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他乡"》内容简介华侨华人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领域，而归侨及华侨农场研究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门类。世界上有数千万华侨华人，分布在100多个不同国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及其他原因，有一部分人又返回祖国，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归侨。笔者研究的分析基础是归侨社区的多元结构和群体关系，而社会变迁及文化适应则为其论述的展开提供了令人折服的研究视角。她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广泛的文献阅读、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敏锐的学术思索，但最终动力则是对人类学社会结构理论与文化动态理论的深刻领悟和交叉应用。

本书内容包括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文明论的华夷观——中国民族思想的起源，万里长城的内外——成立期的中华帝国与夷狄等。

The authors of this 2004 volume consult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val materials to examine the Chines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the Shanghai area. They argue that the war in China was a nationalistic endeavour carried out without an effective national leadership. Wartime Chinese activities in Shanghai drew upon social networks rather than ideological positions and these activities cut across lines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ivisions. Instead of the stark contrast between heroic resistance and shameful collaboration, wartime experience in the city is more aptly summed up in terms of bloody struggles between those committed to normalcy in everyday life and those determined to bring about its disruption through terrorist violence and economic control. The volume offers an evaluation of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Shanghai economy in the Pacific War. It also draws attention to the feminisation of urban public discours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nsified violence. The essays capture the last moments of European settlements i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上海的繁華輝煌，一開始卻是個「海上奇觀」。這座充滿傳奇的城市，在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不僅由一個長江下游的縣城，一躍而成東亞數一數二的國際性通商巨埠，更以「洋」、「商」與「女性」共同挑戰與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的秩序。西風中的資本主義，在上海 長出最能代表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發展的面貌，中國的現代性不能不談上海。一九四九年後，上海在共黨政策下，被賦予製造工業的角色，一代繁華洗盡，直到九○年代，中國又回到上海找尋現代性，上海再度成為繁華的代表。
這個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城市與經濟，對廣大中國的社會與文化構成什麼挑戰與影響？本書回顧一八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透過細細考察上海的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葉文心生動描繪中國第一批城市中產階層。在國家角色尚弱的二十世紀初期，這個新富階層在從商與消費被視為愛國志業的觀念下，不僅取得在儒家社會的正當性，從而改變了上海， 更成為近代中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發展的主要力量。
新的往往也是舊的，葉文心認為，上海如今再度回到中國現代性的核心位置，卻有不少力氣花在挖掘過去的歷史記憶。因此要瞭解今日之上海，必須回到一九四九年前，那個張愛玲曾經生活過也貪嗔癡過的上海。而當代上海新富階層，是否會再次扮演推動國家變遷的角色，或許可從本書的歷史分析窺見一二。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分“现状和趋势”、“名著解读”和“名家剪影”三编，分别就海外上海学的研究概况、主要名著和重要名家作了全面、细致的介绍和评析，并且还附有海外上海学著作目录、论文目录、英文博士论文目录，可以说是一本翔实、权威，既有理论探讨，又有个案分析的书。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以苏北人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原籍是如何逐渐成为汉族中界定族群身份的依据的，解释了籍贯怎样构筑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面临的这一方面的问题。

《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是魏斐德《上海三部曲》末卷，不幸成为作者的遗著。《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共产党对市政警察的改造》时间跨度从1942年至1945年间日本占领上海时期开始到1952年共产党完全掌控上海城。它重点叙述并分析了上海警察机构是如何从国民党政府的部队变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局的；在上海市面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及其内应挑衅的同时，公安人员是如何维持城市秩序的；这个新改组的警察机构为何能成功地施行旧警察一再失败的社会改造，诸如关闭炒卖现金的黑市，改造妓女和舞女，戒除鸦片毒瘾等等。显然，它与《上海警察》和《上海歹土》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三部曲，涵盖展现了上海从1927到1952年四分之一世纪的城市历史。

詹隼是美國首屈一指的日本問題專家、政治經濟學界的巨擘以及研究革命的翹楚。他的特殊貢獻在於以區域研究的知識基礎，提出了比較政治的重要理論。《革命：理論與實踐》寫於1966年，已再版十一次，並有德文、法文、韓文等譯本。這一方面是因為它本身的學術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許多有興趣或實際參與政治的人，想要從其中獲得啟示。
本書採用了在50及60年代風行的功能分析，其宗旨是用分析的及社會科學的術語描述所謂的「革命情勢」，並且以個案進行比較，討論在革命或非革命形勢下進行革命時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詹隼特意區分了革命情勢、革命行為和革命變遷，認為前者未必能導引出後者。由於對革命戰略的重視，他還特別研究了人民戰爭及恐怖主義。此外，對於革命的結局到底是菁英強將其意識形態加諸人民，仰或是人民將過度激進的菁英推翻，本書也給予特別的注意。我們可以說，詹隼對革命的關切包括其發生、過程和結局，以及它對社會、國家造成的影響。雖然成書多年，本書所提出的革命學說確有其歷久彌新的價值。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宗教民俗卷》内容简介：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以中华民国为历史标志的20世纪上半叶，虽然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无疑是其中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动荡和变化最为剧烈、最动人心魄的一幕。其间，新制与旧统共存，建设与破坏同行，革命与反动互激，内忧与外患交迫，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基础，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及文化风习，无不酝酿着、爆发着重大的变化与改造，并最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21世纪的到来，“中华民国史”逐渐突破了以往覆盖于其上的中国革命史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民国已经作为一个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26个朝代相并列的重要历史时期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断代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方面问题。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为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对民国史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动人心弦的政治事件以及茶余饭后的奇闻逸事，逐渐扩散到了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入到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层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从政治形式的外表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从而使有关民国史的研究更紧密地与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社会联系在一起。于是，中华民国史不仅已经以其原有的完整的风貌独立地展示在当代国人面前，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的新的热点和生长点，而且也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历史借鉴作用，并因此而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有关民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尽管包罗广泛，涉及档案、方志、报纸杂志、官方文献、私人著述以及共和国时期的回忆录等等，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是极其宝贵的，但人们却很少注意到另一种为民国时期所独有的资料宝库，即由当时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各地政府、各学术团体和学校以及学者个人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社会调查。与业已整理出的其他资料相比，这些调查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调查的涉及面极其广泛，覆盖着全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包括城镇乡村在内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调查大都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如现代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方法和手段调查完成的，而且均以调查报告甚至学术论文作为最终的成果形式，这样既保存了大量的调查数据和原始资料，又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是深入研究和了解旧中国城乡社会问题的极可珍视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建设资以借鉴的极其难得的思想库。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实际上也已经走出了历史学界的圈子而受到其他学科学者的关注。
源自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远见卓识和鼎力支持，使我们终于有条件能够共同担当这一历史的重任。不过，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所藏散漫，有不少甚至散佚海外，如果一味求全，势必不能，亦且难以满足当前学界的急迫需求，故此我们决定采取“丛编”的形式，按步骤分阶段地予以整理出版。第一批收录的文献共计193种，按其调查内容大致分为10卷，包括婚姻家庭、社会保障、社会组织、宗教民俗、底边社会、城市劳工生活、乡村社会、人口、文教事业及少数民族等。其中既有当时印行的书籍，亦有散藏于各类报刊的论文，另有部分迄今尚未公开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凡解放后重印且流行颇广的调查报告，如《定县社会调查》等，暂不收录。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历史问题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脍炙人口的历史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建构这些历史进程的史学家有着怎样的现实关注和心路历程？这些历史进程是否真实无误？所有答案似乎都可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去寻找。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尽管史学家们努力如实还原历史，但最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写出既符合现实议程，又为政冶合法性服务的历史。在解构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叙事之后，《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提出了一个在时的、开放的历史观，以期有助于辨清现今的中国在通往最终目标的漫长道路上所处的位置，从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杂乱无章的过去找出线索，以把握中国未来社会改造的轨迹。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利用国内外已经公开的和俄罗斯尚未公开的档案，梳理了这段时期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说明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在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干部培养等方面得到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时又时时坚持其三民主义，或公开地在国际舞台上或私下里在谈话中和，以及决定国民党发展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就三民主义还是苏式共产主义问题比较强硬地表态，披露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
《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揭示了往昔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研究中阐述不多的两个方面：“楔子策略”和“国家利益”。即共产国际把国民党领导层划分为左中右，利用其左派，争取其中派，打击其右派，以分裂中国国民党。而划分的标准则是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持何种态度，以达到培植亲苏派，并通过他们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目的。
书中列举一系列论据说明以上两个因素是国民党对共产国际若即若离的原因，作为伏线，一步步说明1927年的国共分裂，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恶化，并非简单的因为国民党“反共”。

《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内容简介：作者作为《中国近代通史》全书的主编，认为有必要在序卷中阐明全书的基本的编撰原则，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基本的写作体例和方法，作为各卷的原则要求。但是，各卷在写作中，不必重复这些原则和要求。这些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在课题组组成时，已提交各卷主编讨论和研究。各卷主编大体上赞成了这些原则和要求。五章稿成后，曾分送《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各卷主编征求意见，有些主编热心提供了修改建议。当然，这些原则主要有本卷作者提出，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学术观
点。是否有当，还需要听取学术界批评。读者如有意见，可以提出商榷，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任何学术争鸣，都是作者所欢迎的。
附录名为近代中国史事记略，略仿大事记的编写方式，提供读者一种参考的角度，在一定的意义上，希望可以与其他九卷在内容上起到互补的作用。编写近代中国史事记略，遵循如下原则；有些史实，其他九卷正文中要详加分析，记略从简；有些史实，如思想文化、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方面，正文限于体例和篇幅，或许简略，或许不录，记略则稍加点出。编好史事记略并非轻而易举，编写时参考了多种公开出版中国近代史大事记一类书籍，本着求真的原则，也稍稍纠正了一些记述，从《中国近代通史》的角度，注意了文字表述的准确。错误和不妥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中国人要用中国货！”这是中国20世纪早期的国货运动中的醒目标语之一。这场运动通过灌输中国是有着自己“国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寻求把消费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场运动影响了中国初萌的消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衣服到食品添加剂这样的时尚、从博物馆到百货商店、从产品展览到广告，莫不如此。同时，反帝抵制外货运动、国耻纪念、国货展览会、对不忠实的消费者的诋毁以及中国工业部门的提倡，都强化了民族主义消费，并传布了这样的信息——爱国的中国人使用中国工人在中国人拥有并管理的工厂用中国原料制造的产品。
在本书中，葛凯（Karl Gerth）认为，影响近代（modern）世界的两大关键力量——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消费主义（consumerism）先后在中国滋长。在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把每件商品贴上“中国的”或“外国的” 标签，消费文化变成了民族性概念被清晰表达，被制度化及被实践的场所。本书以中文、日文和英语的档案，杂志、报纸和书籍为文献基础，第一次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历史纽带，重新解释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面，并为洞悉所有近代国家中的类似联系提出了方法上的参考。

以往欧美学术界在论述抗战前夕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采用“史迪威模式”，把目光更多投向中外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本书作者认为应从中国社会本身来寻求答案，为此，在翻阅爬梳了大量原始档案和文献的基础上，对此项课题进行重新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看法，供中国学界和一般的文史爱好者参考。
“在我的分析中强调四个主题。第一，我把战事和军事置于国民党历史的中心，这段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附有武装力量的革命组织的崛起，直到1945年8月随日本投降而终止的抗日战争，到彼时为止，我相信其失败虽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却是可以预见的。……
第二，国民党民族主义的一项内容是驳斥将中国描绘成一种不尚武的文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认为中国不尚武、消极和落后的观点在中国内部被接受了。……
第三，虽然国民党人受到西方军事模式和文化批评的影响，他们并没有忘记中国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政策采纳了过去的传统。……
第四，我很重视地缘政治。一方面，这要求注意国民党自己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深谋远虑。在这一方面，从1935到1939年，国民党试图利用日本和中国东北有漫长边界的苏联之间的冲突……”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滨下武志先生积10年心血完成的力作。与以往西方学者把“欧洲的近代”作为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同时作者对“清朝之衰退”也持异议，认为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是充满“活力”的。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研究入手，通过清末财政与海关、赫德与中国海关、海关与贸易统计和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等问题，对中国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实际状态作了深入研究，并尝试把这一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通过国内外同时代人的观察、论点和记录来揭示其整体面貌。作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发展脉络的研究角度、资料采用的丰富程度，以及从时代整体进行把握的视角与方法，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很大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刻反思的问题。

本书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白凯（Kathugn Bennhandt)教授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一书，是一部典范性的专著。该书资料翔实，文学优美，其近距离的细致观察改变了读者们对于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看法。作者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的重新解读极具说服力。她思辨性的分析对二十世纪早期现代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