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了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去了解它的军事。大日本帝国海军，从建立初期的猴唯诺诺到令全世界瞩目不过用了四十年时间，之后又经过近四十年，便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
这是一支充满赌徒性质的军队，也是一支很有创意的军队，它能够无视一切既存的政治经济军事规则和定论而孤注一掷，从而创下了不少“首次”作战的方式和创意，同时，这又是一支极为保守、固步自封、思维方式滞后子时代达数十年之久的军队。
两种极为矛盾的性质相互依存，恰好正是日本民族性格的所在，这也预示着它除了悲剧性的下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结局。最终．它的归宿也只能是大洋深处——那片与其说是它们的战场，还不如说是赌场，更是坟场的地方。
军舰是成了残骸，但日本海军的软件遗产却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如果仔细观察日本杜会，就会发现：来自旧日本陆军的影响确实不大，甚至可以说几乎消失了，而来自旧日本海军的影响则很可观。很多被现今人们认为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或行为方式，其历史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久长．里面不少是日本海军留下来的遗产，仅仅只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而已。那是一笔有正有负的遗产，日本战后的复苏有不少地方要归功于那笔遗产，后来日本经济的停滞和徘徊，似乎也能从那笔遗产中发现端倪。

本书为“经典战史回眸”系列丛书之一，对日本沿海军从明治建军，通告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强国，直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走向灭亡的历程进行了具体的、绘声绘色的描述。
菊花与锚
——近代日本的变革与日本海军的创设
从浪速到吉野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海军的扩充与发展
菊纹龙旗之战
——1894年甲午海战及分析
走向战争的道路
——日俄战争的政治与外交背景
帝国的重组
——日俄战争及其后果
“六六舰队”时代的日本海军
“八八舰队”的发端
旧日本帝国海军金刚级战列巡洋舰
旧日本帝国海军长门级战列舰

《国史新论(新版)》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该书前8章专言经子，颇多新意。如以“阶级之觉醒”论先秦诸子，以“个人之发现”论魏晋玄学，以“大我之寻证”论宋明六百年之理学，不乏真知灼见。该书第九章专论清代考据之学，常有精辟之论，时人有“竟体精深”的评价。全书最后一章为最近期之学术思想。
该书是一本学习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入门读物，出版后广为流传。

一般人对口述自传的了解，大抵是从唐德刚这部《胡适口述自传》开始的。这是唐德刚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口述回忆十六次正式录音的英文稿，和唐德刚所保存并经过胡氏手订的残稿，对照参考，综合译出的。这也是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亲身交往、提着录音机完成的一项傲人的“口述史传工程”。
在这里，胡适重点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作总结评价，而这评价反映出胡氏晚年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出入。唐德刚将其英文口述译为中文后所作的注释评论，却是不可不读的好文章。这本书“传”与“注”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1970年代，海外史学界盛称《胡适口述自传》：“先看德刚，后看胡适。”

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他封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本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业面貌。

本书是继《士与中国文化》之后，经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教授同意，编选而成的他的又一部学术论文集。这些论文，不仅反映出著者作为一位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广泛深入了解研究的深刻的社会思想史专家，力图通过对若干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问题的分析，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从而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性质的一种整体了解的学术风格，而且也反映出著者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层关注和严肃冷静的思考。

本书是作者研究中国史学史、思想史及探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文集，收录论文有《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艺复兴与人文思潮》等。

民主政治思潮衝擊中國，中國人亦嚮往民主政治。自清朝末年至國民政府時期（1908-1948），先後四次舉辦國會選舉，希冀實現代議政治。本書敘述各次選舉的制度與經過，包括選民人口、候選資格、投票過程等相關涵數，並運用精英觀念，分析當選議員的背景、年齡及新舊知識等，最後討論何以民主政治不能步入坦途的內外在因素，是一本開創性的論著。
目次
黎序
自序
緒論：議會思想之進入中國
第一章 諮議局及資政院議員選舉：中國試行代議政治
第二章 第一屆國會選舉：政黨與政治精英
第三章 第二屆國會選舉：安福系與研究系
第四章 國民大會選舉：國民黨與威權主義
結論：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
插圖
附錄：議員名錄
參考書目

本书收入近年来部分重要论文，冠名以“从革命到共和”，乃取自张灏先生“转型时代”的概念，即自清末到民国，知识群体互争雄长，推动思想潮流，建构公共空间，而报刊杂志等传媒则起了关键作用。本书以孙中山、梁启超为例，探讨晚清“革命”话语的理论与实践，而关于拿破仑一文说明其英雄传奇在中国的传播轨迹，到“新小说”中却被描画成“英雄末路”，意味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对于“革命”价值的接受出现某种转折。
本书主要论述民国时期的都市通俗文学、电影与报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关系，描绘文学与文化多元竞争的盛况。重点之一是针对现下学界的流行看法，强调“通俗”（即“鸳鸯蝴蝶派”）文学不仅在大众启蒙及打造时尚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切入都市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共和”宪政的自由与民主理念。

这本书主要翻译了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重要作品《记忆的社会框架》中重要的部分，以及研究《新约》空间基础结构的《福音书中圣的传奇地形学》的结论部分。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2008年初，作者在湖南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中，连续作了45集的“湘军传奇”讲座。本书就是在讲座的基础上精心裁剪、补充润色而成。虽然是讲故事，但处处又显露出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厚的学术功底，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对湘军事迹及人物的“误解、误读”，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书中提出并解答了一些湘军史上绕不开的问题，譬如湘军转战南北，前后期的领袖有什么风格上的差异；胡林翼、曾国藩的独特风格对湘军的影响又如何。同时，作者也在通过事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澄清一些个人的逸事流言。还有一些重要事件，作者详细加以证明，将真相揭示出来。湘军在朝廷的奥援是什么情形，朝中有哪些高官亲贵明里暗里帮助他们；湘军统帅与权势集团——譬如“肃党”的关系，又是怎样。上述所谓的“揭秘”，既能满足“讲坛学”的需求，也是考验一位严肃的史学作家搜罗史料和分析能力的关键。

《战天京》讲述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郭嵩焘等晚清军政名人的故事。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体例融正史、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开历史论著之先河，堪称一本前所未有的晚清人物评著。

【內容簡介】
世界，一直被「發現」。
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大發現」，其實是一種視線（まなざし〔gaze〕）的發現，歷時幾個世紀的擴張，編成一套完全覆蓋地球的視線，而歐洲則恆常占據視線主體的特權位置，將博物學視線場域當成新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機制親自演出，而博覽會的時代也就出現在這個時刻。
本書的觀點在於捕捉人們聚集於博覽會的體驗史。亦即，在博覽會的場域中，誰被吸引？看見什麼？觸發什麼？人們的經驗結構是否發生變化？博覽會從一開始就是由國家和資本共同演出、人民被動吸引和接受的制度性存在，但博覽會的經驗結構絕非這些編劇企畫者所能片面決定，移動自己身體前去參加的人，仍是這個特殊經驗的最終表演者。過去將博覽會定位在技術、設計與工業發展史的一環，以發展史及風格演進來看待其角色，然而博覽會是個複雜交錯的多層次文本，單以新工業技術展示場的角度加以解讀，顯然有所不足。
於20世紀邁向巔峰的博覽會，融合了帝國主義、消費社會與大眾娛樂三個要素，不但是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制，也是商品世界不停誘惑消費者的廣告機制。本書一方面以「帝國」的展示、「商品」的展示及「見世物」三個主題作為博覽會的縱軸，另一方面則以歐美萬國博覽會和日本國內博覽會的參照關係為橫軸，試著解明博覽會如何動員並重新整編現代大眾的感覺和欲望。
【台灣版序文】
〈致台灣版讀者〉
吉見俊哉
拙著《博覧会の政治学》經由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四位教授的努力在臺灣出版，我由衷感到光榮。1992年本書在「中公新書」書系出版，有幸獲得文化研究、新文化史、美術史等領域內關心博覽會、博物館、展示歷史的諸多研究者和學子閱讀。先前在2003年已有韓國版譯本刊行，現在再有臺灣版譯本問世，使本書能夠呈現給更多亞洲的讀者，令我十分欣喜。
大約二十年前本書甫出版時，日本已經走過1980年代末期，雖然泡沫經濟已走到尾聲，卻難以預料長久之後會是如何嚴竣的未來。場景回到本書初面世的1992年，三年前有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一年前蘇聯垮臺，時代由「冷戰」旋即轉變為「後冷戰」，日本社會將被迫轉向何方，仍無從展望。因此，日本在隔年1993年出現非自民黨執政的細川政權，很快就短命終結，之後政治與經濟的混沌迷亂不僅一直持續，而且愈加深刻。
談些與博覽會有關的事，那一年剛好也是西班牙塞維亞（Serville）舉辦萬國博覽會。本書終章提過，我認為以「紀念新大陸發現五百年」為名而開辦的塞維亞萬博，應該是「博覽會時代」終了的象徵。之後漢諾瓦萬國博覽會的大筆赤字、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混亂一場，其實都是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博覽會時代」終了，就是「發現的時代」終了，帝國主義的視線擴張到整個地球，將世界編入符號秩序中加以排列，歷經數個世紀後也已終了。現代一直不斷在終了——我們對現代的信心逐漸在動搖，卻渾然不知再來的歷史要如何展開。
從那時算起，二十年很快就過去了。其間日本經歷過阪神淡路大地震、奧姆真理教事件；經濟陷入長長的停滯、政治走進重重的亂局；新自由主義被貫徹實行、社會安定性基礎被連根拔起，這是日本前進的方向。社會的變化也波及到人們的意識，2005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三十五年後舉辦的「再一次的日本萬國博覽會」，不再可能像那樣成為代表經濟成長期的國家大事了。
日本在此二十年間，正是領受「崩壞」與「停滯」反覆發生的「失落時代」。但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從1990年代以後的二十年間非但未曾「停滯」，反而是在「躍進」。整個1980年代，韓國與臺灣有民主運動在普及，各國也都能看到經濟在發展，首爾並在1988年舉辦奧運會。1990年代後半，變化的中心逐漸移向中國，在東亞的整體秩序裡，中國的比重也不斷增加。反觀日本，在20世紀前半是東亞帝國並將周邊國家殖民化，20世紀後半是經濟發展的典範，然而到了21世紀，日本已不再扮演如20世紀的特別角色。
今年，2010年，距離大阪萬國博覽會已四十載，上海就要舉辦中國首次的萬國博覽會了。上海萬博與兩年前的北京奧運是成雙出現的事件，這種組合很像四十幾年前的東京奧運和大阪萬博，也很像二十幾年前的首爾奧運和大田萬博。合稱東北亞三國的日本、韓國、中國，恰好以間隔二十年的速度相繼利用「奧運」和「萬博」作為經濟成長的象徵。這些組合的比較研究，期望今後也能由相關的年輕研究者以更好的方法進行。如果參考日本的過程，大阪萬博經歷四十年歲月方成為「過去」，那麼真正的歷史研究工作也才正要開始。
本書原是我某個研究計畫的一部分，主要探討19世紀末日本國家的事件演出與民眾意識自發動員的關係。在1980年代後期，我關注的議題除了本書處理的內國博覽會，還包括中小學的運動會、明治天皇的地方巡行、近代的伊勢參拜（團體旅行）等等，亦即現代國家將國民當作一般大眾而組織起來的各種儀禮性活動。我試著藉由這些活動解明，常民的日常意識及身體感覺，與國家的身體戰略其實有所關聯。
這種關注延續自我的處女作《都市のドラマトウルギー——東京．盛り場の社会史》（弘文堂 1987，文庫版 河出文庫 2008），書中處理了都市鬧區集結人群的意識與資本和國家的空間戰略之關係。這是我在1980年代後半的嘗試，以過去都市空間為基礎，討論集體儀式與現代權力之間的動能，並放到國民國家或帝國之類的更大脈絡來思考。
經過這樣的思考作業，繼之浮現出來的主題，就是博覽會與殖民主義的緊密關係。適巧1980年代後半，海外也出現許多以殖民主義意識形態來探討19世紀末萬國博覽會的重要著作。由於這些研究行動的先行，本書的思考因而聚焦於更為早期的問題，亦即在現代日本的博覽會中，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如何再現的問題。這種觀點在本書出版後的1990年代後半開始急速暈染開來，而今博覽會與帝國主義的各種討論，已有諸多優秀的研究者在各個領域從事精緻的分析。
本書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博覽會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本書雖以博覽會這種具體的群集空間為焦點，但更在思考博覽會與國民國家、帝國主義及消費社會之間的關係。現代都市出現過的無數視覺消費空間—例如百貨公司、主題樂園、博物館、廣告，其原型就是博覽會。由這個觀點出發，本書分析了歐美的商業主義如何滲透到博覽會，以及日本的百貨公司和報社何以要主辦博覽會。從今天看來，這種觀點可說是一種「殖民地性的現代」，是涉及摩登女郎、消費文化、殖民主義、商業主義等各種主題的研究。
這二十年來，伴隨社會的鉅變，學術界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對我本身而言，1990年代下半之後的最大變化，是與許許多多亞洲各國批判性知識分子的廣大交流，以及自己執教大學裡學生國籍的多樣化。本書寫作時是以概念上的殖民主義作為問題的切入點，我則尚未與亞洲各國友人共享相同的問題意識或共同進行研究。然而今天，我自己的疑問已深切與亞洲、太平洋、美國、歐洲的友人所共享。當然，在研究日本的脈絡時，我也不再認為只以日本當作唯一的核心對象就足夠，也不再視之為不證自明的前提。
在這種全新的跨國性知識文脈下，本書或許還能因開啟一些新的批判性洞察視野而有所貢獻吧！就如前述，日本、韓國、中國等，有可能針對歌頌經濟成長而舉辦的國家慶典進行比較研究。果若如此，本書的觀點或許多少有所用處。對殖民時期曾在臺灣、朝鮮半島、滿洲舉辦博覽會的相關研究，也可能是本書研究的延長線。
我也期待本書的讀者，不要只將目光直接對準博覽會的研究。除了博覽會，博物館、美術館、百貨公司、電影院、劇場、書店、圖書館等各種現代的（=modern）空間，都在19世紀到20世紀之間大量出現在東京、大阪，也出現在首爾、臺北、上海、香港等亞洲都市。這些空間也可能以稍稍縮小的規模，出現在同時代的地方性都市，甚至以移動的形式出現在農村的學校、寺廟及神社。若以此來思考現代性空間，最重要的關注點，應該就是群聚的人們與空間所交織的視線集體組織化的歷史。在博覽會；在博物館和美術館；在電影院、百貨公司、圖書館，走過「現代」的人們體驗了什麼樣的視線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又如何被新的社會集體性所組織起來？這些問題，實已超越了美術史、電影史、文學史、建築史等既存學科領域的界限。就我本身的立場，我認為新的文化史就是最廣義的媒介理論或文化研究所要探討的對象，當然這種說法也可以有不同見解。
然而，我仍想對那些不同見解提出我的期待，希望本書讀者參考本書的提示，不要完全只使用自己在「美術史」、「日本史」、「建築史」、「電影史」、「媒介史」等學科框架內熟習的知識，而要試著跨越框架並試著培養打破框架的攻擊意志。
對人們的經驗進行重新整編的，不只是博覽會、美術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作為現代視線的空間；大學與各種學術性知識的機制（包括這本翻譯書本身），也都是作為現代視線場域的一部分而被組織起來。歷史學、地理學、植物學、動物學、文學、經濟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現代性的學術體系，不會永遠維持不變的內容，傅柯（Michel Foucault）早已經清楚指出這點，它們是透過現代媒介與論述秩序的組織過程而產生。
是以《博覽會的政治學》的「政治學」，就不是造成政治影響力那種意義下的政治學，也不完全是操弄博覽會那種微觀政治學意義的政治學。當然，後面這種微觀政治學的觀點是貫穿本書最重要的部分，甚者，能夠記述微觀政治學的論述場域，亦即各種學科領域的結構，也都與博覽會一樣是種現代視線的秩序。探討博覽會，也就是在探討你我身邊的許多事物，例如身處的大學、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院、百貨公司等地點，以及作為教師、學生、讀者、觀眾、消費者等身分。這並不是要否定大學、圖書館、博物館的意義，而是要先打造一個「去領域」的基地 ，以將知識結構由內部顛覆、相對化乃至提出全新的認識觀。
今日，網際網路與各式各樣的數位媒介，對於大學、圖書館、博物館，乃至書店與百貨公司等現代性的空間秩序，莫不帶來劇烈的變化。所有現代視線的空間，在這個巨大的數位衝擊下幾乎也都腳步踉蹌。在21世紀初，我們不只生活在冷戰變成後冷戰的全球板塊移動（Global Shift）中，我們也體驗到現代性視線空間變成後現代資訊空間的數位板塊移動（Digital Shift）。這麼看來，博覽會這樣的現代性空間，難道只能是歷史性分析的對象嗎？本書由初版刊行至今已經歷二十年，現在的我對本書提出的問題，一方面因身處中國崛起的東亞歷史中，另一方面則因身處面對新式數位衝擊的現代性空間全體變化中，確實感到有重提新架構的必要。
如果前述的問題意識，能因這次臺灣版的刊行而獲得更多共同思考東亞現代性的讀者之助，實為個人之所幸也。
2010年3月

希區考克的經典傑作《驚魂記》（Psycho）中的主角，殺人時披著媽媽的衣服，代表何種文化意涵？
可以把《鬼娃也有種》和《亞歷山大大帝》兩部電影放在一起討論嗎？它們有什麼共同點？
《飛越杜鵑窩》裡的男主角被施以前腦葉白質切除手術，象徵什麼？
美國作家菲力普．懷理的小說如今多為人遺忘，他在青史上留名的是締造了「大媽咪主義」（Momism）。什麼是「大媽咪主義」？
《殺母的文化》一書，作者孫隆基從構思到完稿耗時幾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書中，作者由「殺母」這一極為新穎的角度，深度剖析二十世紀的美國歷史文化。他以宏觀的歷史視野，從眾多好萊塢影片如《驚魂記》、《魔女嘉莉》、《沉默的羔羊》、《午夜牛郎》、《超完美嬌妻》、《凡夫俗子》、《兇手就在門外》……，以及從小說、詩作、電視劇作等大眾文化的內容著手，一字一句地爬羅剔抉，證明「殺母」文化乃美國二十世紀大眾文化的主流。 事實上，「殺母」這個議題在美國大眾文化中無所不在，雖然有時遮隱藏其內，有時強顯揚於外，但整體而言，美國文化中關於「殺母」的資料份量，多到令人驚訝。因而，作者歸結成一句話：「殺母」意識乃是美國文化長久存在的暗疾。
關於美國「殺母」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殺母的文化》可說獨步天下。本書絕對是一部原創性十足的書。這一點，就連美國人都未由此角度詮釋自身的歷史文化，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作者孫隆基，借鑒於中國文化「慈祥及雷鋒化的媽媽」，和美國「妖魔化的媽媽」做對角線式的比較，反而看出了美國文化中的「殺母」真貌。多年以前，孫隆基寫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對中國文化予以硬心腸地批判；如今，他把矛頭指向美國……
本書共32萬多字，有些「份量」，但它不但內容有趣，而且容易閱讀。這只要看看本書目錄，即可感知一二。本書內文共分13分章、98節，外加附錄7篇。內文的章節之間，環環相扣，層次分明。作者將美國文化裡廣泛彌漫的「殺母」意識，追溯至19、20世紀之交的「世紀末」，指出它是一股與基督教背道而馳的世俗化潮流。該股潮流發展至世紀中葉，又與尼采傳統的仇母論與美國性別角色論匯聚成一股巨流，譜成「殺母」的文化背景。1960年代，則是美國「殺母」經典著作的高峰期，「殺母」意識成為美國文化中的「八股」與「共識」，出現於無數的電影、小說、詩作、專書。此時期的「殺母」，幾近泛濫程度，一如當年台灣的「反共抗俄」，成為一「時代精神」。繼之，作者探討至二十世紀末期「殺母」的後續演變與發展，包括：女性主義與殺母意識之間不同層面的互動，以及與「殺母」相關的「殺子」、「殺狂慕者（粉絲）」等議題。作者認為美國大眾文化的發展，其實是「分離和個體化」的深化過程。在這個「個體化革命」的過程中，「媽」代表人生的早期，被定位成個體成長的「路障」或「絆腳石」。要奪回或擁有自己的人生，唯有將「媽」除之而後快。
此外，本書的附錄共有七篇文章，對「殺母」主題從不同角度予以補充，包括：美國人如何看中國人性格、美國文化中的殺父幻想，「殺母」是否接近尾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對影響美國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及其作品，皆有著墨，如達爾文、尼采、懷寧格、勞倫斯、佛洛伊德、蘇理文、馬爾庫塞、沙林傑。當然，書中也論及女權、女性主義者對「賢妻良母」的重炮抨擊，以及如費理丹(Betty Friedan)、黎契(Adriene Rich)、法拉黛(Nancy Friday)、亞堪納(Judith Arcana)……等人的重要作品。
本書同時也解答了美國文化史上一些重要課題，如原野理想、殺父娶母、大媽咪主義、邊疆理論、世紀末思潮、白色願望時代、杜鵑窩情結、性別教條、陽具型女人、吉力根學說、哈林的文藝復興、自然寫作、多樣相的變態、芝加哥七君子、M體質 W體質、「婦之性」（gynesexual）和「母之性」（matrisexual）、父母子「永恆三角」等等，全方位提供讀者對美國文化發展的深度理解。
《殺母的文化》一書，不只是具有學術的深度與創見，它論理邏輯清晰，脈絡清楚。本書可成為各大學歷史系、心理系、女性研究、文化研究等各學科的必備參考書。但同時，因本書保有作者一貫的獨特文字風格──筆鋒平實卻又批判冷冽，所以你可隨翻隨讀，放鬆心情跟著作者進行一場對無數部電影、小說有深度又趣味盎然的美國文化知性之旅。 2010年，如果你只讀一本書，建議你讀《殺母的文化》。
本書精采片段
在八o年代中期，美國禮品店出售給女性用的咖啡杯子，上面列了三個項目：希望我約會的男子，第一不是已婚者，第二不是戀母者，第三不是同性戀。
女性歷來以「媽媽」當角色楷模，因此新女性用「殺母」來超越媽媽。……「 把媽媽『殺掉』不是很好嗎？如果把媽媽放在神座上膜拜，等於是把女性限死在犧牲者角色裡。」
尼采看到「超人」與「末人」對立的地方，懷寧格則看到了「天才」與「婦人」的對立。
一個男人的靈魂被媽媽占有，總不會有好事。……在美國大眾文化裡，哪裡投下「媽媽」陰影，那裡就有精神病殺手。1956年的一部電影《死前的一吻》（A Kiss Before Dying）亦傳達這個訊息。它根據艾拉．勒文1953年同名小說改編，是我所知最早的把心理變態的系列殺手成因歸咎於「母親情結」的美國故事。
二戰時期，美國入伍的男丁在心身方面都不及格，連軍方也開始攻擊「媽」(Mom)：這些母親沒有完成為人母的基本任務。
美國的新婦女會對男人說：「你和媽媽之間作個了斷之後，再來找我。」……寫「七子之歌」的聞一多，在美國，會被認為在道德人格成長上出了問題。
科幻片《猴子發瘋》（Monkey Shines）主角的媽媽在他癱瘓後，搬來與他一起住，專職照顧他。如果這是一部中國電影，必定會歌誦母親慈祥、母愛的偉大，但「慈祥」這個造型實在超出美國文化的想像力。
有「母親情結」者，不只是證詞不被採用，他們簡直就是潛在的罪犯。把系列殺手的成因咎於媽媽，已影響到美國法庭之判案。……和一聽到「媽媽」法庭就判其證詞無效的美國心態相反，香港電影則有只需打出「母親牌」官司就必贏的情節。
「殺母文化」除了將母親妖魔化之外，甚至將一個孩子渴望母愛之人間常情都予以病態化。在任何東亞地區都會拍成「苦兒尋母記」的題材，到了美國電影裡，則蛻變成《送報童》（The Paper Boy）這樣的殺人孩童故事。
《德州電鋸殺人狂》師承的是希區考克的《驚魂記》，後者的靈感來自1950年代威斯康辛州戀母狂殺手愛德．堅。然而，《驚魂記》裡的戀母狂殺手只是穿上媽媽的女裝、頭戴假髮行兇。《德州電鋸殺人狂》裡的「人皮臉」反而更接近愛德．堅這個原型。很難想像：在美國文化以外，像愛德．堅這類變態人物會成為一整個次文化的鼻祖！
到了二十一世紀，美國「殺母」的題材似無衰竭跡象，但似乎也該到了推陳出新的地步。

从中西角度对比来看中西文化，会发现其中息息相关。本书选取华人学者孙隆基先生多年来文章多篇，既关注鲁迅，又关注美国大众文化里的“第三性”与东方人，论说有据，令人折服。

本書獻給被媽媽宰制的兒子們，以及受「母胎化」男性之害的眾多「第二女性」們。並把同情給予困陷在傳統「母親」角色、人格內容局限、心理天花板低沉的廣大女性。
本書對搞「拜老母教」之徒進行口誅筆伐，猜拆穿把人格不成長當做最高「美德」的騙局。不僅前所未有地揭露了中國人母親崇拜的本質，也對美國人的殺母幻想從事廣泛深刻的大解剖。本書展示了中國人的「集體化」傾向踐踏「個體」的施暴形式，也首次正視美國「個體」之形成在日常生活層次上散發的暴力。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本书选取百年中国历史中一页似乎久已被人遗忘的篇章——《清帝逊位诏书》，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挖掘了其中仍然富有生命的机理。作者认为，在走向共和的古今大变局中，现代中国的立国基础不单纯是辛亥革命那种激进主义立宪精神。它的另一个精神基础体现在《清帝逊位诏书》之中。逊位诏书虽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
本书从五个方面论证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第一，它对冲、稀释乃或阻止了南方政权的种族革命激情，避免了类似法国革命的趋势。第二，通过清帝逊位，传统王朝屈辱而又光荣地把王权交给了一个立宪共和政体，整个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结构。第三，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件不仅仅是一项政治赎买，更是一个建国契约，它对复辟帝制构成某种制约。第四，逊位诏书确立了中华民国的两个主题，一个是建立共和政体，一个是人民制宪，实现“五族共和”。第五，天命流转问题，逊位诏书隐含着承认人民主权是中华民国的新天命。基于此，作者认为，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