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之子李戡处女作 两大名嘴一把年轻快刀 共戡台湾教育乱象
李戡的新书《李戡戡乱记》，内容痛骂台湾教育制度的黑暗面，辛辣程度颇有其父之风。本书讨论的不是繁杂的升学体制，或是恼人的考试模式，而是学生究竟在学些什么。全书分为三个大方向探讨－－教科书、联考与学校。教科书分为历史、国文、公民三科，探讨其内容的荒谬。联考的内容变化，也颇值得探究。最后在学校部分，则反映了学校为外界所不知的教学情况。
李戡，李戡的爸爸李敖，我，和读者你们，十七岁时也曾拿起一把无形的“刀”，从此人生砍成两半。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他出了一本书，《戡乱记》，一刀砍断台湾教科书想在他脑袋里塞进的垃圾，再一刀砍断整个岛屿想包围他的窒息窝囊。——陈文茜
新一代有新一代的光华，他太阿自持、快速务实，他是异类的十七岁，他叫李戡。李戡这本书，是十七岁的抗议之作，是十七岁的务实之作，是十七岁的论世之作。十七岁的李戡超越了十七岁的我，我希望他继续超越、逐年超越。——李敖
考完联考，终有机会一吐怨气，与这批祸害教育的无耻之徒算清总账。戡乱大业，对李戡说来，路还长得很呢。——李戡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本书作者桑德拉·L.卡尔弗特博士是美国乔治敦大学儿童数字媒体研究中心的主任，几十年来长期从事媒体与儿童发展的实验研究，是美国目前公认的媒体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权威。在《信息时代的儿童发展》一书中，卡尔弗特博士阐述了科技逐渐融入了人类文化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关注了那些业已存在的和即将出一的信息技术对儿童的影响，就信息技术对儿童的思想和生活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并在些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些技术产生的影响对父母、老师和政策制定者的深远意义。

《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内容简介：“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中美文章”的薛涌博士，用委婉动人的笔触，详细分析美国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理念与实践，对比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缺失，告诉我们真实的美国大学是怎样的，告诉我们一流的大学、优秀的人才、一流的领导者是怎样塑造的。《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还教我们如何选择美国的大学和专业，即使你不上美国的大学，也可以自己学习和实践。《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是一本好看又实用的教育经典之作，每一个家长、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

2009年一开始，我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一岁就上常青藤》，相信春节一过就能和读者见面。此书大概也界定了我这一年的个人生活。
此书的目的，并不是真要把还没有学会说话的一岁孩子赶到常青藤去读大学。常青藤恐怕是当今世界上最精英的教育，也象征着某种教育理想。 “一岁就上常青藤”的意思，是从小在孩子的教育中追求这种理想。
这种理想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人的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即塑造一个全面的人(well-rounded person)。在这一理想下，教育的使命是唤醒孩子内心的自觉，让他们产生自己的思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最后形成自我、确定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孩子不是在权威的喝令中发育，而是为自己的内心冲动所驱使。这和我们从小让孩子似懂非懂地背古诗、甚至读经、在大人筑造好的模子中生长的盆景式教育，实在有天壤之别。
我的小女在美国土生土长，如今已经九岁。我们对她的教育方法，从一开始就背离了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根据我个人观察，会培养孩子的美国家长，从小的教育方式也和我们小时候所领教的那一套不一样。当然，我也经常翻阅一些教育方面的研究、报道，最后把自己养孩子的亲身经验、对美国社会的观察、乃至初步的教育研究结合起来，写成了这本小书。
在美国，越是有教养的家长，越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淡化自己的权威性，增强和孩子的对话性。有位中国人曾观察到：这些美国家长和自己的孩子说话时，经常蹲下来，把自己的脸降到和孩子的脸同一个高度。这种物理上的平等，导致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几年前，美国的社会学家Annette Lareau经过大量观察研究后出版了一本书，叫《不平等的童年》。她发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有事总和孩子商量，大家经常一起讨论问题。孩子也习惯于提问，争论。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和孩子讲话的语言则非常武断权威，常用的词汇是“去干这个”、“别干这个”、“不行”，“闭嘴”等等。这两种家庭的孩子，前者从小习惯了讨论问题，长大后遇到事情善于协商、谈判、说理、争论、甚至讨价还价。后者从小在和家长的关系中就没有回过嘴，长大后常常沉默寡言，万事等人家吩咐，没有自己的主意，甚至连提问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人，不适合与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打交道。这成为他们在教育和事业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这一研究，对中国家庭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你不能说：孩子不到懂事的时候，有些道理先让他记住，以后自然就懂了。要知道，强迫记住的道理仅仅是训戒，而不是道理。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成为道理。孩子如果从小习惯于遵循自己并不懂的训戒，对大人的观点不质疑、不讨论，那么长大以后就不知道根据道理还组织自己的生活、贡献于社会。
我在讨论中国大学的改革时曾经指出，常青藤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是讨论班(seminar)：师生围坐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而不是教授讲、学生听。中国的大学应该学习这种讨论班。后来几位国内的研究生给我写信说：“现在讨论班也有。但是效果还不如大课。主要是教授习惯了满堂灌，不知道怎么激发学生讨论，学生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白白浪费时间。”这其实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常青藤教育，不能等上大学才开始，而要从小开始，否则到了大学，有讨论班也手足无措。九年来，我一直坚持以讨论的形式教育女儿。还记得她八岁那年的一个晚上，我边给她摸背边哄她睡觉时，两人还讨论了一通柏拉图的“理念型”的概念，虽然她并不知道柏拉图是谁。去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最著名的电视政治节目主持人Tim Russert突然去世。我正对着电视看悼念新闻，女儿跑过来问：“他是干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谈论他？”我对女儿说：“这个人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问问题。他比任何人都会问问题。所以，每次总统大选，人们都要听他问问题、让他代表大家问问题。现在总统还没有选出来，他却去世了。世界在最需要问问题的时候，最会问问题的人没有了。这就是人们谈论他的原因。看看，问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呀。你用一辈子的时间能学会象他那样问问题，你就很了不起了？”女儿恍然有悟。父女之间又开始了一个关于为什么要问问题、如何问问题的“讨论班”。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常青藤教育。你不用送孩子去哈佛耶鲁，每个家长都可以从自己家里开始。我把自己的经验老实地展示给大家，期待着读者的提问、质疑、争辩、和批判。或者说，我希望随着我的书的出版，今年能和读者就这些问题开始一个跨越太平洋的“讨论班”。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最大贡献是服务社会的理念。富裕家庭的子弟，要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来完成自己的精英教育。从“二战”以来，几乎每二十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对精英子弟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不断地适应，无法故步自封。
美国精英家庭的孩子，不少十三四岁就开始计划上大学，十五六岁就开始周游世界，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锻炼，成为全球社会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贫富分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许多富家子弟为了上大学参与了这些暑期和“空缺年”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了解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生活。结果，他们没有变成势利的特权阶层，而是成为有责任感的社会精英。

男孩迈克尔有一张单子，上面列着所有他讨厌学校的原因。孩子们或多或少都有讨厌学校的时候，其中很多讨厌的理由都会和迈克尔一样，孩子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惊讶地叫起来：“啊呀！我也迈克尔一样！” 而克尔的同桌莎伦·克莱姆肖，她却很喜欢学校。当迈克尔与莎伦搭档进行一个家庭调研项目时，他渐渐发现自己真正讨厌的并非学校，而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些事情……

《一生的学习》介绍了我们做父母的不足，想想我们曾经受过的教育，想想我们是如何一天天变得平庸的。如果教育只是像用模具来塑造各种标准样式的人，教导人们去寻求安全感、成为重要人物，或是早日过上舒服日子，那么，教育只有助长了这个世界的不幸与毁灭；如果教育只是一个职业，一项赚钱的方法而已，那么老师怎么会用爱心去帮助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Continuing the case for free voluntary reading set out in the book's 1993 first edition, this new, updated, and much-looked-for second edition explores new research done on the topic in the last ten years as well as looking anew at some of the original research reviewed. Krashen also explores research surrounding the role of school and public libraries and the research indicating the necessity of a print-rich environment that provides light reading (comics, teen romances, magazines) as well as the best in literature to assist in educating children to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and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e looks at the research surrounding reading incentive/rewards programs and specifically at the research on AR (Accelerated Reader) and other electronic reading products.

《一生承教》收小思散文89篇，分為三輯：〈承教小記〉、〈這樣日本〉和〈舊時衣冠〉。書名《一生承教》，其實是小思的肺腑心聲，也是她一生的終極目標。這裡除了從老師那裡獲得的「言傳身教」外，也包括從日本、從平常得來的種種「體會感悟」，當然，還包含她自己對「教育」的深刻理解與細密思考。

中国在校的大学本科生已经超过两千万人，如何改善大学的本科教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题，着重讨论如何转变我国大学数十年来形成的传统本科教育模式，从以往那种只注重专业教育而缺乏通识教育的本科培养模式，转向“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发展”的本科教育模式。许多学者提出，本科教育和大学人文教育应该改变“概论、原理加通史”的模式，使之转变为研读古今中西原著经典的方式。为了改变时下我国大学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现状，应精心设计中国大学人文教育最基本的必修课，以经典（包括人文经典和现代社会科学经典）阅读为中心，建设大学本科人文教育的主干课程，作为全校本科生必修的“共同核心课程”。这些意见和建议无疑有利于开阔探索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思路。
本书是首届中国文化论坛的实录，不仅收入了会议论文，而且保持了会议中的现场提问、回答和讨论，力求再现思辨严肃而气氛热烈的论坛现场。

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可能写这本书。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学过不去，而是说出大家想说的话。现在关心大学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加上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健康的大学运行体系，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将不再遥远。

本书最重的要的主题，是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运动的批判。这一运动，已经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误入歧途。更糟的是，人们虽我在这一运动发足之际对这害虫般嘲弄，却似乎没有人提出过系统的批判。因此，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是对这一运动全面神视的开始。
薛涌虽然去国十年，其文章却清通易懂，没有多少“洋气”；而且薛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其思路爱在带有“方向性”的地方环绕，也就是说，他总是力图给其论述的问题找出健康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吃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亏已经太多太多。薛涌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两本新书《谁的大学》《炫耀的足球》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学者的功力也就体现在这些篇幅不长却很睿智的文章上了。
不妨先看一下《谁的大学》一书中的部分标题：“大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要什么样的大学？”“21世纪的大学向何处去？”“高等教育的重点在何处？”“计划经济办不出一流大学”。这些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思路，在那些忙于“抓紧”、“建设”、“提高”、“考核”、“评审”、“验收”的教育官员、大学校长、专家学者那里，可曾看到？如果只会在给定的、陈旧的、并无活力的框架里疲于奔命地“抓紧”、“加强”，不就是在为“南辕北辙”现身说法吗？那些堆积如山的教育理论、规划、书籍、论文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辟不出教育健康发展的路径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明知此路实为“南辕北辙”，可因这“辙”里有自己巨大的既得利益，就振振有词地论证其“合理性”，符合“国情”，就更没劲了。
北大精神为什么“破产”？美国教育为什么是“没有基准的优异”？先后就读于中美名校的经历使薛涌准确地找出了二者之间在办学方向、办学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前者犹如筛子，从幼儿园筛到博士，不停地制造着“失败者”，少数“成功者”也难免中看不中用；后者犹如春风雨露，帮助学生自己在大地上扎下根须，吸取营养，老师的作用就是启发、引导而绝非灌输。这种差异必然使前者的路越走越窄——大学失去普世性、超越性，水平每况愈下，问题层出不穷，无法自我更新；后者的路则越走越宽——大学不仅使学生“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而且大学本身就是社会创新性思维的来源，开创性研究的核心，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起到了引领和价值尺度的作用。
“方向”明确之后，薛涌还有很强的“建设性”，即实现方向的“路”应该怎么走。在这方面，薛涌一点不含糊——我们要像美国那样建设大学的多元格局，鼓励私立大学，引入市场机制。由于过去的体制，北大、清华等几个大学在市场竞争中无疑有不公正的垄断优势。我们需要做的，是削减这样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国家拨款扩大这样的优势。国家给这些大学的直接拨款应该停止，实行教育券改革，把钱通过贷款交给受教育者，让手里有钱的学生自己选择把教育资源给哪个学校。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应该分解，使其规模缩小，和私立大学接近。这样，各种各样的大学，就会在一个相对接近的水平和规模上展开竞争，优胜劣汰。那些在教育上最有创意的大学，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流大学”——如此一席话，不知可会让那些吃教育、喝教育的“寻租者”心惊肉跳？
如果说中国教育的误区是在“精英”，中国足球的误区就在“炫耀”——“足球本是穷人的运动，看看贝利的成长就知道”，可中国的足球却是地地道道的“豪门盛宴”：足球职业化十一年来，已烧掉了数百亿元，换来的却是空空的看台和屡战屡败的“成绩”，再加上假、赌、黑和足坛内部的纷争，中国“第一运动”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糟。
出路在哪里？薛涌当仁不让——“未来的中国职业足球，一定要接受过去十年的教训，从低起步，控制成本，运动员拿一般老百姓的薪水，使足球能赚足球的钱。一旦中国足球在世界露了脸，国内职业足球起步，俱乐部自负盈亏，中国足球就上路了。
“我相信，这一‘薛涌计划’比任何现有的计划都更有前途，球迷们可以自己比比看。关键是要触犯足坛的既得利益，让草包们失业！但十年后，真正的职业足球会在中国立足、赚钱。那时候我们可以主动向国家提出：每年以10％的速度，削减足球经费。二十年后，足协不向社会要一分钱，相反，中国职业足球将是体育和娱乐界的纳税大户。每年为社会贡献上亿元人民币的税收，就像美国的职业三大赛那样。”
多好的前景啊，“可惜”还要再等二十年，而我们这里有的只是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大梦，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等等。所以无论是教育还是足球，薛涌那充满拳拳之心的意见往往“根本没人爱听”。薛涌也知道这一点，他在《谁的大学》后记中不无沉重地说——“我知道中国的‘国情’，也知道中国的教育界不可能在短期内接受我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我在此郑重预言：不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二十年后会成为笑柄，而且那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更为深重的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经营可能如同近十年已经声名狼藉的中国职业足球，只追求投入，不注重产出，教育成本飞涨，教育水平下降。
“大学教育券的问题，迟早要提出来；人们也迟早还会再来读一读这本《谁的大学》。但愿到那时候，我们花的‘学费’不会过于惊人。”
作为与社会息息相关的我们，也最好不要等到二十年后才承认：薛涌确实有一道睿智的目光。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是一个关乎教育，人才乃至整个社会的话题。本书谈的正是一批最优秀的中国人成长的过程。他们并不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聪明的大脑，所经历的教育制度和我们的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么 他们凭什么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
30个“微软小子”的成长故事证明一个道理；所有天才都是教育出来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成为最好的你自己”。作者把那些能够走向成功的学生概括为E学生；即ENJOY（快乐地学）、EQ（情商比智商更重要）、EXCELLENCE（卓越）。
李开复、许峰雄、张亚勤、沈向洋、张宏江……书中每一个真实的故事 每一段生动的点评，每一句诚恳的话语都可以成为成长之路上的坚实阶梯，可以让学生、家长和老师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能不断成功。

在这部出色的心理学著作中，苏珊·福沃德博士通过大量真实的个案材料分析了各类中毒父母的所作所为，探究了他们如何伤害子女并持续影响他们成年后的生活。弥足珍贵的是，她传授了具体的行为技巧，使受过或仍在承受父母伤害的人们获得勇气和力量，从过去与父母那令人沮丧的关系模式中解脱出来，发现一个充满自信、力量和情感独立的新世界，得到最终的自由和幸福。

在这部非常经典的家庭心理学读物中，苏珊•福沃德博士通过大量真实的个案材料分析了众多家庭中各类中毒父母的所作所为，探究了他们如何无意间伤害了子女并持续影响子女成年后的生活。弥足珍贵的是，本书中她也传授了具体的行为技巧，目的是让那些受过或仍在承受父母伤害的人们获得勇气和力量，从过去与父母那令人沮丧的关系和影响中解脱出来，发现一个充满自信、力量和情感独立的新世界，得到最终的自由和幸福。
本书不是反思子女教育，而是指出如何祛除中毒父母不良影响的心理疗伤力作。书中列举实际诊疗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原因，指出对策，说明效果。治愈中毒父母给我们的伤害。“教人扭转生活状态”。
作为子女，你可以诊断出自己是否已被“中毒的父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生；
作为父母，你可以及时发觉自己是否已经“中毒”，及时改正，防止给子女造成严重的伤害。

当我们发现保罗·弗雷勒将为本书系写作时，我们万分荣幸与激动，觉得应该为这本书写篇简短的前言。这是四年前的事，现在这一时刻到来了… …对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职业生涯、友谊和爱的人，我们能写点什么呢?对这个我们认为永远不应逝去，而现在却只能在精神上、文本上、教学中存在的人，我们能写点什么呢?我们能公正地写出前言吗?保罗希望我们说些什么?
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回答——尽管我们知道弗雷勒幽默，对这个世界常怀痛切之感，然而他还是在1997年5月2日逝世了。我们不难察觉到他淡泊名利，对自己的作品和名字被盗用一笑了之。我们还对那些毫不迟疑地兜售弗雷勒“方法”的学术骗子加以嘲笑，这亦非难事。有时很难相信那些打着弗雷勒的幌子来标榜自己的人的话。自然，弗雷勒独有的做法是，对这些新贵，他不会厌恶，仅仅是笑笑并且祝福他们。他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去澄清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雪莉的办公室里有一则弗雷勒语录，转引自唐纳多·马塞多：“漠视你的敌人。”她时常感到很难做到，因为受《旧约》“以眼还眼”的训诫影响太深(这也是该语录在办公室中引人注目的原因)。当然，对那些接受基督教和其家庭价值(familyvalue)的人而言，笑对恶人并非难事!上帝保佑那些能把另一边的脸颊也凑过去的人。
保罗很早就知道，时间更应该花在改变、教化这个世界上；抱怨是没有意义的。这并不是说保罗是个“常败将军”(毕竟，他坐过牢，不久又被巴西驱逐出境)。但他坚信，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适应学生的既有经历，用彻底的爱去帮助他们。要理解弗雷勒的思想，关键在于找到既有经历与彻底的爱的交集。保罗在这两者的交集里创造的奇迹不仅为教育学提供了模式，而且为我们的生活指明了方向。
没有人能照搬弗雷勒，所谓有同情心的教育法也不足以。保罗呼唤的是承诺、政治参与和行动：毕竟，教学是一种政治行动，一种爱和洞察的行动。预售(prebought)的录像带或车间无法让教师开展彻底的教学，只有严肃的学者和为社会正义承担义务的人才可能成为“弗雷勒式”教师。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弗雷勒意义上的同情心不是做出来的，教育孩子们、给他们授权，仅有同情心是不够的。孩子们需要好老师来教育他们，这些老师从不逃避教育的责任，给学生制订日程并在必要时纠正学生。弗雷勒坚信，这是民主的教学。正是这样的教育给了学生权利并把他们从压迫中释放出来。
当以上短文从键盘上流出时，弗雷勒给了我们无限的温情，我们是多么感激与思念他啊。在本书付梓时，我们要对他说：情迷和再见(Obrigado and tchau)。我们知道，他将作为诤友永存于世。我们还要向他深爱的尼塔献上我们最深的爱和支持，在下一个千年中，她将继续为她的事业而奋斗。
本书为巴西著名教育家保罗·弗雷勒写给即将成为教师的青年人的十封短信，阐释其风行世界的弗雷勒教学法，告诉人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教师能做的，不仅仅是教给学生读和写，更应建立起全新的教学关系，把教育活动当成是重要的政治实践来从事，让学生自我教育，参与知识的创造。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朱光潜先生旅欧期间写给国内青年朋友的十二封信，信中所说多为青年们所关心和应该关心的事项，如读书、修身、作文、社会运动、爱恋、哲理，凡此种种。自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本次重版，“愿对于现在的青年，有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