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成書於一九七五年，為魏斐德早年的作品，同時是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經典代表作。出版至今一直被美國多所大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的基本教材，其研究成果不僅公允地提示出大清帝國必走向衰亡的社會脈絡，也超越了當時西方漢學界中盛行之「衝擊-反應」的西方中心論觀點。
作者認為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絕不是停滯不變的。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固然對中國帶來刺激，然而中國本身的各股社會力量，才是促成辛亥革命成功、清廷傾覆、帝制結束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書一開場，先以農民、仕紳、商人在明清社會的生活型態和社群發展，來定調當時民間普遍存在的矛盾和活力的來源；接著逐步從王朝興衰、民族更迭的角度推到清盛世的來臨；之後再交錯注入清代民間社會運動發展和外力入侵的動因，來觀察帝國由盛而衰的轉折，及逐至崩潰的過程，對帝制中國的衰亡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讲述中国历史(上下)》的价值不言自明。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治学为人，先生均被视为楷模。多有学人屡用大写的“人”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在治学上，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投入，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我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作者运用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搜集到的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历史档案资料，和其高超的讲故事能力，出色的讲述了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复杂的个性和人生，特别是作为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是如何在国民党的政坛险滩中腾挪盘旋，不断上升的，以及如何在国民党内外和全国建立、扩张其庞大的间谍王国。
本书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戴笠和国民党特工的认识,而且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阶段民国史的了解。

本书是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之一。这是一部出自大家手笔的磅礴之作。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位旷世伟人究竟靠什么思想予以滋养？”魏斐德教授驰骋往来于康德与王明阳之间，在中西文化宽阔的思想史海洋中，架设起透视毛泽东思想的知识桥梁。
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敌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对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奉，使自我有所遵循。但是，规定自我的要求却创造了与宇宙变化相竞争的必要性，即把一种基本目的强加在宇宙头上。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话说得好：“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

本书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进行研究，并着重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作者两部研究中国城市的著作被视为研究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作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严谨认真的工作，将确保本书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朽地位。

本书系傅国涌先生新著，讨论了自1872年《申报》创刊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近百年的中国言论史，每年一篇，论述当年的典型事件，篇末以“记事”方式列出该年的大事记，从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近百年的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斗争中，用言论的武器与晚清政府、国民党反对派做斗争的艰辛历程。

《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的第三本。这《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中收入的文字是作者1999年至2004年间断断续续写下来的，书中的部分文字曾经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而还有一部分文字，是由作者演讲时的录音整理的。这是作者写作跨度最长的一《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文字虽然是零散的，提供的只是一幅幅剪影，但都围绕了“百年中国言论史”这一主题。

本书以充满激情的笔墨,研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言论自由,研究“文人论政”的传统及中国百年言论史。言论自由,乃文明社会的基本尺度之一,是世界的公法,人类进步的象征。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自由、民主、宪政就已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不倦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一理想,宋教仁、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杨杏佛等奉献了宝贵的生命,梁启超、张季鸾、胡政之、成舍我、陈铭德、徐铸成等奉献了智慧、心血和毕生的精力。本书不是一般的叙述历史人物的遭遇,而是从历史人物的经历中看一个时代的言论空间,看在那样的空间里,一个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已经做出的是什么。
本书言近意远,尺幅千里。

有關孫逸仙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兩種歷史生產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兩者都扭曲了孫逸仙。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孫逸仙真正的歷史角色。
在法國漢學家白吉爾筆下，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溝通。綜其一生，他為革命全球奔波，訴諸三合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產國際等的支持，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如此複雜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脈絡來看，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產物，他的發跡，代表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
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產？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終成了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
本書目錄臺灣版序
導論
第一部 南海冒險家 一八六六至一九○五
第一章 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四，成長歲月
第二章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革命領袖的象徵性創造
第三章 一八九七至一九○○，革命運動的象徵性創造
第四章 一九○五年，喚醒民族主義與創立同盟會
第二部 國父？ 一九○五至一九二○
第五章 孫逸仙與同盟會
第六章 謀反者
第七章 中華共和之（養）父
第八章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跨越沙漠
第三部 孫逸仙晚年：民族革命和革命民族主義 一九二○至一九二五
第九章 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孫逸仙、蘇聯顧問和廣州革命基地
第十章 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第十一章 孫逸仙之死與變形
人物小傳
注釋
參考書目

本书是一本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之作。作者扬弃了固有的研究途径和教条，以哥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为民族主义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作者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中来理解——民族主义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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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地貌在六千六百萬年前隱約浮現，漢族大規模移入的歷史只有四百年──然而這四百年卻帶來空前的文明變化。殖民、移民、遺民的勢力你來我往，以各種名目表述想當然耳的歷史。國族的、地域的、族群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力量擠壓衝撞，狂野之處，豈竟是像地表之下，那千百年來不得稍息的板塊運動？
這本選集介紹十七世紀中葉以來到當代的文學作品，並由此重新呈現臺灣歷史的凝聚與解散，應然與偶然。從文學看到的臺灣歷史，不僅止於政治擾攘、世代興替而已。從文學看到的臺灣歷史包涵了日常生活的點滴，情緒與欲望的軌跡，眾聲喧嘩──文言白話、鄉音國語──的網絡；也包涵了教養形成或敗壞的見證，生態墾殖與摧毀的敘述，圖騰和禁忌的重複搬演，以及個人與政教機器間永無休止的對話。
藉著文學「看」歷史，本書強調兩者之間的主從辯證關係。「從文學看歷史」並不意味文學只是歷史的視窗或鏡像，也意味文學是欲望、形塑、詮釋，乃至解構歷史的動力。「從文學看歷史」不是虛構的文字遊戲，而是以虛擊實，不斷尋求與自我、與他者對話的嘗試。
本書按照時序或主題，分為三十三章。文類包括古典與現代詩歌、散文、小說。從晚明的鄭成功到當代的駱以軍；從十九世紀末的丘逢甲到二十世紀末的朱天心；從在上海、北平大放異彩的臺裔子弟劉吶鷗、江文也，到曾落籍臺灣的日本作家西川滿、坂口零子，到海外的白先勇、郭松棻；從原住民夏曼．藍波安到e世代許正平，分別以專題呈現。作家筆下的臺灣經驗是如此繁複多樣，也應該激盪出更多想像臺灣歷史的方法。

In this cogent and insightful reading of China’s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culture, David Strand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engendered a new political life—one that began to free men and women from the inequality and hierarchy that formed the spine of China’s social and cultural order. Chinese citizens confronted their leaders and each other face-to-face in a stance familiar to republics worldwide. This shift in political posture was accompanied by considerable trepidation as well as excitement. Profiling three prominent political actors of the time—suffragist Tang Qunying, diplomat Lu Zhengxiang, and revolutionary Sun Yatsen—Strand demonstrates how a sea change in political performance left leaders dependent on popular support and citizens enmeshed in a political process productive of both authority and dissent.

粵語是極具寫作潛力的方言，今天在香港仍然非常活躍的粵語寫作，在晚清時已經有值得注意的成就。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以五個生動別致的個案，輔以大量罕見的報刊和歷史文獻，立體地呈現當時粵語寫作的面貌。本書以廣闊的視野和客觀的態度，給予這些作品深入、適當的分析和評價。其中作者如梁啟超、黃世仲，雖為人熟悉，但他們對粵語寫作的貢獻卻鮮為人知；而鄭貫公、廖恩燾、陳子褒等，雖然在粵語寫作或母語教育方面有極重要的地位，卻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本書正好彌補了這個學術遺憾。
追溯晚清時期香港的方言文學生產和寫作活動，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香港文學的前世今生。由此可見，香港粵語創作，以至香港文學的發生，其實可以推前至清末民初時期。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和西洋算是有了正式的接触。又十年，有几个读书人竟因为种种机缘，或出使或游历，或避祸或考察，漂洋过海，在国外逗留了颇长的时间，对西洋作了较为近切的观察。他们的见闻，或者可以说是中国人了解西洋的第一步。他们留下的记叙这些经验的文字，因为各人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不同，常见参差；但其中的种种赞叹种种困惑，却是一致地反映出中西文化最初接触时的复杂情形。
这本书不正是想讨论这种复杂情形的一个方面，即利用这些登陆瀛洲的海客的日记看看他们对维多利亚科学观念和技术成就的反应，看看科学技术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认识结构完全不同的文化的传播过程。主要是描述，间有感慨；主要是谈一百二十年前的事，但对今时今地亦有深切的意义。

作者选取上海1966-1976年的人口状况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是为承担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的整体研究搭建了一个深远地看到许多社会情状的背景。

五四運動後十年，中國的政治、社會發生急遽的變化，學生運動風起雲湧， 但相關的學術研究，至今仍深感不足。「一代的政治培養出一代的學運，一 代的學運反映出一代的政治」，從這階段的學生運動史，一方面可以看出富理想色彩的學生「以極無責任之人，辦極有責任之事」，學運不能不遭遇到很大的挫折；而另一方面新興具有動員性的政黨，逐步與學生接近，終於使學生運動變成了運動學生。二○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或許可以提供當代學運 一些啟示。

《萬古江河》是許倬雲畢生智慧的結晶，也是他對中國文化發展問題的創新詮釋！

本書以江河流域的擴大比喻文化的進展，從中國文化發軔的地理空間開始談起，論及史前時期中國文化的多元發展與分合，然後再細述中國文化在不斷的衝突與融合中，一步步擴大進入世界體系的歷程。最後，全書以中國文化面對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帝國壓力下的「百年蹣跚」為結束。

《萬古江河》近27萬言，涉及的內容極為豐富，有民俗生活、思想信仰、文學藝術、經濟社會的演變、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的交流互動等，字裡行間既有高空鳥瞰式的宏觀洞見，又有具體日常生活的細微描寫。

更重要的是，本書不但擺脫了中國文化本位主義，也著重於庶民觀點及大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每每以全球文化的高視點，來詮釋多元且複雜的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其視野之開闊、思路之寬廣，實為相關著作中所僅見。

許倬雲耗時三年完成的這部大著作，雖是以精深學術為底子，但作者的文字風格極為暢達，也不直接引用史料原文，因此本書已跨越了歷史專業讀者群的範圍，非常適合一般讀者閱讀。作者在書中闡釋了上百個一般讀者想知道，但又不曉得到哪裡去問的文化議題，例如：台灣為什麼晚至近代才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中古的老百姓吃些什麼、《金瓶梅》為什麼是有反叛精神的創作、長江文化和黃河文化有何差異、孔子的「仁」到底是什麼意思、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代西方的工業化……等。一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今日的讀者不同於舊時，在這平民的時代，大率受過高中教育以上者，都可能對歷史有興趣。」──而本書，即是為這一代中國人所撰寫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