一个新的附录，名为“道德的社会操纵：行动者的道德化，行动的善恶中性化”。这是1989年《现代性与大屠杀》被授予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欧洲阿马尔菲奖时作者的发言稿。

本书将素食主义进行了历史与哲学层面的深度分析，并从动物保护、环境生态、世界饥荒、女性主义等多个角度，面面俱到地佐证了“素食有理”，乃至达成“人们必须断绝肉食，不得已亦应极尽努力地减少肉食”的结论，并逐一驳斥“维护肉食正当性”或“抨击素食正当性”的各种理论。
作者辨析犀利，立论严密完整，勘称是向所未见的“素食主义百科全书”和“素食主义教战手册”。

目录

总序／1
前言 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1
序言：猫／1
第一部分／普通的美国人
第一章 动物权利论者究为何人／1l
第二章 你如何成为一个动物权利论者／3 1
第二部分／道德权利：何为道德权利以及
道德权利何以重要
第三章人权／57
第四章 动物权利／83
第三部分／言与行
第五章 我们跟爱丽丝学什么／121
第四部分／变形
第六章 变动物为食物／135
第七章变动物为衣物／169
第八章 变动物为表演者／199
第九章 变动物为竞赛者／225
第十章变动物为工具／254
第五部分／齐心合力
第十一章“是的……但是……”／289
结语：那只猫／317
致谢320
注释／324
索引／353
关于作者／384
译后记／386
总计389页

《动物权利导论:孩子与狗之间》有关于动物权利问题的哲学思考，也有从日常经验出发对动物问题的探究；有围绕人与动物关系问题展开的道德推理，也有对于人类社会中动物之道德和法律地位的反思；有从伦理学甚至神学方面入手对动物福利和权利观念的思考，也有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动物福利法的介绍和评述，有对动物福利政策和实践方式的简明扼要的阐述。

《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第2版)》内容简介：彼得·辛格和汤姆·雷根是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的旗手，是他们两个人在理论上的卓越贡献，使动物保护主义不再只是一种情感、一种姿态、一种口号，而是使其具有了深刻的哲学根据，雄辩的逻辑论证和迫切的当代意义。
该书是两个人共同编选的一本文选，为动物权利的辩论提供了一个从古到今的历史视角，让我们了解从圣经时代、古希腊、中世纪、启蒙时代直到今天最出色的哲人和思想家们如何看待动物的本性，如何论述我们人类对它们的责任。
辛格和雷根对于他们的主张充满自信，所以这本文选中收录的文章决不仅仅是拥护动物权利者的附和，而是将自古以来人们对动物权利的争论客观地展现出来，让最激烈的动物歧视主义者和动物保护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交锋，因为动物权利是人类诞生至今所面对的最艰巨的道德挑战，不仅仅依靠我们的感情和爱心，更需要所有人的智慧来弄清楚：我们有善待它们的义务吗？

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编撰的这部《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最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威教本。

本书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 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本书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内容简介：
维特根斯坦，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语言哲学的奠基人。
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维特根斯坦传记，自出版以来广受赞誉。
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运用大量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描绘维特根斯坦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及传奇的一生，堪称一流的思想传记。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因此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枢纽性问题。本“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有两种基本的框架可供选择，一是以哲学家为线索，一是以问题为线索。两种框架各有利弊，《语言哲学》做了混合式的安排：前面的四章谈论语言哲学的背景、简要介绍语言哲学的一些基本论题，中间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共九章依次阐论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此后，第十四章先扼要介绍以往哲学家对专名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指称／意义这一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第十五章先扼要介绍语言哲学发展后期几位哲学家对隐喻的看法，进而探讨字面／隐含这个基本问题。第十六章从整体上探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概述了陈嘉映老师对语言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是当代中国 治学最塌实的学者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观念。这本书的主题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的关系。沿着这条主思路，上篇先粗略回顾了哲学方式的整体解释到科学方式的转变。下篇分专题讨论实证科学对经验的关系，科学概念的特征，科学的数学性质，预测、假说和实在问题。作者语言朴素，但识力惊人。哲学初学者细读此书，必有大收获。

"每周，都有超过1 000人走进桑德尔教授的课堂，参加哈佛有史以来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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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我们永不停歇的理性思考，看看它将把我们的良知带向何方
▲如果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而向他提供致命性的药物，你认为这是对生命的亵渎吗？
▲如果一个人的死能换来多数人的生，你会牺牲那个人而让自己和同伴们活下去吗？
▲如果改进汽车的致命缺陷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你会愿意为此付出高额的改装费用吗？
▲如果一项合同与传统道德冲突，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你会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吗？
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年代，我们的行为选择总在人性和物质性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遇到生死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尊重人的基本权利而违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因此我们才会认为，19世纪遇险的英国船员为了存活下去杀死并吃掉一个病弱的奴仆，是有悖人道的。但是，当我们口口声声说个人的生命权利至上时，为什么像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却会给生命贴上价格标签？如果我们尊重个体的权利，但为什么大多数人又会反对同性婚姻？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潮、我们的正义观，正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当中。我们甚至怀疑法律是否公正，因为法律无法回避个人的道德判断，无法做到中立。这多少让习惯了传统道德观念和固定思维的我们感到不安，但这种不安，却能让我们理性精神保持清醒的状态。
我们清醒的理性和人类的良知，会促发我们去寻找有关“公正”的“出路”。这条道路既能体现我们社会规范的人性，又能体现客观性。而这正是“世界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的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寻找的有关公正的第三条进路：培养我们每个人的德性，作出我们应该作的、公正的选择。"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說是「死亡」、「欲望」、「沉思」，都太沉重。
其實，每個人就像是爵士樂團的一員，而生命就是一場彼此襯托的即興演出。
在今日，想討論「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大概只會惹來一陣訕笑。
有人覺得這是個迂腐八股的問題，畢竟，我們不是都知道「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嗎？有人覺得這是個無聊可笑的問題，根本沒什麼好問的，只要Google一下，就知道答案是「42」。
確實，這是個荒謬的問題，但或許它的荒謬之處，正在於儘管我們已經世故到明白它不可能有答案，心中卻還是天真到令人尷尬地想知道：
這一切，究竟所為何來？
文學理論大師伊格頓自稱「冒著被歸類為研究尼斯湖水怪等無聊問題的怪異學者的風險」，秉持一貫的幽默、機智與反諷，從分析「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本身的意義開始，探討了從古自今的各種答案，最後還不惜厚顏地提出他自己的答案：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

德文版(1959年)前言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本来是为一本篇幅更大的著作所写,若是我能够完成,它讨论的将是近代以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历史。前两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伦敦较为悠闲的时光中写成。我无力对抗落下的炸弹不时打断的环境,便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远离现实的题目上。这两篇文章曾发表在1941到1944年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a)上。第三篇是后来据同一时期的一次演说笔记写成,1951年6月刊发于《标尺》(Measure)。承蒙这些杂志的出版人及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基本未做改动重印这些文章,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
在这同一个领域的另一些并非随后立刻着手的研究,打断了我按原来的计划从事工作。那时我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给自己的分析——它们是我对理性衰落的一项更大的研究中的第二部分的主要论证——做一总结。但是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把原来的计划完成得让人满意,需要以广泛的哲学研究为前提,于是在中断的那几年里,我便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种研究上。我愿意接受美国的出版社重印这些文章的友好建议,既是因为公众对它们有兴趣,也是因为我希望出版整部著作的时间已不那么紧迫。
当然,这些零散的思想训练是由其背景决定的。因此读者也许乐于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那项更大任务的目标。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我研究过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学说。这项研究的若干初步成果,当时发表在我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的第一章。目前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便是对这种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的思想来源。这些我认为反映着滥用理性的观点的历史发展,会在将来分为四部分的研究中加以讨论。本书阐述的这一发展之早期法国阶段的第二部分,本来打算作为这四部分研究中的第一部分。第三部分本应作为讨论这场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德国的继续的第二部分的开场白。然后是相似的一部分,它将讨论十九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的退却——这首先要归咎于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打算谈谈美国的类似发展。
在对理性受到的日甚一日的滥用的全面考察之后,是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理性衰落的讨论。这第二项重要工作的基本思想,最初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一书中。
在重印这些摘编而成的文章时,也许我不该保留原有的顺序。这本小书有可能给后面较易于理解的领域设下不必要的障碍,有关“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的一篇详细的理论导读,或许能够提供比它更出色的系统分析。因此,对抽象讨论不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先阅读讨论“科学的反革命”的第二部分。然后他会觉得更容易理解第一部分对同一个问题的较为抽象的讨论。
我还想补充说,以本书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本著作,不会以原先设想的方式继续撰写了。我现在打算在另一本书中阐述这个思想体系,它减少了历史色彩,但更为系统了。
F. A. 哈耶克
美国版(1952年)前言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最初虽然发表于不同的年份,却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这次再版,对阐述的内容做了稍许改动,弥补了几处缺陷,不过主要的论证未变。文章的顺序现在更有条理了,与论证的展开相一致,而不再像它们初次发表时那样随意。因此,本书先是对一般问题做了理论探讨,然后考察了相关观念的历史作用。这不是为了卖弄学问,也不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证明那种特殊发展的真正意义至关重要。不过我也十分清楚,这样做的结果是,本书的前几章较之其他内容更难理解;把较为具体的讨论放在前面也许更恰当一些。然而我依然认为,关心这个题目的大多数读者,会觉得现在这种顺序更为恰当。至于那些对抽象讨论无多大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读冠以本书标题的第二部分。我希望他然后会发现,第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更有意义。
本书的两部分主要内容,最初部分地分别发表在1942—1944年和1941年的《经济学》杂志上。第三篇研究是后来写的一篇演说稿,最初发表于1951年6月号的《标尺》,同时也是从给前两篇论文所准备的笔记中整理而成。这些杂志以及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编辑,还有它们可敬的出版商、芝加哥的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重印当初在其赞助下发表的文章,在此必须向他致谢。
F. A. 哈耶克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中医、易学、传统节日……这些流传千年的宝贵遗产怎样才能抵御西方文化的压迫，以成功地“避难”？本书正记录了作者对面临严峻挑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与思索，见解深刻，发人深省。
作者将这一主题分成五个问题进行论述。包括“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危机”、“中国人的精神”“中华古学经典新解”、“中国古代哲理与教化的特质”与“西学及比较”等。

作者冯友兰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受聘担任讲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写成《中国哲学简史》，于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此书一出，立即成为西方人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其后又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出版。多年来，这部专著一直是世界各大学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在西方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