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主义》是以《正义论》蜚声世界的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被哈贝马斯誉为当代实践哲学史上“轴心式转折点”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又一力作。在其中，罗尔斯继续并修正了他在《正义论》中发展出的公正观念，但是对其哲学基础进行了根本的修正。在其早期著作中，罗尔斯假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在基本的道德信念上同质、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的社会，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互不相容、无法调和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多元地共存于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而且自由的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着不同质的学说的多元化，并视之为自由社会的永恒状况。
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如何既保有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生活观与世界观，又同时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公正的社会？这就要对“秩序良好的社会”有新的理解。秩序良好不再是社会归依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的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既是各种主流性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间的重叠共识的焦点，也是西方三百年来整个公共文让与思想运动――以宗教宽容为标志的宗教改革是其开端，而基本自由权优先性得到宪法的确立是其完成――的最后结果。

正如阿克顿爵士所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自由，“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看看它的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因此《民主新论》的重点在于：民主制度最为关键的特征并不是它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而要看它是否在有效地保护着社会中的少数。

本书为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1806—1873）创作的政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861年。作者较为全面和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代议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围绕这一主题，主要阐述了代议制政府的形式与职能、民主制、选举权、议会以及地方代表机关和民族等内容。但书中也指出了代议制政府可能产生的弊端及其危险性。此外，作者还从当时英国的政治实践出发，主张改革英国议会，扩大选举权，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些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积极作用。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在选辑译稿过程中，不同篇目约请了分别的译者和作者，而各篇目的内容间有相互引录的现象，所以在整部书中，出现了同一段原文不同译法的情况，为了文意上的连贯性，也为了珍视译者各自独特的行文风格，书中留存了此类差别而未加丝毫凿作，对于此不算规范的做法，请读者谅解。
最后，要感谢《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编者何怀宏先生，他于病中为《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对历史主义这种贫乏的方法作出了批判，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用历史学的哲学来取代以往的历史哲学，其中心问题是历史学的成立其本身的哲学基础。
作者简介 · · · · · ·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之一。他继承德国爱因斯坦的批判精神和康德的唯理主义思想，形成“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建立同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的科学知识观，提出反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知识理论。主要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想与反驳》（1963）、《客观知识》（1972）。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形成过许多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思想。本书是对1974年首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讨会上的重要论文的系统汇编。与会学者普遍关注两个一般性问题，即奥地利学派对经济理论的突出贡献是什么？奥地利学派的重点问题和新方向是什么？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书已不再是单纯的会议记录，而具有了宣言的性质。
全书共分为四篇，第一篇“导言”，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作为非常规科学的地位进行了论述。第二篇“理论与方法”收入五篇文章，深入阐释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论，并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背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等做了独到的介绍和分析。第三篇“应用”收入七篇文章，展现了奥地利学派对经济领域中一些关键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解决方案。第四篇“结语”，具有较强的论辩色彩，文中指出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现实处境，并申明了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主要任务。
本书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了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及其独特之处。书中所收论文在今天看来仍颇具理论与现实意义，并可令普通读者对奥地利学派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此外，本书对于研究经济思想史也具有参考价值。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100年历史中，承上启下最为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米塞斯，他被公认为战后奥地利学派的教父和精神领袖。任何一部经济学工具书都公认，他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也是哈耶克的老师。研究了解米塞斯的思想，是了解该学派核心价值和主要理论必不可少的前提。通过阅读和研究米塞斯的思想，可以加强对社会经济生活规律的认识，读米塞斯的著作，其效果就相当于读哈耶克的著作，后者偏重于政治法律，而米塞斯主要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米塞斯是思想的先行者，也是古典经济学价值观的解释者和坚守者。米塞斯去世后，其影响非但不衰，反而增强，美国有专门的米塞斯研究所和研究期刊，聚集着众多的学者和经济学爱好者研讨其思想，还有一所米塞斯学校，专门举办培训班讲解其思想，研读其著作。在美国之外也有一些国家设立了米塞斯研究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和不可动摇，中国研读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著作的专业或非专业人士也多起来，对他的热情，甚至已经超过了主流经济学家。
关于米塞斯的传记主要有两种，一是其夫人在米塞斯去世后写的回忆录，另一本即本书，是其思想学说的介绍，是了解米塞斯学术的惟一的系统专著。作者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1995年罗斯巴德去世后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米塞斯思想最权威的诠释者，他写的这本书在学术上最有价值，一般学术界都以这本书为了解米塞斯思想的标准。本书篇幅很小，但要言不烦，只有深刻把握米塞斯和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大家才能做到。
本书除了简单介绍其生平、主要著作和思想学说，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米塞斯虽然处于非主流经济学的位置，却为美国的主流思潮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基础和方法。米塞斯一直是思想的先行者和社会生活真相与本质的揭示者，也是各种谬误和混乱思想的纠偏者。他堪称一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理性启蒙的导师，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一面镜子。

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他封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本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业面貌。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孚雷尝言，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都是有色彩的，他们在陈述观点的时候必须事先作出自己的判断，阐明他们自己的思想渊源与所属的政治阵营。这种标签化不仅是针对历史学家个人的，也是针对整个思想界和思想流派的。本书收录的内容就出自其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家，贡斯当的讨论。他在本书中讨论了自由、政治权利和大革命等重要问题，这些文章不仅详细阐述了作者本人对以上问题的看法，还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思想界存在的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对话和交锋。

本书所收的系列文章主要是对传统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结构性研究。作者不满于过去流行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主张在社会-经济分析与思想-文化分析的综合与融会中把握传统时代真正具有规定性的那些规则，跳出“反儒”与“尊儒”对峙的传统观之争，在社会结构上摆脱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桎梏而走向公民社会，在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主张“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的人格资源与民主宪政-人权保障的现代制度安排来消除那种专制制度下强权-犬儒互补的人格弊病。

在200多年前，美国立宪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正是在这一问题的激励下，开始了他对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思考，这一思考虽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并着眼于美国立宪实验的经验，似乎并非有些喜欢独创理论的人所喜欢的那样是奥斯特罗姆教授自己所独创的理论，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智慧的美玉”却依然值得我们珍视。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制度的抉择，的确是强力和偶然性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府制度。但是，美国的立宪实践，却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虽然政府的建立出于机遇和强力是大多数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国立宪实践表明，人们能够通过理性的行为和榜样，并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并维持立宪政府体制。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就是指导这一制度设计的蓝图。　　奥斯特罗姆认为，要设计复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个人是最基本的考虑单位。政府的行为派生于个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为必须与个人的行为相联系；这样，政府的运作就能够与具有特殊行为能力的个人行为相协调。其次，还要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然后假定，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理性和正义的条件、社会组织条件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双赢关系，而不是双损关系。　　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的选择。立宪选择与法律的选择有根本的区别。法律是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革的。“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权威，那么它们就不会有积极性来制约权威的运作。进而言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有积极性去运用这些特权来牟取私利，并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使这些人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原则’”。立宪选择有着特别的程序，它始于非正式的建议的程序，然后再进入批准的程序，并且在批准程序中可以应要求而进行修改。这一程序不同于政府制定操作性法律的立法程序。要使宪法高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确立司法独立。而且宪法如果要成为操作性的法律工具，就要设计得非常精确、严密。宪法不应该是一种一般道德的陈述，自然也不应该只是一种宣传品，或者是某些人意志的表现，而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进双赢关系、遏制双损关系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认为，政治制度设计是一项高度艺术性的工作。为操作性的政府体制设计一部宪法，不可能是任何单一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价值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更大的收益要求各项价值之间的均衡，在此各类价值并不维持恒定的比率。所以，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主要派生于某一特定价值的最大化。完备类型的概念如完备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彻底的平等等，是一种有用的概念，但只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而不能当作是终极的目标。这一分析，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原理。　　奥斯特罗姆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归纳出了如下政治制度设计的定理：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没有人适于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由于同样的理由，不，由于更充分的理由，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手段必须与目的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自由裁量权；那里的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个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这六条定理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用于解决如下六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党派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用共和制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比较难以处理的是第十三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　　第十三条定理所揭示的问题就是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单一共和制的病根。那么，如何遏制多数派实施暴政呢？奥斯特罗姆认为，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通过把政府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基础上，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用足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就能够摆脱多数派暴政的弊害。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认为，要解决多数派的问题，就应该把政府建立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的根本局限之上。规模原则表明，在任何协商集团中都存在着基本的限制条件，它起源于这一事实，一次只能有一位演说者能够被倾听并得以理解。有序的深思熟虑，要求演讲和沟通都遵守一次一个的规则。任何大型协商大会的运作，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大会，都取决于选择若干人去行使设定议程、控制协商的特权。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领袖人物主导性逐渐增加，而集团成员在协商方面的影响力将逐渐减少。民主安排让位于寡头控制。　　政治代议制可以部分地解决规模原则的问题。这是共和制有别于民主制的地方。通过选任代表的制度机制，共和制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够涵盖更多数量的人民和更广阔的地区。不过，即便是在政治代议制中，规模原则也起作用，为了防止少数人专制，就有必要使代表达到一定的数目，而为了防止人数过多的弊端，则又必须限制代表的数目。“规模原则既适用于代议机关，也适用于政府单位的综合规模。如果不注意规模原则的约束，那么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民主，但是使得它得以活动的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　　奥斯特罗姆认为，多数统治只能导致更多的冲突，而不会导致持久的政治稳定，因而也不能保障包括多数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而一个共和国一旦得了共和病，邻国也很快会感染上这种疾病，最终使政治秩序陷入互损的逻辑而无法自拔。他概要地描述了共和病的成因及其流行的机制：“如果一个多数派能够支配一个共和国的政府，并运用其支配地位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牟取私利，那么受其损害的人就会通过结盟的力量来试图使其损失最小化。在没有其他办法来寻求更为合意的解决方案时，遭受的剥夺越极端，受剥夺者就越会愿意运用极端的手段。冲突就可能升级到这一点，一个社会中的各个党派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并运用强制统治工具进行相互之间的战争。如果一个邻近的共和国为一个党派所支配，而该党派与一个共和国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党派关系密切，国内问题很快就会损害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冲突就会在相互谴责中升级，图谋干预对方的事务，相互图谋实施集体性质的制裁。这样，共和国的宪法就会让位于维持有组织战争状态的要。”　　人类自治能力具有局限性，这并不表明人类应该屈从于单一权力中心的统治，成为寡头铁律的奴隶。没有必要由单一权力中心来支配所有其他人。较小的利益群体能够根据自治原则组织起来，并在治理自己内部事务方面保持自主。为若干不同社群所共享的利益集团，能够组织起来，成为自主自治权威主体。该原则可以从地区性利益社群扩展到全国乃至国际利益社群。共和制度既能够在较小的社群中也能够在较大的社群中得到培育。联邦体制中有许多政府单位，单一制全国性国家中只有单一的终极权威中心，任何一个党派取得支配地位的可能性，在联邦体制中要小于单一制全国性国家。自治原则运用于联邦体制中共存的政府，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　　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意味着共和国要有适当的结构与范围。只是扩大共和国的范围，可以包容更加多样的利益群体。但是，如果在整个国家只创建了一个单一的政府权威中心，规模原则所固有的寡头倾向就会使一个派别轻易地支配其他利益群体。在复合共和制中，不存在任何单一垄断的公共权威。建立多个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威。每一个权威均为自治共和制原则所支配。适当的结构，才是复合共和制有别于单一共和制的核心所在。复合共和制的活力就在于当政治制度覆盖面相当大时，它能够包容更多的利益，并且不必借助于高度集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特别适合于大国，它能够使大国在实现民主政治目标的同时不因受规模原则的制约而蜕化为专制制度。　　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如果一个共和国是一个小国，它就会被外国势力所摧毁，如果它是一个大国，则会为内部的不完善而摧毁。”奥斯特罗姆认为，这一结论适合于单一制共和国，而复合共和国则能够避免这一问题。因为复合共和制意味着全国性政府也直接面对公民个人，而不是封建制式的“分级管理”，即每一级政府各自管理下级政府，而不面对公民个人。在复合共和制中，有限的全国政府能够塑造得就有关超出单个地方政府范围之外的事务，代表人民作出决策。但它的权限是有限的，仅限于与公民有关的具有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在复合共和制中，“每一个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全国政府，都被设计得具有其自己的意志，并在本质上相互独立。每一个政府都能够代理公民个人，关心个人的希望和恐惧，拥有一切手段，并有权采用一切方法，以执行委托给它的权力。那些可以分别提供的事务，则根据自治原则，由各州内的政府处理。那些需要共同关心的事务，不能由各州分别处理，则要根据共存运作的自治原则由有限的全国政府处理。”复合共和制原则提供了节约使用各级政府优势的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优势，从而能够避免邦联性质的共和国的错误，自然也能够避免大共和国必然成为专制国家的错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奥斯特罗姆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概括了复合共和制中全国的樊与地方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安排。这些原则与现代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理论的原则是一致的。当然，复合共和制也安排了众多的政治代议制度，从而使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复杂性的利益能够有适地适时的、各种各样的代表途径。　　任何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倾向。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国性政府，其权力扩张的可能性最大。如何制约政府的权力扩张，从而使其成为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呢？取消政治权力，使每一个人在政治权力上人人平等，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政府的基础都是政治权力的不平等配置。要控制政府权力扩张，关键在于建立适当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权力横向配置遵循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就是制约政府权力扩张、保障有限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些安排是立宪安排，不能为直接行使政府权力的人所改变。这些安排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原则。　　当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安排只是辅助性的预防措施。最核心的措施还取决于个人的权威，取决于复合共和制中多个决策权威中心的相互分立和制衡。“复合共和制并不只是联邦政府体制中多个自主政府单位的复合，而且还是每一个政府单位内决策结构的复合。如果任何一个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取得了支配其余决策结构或者政府单位的地位，并长时间得以维持，那么这样一个体制就失败了。要维持这样一个有着许多否决权的、复合的结构，主要依靠使宪法作为可实施的法律进行运作。只要人民理解这样的逻辑关系所固有的基本概念，并拥有适当的结构来恰当地落实这些概念来约束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制约行使政府特权者，我们就可以预料这样的体制的组织结构在实践上是非常复杂的。复合共和制用立宪选择原则来规范和控制政府单位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一体制的活力，关键就在政治治理关系中由人行使的权威。”因此，限权宪法的一般理论所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或者个人的权威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关键因素。它表明，“任何个人能够有权向政府当局就政府是否恰当地行使了其特权提出并实施法律的诉求。立宪政府体制结构中统治者要服从法治，这一结构的根本要素是，任何个人能够提出诉求的权威，或者任何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当然，个人的权威也需要有适当的制度保障，从而使个人在寻求权利救济时不至于去寻求不正当的暴力手段，或者寻求不正当的行贿、寻租等手段。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既有实体的制度安排，也有程序其的制度保障，从而实现有限政府，制约政府的权力，这显然也是复合共和制的基本要素。　　复合共和制分立的决策结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自的构造，以此为基础的政府权威组织，为个人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机会，使个人个别地和集体地表达其偏好，对政府权威机构提出要求。通过国会议员、总统、副总统的限任制可以得到政治救济。通过参众两院大量的议席可以得到立法救济。通过忠实地执行法律的行政责任制可以得到行政救济。依据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有权要求考虑其申诉状以及要求判决以纠正错误，以此可以获得司法救济。最后，通过变更和修正宪法本身的活动，可以得到宪法救济。　　多种多样的决策结构，能够容纳单个或者集体行动的个人需求，这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个人的疾苦众所周知，并为公共协商所考虑。这样的制度可能在阻挠恶法的时候也阻挠良法。但是奥斯特罗姆认为，“分歧大到这一地步，以致人民将选择救济措施以增进自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说持不同意见的人会看出采取其代价高于寻求另外一些解决方案的某一措施所可能导致的结果。在存在实质性分歧的情况下，延迟采取措施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小，而无法估计采取轻率行动所带来的成本所冒的风险往往较大。”如果这些制度安排妨碍了国防这样的紧急的危害，那么宪法可以通过紧急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状态下所特有的紧急处理权。但并不一定为了偶然的紧急问题的需要而牺牲复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因为紧急问题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问题。并且为了避免紧急处理权被滥用，紧急处理权本身也应该符合特定的程序，并在事件发生之后接受审查，以减少紧急处理权遭到滥用的可能性。　　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基础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可以被用来使这些可能性最小化，即某些人，尤其是某一多数派，在决策中占支配地位并剥削他人，牟取先发制人的优势。这些安排允许任何人运用实践和结构多样的制度设置去表达其根本的利益。不存在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结构。相反，我们假设任何决策的基础可能是错误的概念，没有适当地计算过对个人的后果是什么，对社群的结果是什么。当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有机会挑战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时，有机会提出另外的构想时，有机会参与理性协商过程时，纠正错误之策略就有了美好的前景。”　　显然，复合共和制的构造并不是简单的事，它需要“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但当人们更多地了解复合共和制的基本道理的时候，要进行这样的努力就有一定的基础了。　　在最后一章，奥斯特罗姆指出，人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仅仅从所谓活生生的事实出发，而应该从立宪层次的分析出发。立宪层次的分析是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当代政治学的重要特点是关心“活生生的现实”，而不关心立宪选择实验的设计。奥斯特罗姆说：“任何看过足球比赛的人都会明白，要全面、彻底而有效地描述‘活生生的现实’是极其困难的。没有有关想要成为什么的知识，没有有关可能发生什么的猜想，人类认知的能力还不足以描述政府体制及其在社会中运作的活生生现实。”　　他引用了当代语言哲学学者约翰·瑟尔(John Searle)对足球游戏的分析。瑟尔的分析对于迷恋于运用纯科学方法研究政治的人无疑是一付有效的解毒剂。瑟尔认为，只有在显然了解规则如何把社会事实“构造”成“制度的”事实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些活生生现实。游戏规则的基础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即游戏要变成什么，游戏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玩法。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游戏规则时，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才是可理解的，瑟尔认为，人类制度的活生生现实不可能被理解为“粗俗的事实”。为了说明这一点，瑟尔建议请一组高度训练有素的科学观察家去制定可用于描述美式足球游戏的基本科学法则。他认为这些科学观察家可能会发现一个“周期性群集的法则”。瑟尔以如下方式阐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在统计上每隔一段时间，穿着类似有色T恤之类东西的有机物大致以圆的形状群集在一起(列队)。然后，同样每隔一段时间，圆形的群集继之以线形的群集(球队排队以备踢球)，线形的群集则继之以线形的渗透。”发现了周期性群集的法则后，我们的科学观察家大概就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足球游戏的活生生现实的科学见解了。显然，这样的科学研究，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避开理论，避开立宪层次的分析，亲近事实，观察家就使自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从而无法理解游戏的意义，公平游戏的策略范围，以及什么是不公平的游戏。　　对足球是如此，对政府来说，实际上也是如此。对此奥斯特罗姆的结论是，“我们只能把政府的结构和程序，或者人类社会现实的其他方面，理解为制度事实。制度事实存在，因为规则构造了人类社会关系。我们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生活的游戏，即游戏是根据适当和公平的规则与标准构造的。规则界定可以采取行为的范围和限度。我们参考想要成为什么，并在什么可能出现的意义上，去理解规则以及规则规范关系的意义。”　　在译者看来，人类社会并不是完全由客观事实所组成的世界，而是由价值、逻辑和事实共同组成的世界。对于不同的人类社会来说，事实是多样化，但价值是普遍的，逻辑对于世人也是通用的，而理论则是人类创造的概念和命题体系，是基于一定的价值、以特定的事实为基础而确立的因果法则的概括，是可普遍的价值和多样化的事实通过逻辑原则而结合起来的概念和命题体系。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一些普遍的价值基础之上的理论。它产生于200多年前的美国，是用来解决当时美国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的，即避免欧洲各国混战的局面，避免霍布斯式的中央集权的弊害，补救邦联制度的失败，为北美来建设和平而稳定的政治环境。就如本书第八章所探讨的，由于200年历史的变迁，这一理论产生的事实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经受了工业化的挑战，也经受了奴隶制度引起的南北战争的挑战，更经受了机器政治和老板统治的挑战，在20世纪，又经受了颂扬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公共行政理论的挑战。在新的环境下，普遍的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必须有新的重述，以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如果说哈耶克的贡献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条件下重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那么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则在于在20世纪的背景条件下重述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从而为解决本世纪出现的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探讨了解决的可能性。　　的确，奥斯特罗姆教授所重述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产生于200年前的美国，但并不一定只适用于美国，而且也并不一定只适用于200年前的美国。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200年前根据复合共和制理论确立的美国联邦体制任何国家都不能仿效，即使当代美国联邦体制也必须有所创新，因为它是复合共和制理论在200年前美国事实的基础上构建的。对于今天的美国来说，事实发生了变化，美国的联邦体制也面临着各种危机的挑战。在20世纪，美国的联邦体制正在走向日益强化的国家化所产生的泥淖中。在这种情况下，奥斯特罗姆认为，美国应该回顾过去，重新依靠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以新的问题为背景，探索把自己从中央集权的陷阱中解救出来的途径。因此，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未必不能运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欧洲，都着眼于各自所面临的事实，运用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重新再现昔日的创造力，奥斯特罗姆并不觉得奇怪。就在书的结尾处，他善意地祝愿，“如果法国把自己从过分的中央集权中解放出来，并走在欧洲发展的前沿，我将不会感到惊奇。如果这样，西班牙也不会远远落后于他国。意大利，产生启蒙的自由城市的故乡，也可以体验新的复兴。在这些情况下，德国就会抛弃忧虑，创造新水平的成就，在其自己的文化成就与其他人民的文化成就关系上再次变得外向。英国也将继续仔细考虑议会能否改革自身的难题。欧洲可以再次迸发思想发展的火花，在欧洲共同体中创造新的制度安排集合，取得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把人类文明带向新的境界。我们可以再次把人文明推向新的时代，在那时人们学会把自己的政治实验奠基在人类自主治理的能力基础之上。获得这一能力，靠的是学会如何运用理论推测、审慎思考以及自由选择，来构思、指导并阐释多样化立宪选择的意义。在这样的天地里，如果解放神学要为人类的解放作出贡献，它们就需要使自己在思想上、精神上贴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在这段话中，如果加上中国，说中国也将因此而避免高度中央集权的弊害，也将避免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弊害，同时也避免分封制的弊害，从而复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奥斯特罗姆肯定不会反对。他在跟译者的多次交谈中，多次提到古代中国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当代中国学者也可以以此为基础，在当代重述古老中国有关制度设计的理论，从而为世界学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人类社会进一步加强相互沟通和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挑战。如果学者能够在中国的背景中，重述设计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从而解决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弊害、分封制的弊害，尤其是群雄逐鹿、军阀混战的有组织的战争状态的弊害(霍布斯要避免的是无组织的战争状态)，那么中国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就得到了政治制度的保障，自然我们也可以以此为世界的政治发展贡献点什么了。　　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更多的是强力和偶然的机遇，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高度集权的制度，就是有组织战争的诸侯割据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的确使中国避免了战国时代各国为了争夺霸权地位而相互战争的局面，避免了近代欧洲所面临的有组织的相互战争的局面，更避免了分封制的弊端，实际上也十分巧合地实践了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高度不稳定的制度，它可以暂时解决战乱问题，获得权力高度统一所带来的政治和平，但是它作为高度集权的巨型帝国，很快就从内部腐烂，如果没有外患天灾，通过苟延残喘的改革，也许有一段时间的中兴，并延续几百年的停滞的繁荣，而一有外患，或者一有天灾，这个巨型帝国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然后，人们又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来用武力统一天下，重建巨型帝国。于是就形成了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当代中国人幸运的是1978年以来开始摆脱政治斗争之道，开始建设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这一进程的开始依然是强力和机遇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结果。但不管如何，中国已经进入了良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时期。市场文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政治条件。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是继续依靠机遇和强力，还是通过可能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呢？　　无疑，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现在所拥有的智慧就能够立即设计出一套绝妙的方案，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有起码的信心，人类社会的制度恰恰是由人来设计、由人类行为塑造的。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才需要吸取世界各国的成功的经验，吸收世界各国的理论努力；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在经济上才需要市场制度安排来有效地使用我们有限的能力，而不求助于所谓人类的精英；在政治上我们才需要依靠复合共和制的制度安排，而不求助于以无限理性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我们不迷信知识，但我们对知识也抱有起码的信心，而当有适当的制度机制来充分开发并利用有限的知识的时候，知识的力量显然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尽管它再大也不可能成为救世主，使人类立即进入所谓摆脱了必然性的虚幻的自由王国。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努力是以美国的实践为背景的，但是我们并不必要以此来否定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的事实为基础，针对中国政治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重述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或许在此基础上，我们真能够学到点什么，从而充满信心，真正开始我们自己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不再依靠强力和机遇，而把自己的命运落实在自己的自治能力基础之上。毕竟，就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制度能够充分地开发并用足人类的自治能力，把自己奠基在人类的自治能力基础上呢？本书告诉我们，复合共和制就是这样一种难得的制度安排。当然这一主张也是可以争论的，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说的那样，“我欢迎其他人对这些可争论的观点作出反应，希冀厘清人类社会秩序的本质和构造。我们从何处出发，在当下的情境中我们可以做什么，亲爱的读者，希望你们深入思考并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学术探究，也应该建立在人类能够学习但也可能犯错的假设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不断的学习中.不断地发现错误，并通过每一个人自身的努力来减少错误。然后，我们就在逐渐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了

本书以故乡村庄为立足点，考察百年来中国乡村的命运，乡村的沦陷与希望。其中有作者三十年生活的阅历与见证，六十年中国农村建设的荣辱与沉浮，并由此折射反映出近代百年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与玄机。一部大历史与小历史的结合，大时代与小细节的交织，延续着作者明辨，理性，温暖，悲悯，关乎心灵与真实的写作之路，堪称熊培云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緒論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特徵與詆毀資本主義者的心理因素
一、消費者至上
二、經濟改善的要求
三、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
四、失敗者的怨氣
五、知識分子的憤慨
六、美國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偏見
七、白領工作者的憎恨
八、「堂兄弟們」的妒恨
九、百老匯與好萊塢的共產主義
第二章　普通人的社會哲學
一、資本主義的本身與普通人眼中的資本主義
二、反資本主義的陣線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著作與出版
一、作品的市場
二、書籍市場上的成功者
三、關於偵探小說
四、出版自由
五、學者們的偏執
六、社會主義的小說與劇本
第四章　從非經濟的觀點反對資本主義
一、關於幸福問題的理論
二、物質主義
三、不公道
四、自由與社會主義
五、自由與西方文明
第五章　反共與資本主義
附　錄：米塞斯的主要著作

德文版(1959年)前言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本来是为一本篇幅更大的著作所写,若是我能够完成,它讨论的将是近代以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历史。前两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伦敦较为悠闲的时光中写成。我无力对抗落下的炸弹不时打断的环境,便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远离现实的题目上。这两篇文章曾发表在1941到1944年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a)上。第三篇是后来据同一时期的一次演说笔记写成,1951年6月刊发于《标尺》(Measure)。承蒙这些杂志的出版人及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基本未做改动重印这些文章,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
在这同一个领域的另一些并非随后立刻着手的研究,打断了我按原来的计划从事工作。那时我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给自己的分析——它们是我对理性衰落的一项更大的研究中的第二部分的主要论证——做一总结。但是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把原来的计划完成得让人满意,需要以广泛的哲学研究为前提,于是在中断的那几年里,我便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种研究上。我愿意接受美国的出版社重印这些文章的友好建议,既是因为公众对它们有兴趣,也是因为我希望出版整部著作的时间已不那么紧迫。
当然,这些零散的思想训练是由其背景决定的。因此读者也许乐于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那项更大任务的目标。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我研究过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学说。这项研究的若干初步成果,当时发表在我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的第一章。目前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便是对这种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的思想来源。这些我认为反映着滥用理性的观点的历史发展,会在将来分为四部分的研究中加以讨论。本书阐述的这一发展之早期法国阶段的第二部分,本来打算作为这四部分研究中的第一部分。第三部分本应作为讨论这场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德国的继续的第二部分的开场白。然后是相似的一部分,它将讨论十九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的退却——这首先要归咎于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打算谈谈美国的类似发展。
在对理性受到的日甚一日的滥用的全面考察之后,是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理性衰落的讨论。这第二项重要工作的基本思想,最初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一书中。
在重印这些摘编而成的文章时,也许我不该保留原有的顺序。这本小书有可能给后面较易于理解的领域设下不必要的障碍,有关“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的一篇详细的理论导读,或许能够提供比它更出色的系统分析。因此,对抽象讨论不感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先阅读讨论“科学的反革命”的第二部分。然后他会觉得更容易理解第一部分对同一个问题的较为抽象的讨论。
我还想补充说,以本书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本著作,不会以原先设想的方式继续撰写了。我现在打算在另一本书中阐述这个思想体系,它减少了历史色彩,但更为系统了。
F. A. 哈耶克
美国版(1952年)前言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最初虽然发表于不同的年份,却是一个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这次再版,对阐述的内容做了稍许改动,弥补了几处缺陷,不过主要的论证未变。文章的顺序现在更有条理了,与论证的展开相一致,而不再像它们初次发表时那样随意。因此,本书先是对一般问题做了理论探讨,然后考察了相关观念的历史作用。这不是为了卖弄学问,也不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因为在我看来,这对于证明那种特殊发展的真正意义至关重要。不过我也十分清楚,这样做的结果是,本书的前几章较之其他内容更难理解;把较为具体的讨论放在前面也许更恰当一些。然而我依然认为,关心这个题目的大多数读者,会觉得现在这种顺序更为恰当。至于那些对抽象讨论无多大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读冠以本书标题的第二部分。我希望他然后会发现,第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讨论更有意义。
本书的两部分主要内容,最初部分地分别发表在1942—1944年和1941年的《经济学》杂志上。第三篇研究是后来写的一篇演说稿,最初发表于1951年6月号的《标尺》,同时也是从给前两篇论文所准备的笔记中整理而成。这些杂志以及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的编辑,还有它们可敬的出版商、芝加哥的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重印当初在其赞助下发表的文章,在此必须向他致谢。
F. A. 哈耶克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考察了新奥地利学派从19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直至现在的学术思想发展。现代奥地利学派对许多问题持有严密而非正统的观点，如主观主义、企业家的职能、市场过程以及在经济学中数学的运用等。沃恩教授对这些观点追根溯源，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围绕人类事务中的时间与无知问题构成了理论体系。她还说明了卡尔·门格尔如何描述市场过程并将经济增长与社会中知识的产生与传播联系起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学者就认识到中央经济计划过程的致命缺陷是有限的知识和滞后的时间。

自由市场大幅度地改进了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境遇，然而，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鄙视、厌恶甚至憎恨自由市场。为什么？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诊这种奇怪的心理症状。

哈耶克在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谈这本文集的内容的：“初看上去，收集在本书中的这些论文所关注的论题似乎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很快就能够发现，其中大多数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的确，这些论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从道德哲学的问题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问题到纯经济理论的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论文中，我却是把上述问题当作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方面来看的。……”

本书作者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和谐经济论》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巴斯夏认为，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总生产中具有相对关系，若是生产增长，资本部分也增长，这是绝对增长，劳动部分则是相对增长，因而双方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同时，他主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坚决支持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等。

目录
经济学有什么用？（代序）
贸易自由是财富源泉
愈让步，愈进步！
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相对优势永不消失
交易有别于奴役
怎样减少违法
民族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谴责西雅图暴乱
韩农为何跳海
反倾销是怎么一回事
自由迁徙的障碍
资本流动并非症结
市场如何显灵
市场从不失灵
市场怎样对付不确定性
炒房有功
定价的一般准则
从侃价策略说起
谁的谈判力更强
市场经济与歧视
为“歧视”正名
企业有菜单成本吗
灾难预报应由保险公司操办
保险机制的演进
好制度使我们致富
自由与繁荣之都
市场经济的胜负
政府管制事与愿违
政府与市场
减少干预才能减少腐化
行医管制才是症结
也谈药品管制
从美国药物管制说起
无处不是价格战
何必阻止机票降价
年夜饭为什么贵
电力紧张：为什么总是忘记价格
宏观怎么调控
春运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火车票价还不够高
康德未曾出远门
要我写篇《火车票价还不够低》吗
刺激经济是拔苗助长
什么令人丧失信心
扩张财政旧神话，东亚政客新说辞
经济发展岂是任务
析“体育经济”
遇袭是祸不是福
爱国要讲方法
失业不是浪费
失业不是浪费
工作不是福利
自由贸易与失业
通货膨胀与失业
贫富与再分配
从加州牛肉面到基尼警戒线
基尼系数信不过，劫富济贫有问题
从赌性不同看公平之困难
论努力和运气难以区分
从明星现象看收入不均
法规不能创造福利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英国的最低工资制
争取福利不宜越俎代庖
从经济学角度看剥削
美国“社保”进退两难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须回报社会吗
真实世界需要商业精神
企业家精神的量度
环保思想家和经济学实干家
从经济学原理看“投机倒把”
企业经理的作用
企业市价的莫测
反对反垄断政策
微软行为的经济学依据
盗版岂能有理
谁创造了暴利
造作的“自由”竞争
从单双收费之争看反垄断重点
谁不正当竞争
反垄断只要一招
中国产权改革
我的担心
经济改革就是要落实转让权
产权改革需要一条明路
国企争论失了重心
中国需要组建跨国公司吗
中国股市的作用
不必忧虑中国农业
附地而生的代价
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极限
内地可以学香港什么
思考宪政须忘记经济学吗
我们的什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
教育市场化
多考试，少知识
市场经济的人才观
科教应该商业化
中国教育谁埋单
教育者对谁负责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
要教育券还是要民间办学
说说MBA的故事
教育是选拔人还是培养人
利率的原理
利率是微观交易的宏观结果
纯利率影响文化品味
股价不可预测
人民币问题
守住了汇率，引入了通胀
汇率策略的悖论
汇率形成的机制
还会继续加息吗
加息是通胀的结果
货币政策不宜多变
压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供养美国
经济谬误
“价值”观的谬误
激情的作用被高估了
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知数据不知情况
区分“合理的”和“满意的”
民意与经济规律的冲突
资源争用不应靠民主解决
打破对政府和投票的迷信
钞票与选票之争
公共选择与财政赤字
改造寻租社会的困难
没有受害人的违法
理性胡闹
民主不是自由
经济学之能与不能
射不中经济学的箭
经济学不是愿望大杂烩
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
即使市场不健全也不应该搞价格管制
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斯密的道德观和市场观
经济学的免责声明
后记
书摘插图
愈让步，愈进步！
1999年11月16日
中国正式加入WTO，是以国际协议的形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设立明确的标准和时问表，这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酌情式、随意式改革，效果迥然不同。
有人说，即使中国不加入WTO，中国照样改革。这是没有认识到“事前规则”与“酌情处理”的差别了。
当我们泛泛地提问“中国搞自由贸易好不好？”时，大家都不难正确地回答：“好！”——这叫“事前规则”。但是，如果我们就逐个具体问题提问：“中国开放农产品好不好？开放电信市场好不好？开放汽车工业好不好？”那样，答案就往往会五花八门，辩论就会无穷无尽、不胜其烦。——这是“酌情处理”了。
用一句话总结世界各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知易而行难”。要知道计划经济的症结所在？容易。除了活生生的现实，还有源自米瑟斯和哈耶克的尖锐批评。要了解市场经济如何运转？也不难。除了活生生的现实，还有从亚当·斯密到弗里德曼的透彻讲解。
知道此岸，也了解彼岸，改革的困难，都是过渡的困难。过渡期内，各种既得利益团体，会用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阻碍产权的分配，阻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经济改革如果不定下“事前规则”，而靠“酌情处理”来推进，就必然阻力重重，越改越难，越改越慢。
因此，中国加入WTO，一大好处就是避免了大量无休止的酌情争论。这在对自由贸易认识尚浅的中国，意义非同寻常。
其实，成功的经济制度，并不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而在于激励人们的行动。你跑到自由经济的典范之地香港，问贩夫走卒“自由经济”的含义，他们是不知道的；但是，“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引导他们的行动，在不知不觉之中推动公益。
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会大失它们往日干扰改革开放的影响力。中国的改革，将会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国人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有人支持中国加入WTO，理由是WTO可以刺激出口。这种人不是自由贸易的可靠支持者——因出口而支持WTO的人，同样会因进口而反对WTO。很多人以为出口总比进口好，赚美元总比花掉外汇好。其实，出口我们的廉价商品，与进口国外的廉价商品，对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作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由于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就反而是一种让步？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贸易对等”原则完全错误。如果别人对我们施加贸易制裁，那么改善我们生活的最佳途径只能是：口头上扬言报复，行动上则进一步开放，绝不报复！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中国加入WTO，的确会对落后产业造成冲击，产生失业，而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但是，仅仅为了补贴一群人，为什么非要撑起一间厂、撑起一个行业呢？让亏损的企业及时关停并转，国家的负担就肯定会减轻，而工人可能拿到的生活费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尽快改造我们受保护的落后产业，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改善！让老百姓享受几毛钱的国际长途、让老百姓乘坐5万公里行程后才出毛病的轿车、让中国农民放下锄头走进城市、让戏迷多看几部美国电影，这难道是让步？
在双边贸易争执中，政治家口头上的“让步”，就是老百姓切身的“实惠”，就是中国的进步。愈让步，就愈进步！
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1998年8月2日
假如附近的村子为了妨碍我们去做买卖，故意捣毁了他们自己村口的道路，那么作为报复，我们是否应该毁坏自己村口的道路呢？很多人会说“不”。这是对的。然而，到了另外某些非常类似的场合，仍然坚持说“不”的人就大大减少了。
最近美国国会又决定延续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其实“最惠”是夸大其辞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在贸易方面给予中国什么额外的“优惠”，中国所受到的待遇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并无二致。所谓“最惠待遇”，充其量只不过是“不刁难待遇”而已。目前只有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朝鲜、叙利亚和苏丹等七个国家得不到这个待遇。即使这样，美国对这些少数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对中国年复一年地议决“刁难”或“不刁难”，仍然是损人害己的做法。
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有一个课题已经不再盛行，那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但是，这个课题被冷落的原因并非因为它荒谬，而是因为经过几代经济学大师的雕琢，它已经变得足够稳固和清晰了。自由贸易理论是说，由于生产资料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不同，而每一种产品都需要消耗不同比例的生产资料，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相对生产成本就不一样。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精力生产其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然后与别国进行贸易，那么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就都会比各自自力更生时好得多。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比尔·盖茨即使在编写程序和烧饭洗碗两方面都干得比他的保姆出色，他也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写程序，而把烧饭洗碗的工作让给比他逊色的保姆完成。这样，两人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完全不同意自由贸易理论的人是罕见的，但持种种特殊理由推断自由贸易应该缓行的却大有人在。“报复论”是其中一个颇得人心的理由，它声称：“自由贸易虽好，但不切实际。你想公平交易，可人家不干。我们只好如法炮制，以便自卫。”
实际上，以为制裁可以给对方造成伤害的想法是不够全面的。制裁确实造成了伤害，但所造成的伤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面的。制裁在伤害了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永远不要忘记，交易能够使双方、而不是单方受益；同样，禁止交易也必定使双方、而不是单方受损。例如，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雇主，无疑剥夺了黑人工作的机会，但他们自己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选择范围窄了，劳动力成本高了，本企业的竞争力弱了。美国禁止本国的企业跟别国做贸易，同样是既损人又害己的。
问题是那些受到美国刁难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对策。禁止贸易好像捣毁道路。别人既然愚蠢地捣毁了贸易道路，对双方都已经造成了损害，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靠进一步捣毁贸易道路来报复对方，因为这样只会加重双方所遭受的损害，而且往往还会诱使对方变本加厉。我们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扬言报复，那是希望靠虚张声势来逼迫对方改弦更张。但是，我们假如没能把对方吓住，就不应该真的实施任何损人害己的报复行动。明智的对策是：你毁你的独木桥，我修我的阳关道。
相对优势永不消失
2003年12月22日
一位在攻读理工专业的同学，最近接二连三给我长信，声称自己发现了一个“没学过经济学就能发现、却长期被人忽视的”经济原理。
是的，时不时就会遇上这样的朋友。我以前公司的火头军，业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撰写关于修筑连接深圳和珠海的大坝、藉此增加淡水供应的可行性报告。这几年，又有几个说自己创造了什么经济理论体系的找上门来。这些朋友喜欢闭门造车，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是说他们的东西必定没有价值，只是机会不高。
回头说那位理工科的同学。我给他回信说：“读到第二行，我就决定不读下去了，因为你说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会消失。相对优势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为什么？你随便找本教科书琢磨琢磨，把自己的理解，用一百字写出来再说吧。”
他没理会，继续长篇大论。我倒是出于好奇，自己试了一下，把自己所理解的相对优势原理写出来。果然一百字就够了，没有为难他。是这样：“每个人的资源和时间有限，用来生产此，就不能生产彼。‘顾此’的成本就是‘失彼’；选择‘失彼’最小的‘顾此’，就是这个人的相对优势。由于这始终是自己跟自己比的结果，所以任何人都永远具有相对优势。”
这是说，没有人会在每一种工作上都是成本最高或成本最低的。想来真奇妙：即使别人样样都比我出色，但只要我跟他共处，只要我们有交换的自由，那么我就不可能一无是处。换言之，只要我从事与自己相比成本较低的工作，然后与他交换，那么双方就都会得益。
成本的概念是要点。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好机会。即使盖茨写程序比我快，做饭也比我香，但只要我跟他住一屋，他就会让我做饭（尽管没他做得香）。并不是因为我做饭比他好，而是因为他做饭的成本是放弃了的程序——他做饭的成本比我的高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