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许倬云先生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可贵参照。
许先生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系统。经济体作为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到公司，小到个体，无一不在变化中自我调试，以求胜出。恰如短跑竞赛，在预设的鸣枪“砰”之后，跑道上的选手风驰电掣，但最终谁能折桂，有很多变数就在其中。
中国几千年来，文官组织的成效得失，颇可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其轮廓。为此，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讨论，可谓是史学专业对管理学专业的他山之石，或可为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提供另一观察的角度。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许倬云
我的思考使我相信，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一定有许多可供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我们必须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不仅要洋为中用，而且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我相信，读者从本书中学到的不仅是历史知识，更是史学大家提炼的管理智慧。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不仅激励更多的历史学者投身于管理问题的研究，而且会使更多的企业界人士对历史发生兴趣。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责编推荐
比艰深史学研究更浅显，
比管理理论更生动，
史学与管理学互动，
生动而到位的阐释，
相信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为各位读者提炼的管理智慧将使您受益匪浅。

在世界史的大框架内，以中国史为经线，将中外历史采合为一体，为补充一般历史教科书而撰写了这样一本类似教科书的读物。本书是关乎人类历史诸多方面的论述，比如文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小书一册尽显历史大脉络，以全球的视角，纵横交错，颠覆你对历史常识的刻板印象。
本书的前半段乃以泼墨山水的手法勾勒人类历史与中国文化发展有关的大方向。后半段是从16世纪开始，即大洋航运开通，新大陆进入世界史，世界已是一个整体的局面下，中国与世界各处的发展。在前半段，欧亚大陆间的种种大事，都以大陆为舞台，海洋为边外之地。在后半段，海洋却成为门户！台湾也是在如此际遇下，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接之处，也成为中国东出、日本南下的较量之点。本书的安排是把中国纳入世界：为了今日，理解过去，在世界史的大框架内，立足中国，关心世界。

二十世纪的历史将以最浓重的笔墨，记载着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的暴行和文革浩劫，凡这两大灾难的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它，却又无法忘记它……

本书是《唐代基层文官》的续编，分章详论了唐代士人在中年经常出任的几种官职，包括京官七种：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遗、补阙、员外郎、郎中。县官一种：县令。州府官一种：司录、录事参军。以及幕府官一种：判官。过去的职官研究，不是偏向京官或州县官，就是整个忽略了幕府官，都无法让人看清唐代士人任官的典型模式。本书把这三大职官系统结合起来考察，涵盖面最宽广，而且也留意唐前后期的差别。

“谣言”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文化形态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谣言。现代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察发现，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对种种谣言或类谣言作出反应，与之互动。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市场学中，谣言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畴。许多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传奇、神话故事，其原型都是来自“谣言”；在军事、政治斗争中兵不厌诈地使用的大量“诈伪”之言，亦可说是“谣言”；朝廷种种言不由衷的宣言，御史的风闻言事，庙堂、民间的种种传闻，即使被载入正史，仍然可能是“谣言”。汉代史籍记载的流言、讹言、妖言、谣言、谶言等，多发生、流传于西汉成、哀、平，东汉桓、灵之世，以及两汉之际、汉魏之际。对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流言、讹言或“谣言”及其相关语境进行认真考察和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者提示官式文本、主流思维之外的另类真相或史观，解读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描绘出更多维、多层、多彩的历史图像，对此类信息的“历史真实性”及其与特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作出更完整的解读。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 is the much-anticipated final volume of Donald Davidson'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In the four groups of essays that comprise it, Davidson continues to explore the themes that occupied him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th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world; speaker intention and linguistic meaning; language and mind; mind and body; mind and world; mind and other minds. He asks: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these explorations? And, can a scientific world view make room for human thought without reducing it to something material and mechanistic? Davidson's underlying picture, which can be seen in many of these essays, is that we are acquainted directly with the world, not indirectly via some intermediary such as sense-data, representations, or language itself; that thought emerges in the first place throug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 shared material world,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as we engage each other in dialogue; and that language depends on communication, not vice versa. This is the triangulating situation - two creatures communicating about a common world - about which Davidson has written elsewhere.As for the mind-body relation: our ontology need posit nothing more that material objects and events; but as explainers we require two mutually irreducible vocabularies: mind and body. In the last six essays Davidson finds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his own views and those of some of the major philosophers of the past. Including a new introduction by his widow, Marcia Cavell, this volume completes Donald Davidson's colossal intellectual legacy.

本书是近代日本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作者的代表作。《一年有半》叙述作者的政治社会观点;《续一年有半》则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书中对宗教、有神论、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作了批判，表现出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无神论的姿态。
本书是日本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独特的唯物主义著作。中译本书后附有作者的著译目录和参考文献，可供深入研究时查考。

历史究竟是什么？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为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郯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
本书作者则一向偏重在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治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

《经典七日谈》从人类文明史的宏大视野，选择了七部对人类进步产生深远影响的经典之作，用通俗易懂、准确生动的语言，把这些经典之作的方方面面娓娓道来，让读者对它们的作者、内容、价值、影响等有了一个准确无误的认识。《经典七日谈》能够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切入经典，深刻地阐释经典；又能以敏锐的洞察力从经典中走出来，把经典与我们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让经典指导我们的人生。它是一部当今难得的经典入门之作。

本书收录康德于1784—1797年间（60岁至73岁）所写的论文8篇，包括康德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全部主要著作在内。
18世纪末的德国比起同时期的西方先进国家来，仍然是个分裂、落后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发展，但仍苦于封建制度的严重束缚。这就决定了德国中产阶级的特殊软弱性。当英国已经和法国正在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封建制度的时候，德国还只采取理论的形式。因此在论及由康德奠基的德国古典哲学时，经典作家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
18世纪的70年代以前，康德从事多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法因素；特别是1755年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或作《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运用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提出了关于太阳系演化的学说（即星云说），对长期以来在科学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僵化的自然观“打开第一个缺口”。这个学说于1796年被拉普拉斯（1749—1827年）重新提出，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康德－拉普拉斯学说。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何兆武先生的这本随笔取名为《苇草集》，乃是他以史家的洞见，记录自己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一些感触与成绩。
本书以随笔的形式，谈论了历史学的两重性论略、中国传统思维与近代科学问题、自然权利的观念与文化传统等问题，学人之笔，读来让人颇多受益。

《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的回忆亲撰，内中并附有私人信札和学术评估密件，详述过去60多年“读史阅世”的心得体会。何炳棣半个多世纪的亲见亲闻，弥足珍贵。阅读这本书，不仅可吸收他生平积累的治史心得，更可从何炳棣艰忍自强的性格和天生异禀的记忆力——特别有关三四十年代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师友和校风——重新体会中国过去百年的风云变幻。

本书主要收录作者历年发表的有关历史哲学以及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或为译序)，集中展现了作者多年思考历史哲学问题的思想成果、对历史与历史学的本性有深刻地反思。

在《读书》杂志所开设的“美术纵横”专栏，作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美术史何以成为问题、如何拓展其思考路径、这一问题所置身的波澜壮阔的当代人文场景等等，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个人的见解。

《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主要讲述了：有的外国学者把中国人称做历史的民族。可是就是这么一门、渊源悠久、根柢深厚的学问，在近若千年竟遭遇到种种的障碍和曲折，“史学危机”之说在高校里和社会上却很流行。历史学怎样适应社会的要求，怎样摆脫困境而重新振兴，成了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序 言
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 1943— ）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 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 Croce, 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 B. Bury, 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 Lenin, 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叙述了自公元初年至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止的东南亚历史，考察了东南亚各国受印度文明影响这一突出特征。在世界历史研究中，这是把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研究的第一部论著，深受国际上东南亚历史学者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