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源》是清人沈德潜所编的一部唐以前的历代诗歌选集。这部书选辑了先秦至隋各个时代的诗歌，共七百馀首，分十四卷。这是一部带资料性的选本，收录作品较为广泛，唐以前的一些著名诗篇（除《诗经》、《楚辞》外），大多数都已选录在内，而且还从一些古书中辑录了不少民歌谣谚，内容比较丰富，可作为阅读研究古代诗歌的参考。

本辑含《白银那》（1996）、《日落碗窑》（1996）、《青草如歌的正午》（1999）、《鸭如花》（2001）、《世界上所有的夜晚》（2003）等五个中篇。《鸭如花》写了对人道主义关怀和对民间立场的坚守；而《白银那》、《日落碗窑》《青草如歌的正午》等更贴近现实，风格更为平实。《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很经典，作者在盈满泪水但又不失其冷静的叙述中，超越了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曾获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本书收录了钱理群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文章38篇。分为世纪思想遗产、知识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寻找“精神界战士”四辑，代表了钱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成果。透过这些朴素而真实的文字，能够体味出钱先生人格的魅力和灵魂的呐喊，不愧为真正的“精神界战士”。
本书曾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应广大读者要求，而今得以再版。

《夹边沟记事》从2000年春季被《上海文学》开始连载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九年。其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过一册《夹边沟记事》，但其内容不全是“夹边沟”，还有几篇作者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夹边沟”故事，书名变成了《告别夹边沟》。现在花城出版社要重新出版《夹边沟记事》，且恢复了它的原名。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1948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面临着重大变局，文化生态与文化体制即将迎来深刻的变化，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谁能穿越世事纷纭，看透历史的变数？被郭沫若斥为“粉红色”作家的沈从文，在一封信里透露出了深刻的历史预感：“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本书在参考大量报刊、日记、书信、传记、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从具体的历史细节进入1948年的历史现场，广泛涉及文学作品、歌曲、演出、出版、校园文化、文学与政治的互动等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朱自清、萧军、胡风、丁玲、赵树理、沈从文等著名文化人个体命运的揭示，探讨了文学与政治、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种种纠葛，对共和国初期文化体制的形态及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书材料丰富，文字生动，叙述富有张力与内在激情。虽是历史著作，但洋溢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钱理群先生备受好评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了解那段历史，乃至当代共和国史的重要著作。
目录：
一、面对转折——1948年1、2月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冲击波——《人民日报》传出的信息——蒋介石的元旦训词——《文艺先锋》宣布的官方文化政策——《大公报》和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信仰
二、南方大出击——1948年3月()
《大众文艺丛刊》与中共对文艺的领导——文学党性原则的明确提出——“我们”文体的新特征 ——以思想斗争（批判）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三面出击：郭沫若怒“斥”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代表的“反动文艺”；批判路翎、姚雪垠、骆宾基等作家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对胡风及其朋友的批判与警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警惕与防范——以解放区文艺为样板的“人民文艺”的大力倡导——新的美学原则，文艺创作、批评模式在建立中——对五四与鲁迅的再评价：争取文化领导权与正统地位的自觉努力
三、校园风暴——1948年4、5、6月()
学生运动与校园文化——群众歌曲的革命功能——革命盛大节日里的活报剧演出——漫画：精神原子弹——朗诵诗的政治性、群体性与行动性——狂欢的广场文学（艺术）——大学教师在学潮中——自由主义教授的困境、挣扎与分化——师生共识：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
四、诗人的分化——1948年6、7月()
40年代末的诗歌刊物与流派——前期《诗创造》的兼容并包性——在内外压力中挣扎—— 新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孕育与聚集——《诗创造》的改组与《中国新诗》的创刊——40年代末现代主义诗歌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相通与对立——“中国新诗” 派诗人与七月派诗人的相通与分歧——共同的命运
五、批判萧军——1948年8月（一）()
萧军：永远的精神流浪汉——集权、秩序、规范与独立、反叛、自由之间——萧军与王实味事件——《文化报》与《生活报》的论战——大规模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批判萧军反动思想”的运动——五四启蒙主义话语与革命话语的争夺战——知识分子与新政权的关系——言论自由的尺度——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身份的消失——“大批判”思维、文体的开创——对“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出示黄牌——人们期待中的萧军的反应
六、朱自清逝世前后——1948年8月（二）()
朱自清的“背影”——晚年心境的沉重面——1928年《那里走》的困惑，二十年后再思考——对知识分子边缘位置的正视与“悬空感”——向下层人民寻求支撑点的欲求与害怕失去自己的矛盾——既“调整”又“保持”的文化（学术）选择—— 沟通五四个性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革命话语，沟通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雅俗共赏、兼容并包、多元发展的文化理想——本不合时宜，却被大用的结局——追悼中的“学者与文人”的朱自清——朱自清转变问题的提出——革命话语对朱自清的改造——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结合：毛泽东的盖棺论定
七、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一）()
胡风向“明天”扑去——他眼里的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异质性与挑战性——受伤的狼的突围与出击——以斗争为中心的思维、情感与心态：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同一——自觉地捍卫五四传统：“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的斗争”；坚持启蒙主义；反对向 “旧形式”投降——胡风要为他漠视批判者的警告付出代价——胡风与毛泽东心灵的相通——胡风的悲剧：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留下的最后一个美好的记忆
八、“新的小说的诞生”——1948年9月（二）()
丁玲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命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诞生—— 纳入体制：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计划化——创作主体的变化：首先是党的干部、战士，然后是作家——以党的政策为创作起点与接受终点——文学的真正主人：革命化的“新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作家的艺术思维：阶级斗争的艺术想象逻辑（题材、人物创造、结构等）——用党的革命语言规范一切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的示范意义与部分背离——独断话语权的文学秩序的建立
九、战地歌声——1948年10月()
部队宣传队（文工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独创——泛黄的历史资料所留下的记忆——把毛泽东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推向极致：文艺军事化的新范式——快板诗人与“兵写兵”群众运动——革命话语对民间话语的利用与改造：北方农村的演剧与诗歌创作运动——对农民文化的推崇与对市民文化的拒绝——《斜不压正》：赵树理的“党的立场”与“农民的立场”的统一与矛盾，他的文学命运的戏剧性
十、北方教授的抉择——1948年11月()
沈从文的文学梦想——对五四先驱者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的历史定位——《看虹录》：将“抽象的抒情”引入小说叙事的自我突破，却一再受到批判——40年代末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群，同样被遗忘——沈从文终于“觉悟”：不能随着时代变动而改变自己，只能面对“提前死亡”——“投岩麝退香”：沈从文和他的朋友呼吁“文物保卫”——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左倾，少数人退守思想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上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讨论“如何对待红绿灯的指挥”等问题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毛泽东三次急电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必须保护文物与知识分子——蒋介石亲自组织“抢救 ”学界知名人士——“危舟将倾”的末世景象，旧秩序再也无法维持——知识者故土难舍，“为伊消得人憔悴”——国民党高压政策为渊驱鱼——走下飞机的仅胡适等人——梁实秋：战乱中的生离死别——枪炮声中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天下愈乱吾心愈治”：无人顾及中的学术坚守——《浦江清日记》里“三不管”地界中的清华园——稀落、仓皇的“南下”与浩荡、有序的“北上”：两股知识分子人流——“我今真解放”：郭沫若一路高歌——卞之琳等远方归来：赤子的虔诚
不算尾声()
叶圣陶终于“远行”，结束游离状态——郑振铎重读《画梦录》——胡风想起小贩挣扎的叫卖声，他没有在香港“净罪” ——路翎写《危楼日记》，为“时代末日”作忠实记录——丁玲作为新中国的女作家在国际舞台亮相，她感到无比自豪——《传家宝》：赵树理仍在关注农村现实中的“问题”；老赵进城的意义与困惑——萧军的消失：又一个“提前死亡”——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游乐会上处处感到“他”的存在——一颗无声的政治炮弹，沈从文的绝望与去不掉的迫害感——“今日复何悔”：胡适、傅斯年凄然对饮吟陶诗——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晚餐”——张道藩拜别母墓悄然离开南京——倾听“北方” 的声音：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年表（1946～1953）()
参考文献()
我怎样想与写这本书——代后记()
再版后记()

《肚大能容》是逯耀东两三年中发表于报端的饮食文章的集结，大多为探访饮食的随笔。“烟雨江南”、“钱宾四先生与苏州”等篇，虽不是饮食的文章，但为探访饮食过程中写下的，也可以对饮食的探访提供一个背景的了解。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 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诗人写诗都写些什么？是怎样写出来？又如何去读？本书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征引古今中外的诗作与诗论，就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等话题，来展开有意义也有意思的讨论。每一讲都以独具魅力的作品，用别开生面的分析，给读者感性与知性的双重满足。既能用于学诗入门，也可作为诗学进阶。

Unlikely Partners recounts the story of how Chinese politicians and intellectuals looked beyond their country’s borders for economic guidance at a key crossroads in the nation’s tumultuous twentieth century. Julian Gewirtz offers a dramatic tale of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between reformers and hardline conservatives during the Deng Xiaoping era, bringing to light China’s productive exchanges with the West.
When Mao Zedong died in 1976, his successor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reassess the wisdom of China’s rigid commitment to Marxist doctrine. With Deng Xiaoping’s blessing, China’s economic gurus scoured the globe for fresh ideas that would put China on the path to domestic prosperity and ultimately global economic power. Leading foreign economists accepted invitations to visit China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while Chinese delegations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ungary, Great Britain, West Germany, Brazil, and other countries to examine new ideas. Chinese economists partnered with an array of brilliant thinkers, including Nobel Prize winners, World Bank officials, battle-scarred veterans of Eastern Europe’s economic struggles, and blunt-speaking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ts.
Nevertheless, the push from China’s senior leadership to implement economic reforms did not go unchallenged, nor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en eager to publicize its engagement with Western-style innovations. Even today, Chinese Communists decry dangerous Western influences and officially maintain that China’s economic reinvention was the Party’s achievement alone. Unlikely Partners sets forth the truer story, which has continuing relevance for China’s complex and far-reach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West.

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在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階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他的博士學位問題，他的西洋哲學素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隨著《胡適日記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
本書根據《胡適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探討胡適在各個階段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並就上述引起議論的疑點，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讓胡適自己說話，盡量還胡適一個原來面貌。

本書是余英時教授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
作者從《顧頡剛日記》裡頭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
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大家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顧先生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
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作者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关于中国国家的治理逻辑，本书主要沿着两条脉络进行探讨：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各级政府体制的制度设施和行为方式；一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在国家与社会群体的相互影响上。本书从学术上推进了当前国内的国家治理研究，并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可以参照 的研究路径和视角。

【各种版本的通史著作，为什么选择傅乐成版《中国通史》（上下册）？】
一、台湾史学界与大陆史学界
1949年之后，史学界因政治而分化为大陆和台湾两部分。大陆连年的政治运动让史学研究停止乃至倒退。相比较而言，台湾史学界则少了许多政治的干扰而显得平静，从而取得斐然成就。台湾学界称傅乐成为继钱穆之后最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其学术地位。
二、各种通史版本进行对比
史学界认为，20世纪写作的中国通史主要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长部头《中国通史简编》，张荫麟未全部完成的《中国史纲》。但这几部通史，对于一般的史学爱好者都不够通俗晓畅，读起来有些难度。
然而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上下册）无论内容、质量和篇幅，都有突出的价值和地位，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该部史著文笔俱佳，学、才、识足备。书成之后，在学术圈里影响巨大，既是史学爱好者的案头书，也是大学的常用教材，甚至史学研究者也能从中得到教益。
三、《中国通史》（上下册）获得学界、著名史学家们一致好评、赞誉如潮
历史学家黄仁宇求助本书——在研究中国历史遇到诸如“辽金关系之改变”、“金国侵宋的原因”等问题搞不清时，就去读傅乐成的《中国通史》。
史学家许倬云为本书写序——盛赞《中国通史》堪比钱穆《国史大纲》。
日本史学界评价傅乐成——“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四、傅乐成史学研究的特色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
2.对已出成果，能在听取读者反应与新近认识基础上，严格自审反思，认真进行修改。
3.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搜集查证，强调历史的研究著述要做到“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
4.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在学术同仁之间，既十分尊重他人，又能据理争辩，唯真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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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傅乐成撰写的《中国通史》一书，在台湾史学界影响颇大，日本史学界评价他“为一不可忽视的史学家”。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写序推荐：“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而两者也正可以在几十年教条主义的框架下，提供另外一些读史的角度，对读者绝对是有益处的。”
《中国通史》（上下册）上探旧石器时代，下至1912年清帝退位，凡六十余万言。文字浅近平易，不做繁征博引，叙说清晰，见解持正，数千年中国史事之此伏彼起，重要节点，前因后果，俱在目前。意在使读者对中国历史有一较为清晰而客观的概念。全书重心有四：政治社会的变迁；对外关系；各种制度的演进；学术思想的渊流。所据资料有三：历朝旧史；近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作者的读史心得。对所据资料的整理及叙述，力求忠实谨慎，缺乏实证的见解和过分主观的议论，均不予采用。
百幅插图，重点在战争地图，方便读者进行深入了解。
读者阅读傅乐成《中国通史》（上下册）有感：
首先是新颖，材料非常新，参考了许多新出土的文物，并将当代学者的新观点融汇其中，超越了其他通史的呆板与陈旧。
第二是持中，作者超越了“历史就是政治史”的传统认知，更多关注了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等，抛弃了用政治解释一切的偏执，本书没有太多的故事冲突，没有脸谱化的人物，更没有历史评判的伪激情，只有“理解之同情”。
第三是广博，本书观点密集，似乎漫不经心，却包含了史学中的重大课题，而作者往往能找到最谨慎的表达方式，将各方意见融汇其中，这种有穿透力的广博，值得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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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相对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傅著并没有特殊的史观，却十分重视经过考订的历史现象。钱先生的大著，吸纳了顾炎武、顾祖禹、顾栋高、赵翼和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因此《国史大纲》中，埋藏了上百个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则是综合已经成定论的许多研究发现，做个总结。两者各有长处。
——许倬云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而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大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本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全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

这本书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