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修的唐五代的文章总集。一千卷。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由董诰领衔，阮元、徐松等百余人参加编纂。共收文章一万八千四百八十八篇，作者三千零四十二人，每一位作者都附有小传。编次以唐及五代诸帝居首，其次是后妃、诸王、公主，再次为各朝作者、释道、闺秀，宦官、四裔附编书末。清宫原藏有《唐文》稿本一百六十册(据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其编者为陈邦彦)，清仁宗认为它“体例未协，选择不精”，于是下令重编。该书即在这一稿本基础上，用《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总集补其缺略，又从《永乐大典》辑录了唐文的单篇残段，并旁采他书和金石资料编校而成。它汇集了唐朝及五代的文章，为学者查阅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但该书在编纂、考订上还有不少缺点，包括文章漏收、误收、重出，作者弄错，题目和正文的讹脱，小传记事不确，采用的书不注出处等等。清劳格和现代学者岑仲勉在读本书的《札记》中(见劳著《读书杂识》、岑著《唐人行第录》)曾举出上述问题约四五百条。

《天工开物导读》主要内容：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本书为北宋著名史学家、政论家范祖禹的一部史论名著。范祖禹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唐及五代十国部分，待通鉴全书完成后，又把自己关于唐代历史的认识以史论的方式写定为《唐鉴》一书。《唐鉴》纵论唐三百年间的治乱兴衰，上起唐高祖起兵反隋，下迄昭宣帝被迫禅让帝位给朱全忠，共306篇评论，被誉为“深明唐三百年间治乱”的史学名著。

《北周地理志》为《王仲荦文集》之一种。旧史《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对西魏北周的州郡县设置沿革多不祥，因此北周的疆域面貌混淆不清。作者遮采《水经注》、《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诸书以及类书、碑志中所见有关资料，从多方面考证，历时近40年，多次修改写成《北周地理志》，阐述了北周郡县的行政区划、兴废沿革，并注出今地，弥补了古籍记载的缺陷。

《楚辞》内容简介：当我们穿越时空来到战国时代的时候，我们无法不为这个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所惊叹、所倾倒。那正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段，那绝对是一个大动荡、大沉沦、大崛起的时代，多少动人心魄的历史妙闻，多少让后人恨不起死从之游的先贤，中国各种经典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学术均在此期间喷射而出。这期间，出现了一位凝聚中国文人精神的世界文化伟人——屈原以及让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为之沉醉的一种文体——“楚辞”。

《楚辞补注》是宋人洪兴祖为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作的补注，是现存《楚辞》注本中最古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补注不仅对旧注多所驳正，而且广征博引，保存了汉及六朝隋唐和宋人的部分遗说。书中还辑有《楚辞释文》佚文77条。

订讹类编六卷。续编二卷。杭世骏撰。按。世骏字太宗。晚号堇浦老人。仁和人。乾隆元年中博学鸿词科。官编修，以直言夺职。归里而卒。入国史文苑傅。所著道古堂诗文集七十二卷。
订讹类编所录，除杭世骏的读书心得外，还有经他选录的其它学者著作的考证文字，短者十余言，长的不过三四百字，无一泛泛空论，因而被称为[博学者之宝功]（刘承干跋）。这种宝功，自然会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如卷三[逋髪酘酒]条选录的杨慎 关于乐府鸟楼曲中[投泊]宜作[酘酒]的见解被中华书局出版的乐府诗集点校本书入校勘记中，就是一个例证。
杭世骏在选录他人的考证文字时，除一一注明出处外，有的还加了案语。或以小注的形式夹在文中，或书于文末。这些案语，有的是补充资料，如起复不是服关 案语指出：[亦见赵升朝野类要，渔洋池北偶谈战之，又七修类稿亦云然，田朝恒金壶字考引之]。

本书撰于唐元和年间，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中唐以前的姓氏族望，保存了一些早已失传的谱系典籍资料，是现存较早、较详赅的古姓谱书籍。此书北宋时开始散佚，清修四库，据《永乐大典》参以诸书校辑而成，清代孙星衍、洪莹，近代罗振玉均有辑校。岑仲勉参藉历代典籍、碑志，旁搜博征，详加考校，著成《元和姓纂四校记》，于伐伪、正本、拾遗、芟误四方面下了大力。现将《元和姓纂》与岑氏四校记汇为一书，并附姓氏、人名索引，以便查阅。

《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其篇目为：三师、三公、尚书省；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殿中省；内官侍中省；御史台；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国子监；少府监、军器监、铸钱监等；将作监、都水监等；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左右羽林军；太子三师、三少、太子詹事府、左右春坊内房内官；太子家令、率更寺等；太子左右卫诸率府；诸王府公主邑司；府、督护州。
《唐六典》曾否颁布施行，历来学者间颇有争论。参与修书的韦述说，此书于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直斋书录解题》）。唐宪宗元和(806-820)初，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也说，六典“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吕温集》)。宋范祖禹也认为“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范太史集》）。但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卢杞奏事引用六典，唐宪宗元和中刘肃撰《大唐新语》称六典“迄今行之”。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取一种折衷的观点，一方面说“唐人所说，当无讹误”，承认韦述、吕温书未颁行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方面又说“疑当时讨论典章，亦相引据，而公私科律则未尝事事遵用”，认为六典并非全未实行。近人岑仲勉认为，六典未经朝廷颁布施行无可怀疑，但六典是排比现行令式编成的，现行令式本来具有法律效力，为人遵用，不过其中有一部分，编书时就已改变，或后来改变，因此未能事事遵用。
书名，原题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注。《直斋书录解题》引韦述《集贤记》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旨修是书，帝手写白麻纸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徐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并入注中。后张九龄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唐刘肃《大唐新语》和《唐会要》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史籍，可知此书是臣下奉玄宗之命所撰，自奉旨至成书历时十余年，中间曾多次换人，最后经李林甫进奏皇帝。

《通典》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以食货居首，次以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子目。对于历代典章制度，都详细地叙述了它们的源流，有时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通典》的作者是杜佑。《通典》的体例仿效纪传体正史中的志书，将断代体改为通史体，是一部专门记载历代政治、经济等制度沿革变迁的典志体史书。《通典》记述了传说中的黄帝，下讫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贞观政要集校》内容简介：贞观政要十卷四十篇，是唐太宗君臣探寻致治之道的一部重要言论集，包括为君之道、政体、任贤、纳谏、文教、务农、刑法、征战、安边以及太子诸王教戒、处理政务的态度和做法，直至如何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深受唐、宋以来有作为的帝王的重视。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10卷40篇，约8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45人的政论、奏疏。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此书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20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18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明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唐代河南籍著名史学家吴兢，积极参加唐前期国史修撰，为后世保留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历史变革的珍贵史料，这都完整地保存在《旧唐书》等“正史”当中。《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唐代墓志汇编(套装全2册)》是唐代墓志铭录文的总汇。《唐代墓志汇编》除收录前人辑集的铭文拓片处，还录入建国后公开发表的新出土墓志和各地收藏多年的拓片。全部新式标点，书后附人名索引。

由于《唐代唐代墓志汇编》结集较早，1984年后又有大量新的出土墓志问世。为此，由周绍良主持，继续抄录，编辑了新出土唐代墓志，以补充《唐代墓志汇编》的不足。本书共汇集到新出土唐代墓志1564方。编集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多采集近来著录及出土品，共辑志文1567通，目录以编年为序，可供从年号检索，后有附录索引，亦可以人名来检得，读者自由翻寻，两在其便。

《新唐书(套装共20册)》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历四年（公元一〇四四年），到嘉佑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完成，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新唐书(套装共20册)》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完成后，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

《司马法(图文版)》亦名《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宋代将其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成为武学策试的必读之书。现在一般认为，《司马法》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田穰苴所作，但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的情况来看，《司马法》一书当不是司马穰苴一人所著。
《司马法》一书的军事思想极其丰富，涉及的内容也极为广泛，涵盖了军事的各个方面，如用兵原则、作战计谋、将士关系、军队治理等，又包括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等方面的要求。同时，书中还重视战争中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以及轻与重之间辩证统一关系。

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版本有十几种之多。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出版后，成为二十多年来最流行的本子。中华书局为了供应研究工作者的需要，�定缩印商务影宋本太平御览。他们把影宋本的两页拼做一页，每页两栏。原来要分订一百三十六册，现在匀装做四大册就成了，面字体也并不缩得太小。这样，无论在购买、收藏方面和研究、检阅方面都增加了不少便利。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本书原称唐书，后来为了区别于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故称旧唐书。全书分本纪、志、到传三部分，共二百卷。
旧唐书的作者离唐代很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唐代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重要的有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纂述的唐书一百三十卷，它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叙述比较完整。还有唐高祖至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唐代后期的史料则掌握较少，只有武宗实录一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书中不少地方用了“今上”、“我”等字眼，都是沿袭唐代国史或实录的旧文。“今上”指唐代史官撰述时的当代皇帝，“我”指唐朝。论赞中常出现“臣”字，也是唐代史官当时的称谓。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乾浄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内容繁琐冗杂；曆志、经籍志叙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中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较多；还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複见等现象。这些都说明旧唐书比较粗糙。
但是，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便于读者瞭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后代的重视。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比较芜杂，为后人所讥议，但也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庞勋起义、黄巢起义，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載，由于列传都分庞勋无传、黄巢传简略，这些记載就更为可贵。昭宗、哀帝两纪，对某些藩镇、宦官的嚣张跋扈，叙述颇为详细，反映了唐王朝覆灭时的某些具体情景。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鑑的唐纪部分，大抵採用旧唐书，就是因为它记事比较详细明白的缘故。旧唐书还採录了不少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載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论文。贾耽传登載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两篇表。这些都是在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有地位的文献。又如，在傅奕、狄仁傑、姚崇等人的传中，登載了他们反对佛教的文章，从中可以考见唐代佛教盛行对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以及世俗地主反对佛教的斗争。这类文章其中有些见旧唐书最早保存下来的。继旧唐书之后出现的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许多补充，特别是志、表、唐代后期的列传部分比较突出，但新唐书行文和记事往往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瞭解具体情況。对旧唐书登載的大量文章，新唐书有的删去，有的压缩成简短的片段，甚至因厌恶骈文，竟改写成散文，改变历史文献的原来面貌。相形之下，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就具有新唐书所不能替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