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加三合會”的罪惡、黑暗結構
變成了肆無忌憚的大吸血蟲，
附著在香港廣大升斗小民身上，盡情吸食其膏血。
一生與之鬥爭，批評英國在港殖民制度的歧視、
腐敗不遺餘力，飽受打擊和挫折，
卻逾戰彌勇的香港著名社會活動家
和政治家杜葉錫恩女士的回憶......她不認為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選能保證“民主”。
他認為花大錢、媚俗煽動、接受企業“政治捐款”的“競選”
只能欺騙選民，強化權力與﹙企業﹚的金錢苟合。
在她看來，民主﹙democracy﹚
是真正使人民群眾﹙demos﹚作主的制度。
在她看，民主是深入民眾，
切實把握民生疾苦，徹底解決民莫，
而不是偽善的政治秀。高齡幾熟二歲的外國老太太，
對中國和中國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
關懷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紙背，讀之動容。
而凡中國人，多麼應該還著深深的自省和感謝，
通讀這本充滿道德力量、
真知見洞又勇於實踐精神的好書……

內容簡介
一九四九年兩岸分治，此後蔣介石的歷史評價始終擺脫不掉「丟掉中國的人」。其專制性格，加上白色恐怖的印象，也似乎掩蓋了他的複雜功過。然而蔣介石是唯一在中國與臺灣都曾掌權的政治領袖，終其一生不斷參與具世界影響力的政治事件，且其時間長度近代少有人能及，這些都在在凸顯評價蔣介石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蔣介石的政治生涯，涵蓋現代中國在共和初期後逾五十年的發展。做為國民黨繼孫中山之後第二位政治領袖，蔣介石面臨的是，共和初期的地方軍閥割據，與毛澤東共產勢力的意識型態競爭，新一波帝國掠奪造成的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的冷戰對抗。一九四九年他六十二歲，因國共內戰失利避走臺灣度過晚年，在這之前的二十五年，他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於其任內催生中國脫離帝制後第一部明文憲法，然而最終實現他政治理念的地方卻是在臺灣。換言之，蔣介石的一生牽動的是現代中國的掙扎，以及世界局勢的複雜競合。
做為極端正反評價皆有的政治人物，作者陶涵透過近幾年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以及相關檔案，力圖將蔣介石描寫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一方面會稱中共為匪，卻敬佩他們的紀律與效率；多次受史迪威侮辱、冒犯，但訓斥後便不再記恨；年少時曾經風流，卻對「美妹」情有獨鍾；思念兒子卻謹守家國分際，不願用條件與史達林換回「經兒」。然而陶涵在書中亦清楚道出其對屬下貪腐的姑息，要求忠誠至上的殘暴行徑，和外交手腕的拙劣與失敗。隨著相關檔案的透明公開，不論兩岸或史學界，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正在轉變，而本書也成為第一本緊扣時代、貼近人物的蔣介石傳記。
名人／編輯推薦
陶涵拿新史料為基礎，以全新觀點詮釋蔣介石不凡、長壽的一生，並且對蔣的動機和行為提出具爭議但讓人信服的新解讀。此一生動活現的論述，將會成為一本經久不衰的權威之作。──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蛻變中的中國》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透過蔣介石日記的慎選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蔣介石的個人特質。陶涵拒絕一般認為這些日記不值一晒，毫無歷史旨趣的想法，相反的，日記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軍事局勢的生動細述，他讓我們更貼近這些還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種程度上，陶涵在蔣介石與他置身的世界之間建構了更具個人感性的連結。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Johnathan D. Spence） 紐約時報書評
這本由哈佛大學出版、陶涵執筆的迷人傳記讓我們看到，過去對蔣介石和國共內戰的傳統觀點是扭曲不實的。這是第一本充分運用蔣家檔案的蔣傳，其中包括蔣的親筆日記。書中呈現的是一個微妙有遠見的思想家，而不是美國將軍史迪威口中的「花生米」。──《經濟學人》
陶涵並未隱藏蔣的殘暴和外交上的失敗，他尊敬蔣介石是因為意識到，蔣以合理的手段統治一個幾乎無法被駕馭的國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國顧問，蔣更瞭解他的敵人們。──《出版人週刊》
陶涵在他的新書中陳述，蔣介石非但不是無能，反而是有遠見、訓練有素且精明的策略家。他不僅精準預測了許多政治事件，更將手中的劣牌發揮至極致。 ──《華盛頓郵報》
序／書摘
陶涵英文版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以八十五歲之齡逝世時，我在美國國務院中國科任職，負責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事務。當時，我正在中國大陸旅行，由於負責臺灣事務的是另一個單位，我對這位國民黨高齡領導人的過世，並沒太加注意。一九六○年代初期，我還是派駐臺北的年輕外交官，曾有兩三次在酒會中和他握過手。他看來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也很驚訝他手握得很輕。
蔣氏過世之時，我對他的觀點和許多中國事務專家的看法一樣。一般公認他是個殘暴的獨裁者，掌握權柄近五十年；一個失敗的軍事領袖，在運勢大逆轉之下，把中國大陸丟失給毛澤東。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認為自身清廉誠實之外，並沒有足以彌補缺陷的特質 （redeeming qualities）；即令如此，他容忍其支持者普遍貪瀆。他像是個不具真正原則或理想的人，成就也不大。影響到我觀點的書籍，有易羅生（Harold 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Graham Peck 的《兩種時代》（Two Kinds of Time）、馬侯 （Andre Malraux）的小說《人的命運》（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將近二十年之後我正撰寫蔣氏兒子、繼承人蔣經國的傳記時，發現這位老人並不是西方經常描繪的膚淺角色，當然也不是一九八○年代之前臺灣到處可見的偉人傳記所描述的偶像。可是，我在他兒子的傳記中仍以一般說法描述這位父親。哈佛大學出版社繼《蔣經國傳：臺灣現代化的推手》一書之後，要求我為蔣氏本身寫本傳記，我對這項必然耗時甚久、十分具挑戰性的工作，忖思良久。我對蔣氏的觀點大半屬於負面，但身為溫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務實派，我想自己能開明地處理這個主題。
我又受到若干學者的鼓勵，他們證實了我的印象；近年來不僅臺灣和中國，就連俄羅斯、日本和美國都出現浩瀚如海的檔案材料，但西方仍未出現善加利用這些豐富素材的一本完整蔣介石傳記。中國學者利用這些素材已就蔣在大陸和臺灣長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國內外動態關係，發表數百篇有見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且，蔣家後人也開始分期發表委員長橫跨五十六年的日記手稿。
透過新的訪談，加上我以前撰寫《蔣經國傳》所做的訪談，意謂我可以借助與相關人士——許多人也認識蔣介石——數以百計的談話來從事《蔣介石傳》的寫作，只不過這些人士年歲已高，這樣的窗口正快速流失中。集結這些材料似乎這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項計劃。我也將這本新書看作是個獨特的媒介，就像我寫他兒子的傳記，側寫了中國從二十世紀之初衰落中的異族統治中古王朝，發展成一百年之後和平、安定、快速繁榮強盛的國家，這一段痛苦、顛簸且往往殘暴的過渡故事。
在我為本書旅行、研究和訪談的過程，我發現蔣是個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個現代的新儒家，支持女權，也能接受他太太侄女兼親信公開穿著男裝的女同志行徑。他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極端痛恨過去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凌與羞辱，可是他卻一點也不介意，除了兩個非婚生孫子之外，他所有的孫子女全是歐亞混血兒。他沒有太多領袖魅力，大體上也不為同儕所喜歡，但是他的堅決、勇氣和清廉有時也使他廣受支持。他雖是個自我約束的人，卻具備氣勢凌人的個性——一個沉著、欠缺幽默感的人，脾氣極壞卻又笑口常開，偶爾傷感啜泣；從日記研判，他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臨對國家存亡及其統一，或者他本身統治地位的威脅，他會不惜訴諸殘暴手段──有時他在日記中陷入偏執的胡言亂語。但是危機時期的他經常是既冷靜又能分析事理的，表現出對手邊問題動向和可能性的瞭解。在大陸的某段時期他軍功顯赫、戰績彪炳，但一切都止於一九四八至四九年的大潰敗。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他替臺灣活力充沛的民主發展奠定基礎。
蔣的日記讓我們對下列歷史大事件有了新的瞭解：他在國民黨內地位的勃興、他早年的左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軍閥一再興兵作亂、他一面建軍一面對日姑息歷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他遭到劫持、國共聯合陣線的過程與破裂、他和周恩來長久、獨特的關係。我們也重新認識到他在淞滬保衛戰及其後的軍事策略、他和史達林相互努力把對方捲進對日戰爭、他和史迪威的長期鬥爭、他在珍珠港事變後對盟國目標嚴肅的軍事承諾——這份堅貞卻屢受盟國失信於他的傷害、他對盟國失信雖仔細盤算卻又不智做出種種反應。
戰後的大事則包括：馬歇爾使華調處失敗、蔣錯誤決定在東北孤注一擲、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計劃退守臺灣。最後，蔣氏日記和其他新材料也讓我們對他撤守臺灣後，許多過去不為人知的下列事件有了豐富的認識：他對臺灣本省人潛在反對勢力殘暴、無情的威嚇和彈壓、國民黨內不滿他領導的種種風波、他對韓戰、越戰的悲觀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認識到自己有生之年無法「光復大陸」，可又一再公開宣布即將「反攻」、他利用這些警告從華府得到特別待遇、兩次瀕臨核戰邊緣的金門危機他如何扭轉情勢使之有利於己、他拒絕艾森豪一項可能導致美中大戰的危險提議。
後來還有許多重大事件相繼出現，但是蔣氏在他生前最後的重大危機中務實地回應——例如，隱藏他對尼克森的痛恨，顯然他最先是從周恩來那裡獲得尼克森和毛澤東修好的訊息。現代世界的主要領導人，沒有人能像蔣這般活躍且不間斷地參與締造歷史的最高層級世界大事。基於這個理由，不論你怎麼看待蔣一生動盪歲月的功過，他的故事大有可觀之處。
目次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導讀（呂芳上教授）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第二章 北伐與內戰
第三章 南京年代
第二部 抗戰
第四章 長期戰爭開始
第五章 蔣介石和他的美國盟友
第六章 中國戰區
第七章 雅爾達、東北和戰後戰略
第三部 內戰
第八章 妄想勝利
第九章 大失敗
第四部 島嶼
第十章 荒漠甘泉
第十一章 操控保護者
第十二章 換檔
第十三章 尼克森和晚年歲月
結語
注釋

简介：
本书由六个个案研究构成，分别研究威尔士的民族服装、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非洲民族对英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作者用翔实的材料与生动的叙述向我们揭示，传统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那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表面上久远的传统，其实只有很短暂的历史；我们一直处于而且不得不处于发明传统的状态中，只不过在现代，这种发明变得更加快速而已。
导读：
这是本年度我们看到的最有激发力的史学著作。
——《今日史学》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目前欧洲人所热衷的那些传统,至多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像苏格兰的格子呢、英国王室的浮夸等等,这些现象远没有传说的那么古老,它们只能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更有趣的是,许多备受赞美的传统竟然是舶来品。
就算如此,这样一种对“传说”真理的发现又有什么意义?它会使我们不再珍视我们的传统吗?不会。传统当然不全是真理。许多传统的确含有谎言的成分,但是不断和重复会使它们变得珍贵与崇高。关键不在于它们曾经是谎言,而在于它们从谎言变为传说的过程。
———亚马逊评论

本书是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研究的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动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能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这是宋代在中国史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过去的史学界对此也已或隐或显地有所察识。但是根据比较严格的史学观点，我们仅仅满足于从直觉或整体印象所获得的抽象论断。怎样将这一论断建立在可以客观检证的历史事实之上，才是专业史学的本格任务。所以宋代士大夫的思维结构与行动模式在这部研究中占据了轴心的位置，本书副题主要即取义于此。

这是剑桥大学梅特兰教授向学生讲授英格兰宪政史的课堂讲义的译著。原著作者将英格兰公法发展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立法的总体特征、王权、议会、中央及地方政府、司法等方面的宪政运作状况予以了总结介绍，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清晰完美地梳理了英格兰法律发展和宪政运作脉络。本书虽非梅特兰精雕细琢之成熟作品，但并非简单的历史资料的堆砌，而是着眼于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审视和探讨，背景资料翔实，分析细致入微并涵盖了大量的原创性观点，为我们学习和研究英格兰宪政史提供了很好的引领。其独特的阶段划分方法也为我们研究英国宪政史提供了不同寻常的观测点，对既有历史著述做出了重要补充。本书系统全面，条理清晰，翻译流畅，完全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是广大比较法研究者、法学研究者以及法学爱好者、英国宪政史、法律发展史研究者以及英国政治爱好者不可多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现代知识分子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周德偉，一九○二－一九八六，湖南長沙人，一九二○年入北京大學，後留學英倫與德國，為著名經濟學家海耶克門生。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返國任教湖南大學經濟系兼系主任，及第二屆國民參政員。到台灣後擔任財政部關稅署署長。先後於重慶大學、中央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任兼任教授。
周德偉之父與黃興為鄰，曾參與革命，以傳統儒生方式教養周德偉，影響其一生：治學嚴謹，濟民為國，並一心為台灣引介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五○年代紫藤廬老宅即為以台大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餘位學術界人士每隔兩週在此聚會討論，有系統地介紹海耶克的思想，周譯有八十萬字哈耶克巨著《自由憲章》，殷海光先生並在其鼓勵之下翻譯《到奴役之路》。當時在台大就讀的李敖、陳鼓應、林毓生、張灝等亦常來周宅與前輩學者們交流。
退休後旅居美國，周德偉親筆寫下自傳，可惜未竟全功，僅書至其任教湖南大學而已。然因民國初立，正是其成長之時，並得親身參與時局，亦曾追隨汪精衛、顧孟餘等人；書中多次提及國民黨黨史之偏頗，故其第一手回憶對民國史有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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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孔子臨淵而嘆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自幼以孱弱之軀，向未想到不舍晝夜的活到今年已七十八歲。兒女輩均以不知我之往事為憾，懃懃勸余作自傳，藉供觀摩。最初，余認為：自傳乃西方名人的夙技，內容難免誇張自己，貶損人若物之客觀事實，即俗語所謂自拉自唱是也，中國文人學士之修養，不立意以鳴高，不炫美以為德，如是「人心方趨敦厚，教化方昭純美」。我又以為，最好的自傳，莫如自己之著作，我既已刊行數百萬言的著述，有以自見於世，並不為權勢而稍屈，是非總可由後人釐定，何必陷入俗士之窠臼。聖如文王周公孔子，以及後代無數名賢碩德，一意以裨益世教為務，從未曾寫自傳，以鳴得意，卒之光輝萬丈，照耀古今。我雖稍具學問及閱歷，但置之茫茫宇宙，及日進不已之文化中，似不足道。古往今來人類累集之知識愈多，文明發展之水準愈高，則個人分享之知識愈少。我之有待於人者與人之有待於我者，不啻霄壤之別。真理乃天下之公器，果執理而真也，不患其不傳，立論而妄也，我不自毀，人亦將毀之。莊生云：「計人之所知，不若其不知」，則個人之微末知識為事跡，自後人觀之，已成雞毛蒜皮之小事，傳與不傳，其歸趨一也。
但兒女輩仍堅請不休，內子尤殷勤敦勸。兒女所謂：「我們經父母的培育，幸已成人，從未受過不可逾越的困苦，不似父親一生艱難，受盡人所不堪的折磨，做了許多人所不願為、所不敢為的事業，砥柱中流，有益世道，吾人所知，不及百一，雖父親胸襟廣闊，無意於宣揚自己，但不寫出，我們無從獲得更多的教訓。再有進者，父親生當新舊遞嬗、文化交流之會，備具古今及東西各方的學問，交遊既廣，切磋又多，文章另具號載，在人文科學哲學方面，總算結集了自清末維新以來的成果，雖後事不可知，前事已可師法。但父親過去為文，向未受到應值得的注意，何況後代？當代語體文流行，中學生以上均看不懂古文及文言文。父親的文章識解，論古，確是超越前賢。蓋前賢只能作論政、紀事及辭章靡麗之文，且所論之政，所經之事，非後今日之政及今日之事。不似父親之文，匯集古今中西名家之言，如淵似海，閱歷繁複，亦非前人所可企及。夷夏之分已被打破，新舊之爭，亦已如量論正。且寫今世之事，不免新創術語，有心人讀之，亦祇半知半解，且岐義百出，誰能識父親之本懷，且今日之當政，正貶抑正士及知識，崇獎庸俗及無知，父親決不似古人之幸運，能垂名文以自見。盍稍貶焉，寫一本實的自傳，乃避艱深之探討，務期閱者人人能解，反較專門著述有益於世用。」內子則曰：「文化由累積而成，君亦有其貢獻，傳之後世，不亦善乎？」余為其所感乃稍變原意。
接受彼等之意見後，原只擬寫一本：「我與國民黨的點滴」。我非黨國大員，出生既晚，未嘗加入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以及民國二年之大國民黨。自民國十五年後方參與政治活動，自無資格寫國民黨史，且自三十歲後，執見又與中山異執狺狺者流爭吠所怪，禮失而求諸野，自古已然。所閱官方文書狂悖謬妄，如尊陳其美如神智，抑黃克強如鬼。至於誤國誤民之獨夫，則有豢養之文奴歌功頌德，尊之如堯舜文周孔孟，且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強奸民意，敗壞士風，為前史所無。嘉言語錄到處流傳，掩盡天下人之耳目，自上尊號曰民族救星也，世界唯一之偉人也，萬口雷同從而利之，不復知人間羞恥。憶民國五年袁世凱篡國，蔡松坡將軍率二千疲敝之卒，宣告於眾曰：「中華四億人民若讓袁世凱做了皇帝，豈非全民族之恥？余將不計生死成敗以反對之。」今日尚有蔡公其人乎？予自民國初年叨渥庭訓，民國九年後追隨先君與上述各會人士交往，厥後躬聆各方人士之言論，已歷五十餘年，所知或顯著或隱微之實跡，深銘於懷，紀之可補正史之闕，真相稍明，後之覽者或將有感於斯文。孔子布衣也，刪詩書，訂禮樂，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之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都為弒父弒君，亡國虐民，亂倫犯紀之大事，後世垂為典範，其禪意教仕，豈有窮期？孔子道至大而不當其位，乃毅然述作，代行聖帝明王史官及大法官之職掌，而無所怯。春秋實為當代一部大野史。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微末如予，何能望此，然而所述既皆事實，此物此志，亦其類也。至於個人一生任教仕宦小事，轉瞬即成煙塵，故凡涉及私人恩怨者一概泯除，只述有關國運及風氣之大事，既只限於個人經歷，漏述必多。故改名曰「予之一生與國民黨之點滴」，如是則先世亦可納入矣。形勢所逼，又落入西方人士寫自傳之陷阱，自相違迕，幸讀者諒之。然而行文亦自有限制：
（一）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屢遭誣構，一概不書，與小人爭，自己又居於何等？此類不平之細故，檔卷俱存，兒女欲知予為何等風格，可自行翻閱，不以公之於世！兒女欲加整理問世，則予之骨已朽，任之而已！所謂不立意以鳴高也。
（二）又著「附錄」多篇，自關人之大節，並紀一生讀書心得，或已存有得而未筆之於書者，或早已存作今已佚失者。又今日印刷術昌明，當路在勢者各蓄徒眾，欺矇群眾，敗壞風氣莫此為甚，濫肆宣傳，帷爬梳闕失行文必有根據及典則，方能讓人信服，故此「附錄」，不免繁褥，有志之士，其能深究愚衷乎！
（三）斯書寫成之後必顯國事之艱危及前人所犯之錯誤，國家必須改弦易轍，重加整建，故殿之以「跋文」，標出重建國家之大綱及原則。此雖個人之見，然戀往事，思來者，又融合中西哲理及法制，或不無一得。且任何主義乃環境促成，迨其屢試失敗，若仍拘泥不仕，必導致更大之悲劇。故獨標新見，願與世人共勉！
（四）作者身居國外，典籍不全，所紀之事，時日或有乖迕，深望讀者通其意，即為已足。司馬遷著＜五帝本紀＞贊曰：「顧第勿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惟余紀身歷之事，不虞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則所自勵。他說多有，可備相互參證。是為序。
公曆一九七八年二月於美國之加州洛杉磯
尊德性齋老人　周德偉
--TOP--
●他序
不容青史盡成灰
周渝
父親周德偉先生生於民國前九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二年，陰曆九月十五日，據說正好是當年陽曆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到現在已百年了，今年正是他老人家一百零九歲冥誕。他的父親，也就是距離我出生已相當遙遠的祖父，周壽椿先生，直接影響了父親的人生起步。祖父的中國經學與史學根底深厚，雖然命運坎坷，但家中藏書卻不斷累積豐富。他不恥科舉，以中醫為業。以他寬闊的胸襟與眼光，很早就注意到西學的重要。他幼年居處與黃克強先生為鄰，是為世交與好友。他曾秘密參與華興會，曾為革命招募民勇帶兵打仗。父親的人生即早即正持理想，胸懷大志，他這輩子的情志與生命，可說是全部奉獻給了重建中華的大業；一輩子為追求理想，維持人格而忍受艱辛、孤獨、挫折、屈辱與痛苦，母親和全家兄弟姐妹都共同承擔，說是全家受難也不為過。這當是一個胸懷經世濟民大使命感的儒者個人及家庭命運。希望父親遺留下來扎根的這個靈魂深處的痛苦噩夢，能隨著這本回憶錄的終於整理出版而露出一道曙光！尤其正在今日已十三、四億人口龐大中國的政經結構走入瓶頸，亟需新的視野與願景來引導，來轉入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與軌道的當口...。
父親於一九二○年進入北大預科。當時北大內的馬克斯學說研究會，看他是個外地來的窮學生，想他可能會有階級觀念，曾吸收他做會員，但很快地就因理念不合而鬧翻退出了。一九二五年春，汪精衛在北方四處演講，宣揚中山主義，感動了無數青年學子，父親也就在那時與一些同學加入了國民黨，從此開始了他在中國近代史舞台與國民黨內的複雜矛盾的艱辛歲月。因此這本回憶錄，他命名為：「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
由於父親特有的稟賦與人格特質，讀書功夫下得深刻而扎實，中國經史之學的根底不必說，西學方面，在中學時，就開始念《甲寅》雜誌、《天演論》等翻譯名著。有系統地開始吸收西方重要的民主憲政、法治與自由的思想與理論。進入北大後，師從陶孟和、顧孟餘等北大教授，讀到了《原富》及其他經學及法學名著，而知識論與社會科學方法學也深深地吸引了他，開始研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由於他念中學時外語念的是德文，所以他的康德哲學是直接從德文入手。
以他如此扎實的研究與深刻的思考，他很早就看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民權主義，只提到人民的公權，即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對於最根本的保障人民自由的私權，毫未提及，反而說中國老百姓的自由太多！而民生主義又搞得與共產主義糾纏不清，如真實施，恐怕製造的問題比原有的問題更多。但當時汪精衛在北方宣揚鼓動的氣氛下，知識份子普遍希望中國能即早脫離軍閥割據與混戰，在文人主導下，早日實施民主憲政。父親在自傳內說：「我自幼即有政治抱負，當時的形勢，北洋政府已屆末日，只有國民黨與共產黨夠格打倒北洋政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已如前述，打倒北洋政府，只有國民黨是當前可行之路，成功雖未可必，但總比其他黨派進步得多。政治運動總是現實的，個人幹不起來，故加入國民黨。...」（見第五章）
一九二八年，父親在天津創辦《天津雙週刊》，鼓吹實行憲政，反對軍人主政，反對打內戰，主張南方好好發展經濟、厚植實力，軍閥勢力自然會被歷史淘汰...。但到了一九二九年--「目睹當時國民黨之所謂訓政，無非新軍閥、新財閥攘奪權力，距離群眾益遠。新軍閥以蔣介石為領袖，附者盡闒庸奴才，財閥亦蔣氏一手培植...」「北洋舊財閥多以向蔣氏輸誠，滲入國民黨內分享杯羹。而才智之士，則排斥殆盡，歷朝開國規模之隘，無逾於此者...」
「當時萬念叢生，真不知如何著手，曾思獨組一自由黨闡明吾說，只使政府職權協助人民自由發展，而當時謀生不暇，資歷聲望又所不孚，不足以資號召，只有構想而已，終身無成愧恨而已。」（見第十二章）
由這裡可看到，為中國建立一個以保護人民權利與自由，促使社會自然演化、文化與學術自由創造與發展的「自由黨」，應是父親畢生嚮往的大夢罷！
隨即他加入了以實施憲政為號召，由汪精衛、顧孟餘領導以青年知識份子為主的國民黨「改組派」秘密組織。
一九三二年汪、蔣復合，父親在黨內及政界眼看即有不錯的前途，他卻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學問尚不足挑起治國的大業，尤其要救中國，必須要在經濟學上下功夫。在別人積極從事政黨活動時，他卻用功研讀，終於在民國二十二年拿到鐵道部獎學金，負笈英倫，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師從海耶克，廣讀奧國學派與北歐學派的論著，後又轉入柏林大學，用德文完成《中立貨幣論》論文。返國後任湖南大學經濟系主任時，創辦《中國之路》半月刊，又陸續用中文將它寫出。這篇經典論文，是在論述貨幣與生產必須維持穩定而平衡的關係，並闡明其原則與方法，以避免遭到經濟起伏膨脹收縮的干擾，這不只是維持社會經濟成長創造的大法，也是文化賴以發展的重要基石。他引中國經典《中庸》名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形象而生動地描述了「中立貨幣」的意義！
衡諸今天的中國及可見的未來，這仍是一篇極有價值與針對性的經典著作，卻是完成在七十餘年前的一九三○年代。父親去逝後，夏道平先生晚年曾細讀這篇論文，告訴我說，這篇不易讀的論文令人深思，受益甚多，真是一篇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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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晚年寫這部回憶錄，其實負著一個巨大的使命，等於是重寫國民黨史，他說：「我不寫國民黨史，國民黨將永無真史！」「雖然我只能就我的接觸，寫出片斷的真相。但此片斷的真相，多為世人所不知，所以不失其重要性。」
原因是，在台灣--
「國民黨的史料，都控制在黨史委員會，此會的主委與委員們，向來看著蔣介石的顏色行事。」
早年羅家倫做主任，尚能有所節制，只是許多文件不敢公佈。
「現在更不像話，宮廷的宦豎小人也當起主任委員來了！保存的黨史及史料，不知經過若干拋棄、修改、杜撰、匿藏，凡不利於蔣家的資料一概無存！例如吳稚暉是蔣介石的國師，他每天有日記，死後，蔣介石派其機要秘書整理吳的資料，預備大事宣傳，但整理之下發現吳稚暉晚年有不利於老蔣及小蔣的言論，老蔣就命其一火燒之。...」
父親描述道出的民國初及北伐前後，以及抗日戰爭前親身參與，歷經與體會認識的歷史，讀之真是令人驚心動魄，拆穿了蔣介石長期壟斷，以他為中心，自我美化，污辱先賢，極端扭曲的民國史及國民黨史。父親下筆握住民國以來有識的知識份子文人，欲建立民主憲政的大目標，與蔣氏這個嗜好殺人，常採取暗殺手段對付政敵的新軍閥頭頭的艱苦辛酸的鬥爭競逐場面，令人讀之不勝唏噓，升起無窮感慨。這段歷史不只是一段血淚史，更是一部中華民族良知受難史。父親認為他如不寫，歷史的是非黑白、顛倒冤屈永無以得正。這實是民族歷史、道德與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他是企圖效法孔子作《春秋》：「以禮為綱，以經為緯，斷以自己的識解及社會共遵共守之道德法，褒貶...（讓）後世垂為典範...。」
而他寫到自己的部分：「凡寫一己之事，必擇其與世道人心、社會風俗、國計民生有關之大事。凡私人恩怨，一概不書...。」
這就是周德偉（字子若，取效法孔子之意）晚年提出的一部自傳--更是一部民國史--的告別人生的力作。
父親是在一九七五年與母親一同赴美兄姐處即未再回來，行前已寫了若干篇章。由於長年以來，我們家常被監視，電話更是被監聽。在台灣書寫這樣一部著作，使他十分沒有安全感。他去國前，身體已很不好，胃痛從年輕時就未斷過，晚年更是全身到處疼痛，這可能是由於年輕時一心努力，不注意身體。母親說他在英國留學時，身體瘦得只剩下九十幾磅，當時穿的英國呢料西裝，居然後來成為我家念中學的窈窕大姐的小洋裝外套！在他離開台灣前，我每每看到已年近七十的母親對他辛苦的照顧與扶持，心痛不已。他在一九六七年退休後，抱病翻譯了海耶克的大部頭巨著：《自由的憲章》，似乎就是這部書，也使生命末期的殷海光先生終於明白了真正的自由主義，改變了他對傳統的態度；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則他的影響力，將另有一番景象。
父親是自幼讀中國經史，為文又受到章士釗及英國學界寫精鍊文章的影響。他帶文言的筆法，可能會使現在年輕讀者感到困難。但如能耐心慢慢熟悉他的文字，當可發現這是一部有崇高情操與深度思想見解的著作。前二章家族史讀來可能有些累贅，建議讀者可從第三章念起，將來有興趣再回頭讀前二章。
這份文字常十分潦草的手稿，可惜只寫到抗日戰爭初期在湖南大學任教的時期。可能是體能轉差，精神不繼，未得完成；也或許從民國初年到抗日戰爭這一部分是他最在意的，寫完這一部份，認為主要的使命已完成，從此停筆了。
這部父親的回憶錄能夠整理出來，有幾位女士與先生是我要致上由衷的感激：首先，是我的伙伴紫藤文化協會秘書長林慧峰女士，是她的魄力與毅力，力促並操作在紫藤廬三十週年時，把這本尊德性齋老主人最後的遺作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要感謝劉佳奇女士，是她尋找到願意打字的人，掌握打字、校對、排印的進度，並參與細校，使這部書能按期呈現出來。
而江玉英女士，也就是這位找了許多人後才找到的，願意耐心辨識手稿難認的字跡，逐步打出全書；她做了這份一般人都不願做的工作，我想這是大家都要感激的。
另外，我必須深深地表達對一位先生的感恩，就是鄭村棋先生，他邀中時工會常務理事陳文賢先生共同為這部回憶錄作了艱辛的初校工作；這份工作本來應該是由我來做的。
感謝戴芫品小姐，她費了許多精神，細心地查核史料，並對比手稿、鄭先生的校稿與排版稿；她也做了對父親其他手稿的整理與編排工作，而這份從散亂手稿整理起的工作，是在四、五年前由張志雲先生著手初編，在此也一并致謝。
我要感謝溫洽溢先生，以他的專業協助校正現代史人物的姓名及字號等。
最後，要感謝遠流出版社董事長王榮文先生，以出版家的眼光與使命感，把這部著作列入重頭出版；而吳家恆先生細心地在原書中找出「落筆驚風雨」的文句作為書名。
當然，對幾位為這部著作作序的學者：尉天驄先生、姚中秋先生、邵健先生、吳惠林先生，他們清晰地認識到周德偉先生在中國近代史與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與關鍵價值，對他們這種深刻地用心與努力，把周先生的思想、人格與看歷史的角度闡明並介紹出來，我是十分崇敬及感佩。此外，對最早發現並呈顯父親重要性的陳明先生、朱學勤先生與賀照田先生，我也要致上由衷的敬意。
相信這本書的印出，告慰的不只是父親在天之靈，也告慰了民國以來一些曾有偉大情操，付出巨大努力而不為人知，或更遭污辱冤屈的靈魂；也為後世人留下一份正義與悲憫；更希望革命以來，已歷經好幾個世代的犧牲與苦難的中國人，終能摸索到正道，正確而逐步地建立起未來中華民族與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周渝，紫藤廬茶館創辦人。大學時期研習經濟學、哲學及文學。畢業後曾任記者，創立「耕莘實驗劇團」，參與台灣早期民主運動，對民主發展及藝術人文皆懷抱極大熱情與理想，在戒嚴封閉的年代曾不遺餘力贊助新生代藝術家。一九八一年創立文化茶館「紫藤廬」，長期推廣茶道美學、國際茶文化交流及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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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采試閱
北大生活與師長風采
余入北京大學後（為民國九年秋季，余年未滿十八），外文則加入德文班，時大學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大學改制後，世人以預科比高級中學，實則就師資及學生程度而論，比現在之高中高出遠甚。德文教師為海理威，本青島德國總督府秘書，與教務長顧孟餘先生善，日本佔據青島後顧先生乃迎之教德文，初教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威廉．泰爾》（Wilhelm Tell）劇本，彼不解華語，必須耐心聽講，後教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之《浮士德》（Faust）。一年級德文成績余第一，李梅羹第二（後加入共產黨，為托派，民國十八年，余猶遇之於上海，厥後不知所終），一年級結業後余能自讀德國典籍。國文教授則有單不厂，教國故概要，林損教散文，均當代名家。史學教授為陳漢章，清季中鄉舉，後專攻史學，有名，京師大學堂徵為史學講師，到校後求為學生，蓋京師大學堂畢業即為進士，可入翰林院。不二年鼎革，嚴復任校長，乃聘為教授，此亦一笑談也。第二外國語（英文）講師為涂允檀，留美學生（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出任駐外公使），從ABC教起。經濟概要教員為余文燦，教育不佳，學生全賴自修，法律教員為林彬（後任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所授皆現行法不講學理，余不感興趣，統計教員為陳啟修，學力亦不稱職，彼在各專校兼課，每週課務達卅六小時之多，故在各校輪流請假，是敗壞學風之第一人也。一年級結業，余領全班。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新青年》月刊移上海由陳獨秀主持，大肆宣傳共產主義及唯物史觀，李大釗在北大開唯物史觀課程，戴季陶、沈玄廬主辦《星期評論》，以中山之幹部身分，竟為唯物史觀及共產主義張目，此外尚有《嚮導》月刊，亦為共產黨人所主辦，持論較《新青年》更顯白而激烈，胡漢民亦在《建設雜誌》上推崇唯物史觀，汪精衛反沉默，似只在《建設月刊》發表一篇文章，論歐戰後之國際問題。斯時並無左傾?相，戴胡等本亦讀中國書，舊思想既被推翻，心無主宰，故容易吸收流行之思想。最可異者胡適之，本以實驗主義為號，斯時亦向藍公武讓步，承認唯物史觀之正確性。此時余因學潮居上海，盡讀各派言論，思想極混沌，只靜觀演變。
民國十年秋，余已升入預科二年級，鄧康、羅章龍等邀余加入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教授主持，余思入會覘形勢亦未嘗不可。一日鄧康（中夏）來訪，請余每週赴長辛店教課一次，月酬三十元，旅費由學會擔任，余曰：「余讀書之不暇，何有時間教書？」鄧曰：「無階級意識乎？」余受儒書及心理學之影響甚深，乃曰：「余只知個人方有意識，階級乃一集體空名，不能衣，不能食，不能思考，何來意識？」鄧曰：「你不相信唯物辯證法乎？」余曰：「辯證法之名稱甚古，黑格爾之辯證法亦從心性入手，馬克思以物易心，其中問題尚多（此引顧孟餘先生課堂上之言論），一時無可奉告。」鄧曰：「既如此，你不夠格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員。」余曰：「既稱學會，應使人人有研究之自由，你輩為此固執，我願退會。」時余已讀《浮士德》，又對鄧康曰：「歌德曾曰：『物質乃一堆腐朽』，我不願受腐朽東西指揮，我只知隻手可以挽狂瀾。」鄧康大怒曰：「你真不配做會員，請你退會。」余曰：「我已言明退會，何待你請。」事後李梅羹、胡家鳳、鍾繼璜告余曰：李大釗曾責鄧康「操之過急，致使本會喪失一英俊青年」，事後余亦未追問。
陳獨秀既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乃招北大教授胡適之、顧孟餘二先生入粵，胡應招而顧則拒之。胡赴粵先訪陳炯明，會談情形不明，後訪中山。中山正擬擴大國民黨，邀胡入黨並預許為中央宣傳部長，當時孫擁總統空名，一籌莫展，支票不靈，胡拒之。胡返北大後，一日，余見北大日刊，刊出胡先生一篇文章，謂「見了宣統，宣統稱我為先生，我稱宣統為皇上」等語，余思「既赴粵見中山及陳炯明，回來又見宣統，到底是什麼作法？」於時，胡之《紅樓夢考證》出版，余思胡先生以杜威之學說相標榜，杜威主張研究法的問題，又謂「學校即是社會，社會即是學校」，乃美國之激進首領，胡先生何以費大力研究死問題，真是玩物喪志，何況我素不喜《紅樓夢》，此書只寫出一班女孩子爭風吃醋，無思想可言，如是胡先生在余心中價值表上，一落千丈，不復視為哲人矣！後方知胡先生數數見宣統，成為好友！（見溥儀自傳）孫先生被陳炯明所逐，邵力子時主持上海《民國日報》，力詆陳炯明為叛逆。胡先生又在北大日刊發表一文，大意謂，「陳炯明之行動乃革命行動，不能稱為叛逆，民國時代，還有什麼叛逆。」等語，余思「陳炯明自清季即奉孫先生為領袖，現在之實力，亦孫先生一手所提拔，何能為此毒辣，即對朋友亦太不顧道義，否則社會內人與人相偶，尚有協調合作之可能乎？充胡先生之論旨，則中西倫理學及社會學各科可廢，人類均將退化為原始人！」民國時代既無叛逆可言，又安可稱溥儀為皇上，如是益不滿於胡，胡先生此類文章，現已不見於胡適全集，其他被胡先生刪去之文章尚多，以掩其矛盾之跡。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在现代，都有很大的地区文化差异，并且经过了很多繁复的兴衰周期。它是怎样维系着人民共同的想象的呢？基于这个问题，作者从中国宋至清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兼顾经济开发与文化及身份认同，描述了贵州西北部地区整合进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历史过程，并试图分析这一过程在学理方面所蕴含着的启示。

中国制度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之一。全书把我们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分成十七个题目，自古到今，作了概括而系统的论述。
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僃各種重要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系统知识，束则就不可能比较深入理解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更不可能作系统的探讨和研究。过去的许多通史，往往对这方面注意不够，不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这种得要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源流和变化。过去一些断代史，往往着重于一代典章制度的论述，而未能同上一代和下一代连贯起来论述。本书主要论述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社会经济部分，分成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和宗教等八个题目；政治部分又分成国体、政体、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九个题目。这样分成十七个题目，作概括而系统的论述，很便于读者了解各种重要制度的源流和变化。

「文化保育」的出現，是現代社會發展的結果，但絕不是「時移世易」那樣簡單，當中包括政治角力、政治經濟變動、社會及文化變革運動等。換言之，「當下」的變化影響著我們如何面對「過去」，不論是集體記憶、保存歷史建築，以及保護社區文化。
近年，我們可以看到在香港，以至中國與全球，「當下」正發生的一些變動，令我們與「過去」之間，出現了新的關係。本書勾劃文化保育在現代西方及中國的演變軌跡，分析「世界文化遺產」制度在中國實施的情況，並從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等保育運動經驗，以及市區重建策略的轉變，探討身份認同與香港的保育制度。

《资治通鉴（全20册）》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原欲定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编成这部巨著共花了19年的时间。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资治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资治通鉴》还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关于军事、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史学等方面的历史记载。《资治通鉴》所搜集的材料十分丰富，据估计，《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是时政类超级畅销书。

《读史的智慧》主要内容包括：谈古论今第一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漫谈读书，二十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元史研究，颠扑不破的老生常谈——读弗拉埃写给青年学生的一封信等。

本书是根据法国作家绿蒂的私人日记汇编而成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全书共七章，如实记录了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北京周围的方方面面。作者如同扛着一台黑白摄像机，把他在中国一路行来，尤其是进入北京的所见所闻细致入微地尽收于镜头之中。全书色彩灰白暗淡，间或交叉回忆的生动色彩，呈现出中国之美的凋零和消亡，一点点地解构、重构了西方人眼里神秘魔幻的中国，令人震撼不已。书中虽然有美化法国侵略军的倾向，但也谴责了战争的非人性和毁灭性。

20世纪90年代初，《毛泽东传》前一译本在中国曾畅销120万册，这本书是新的全译本，根据斯坦福大学1999年增订版译出。
作者罗斯·特里尔采取了通常以叙述为主的传记笔法，但在史料甄别、背景分析和观点评价等方面，都经过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是西方数百种《毛泽东传》中的经典之作。这本书不仅体现出作者对于历史事件高度的敏感性，而且也渗透着政治学视角的理论穿透力，对于人物的情景分析更使历史出神入化，引导读者体味“故事”背后的时代困惑和制度机制，把毛泽东丰富的情感与的挑战性的理论创造联为一体，从而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壮观图景。书中配有大量图片，使历史以真切可感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刘致平、莫宗江等根据学社在1939-1940年对云南、四川、西康（现属四川）西南诸省约53个县、市古建筑的野外实地调查成果，整理、撰写的报告及绘制的实测图。其间工作被迫停顿、资料遗失、搁浅多年，最终没有完成。近年林洙女士将之整理成册，向学社前辈致敬，并为建筑院校师生、古建筑研究人员、古建筑修缮单位以及史学界和文化界人士等提供研究学习的参考。

本书原是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的大学讲义，内容科学严谨、广博独到，且观点条理清晰，行文通俗易懂、人人能读，深受学界好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文化史经典著作。全书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十八个部分。尽管已经出版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本书在同类题材领域，仍然是学术性与通俗性生动结合的典范，其历史地位至今难于超越。对于想要了解本国文化的读者来说，本书实为一部极富启发性的中国文化指南之书。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是著名史学家张海鹏领军打造学术传统，重开百年视界，再现问题热点，章开沅、杨天石推荐作序。
20世纪初叶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党治政治体制在传统中国的开始。党治即是以党治国，同时亦含其也冶党的面。关于国民党的党治历史，学界的研究迄无间断，而对其治党内幕，举若党员的发展、管理，组织的建立、运作，以及它的成分构成、行业比重、社会基础，甚全中心与外围、核心与派系、于政与于军的关系等，却间存空白，或未深化，更不系统。因此，本著专注于是，断以1949年为限深入其中，详探究竟，终藉一手资料，得出其为弱势独裁政党的结论，故无能治国是其必然的宣示已寓其中。

作者大胆地将系统整体研究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从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余年与每两三百年爆发一次大动乱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提出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的假说，并用这一套模式去解释中国社会、文化两千年来的宏观结构变迁及其基本特点。由于本书观点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普遍受到关注，一般认为是中国十年改革时期重新诠释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理论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