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录一则保田与重郎为胡兰成《建国新书》作的序.
保田与重郎（YasudaYojulo，1910－1981）是日本战前战后时期的代表性的右派文艺评论家，是为‘日本浪曼派’（曼字为它故意所用，非误字）的创办人。
由此文可知胡兰成是在保田与重郎的怂恿指点之下，才完成《建国新书》的。此文对胡兰成的思想和文章有相当独到且精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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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建国新书>序》（全集第四十卷）
‘我认识胡兰成大人，并不是他还在中国当汪兆铭政权重要阁僚时的事’，故尾崎士郎曾对胡先生的《中国之心》一书所写的序文中，就这么说过。其实，我也是一样。尾崎氏临死之前发表了《山河岁月》，前面就加上了‘为吾友亡命漂泊的孤客胡兰成兄’这样的献词。这个作品描述了战国末期的英雄立花宗茂的传奇性命运。我在这里不打算对尾崎氏的用意作任何的推测，不过，这篇小说中充满了恻恻的幽情。何况《山河岁月》这个书名原来是借用胡先生的同名著作的。尾崎氏生前爱读胡先生的这本书，有意亲自把它翻成日文。我不喜欢随便猜测已故之人的心情，然而，尾崎氏悲痛的隐情是不难想像的。所谓的‘亡命漂泊的孤客’其实是尾崎氏的自寄伤心之辞。胡先生是天性诗人，也是当今东方最高的学人，同时也是没有国家的亡命之客。
先生在年少时已成为革命家，其半生所经历的事，既丰富且多采，畏怖严肃兼而有之，更包含著几分放诞之气，不宜苟且言之。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杰，也是东方文明第一流的学人。我对他文人诗书的天分和文章小说的才能也有极高的评价。这位激进革命家的外表可是古来东方的温容优雅。
对我国国风的真正精神及古道，先生有比国人更深一层的了解，至于其对我国历史民俗或文艺美术的见解，则我值得学习之处颇多。然而，其人依然是忽而变成革命家，终究是个政治之人，我对此一事实有深切的感触。
去年当孙文百年祭典之时，肥后（熊本）的老国士，孙文的亲友柴垣隆翁用独立建了硕大的纪念碑，我也参加了它的典礼。为了那天，孙文哲嗣孙科氏夫妻及哲孙孙子平氏夫妻都从美国远道而来，共襄盛举。而孙子平氏的夫人竟然是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追究其罪行的胡先生之义女，这简直是宿缘。当天庆宴上，民国的大使和孙科氏的家族都在贵宾席，而胡先生则坐在我的旁边，算是迎接宾客的东道之一了。宴散后，来宾辞去时，都主动来到胡先生面前殷勤致意，大使则与胡先生握手告别。不过，胡先生仍然是个亡命孤客。
那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劝他写一本有关东方风教傅统修身的书。现在东方传统的文明已经濒临灭亡危机。当此之时，能够写这一方面的书的人，恐怕非胡先生莫属吧！因此，我也对那位发案者表示敬意。在熊本的宿舍里，也劝他写这本书，提过我个人的意见。离开熊本的那天早上，我们一起去拜清正公的庙，也在慕清正公而来为他殉死的朝鲜人金官的坟墓上凭吊一番，晚上坐飞机离开熊本，陪先生抵达我在京都的山庄时已是半夜了。
先生似乎从那时开始准备写这本书，也似乎从那时开始考虑放弃政治而从事文笔。在撰述此书之前，他先出版了《心经随喜》，而那正是惊异的政治的书。《心经随喜》是用日语讲演的笔录。
在同一时期，他也开始撰写《建国新书》。他之所以没有写道德方面的书，而特意取名《建国新书》，大概是他所面临的激烈严肃寂寞的现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之故吧！亡命孤客还是需要形成建国的政治理念作为个人道德的根底。不过，祭政一致的体制之下，政治和道德也理应被统一。
这本书是先生用日文撰写的，这使我十分感勤，我们应该好好地体会先生的心情。并且反省自己。先生先用日文写，然后再把它翻成中文。
我对先生有关日本文学的了解及想法抱有亲密的感情。至于他的文章，因有他独特的想法和见解，很难用世俗的习惯来衡量或调整。认识先生的人，都认为先生的有点辞不达意的日文却具有引发心思的特殊魅力，中文与日文的语法之间有差别，读者应努力去慢慢地体会它。
胡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亡命到日本有很多好处，其中之一是对古神道有所了解，也说过明治维新的根底也在此。我则认为先生能来到日本对日本历史加上了新的例证。先生是当今中国的第一流名士，也是第一流的学人，而我国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努力去吸收大陆的第一流文化，且如此加以珍重，永远崇敬，但是，历史的本流上却一次也没有失去过我们古道的精神。在历史的重要时期，外国的伟大人物往往来到日本对我国文明带来了恩惠，为数著实不少。
解释先生所用的词汇时，就可发现此书的中心思想即‘政治’的观念已经用得相当特别。先生此一‘政治’的用法或许将来能扫清当今政治所含有的意义也未可知。至于先生的逻辑，忽而飞跃，忽而燃烧，在其错乱矛盾之中，我看到悲剧之美，而为此心痛。今年的新春，先生撰写一篇奉赞圣德太子的文章，用以阐明我国国体的本义。这是值得日本人学习的，我是这样想。
我自庆祝胡先生能来日本亡命的幸运，用日文撰写这本《建国新书》在同一意义上，也让我感动。不过，想到此事，相对此人，我的感动毋宁是无比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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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士郎（1898－1964）是大众小说家，《人生剧场》为其代表作，他跟胡兰成的关系，待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战争时期曾受到军方和国粹主义者的压迫，并不是右派文人。

這是一本正經的閑書。著者胡蘭成以新鮮的筆姿寫中國文明之與世界，讀之如觀庭前的雲影水流，風吹花開。書中寫史上的天意人事，如聽擊鼓說書。寫治世禮樂，宮室衣裳器車之美，如聽兩個小孩並排坐在階沿上說話。這裡提出了專門學者們所沒有感到，感到了亦無能力提出的問題，而把來豁然地都打開了。所以此書為學者唐君毅等所深敬，亦為婦人女子和青年們所喜愛。讀之使人於人與物都有好情懷，於事聰明，做人有意思、有志氣。作者胡蘭成，1906年出生於中國浙江省嵊縣。燕京大學肄業。1974年到台灣，任文化大學教授，1981年病逝日本東京，著有今生今世、山河歲月、戰難和亦不亦...等書。
香港星島日報蕭千里曾評論此書：
山河歲月是胡蘭成的歷史觀，看他說來有趣，但是不能認真。雖云舉重可以若輕，到底不是真輕，歷史自有其沈重的份量，某些處可以四兩撥千斤，某些處卻又必須如承大賓。一概把來輕飄飄地舉過，做為個人的歷史觀或無妨，卻是不可以傳授的。
山河歲月也好，今生今世也好，都是既有優點也有缺點。中年以上的人如果在趣味上能夠體會，可以看的津津有味，不然必定大起反感，我以為如以看小說的心情看這兩本書，也許能享受若干意料之外的樂趣。
胡蘭成的文字可以欣賞，但絕不可學，因為畫虎不成反類犬。
目次:
再版自序
自序
世界文明的河源
中国与西方之始分歧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恒河畔金色莲花
问史于中国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周朝的礼乐
秦汉私情之美
井田经济的翻新
历朝治乱离合
民间五月的清
平人的潇湘
清末以来
太平军起义
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民国世界的王气
国民革命军北阀
抗战岁月
伐共建国

《东京梦华录全译(修订版)》所记述的，从都城的范围到皇宫建筑，从官署的处所到城内的街坊，从饮食起居到岁时节令，从歌舞曲艺到婚丧习俗，几乎无所不包，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民风时尚，同时也能感受到宋代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城市生活。

宋代遗民的记忆中，当年东京的繁华。

《东京梦华录》多记崇宁以后所见，时方以逸豫临下，故若彩山灯火，水殿争标，宝津男女诸戏，走马角射，及天宁节女队归骑，年少争迎，虽事隔前载，犹令人想见其盛。至如都人探春，游娱池苑，京瓦奏技，茶酒坊肆，晓贩夜市，交易琐细，率皆依准方俗，尢强藻润，自能详不尽杂，质不坠俚，可谓善记风土者。

《东京梦华录笺注(套装全2册)(竖排繁体)》主要讲述了：东京梦华录问世于南宋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从其书自序得知，作者为孟元老，但生平不详。清时，开封老儒常茂俫提出孟元老即为主持修筑艮狱的户部侍郎孟揆。此说曾被邓之诚先生认为读书不足而予批评。一九八O年，孔宪易先生沿（龙衣）常茂俫之思路，考据孟元老为北宋末年供职于开封凌的孟钺。孔氏证据揣测成分较多，成立较难。余以为不必坐孟元老为孟钺，疑元老取宋人常见名字为托名，其人或为孟姓贵胄子弟，或为浪迹京城出上入下书会先生，记録风士，以使人追忆故都之乐为要，遂锓木以度之。
东京梦华录问世不久，南宋的许多学者就模仿其体列，续作此类著作，如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梁录、周密武林旧事。自此以后，元有陶宗仪元氏掖庭记、费着刿华纪廲谱、刘一清钱塘遗事。

法国大革命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是和它以前的文艺复兴，以后的产业革命一样的重要；所以，倘然没有法国革命，我们的世界也要不同。本书旨在让我们认清楚法国革命，让我们不要忘却法国革命的两大个特点：一、法国革命是由真正的纯粹的民众热狂而生，他们有他们的要求，有他们的灵魂；他们不要领袖来宰制，不要凭着政客的阴谋来进行。他们是赤裸的，纯洁的革命份子。二、法国革命时的人物，固然各有弱点；但他们都是赤心以全生命来从事革命。

《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是作者在国共关系研究上的成果之一。作者历经数年，搜集整理了两党在抗战前后十多年间谈判的草案、提案和谈话录，以及在各时段开具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引证了各种涉及谈判问题的来往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等材料；解密解析了“‘收编’与‘改编’”“‘合并’与‘跨党’”“新四军问题交涉”“蒋毛会面之流变”“马歇尔调处的成与败”“打亦谈来谈亦打”“南京代表团的困境”等一系列谈判的核心问题；真实再现了在云谲波诡形势下，国共两党谈判的曲折过程和历史真相。

本书是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书系一，全书共收集了十九篇专稿，作者都是当代知名的学者、研究者、作家。他们在这些文章中再现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年代的真实情况。从真实性情上来说可称史料，而从文学性上来说可称绝妙文章。“联动”、“红成”、“串联”、“红鲁艺”、“革联”……我们将面对的是这一个个似乎远在千年以外的名词。

《并未远去的背影》基本是对民国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与重要事件进行再梳理。民国时期（当然也包括共和国时期）的许多人与事，其实都扑朔迷离，真面目始终不为人知.过去的“定论”，显然已不足为信。《并未远去的背影》所收文章，则意在对那些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旧人旧事进行再解读。比起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并未远去的背影》更注重对旧资料的重新理解和运用。利用内地公开出版的有关文献，利用从中南海里出来的各种书籍，对那些旧人旧事做出新的更符合真相的解说，是《并未远去的背影》的追求。

本书作者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的第一代教授，亦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堪称日本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史学特色之一，就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系统地把握。他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他撰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论著。本书则是根据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史”的内容整理而成的。正因为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史学著作烂熟于胸，方能这样如数家珍般地滔滔不绝，娓娓道来。对每一本中国的史学著作的优劣、特色都能一一加以评点。读之，真可谓获益匪浅。故特约请马彪先生翻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
《中国史学史》中文版序
例言
第一章 史的起源
第二章 周代史官的发达
第三章 记录的起源
第四章 史书的渊源
第五章 《史记》——史书的出现
第六章 《汉书》
第七章 《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
第八章 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
第九章 宋代史学的进展
第十章 元代的史学
第十一章 明代的史学
第十二章 清朝的史学
附录
中国历史思想的起源
章学诚的史学
中国史学史概要——从《史记》至清初
跋
后记
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
索引
凡例
人名索引
书名索引

本书出自作者本人独具个性的创意——每一周同步阅读六十年前的旧报，并随时写下他的“非典型札记”。他在报章开辟的“旧闻记者”专栏，受到香港和内地读者的欢迎。本书是“旧闻记者”的第一个结集。内容生动有味。对传媒人士，它也是重要却不沉重的“另类新闻史”。

《绘画史事》是阿拉斯在“法兰西文化”电台上为听众们准备的文化节目内容。一个致力于最严肃的艺术史研究的专家，要完成一个挑战：将倾其一生研究的精华与成果，用最平淡又最投入的语气，为广大的艺术爱好者们娓娓道来。
在法国当代的艺术史领域中，阿拉斯既可以说是一匹离经叛道的黑马，又是最具有代表性、最有才华的一个典范。他思路开阔，没有门户之见，其研究方法融合了法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精华与成果。他是开放与渊博的奇妙结合，深入与浅出的完美融合，体现出逻辑与直觉的高度均衡。他所研究的，是活生生的美术，从而使得他所做的学问，也是活的学问。一句话，他代表了一种新学者的理想境界。
他用一种快速的、经常是急切的语调，展示出他的清醒、知识和直觉。这种清醒、直觉与知识装备了我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说，一定会带着与以前不一样的眼光，迫不及待地前去看那些画：《蒙娜丽莎》、《天神报喜》、矫饰主义、弗美尔、《宫娥》、马奈、提香、“错时论”的好处与恶果、展览的条件，以及各种各样珍贵的细节。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绘画的。它们还讲述了作者的游历、寻访，如何在某些并不对外开放的地方自由来回，不易得见的画作如何被他独亲芳泽。这里有直面杰作时的激动和兴奋，也有仔细拍照后拿回家近距离把玩的快乐。

《数学史》是众多有关数学史著作中的一部，但她也是魅力独特的一部。就规模而言，她涉及从上古代到19世纪两千多年整个数学领域中主要数学概念的发展，结构宏大紧密；就细节而言，她让我们与牛顿、高斯这些巨人进行亲密接触，将代数、几何、算术、三角学的发展脉络娓娓道来。

本书讨论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这一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五四” 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的关联，到“五四”后各种思想观念、行为取向和政治势力之间的竞争，以及这些因素在竞争中的互动，并从区域、文武、新旧等文化因素与政治斗争的纠结考察北伐前数年军政格局的演变。全书所再现的“历史现象”与既存认知有相当距离，或更贴近这一时段中国思想、政治领域那种异常丰富、曲折而活跃的动态场景。

In this powerful and provocative book, Prasenjit Duara uses the case of Manchukuo, the Japanese puppet state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1932-1945, to explore how such antinomies as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and governmentality and exploitation interacted in the post-World War I period. His study of Manchukuo, which had a population of 40 million and was three times the area of Japan, catalyzes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new global trends that characterized muc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king why Manchukuo so desperately sought to appear sovereign, Duara examines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t mobilized to make claims of sovereignty. He argues that Manchukuo, as a transparently constructed "nation-state," offers a unique historical laboratory for examining the ut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irculating global forces mediated by the "East Asian modern."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not only shows how Manchukuo drew technologies of modern nationbuilding from China and Japan, but it provides a window into how some of these techniques and processes were obscured or naturalized in the more successful East Asian nation-states. With its sweepingly original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this book will be essential reading for all those interested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Prasenjit Duara offers the first systematic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linear history. Focusing primarily on China and including discussion of India, Duara argues that many historians of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s have adopted a linear,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Enlightenment/colonial model. As a result, they have written repressive, exclusionary, and incomplete accounts.
The backlash against such histories has resulted in a tendency to view the past as largely constructed, imagined, or invented. In this book, Duara offers a way out of the impasse between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evolving nation; he redefines history as a series of multiple, often conflicting narratives produced simultaneously at national,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levels. In a series of closely linked case studies, he considers such examples as the very different histories produced by Chinese nationalist reformers and partisans of popular religions, the conflicting narratives of statist nationalists and of advocates of federal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He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incorporating contestation, appropriation, repression, and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subject into any account of the past that will be meaningful to the present. Duara demonstrates how to write histories that resist being pressed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subject in its progress—or stalled progress—toward modernity.

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十分深入，翻译有大量日本文学名著。二十世纪初，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周作人成为当时中国较早认清日帝侵略真面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从开始的专注于纯日本文学研究，转向对日本国民性的探讨和深思，对日本的武土道精神、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日本的民族宗教国家神道做了深刻的检视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种种假设和建设性意见。虽然周作人在日本研究方面没有留下什么专著，没有成系统的理论，但他的文章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就是在今天读来，仍不无借鉴和警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