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原理》：奥地利学派始于1871年，其时，门格尔发表《国民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篇幅不大，却足以同《国富论》、《纯粹经济学要义》媲美。由于该书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故而门格尔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经济学开创者之一。

序
这部著作于1850年12月出版时，按其原来形式，名为《社会静力学：或，人类幸福基本条件的说明，及其中首要条件的详细论述》。经过了好几年——我想大约10年——这一版售罄，因为需求似乎不太大，没有理由重排新版，决定由美国进口一版——当时在美国，本书已用铅版印刷。在这一版售出后，第三版也是同样进口的。
这时我已摒弃由原来制定的第一原理引出的某些结论。此外，虽然我仍旧信奉这项第一原理，但作为提出它的根据之一也已被我放弃。因此在接连几版前面我都附加声明，表示某些原来宣布的理论需要修改；但我却没有做这些需要做的改动，因为如果做这些改动，我就不得不搁置更加重要的工作。终于，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我的预先声明没有阻止别人对我后来的信仰产生误解；因此，10年前，在第三版书全部售完后，我决定不再用进口来满足仍然存在的需求。
可是，既然已经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许多推论仍然存留在我心里，我就一直想把它们用一种永久性的容易查找的形式保存下来；于是在1890年，我在暇时把这部著作通读了一遍，删去某些部分，压缩另一些部分，对全书进行了一次仔细的文字上的修订。其完全自成体系的部分现在被《伦理学原理：公正》一书的第四部分代替了；在这一部分里原来以不完善形式阐述的伦理学说，不再那么粗糙，而成为科学的有连贯性的了。但是《公正》一书既没有包括《社会静力学》一书内建设性部分之前的讨论，也没有包括在快结尾时指出政治上含义的一系列章节；而这两部分似乎都是值得保留的。
我也希望保留某些段落。它们包含了自1850年以来已经有很大发展的一些思想或思想的萌芽。这些段落具有一种传记—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表明了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中比较重要的见第27—28页、30—32页、117—118页、143—144页、173页、196—198页、235—236页、240—243页、257—260页。
这部著作的后一部分，多处引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和写作时还存在的机构；由于随后40年中社会的变化，它们已不那么切题，或者变得毫不相干了。但是似乎最好还是让它们照原样保留下来；这部分是因为虽然它们根据的资料已经改变，那些论证却仍然有效；部分是因为如果代之以别的例证，就需要我付出比目前我能付出的更多劳动；部分是因为即使把例证改为切合当今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很快又会变成陈旧的。
我最初想把这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一本书的一部分，称为《社会静力学片断》，后来又想称为《社会静力学选编》。可是这两个书名所表示的似乎都是若干部分的集合体，远未反映它实际所包含的连贯性。另一方面，称之为节略本也会引起误解，因为这个词不能表明若干大的、结构上重要的部分已被删去。然而没有一个书名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最后我判定还是《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这个书名不恰当的程度最小。

1892年1月于伦敦

周德伟系华人学界为数不多的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不仅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现代的儒生，他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不仅独尊哈耶克所指征的古典的自由主义一脉，而且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理与精神，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理论与中国的“圣学”不但不相隔膜，而且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周德伟的典范意义在于，作为自由主义者，他融会进了传统文化；作为儒生，他接引进了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典范，在本书中有着最鲜明的体现。

作为哈耶克亲传弟子，作者对自由主义传统与学理的理解是深入、全面的；作为中国文化道统的继承者，作者自觉地以中国圣学为其思想与实践之本。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中，西方自由哲学、法治思想、功效哲学与中国儒学的深度对话与讨论，堪称作者一生心血所系。在中国百年来知识界全面反传统及幼稚的科学主义气氛下，作者坚定不移地从中国文化道统立场去融会贯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复杂学理，其努力与情怀都是极为罕见的。

对目前联邦政府的无能有了无可置疑的经验以后，要请你们为美利坚合众国慎重考虑一部新的宪法。这个问题本身就能说明它的重要性；因为它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以及一个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帝国的命运。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下面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果这句话不无道理，那末我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我们所面临的紧要关头当做是应该作出这项决定的时刻；由此看来，假使我们选错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那就应当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
这个想法会在爱国心的动机之外又增加关怀人类的动机，以提高所有思虑周到的善良人士对这事件的关切心情。 如果我们的选择取决于对我们真正利益的明智估计，而不受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实的迷惑和影响，那就万分幸运了。但这件事情与其说是可以认真预期，还不如说是只能热切希望而已。提供给我们审议的那个计划，要影响太多的私人利益，要改革太多的地方机构，因此在讨论中必然会涉及与计划的是非曲直无关的各种事物，并且激起对寻求真理不利的观点、情感和偏见。
在新宪法必然会碰到的最大障碍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下列情况：每一州都有某一类的人，他们的明显利益在于反对一切变化，因为那些变化有可能减少他们在州政府中所任职位的权力、待遇和地位；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出于不正常的野心，或者希望趁国家混乱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权力，或者认为，对他们来说在国家分为几个部分邦联政府的情况下，要比联合在一起有更多向上爬的机会。
然而，对于有这种性格的人，我并不打算详述我的意见。我清楚知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将哪一路人的反对（仅仅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会使他们可疑）都归结于利益或野心，不是实事求是的。天公地道，我们必须承认，即使那样的人也会为正当目的所驱使。无庸置疑，对于已经表示或今后可能表示的反对，大多数的出发点即使不值得敬佩，至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先入为主的嫉妒和恐惧所造成的正常的思想错误。使判断产生错误偏向的原因的确很多，并且也很有力量，以致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聪明而善良的人们，在对待社会最重要的问题上既有站在正确的一边，也有站在错误的一边。这一情况如果处理得当，可以给那些在任何争论中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提供一个遇事实行节制的教训。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理由，是从以下考虑得来的：我们往往不能肯定，那些拥护真理的人在原理上受到的影响是否比他们的对立面更为纯洁。野心、贪婪、私仇、党派的对立，以及其他许多比这些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不仅容易对反对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也容易对支持问题正确一面的人起作用。假使连这些实行节制的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再也没有比各种政党一向具有的不能容忍的精神更不明智了。因为在政治上，如同在宗教上一样，要想用火与剑迫使人们改宗，是同样荒谬的。两者的异端，很少能用迫害来消除。
然而，无论这些意见被认为是多么确凿有理，我们已有充分征兆可以预测，在这次讨论中，将会发生和以前讨论一切重大国家问题时相同的情况。忿怒和恶意的激情会象洪流似的奔放。从对立党派的行为判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共同希望表明自己意见的正确性，而且用慷慨激昂的高声演说和尖酸苛薄的谩骂来增加皈依者的人数。明智而热情地支持政府的权能和效率，会被诬蔑为出于爱好专制权力，反对自由原则。对人民权利的威胁过于谨慎的防范——这通常是理智上的过错，而不是感情上的过错——却被说成只是托词和诡计，是牺牲公益沽名钓誉的陈腐钓饵。一方面，人们会忘记，妒忌通常伴随着爱情，自由的崇高热情容易受到狭隘的怀疑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
同胞们，在以上的论述中，我已注意到使你们对来自任何方面的用没有事实根据的印象来影响你们在极为迫切的福利问题上作出决定的一切企图，加以提防。毫无疑问，你们同时可以从我在以上论述的总的看法中发现，它们对新宪法并无敌意。是的，同胞们，我承认我对新宪法慎重考虑以后，明确认为你们接受它是有好处的。我相信，这是你们争取自由、尊严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方法。我不必故作有所保留。当我已经决定以后，我不会用审慎的姿态来讨好你们。我向你们坦率承认我的信仰，而且直率地向你们申述这些信仰所根据的理由。我的意图是善良的，我不屑于含糊其辞，可是对这个题目我不想多作表白。我的动机必须保留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的论点将对所有的人公开，并由所有的人来判断。至少这些论点是按照无损于真理本意的精神提出的。
我打算在一系列的论文中讨论下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
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将要尽力给可能出现、并且可能引起你们注意的所有反对意见提出满意的答复。
也许有人认为，论证联邦的裨益是多余的，这个论点无疑地已为各州大部分人民铭记在心，可以设想，不致有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已经听到在反对新宪法的私人圈子里的私下议论说：对任何一般性制度来说，十三个州的范围过于广阔，我们必须依靠把整体分为不同部分的独立邦联：这种说法很可能会逐渐传开，直到有足够的赞成者，同意公开承认为止。对于能够高瞻远瞩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为明显了：要末接受新宪法，要末分裂联邦。因此首先分析联邦的裨益以及由于联邦分裂各州会暴露出来的必然弊病和可能的危险，是有用的。因此这点将成为我下一篇论文的题目。

《胡适文集11》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胡适文存》1921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分平装（四册）、精装（两册）两种，六开本。《胡适文存》内收录的文章大致写于1911年5月至1921年11月之间，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有些文章胡适又作了修改，具体情形胡适在《序例》中有所交待。《胡适文存》问世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是二十年代流传甚广的畅销书。
此次整理出版《胡适文存》，系依1930年所出第十三版排印。原书无文章发表出处，现将每篇文章的出处，一一括注说明，供读者参考。

《胡适文集8》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胡适文集10》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卷收入《胡适文存四集》、《人权论集》和《南游杂忆》。
《胡适文存四集》原为《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35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分平装、精装两种，四开本。1936年出第二版。《胡适论学近著》第一休所收的文章，除个别在此前未发表外，大都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或作为序跋收入已出书籍，时间大致在1930年至1935年。1953年12月，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时，将《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易名为《胡适文存四集》，删去《我们走那条路？》的附录和《人权论集》序。1986年7月，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胡适作品集》时，其中第15册至第18册收入《胡适文存》第四集，部分文章补入了胡适晚年所加的批语、按语。

《胡适文集7》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自由”为主题选编了罗素的有关著作和论文，以作为罗素期待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拳拳之心的见证，同时，这对于当今正在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人们也是不无裨益的。罗素的文著分析细密、论证清晰、文笔优美、引人入胜，读罗素之书，既可获深刻、睿智的见解，又极富趣味。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历久弥新。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面包与自由》是作者克鲁泡特金在1886年，就法国社会改造而写的。他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批判了现实社会制度，对代议制、法律、强权等，进行了分析与抨击。同时提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主张——若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各种自由联合的社团代替强权的国家，由社团成员的自由意志，代替法律的力量，以互助的形式和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等。

自由市场一直面临两个最重要的反对者：观念上被某些人文知识分子反感，现实中政府往往会出台管制市场的各种措施。本书收入米塞斯的两本小书：《官僚体制》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对于人文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剖析。
这两本书是米塞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品，在他生前就被译为20多种文字，直到今天才首次译为中文。

《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是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他在书中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革命性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
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引发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全球化的深化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让哈耶克的观点再度受到重视），系首次译为中文。

本书分为14讲，收录了《第三部门的成长》、《对人权的多元文化认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从杰弗逊思想谈起》、《什么是经济民主》等文章。

《顾准文稿》包括三部分内容：“经济学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其中有八篇文章是首次发表（“经济学文稿”中除“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外的八篇）。在版本上，有原稿者，一律根据原稿排校；没有原稿者则根据打印稿或已出版著作排校。编者对原稿和已出版的著作作了认真的整理、校订工作；对有些篇目的顺序作了调整；对有疑问或需加说明的地方，给予简注，用仿宋体，加［ ］。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探讨了自由主义在过去和当前的各种变革，设想了新共和民主自由主义令人向往的未来贝拉米与从J．S密尔，经由T．H．格林、圭多．德．拉吉罗、卡尔-施米特、约瑟夫熊彼特．再到哈耶克、约翰罗尔斯、迈克尔．沃尔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一一论战他提出，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及复杂性削弱了自由主义理论中社群主义的和道德的假设英国人头税政策的失败以及欧盟的宪政困境方面的有关研究证实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己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实际贝拉米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做法，提倡重新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来解决复杂形势下相互竞争的价值观造成的冲突然而，与韦伯不同的是，他的论述集中在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共和及民主层面他提出了一个共和对策．可以通过权力分散来限制任何观念及利益对其他观念和利益的统治．这样，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让步，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走出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环境下特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准则和模式，进入适应新千年超国界及多元社会的、充满未知因素的民主自由政治的途径。

自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作为一种以自由为命名基础的“主义”，自由主义的首要关怀自然是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然而，对于如何维护个人自由，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大致说来，以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贡斯当、托克维尔、威廉·洪堡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持“消极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乃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维护个人自由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少外界障碍，特别是减少国家或政府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害个人的各种自由权利；19世纪末以来，以格林、霍布豪斯、杜威、凯恩斯、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NewJberalism)则持“积极的自由”观，认为自由乃是意味着自主和自立，个人自由的维护不仅在于消极地摆脱限制，更在于获得自由地去做某种事情的能力，而国家必须担负起增进个人能力之职责，尤其是要干预经济活动，构建福利社会，以使个人有更好地行使自由的能力；“二战”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基本立场与古典自由主义并无原则上的差异，它所代表的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