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大的阅读价值，在于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它说明，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包括俄国革命、二战及战后国际关系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竞被中共所推翻？

毛泽东一生都同莫斯科有着不解之缘。
30岁的毛泽东入选中央局，得益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赏识；然而从莫斯科回来的政治局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到苏区一年半竟然从没想到要了解一下毛泽东有什么本领；俄国人把毛泽东视为“亚洲的铁托”，斯大林、莫洛托夫竟然当面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气愤地回忆说：“我在鼻子里笑他们，一声都不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披露惊人内幕，斯大林一夜之间威信扫地，毛泽东表示中国不能摘斯大林的像；赫鲁晓夫传话过来：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毛泽东决定转入反攻，不怕分裂，来一个“大闹天宫”；边界冲突忍无可忍，大战来临，林彪差点下令炸掉密云库……
本书根据大量有关中苏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次重大事件以及毛泽东性格和处事特点作了引人入胜的描述。文中所及中共历史上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景都是鲜为人知的。当这些触目惊心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卷展现在眼前时，我们不得不惊叹历史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该书本着还民众“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1917-1991年间的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做出了新的诠释，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历史片段，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作。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是几位中苏关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又一力作。他们在掌握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的许多重大事件做出的新住释。对于所有研究中苏关系或者对那一段历史有兴趣的读者，《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都是开卷有卷的。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作者多数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在我看来，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国内著名学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1917-1991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著。

本书记录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教授的生存处境：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均任职于北京大学，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史上以“海上苏武”知名的悲剧人物，也是清朝封疆大吏而不幸被外国侵略军俘虏的“唯此一人”。作为当时中国方面外交和军事活动的重要主持人，由于战败，他受到举国上下的责难，以一个“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颟顸误国的形象，通过所谓“信史”，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本书作者在大量征引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新的探索，得出了与传统看法截然相反的结论：叶名琛不仅是一位兼资文武的封疆大吏，更是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者，在历史评估中应获得与林则徐相等的地位。
在中国的史籍中，叶名琛的声誉不佳。长期以来，他被史家论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顽固而惧外的典型人物。澳大利亚籍华裔学者黄宇和院士的研究，对于叶名琛处理国内事务诸问题，同中国学术界的著述似无本质性的差别，只是学术视角与话语系统的不同而已。其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叶名琛对外交涉中的所作所为。黄宇和院士对薛福成综合时人记述所做的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真诚”的著名概括，逐项进行了深入的检讨，依据翔实的史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与中国传统史籍不同，本书基本上全面肯定了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以及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部署、策略运筹和悲壮的结局等等。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之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提出了一个在时的、开放的历史观，以期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的轨迹。

The ancient story of King Goujian, a psychologically complex fifth-century BCE monarch, spoke powerfully to the Chinese during China's turbulent twentieth century. Yet most Americans—even students and specialists of this era—have never heard of Goujian. In Speaking to History, Paul A. Cohen opens this previously missing (to the West) chapter of China's recent history. He connects the story to each of the major traumas of the last century, tracing its versatility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hope and elegantly exploring, on a more general level, why such stories often remain sealed up within a culture, unknown to outsiders. Labeling this phenomenon "insider cultural knowledge," Cohen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t story and present reality. He inquires why at certain moments in their collective lives peoples are especially drawn to narratives from the distant past that resonate strongly with their current circumstances, and why the Chinese have returned over and over to a story from twenty-five centuries ago. In this imaginative stitching of story to history, Cohen reveals how the shared narratives of a community help to define its culture and illuminate its history.

我們該如何詮釋中國共產黨出人意料的革命軌跡？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會走上與俄國模式大相逕庭的道路？裴宜理教授認為，箇中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從革命起義到奪取政權及之後的各階段中創新地發展和部署文化資源。毛澤東、他的同志們以及其繼任者通過精巧地運用「文化置位」和「文化操控」建立其獨有的政治形態，使人們逐漸接受那曾經陌生的共產主義體系，成為熟悉的「中國特點」。在革命初期，毛澤東和黨的早期領導人曾在安源煤礦發動過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裴宜理教授以此地為案例進行分析。安源曾被認為是「中國的小莫斯科」，其所象徵的獨特的中國革命傳統逐漸成為中國語境下「政治正確」的試金石。在當代中國學界為尋求嶄新的政治前景而就其過往的革命歷史進行爭論時，裴宜理教授對充滿爭議的中國革命傳統之意涵進行了深入分析。
「本書帶有裴宜理明顯的個人風格：優雅而清晰的文筆、充足又前所未聞的原始資料、對於基層政治參與者人性細節的充分描述等。這些特點不僅使本書的敘事引人入勝，而且也對主題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分析。裴宜理對安源的觀點原創而新穎，就這一地區對革命所作的持續貢獻進行分析，使之成為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分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著有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裴宜理從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源頭，探討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揭示1920年代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三位共產黨員如何利用文化資源在安源煤礦發動一次影響深遠的工人運動，並詳述1949年革命勝利以後，當權者如何扭曲和操弄安源工人運動的歷史，藉以築造和淨化革命傳統，更討論改革開放以後，官方和民間如何透過各種文化媒介如美術、電影、小說、學術和紅色旅遊等來回憶、重現或挪用安源的革命過往。作者相信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如何發掘、認識和掌握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傳統，她在安源革命傳統的溯源和發掘上開創了一個學習典範。」
──陳永發，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去挖掘查找毛澤東時代中國失敗的各種原因的時候，裴宜理教授的這本書可謂獨樹一幟。作者不僅直截了當地追問那些只着眼於批判的學者，而且致力於重建當年特定的歷史場景，並用同情的眼光來了解那段歷史形成的複雜原因，以求回答那些有關中共歷史成敗的令人困擾的問題。比如，如果毛澤東等人向來偏激且無情，那麼他們當年在幾乎不掌握任何國家機器的條件下，又如何能夠影響數百萬計的底層民眾，使之信服並願為他們的革命事業而犧牲呢。」
──楊奎松，中共黨史研究專家，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 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從1917年到1962年，胡適無論在文化史、思想史、學術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於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觸角所及比同時代任何人的範圍都更廣闊，他觀察世變的角度自然也與眾不同。在胡適個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階段，一向都存在著一些或大或小的疑點，他的博士學位問題，他的西洋哲學素養，他對毛澤東的影響，他和蔣介石的關係……隨著《胡適日記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問題已能夠獲得比較明確的解答。
本書根據《胡適日記全集》的內在線索，探討胡適在各個階段與中國現代史進程的關聯，並就上述引起議論的疑點，擇其較有關係者予以澄清，讓胡適自己說話，盡量還胡適一個原來面貌。

本書是余英時教授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言。
顧頡剛以倡導「古史辨」運動知名於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績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漢。在我們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中學者，畢生與古籍為伍。
作者從《顧頡剛日記》裡頭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型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
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大家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顧先生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盪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
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作者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

European history of the past century is full of examples of philosophers, writers, and jurists who, whether they lived in democratic, communist, or fascist societies, supported and defended totalitarian principles and horrific regimes. But how can intellectuals, who should be alert to the evils of tyranny, betray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independent inquiry? How can they take positions that, implicitly or not, endorse oppression and human suffering on a vast scale?
In profiles of Martin Heidegger, Carl Schmitt, Walter Benjamin, Alexandre Kojeve, Michel Foucault, and Jacques Derrida, Mark Lilla demonstrates how these thinkers were so deluded by the ideologies and convulsions of their times that they closed their eyes to authoritarianism, brutality, and state terror. He shows how intellectuals who fail to master their passions can be driven into a political sphere they scarcely understand, with momentous results for ou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lives.

本书为列文森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在饱含思辨的流畅叙述中，作者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生动分析了儒家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及儒家社会与政治的本质特征，重点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与命运，洞见迭出。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命题，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在本书之后的众多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著作中，都可见到对这些问题或明或暗的回应。而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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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而是一个创造的天才，后来者必须努力跟上他的脚步……作为老师，我为此而自豪。 ——费正清
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亲密的友人，更是一个不会枯竭的思想灵感的源泉。与他的交谈也不仅是令人愉快的，并且能够不断地刺激你产生新的视域与观点。 ——史华慈
很自然，列文森对于官僚—君主制的描述已经且将会被后来的学者所修正，但是，其尼采式的暗示——人们可能将自我的局限强加于他人以服务于自身权力——将作为其论述的核心长存下去。如其许多洞见一样，官僚—君主制这一概念也将继续提醒人们，悖论旨在揭示真理的一个未知片段。
——魏斐德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一部现代经典，西方“中国研究”一个时代的象征。很少有哪一部著作能够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如此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尽管70年代以来批评之声就不绝于耳，人们却始终无法回避它所提出的问题。
——杜维明

近代的中日關係史，是一部充滿衝撞、糾結和廝殺的歷史。日本對華侵略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許多中國人至今仍視日本為「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然而，
王柯教授在本書中以宏觀視野，觀察到一幅遠比這複雜的圖景：對近代中國來說，日本事實上扮演了亦師、亦友、亦敵的三重角色。
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們，通過日本學習到建設國家的方法，就是民族主義。此後，兩國領導人因應立場和利益的變化，隨時調用民族主義作為工具，在敵人、朋友之間變換角色；在缺乏統治正當性的時候，也樂於利用民族主義思想，來強化人民的集體意識。讀者可以從《亦師亦友亦敵》所提供的個案及線索，以多樣化的角度和層面，審視兩國民族主義帶來的問題。
以2015 年問世之《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為基礎，本書經重新校訂並新增五篇文章，主題包括「民族西來說」思潮、「血緣民族論」話語、俄國十月革命思想的影響、夾縫中的日本華僑的身份認同、日本帝國主義下的「伊斯蘭共同體」構想等。王柯教授繼續深研第一手歷史文獻及新近研究，條分縷析，更進一步探討近代日本和中國先後醖釀民族主義，以及互相交手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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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推薦
王柯教授指出近代日本之於中國兼有朋友、老師和敵人多重角色，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應當格外重視日本的影響。他特別強調，近代日本「單一民族國家」的思想給兼有滿蒙回藏漢苗多民族的中國從傳統帝國到現代國家轉型，帶來了種種啟示、問題和麻煩，反過來也影響了日本對中國的政策、理解和觀感。作者在日本學界多年，對近代日本歷史和文獻非常熟悉，這一觀察角度十分重要，有關國家、邊疆和民族問題的討論，也相當有啟迪意義。
──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
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強國，關係陰晴不定，近年更因為領土主權爭議鬧得不可開交，對立意味濃烈。雖然中日在戰略關係上屢有競爭，但兩者世界觀及民族主義原來擁有極大淵源。近代中國向明治日本求師複製改革經驗，不但引進現代科技，而且從中模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改變中國的「邊疆」意識、影響國家建設過程，造成始料不及的效果，延續至今。王柯教授聚焦探討兩國民族主義觀的發展及其影響，是當代東亞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