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灰复燃”的卖淫嫖娼现象在中国已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由南到北的滋蔓泛滥已逐渐形成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地下“性产业”，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关注。“扫黄”力度不断加大，但至今屡禁不绝。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在对中国地下“性产业”的考察中，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运用社区考察的方法，通过重点对“后发外向型”的珠江三角洲B镇、“路边伴生型”的华南腹地某开发区、“本地偶发型”的湘黔交界某金矿区的地下“性产业”的综合考察解释和分析了卖淫嫖娼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简介：
作者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探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导读：
一部可能成为经典的令人难忘之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任何想要了解东南亚农民社会的人都不能错过此书。
——《亚洲研究杂志》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出色的工作展示了人种学报告不能也无法呈现的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是对反抗霸权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论和经验阐释。
——爱德华·W.萨义德
前 言
任何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与其相关研究的共有定义中最能突显出来。大量的关于农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关注反抗与革命的问题。平心而论,除了关于亲属关系、仪式、耕作和语言方面一贯的标准民族志描述之外,更多的关注集中于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却显然对国家造成了威胁。我可以想到对此类运动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于一系列相互强化的因素。对左派而言,对农民起义的过度关注显然受到越战和现在已经开始消退的左翼学术界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迷恋的刺激。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记录和档案鼓励了这种迷恋,它们从不提及农民,除非农民的行动对国家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农民只是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这种视角下的每项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一些研究只能是强调外来者——预言家、激进知识分子、政党——在动员通常懒散、无组织的农民的过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关注的只是西方社会科学家最为熟悉那些运动——那些拥有名称、旗帜、组织机构和正式领导阶层的运动。还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精确考察那些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大规模的、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方面有所贡献。
我认为,这种视角所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贯穿于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大多数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那对他们来说过于奢侈。换言之,这类运动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即使当选择存在时,同一目标能否用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也是不清楚的。毕竟,大多数从属阶级对改变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法律缺乏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霍布斯鲍姆所称的“使制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并非偶然,这也是走向结论的第一步:农民阶级在政治上是无效的,除非他们被外来者组织和领导。
就其真正发生时的重要性而言,农民叛乱是相当稀少的——更不用说农民革命了。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见地成功了,令人悲哀的是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无论是哪种革命的成功——我并不想否认这些成果——通常都会导致一个更大的更具强制力的国家机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压榨农民以养肥自己。
鉴于上述原因,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此类斗争的大多数形式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在此我能想到的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这些布莱希特式——或帅克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义的历史学家布洛赫指出,相对于“农村社区顽强进行的坚韧的、沉默的斗争”而言,伟大的千年运动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类斗争旨在避免对他们的生产剩余的索要和维护他们对生产资料——如耕地、林场、牧场等的所有权。这一观点肯定也适用于对新大陆奴隶制的研究。对奴隶与其主人关系的分析不能仅仅去寻找纳特·特纳或约翰·布朗式罕见的、英雄主义的、注定失败的举动,而必须着眼于围绕工作、食物、自主权、仪式的持续不断的琐碎的冲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会在税收、耕作模式、发展政策或繁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与当局直接对抗;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政策。他们宁愿一点一点地挤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们选择开小差而不是公开发动兵变,他们宁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抢公共的或私人的粮仓。而一旦农民不再使用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诃德式的行动,这通常是大规模铤而走险的信号。
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于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的消耗战。他们的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反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地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我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里度过了两年(1978—1980)时间。这个村庄被我称为塞达卡,这并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产区一个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小村落(有70户人家),该村在1972年开始引入双耕。与其他许多“绿色革命”一样,它使得富人更为富有,而穷人仍然贫穷甚至变得更穷。1976年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引进或许更是致命的一击,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无地劳动者失去了三分之二挣工资的机会。在这两年当中,我设法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我在关注反抗实践本身的同时也关注村庄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它为反抗写就了脚本。在本书中,我试图讨论反抗和阶级斗争的重大主题,以及赋予这些主题以实践和理论意义的意识形态支配问题。
在塞达卡,贫富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关于工作、财产权、粮食和金钱的斗争,它也是关于占有象征符号的斗争,是有关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类的斗争,是确认理由、评价过失的斗争,也是赋予地方历史党派意义的斗争性努力。这一斗争的细节并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后诽谤、流言蜚语、人身攻击、给人起绰号、肢体语言和无声的蔑视等,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庄生活的“后台”。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中——经过精心算计的遵从是普遍和经常的状态。阶级冲突的这一方面的显著特征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观。例如,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越轨、什么是可耻和无礼的共同标准,那么任何流言蜚语和人身攻击就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争论的强烈程度基于这样的事实:人们所主张的共享价值观遭到背离。人们争论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这些价值观适用的事实:谁富、谁穷、何以致富、何以贫穷、谁吝啬、谁逃避工作等。这些斗争除了可以视做动员社会舆论的约束性力量以外,还可视为这一小共同体中穷人为抗拒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和仪式上的边缘化并坚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严而进行的努力。这种视角含蓄地肯定了“以意义为中心”的阶级关系分析的价值。在本书最后一章,我将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支配和霸权问题进行说明和探讨。
在塞达卡度过的14个月中,我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万分沮丧,有时手足无措,有时辛苦乏味,这些是每个人类学家都能够体会到的。由于我并非正式的人类学家,因而所有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贝利给予我的实用的田野研究讲座,我将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这些明智的建议的指引下,我仍然对人类学家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基本事实缺乏准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去室外活动大半没有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独处。我发现需要保持一种审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缄默,这是明智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心理负担。随着我自己的“隐藏的文本”(参见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认识到琼·杜韦格纳德的评论的正确性:“在多数情况下,村庄会向外来研究者做出让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于隐藏。”我同样发现邻居们总是原谅我难免犯的错误,在每一点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们对我的不适当行为并不在意,并允许我在他们身边工作。他们有着既嘲笑我同时又与我友好相处的非凡能力,他们具备划分界限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善于社交,经常在非收获季节就感兴趣的话题与我彻夜长谈。他们的友善表明,相对于我适应他们来说,他们更好地适应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对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是言辞的感谢不足以表达的。
尽管我努力删减原稿,但它依然很长。主要原因在于许多特定故事的讲述对于揭示阶级关系的结构和实践是绝对重要的。既然每个故事都至少有两面,因而有必要考虑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罗生门效应”的存在。努力讲述这些故事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要将一种贴近底层的阶级关系的研究提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我认为这些更为宏观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详细实例来呈现本质。因而,一个实例不仅是将一般概括具体化的最成功途径,而且它具有比归纳出的原则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优势。
在马来语很难直译的地方,或马来语表达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将其加在正文或脚注里。除了对那些外来者所做的正式演讲,我从不使用磁带录音机进行记录。我的工作是依靠谈话时片断的笔记或事后马上进行追记来完成的。由于许多句子中只有一些更容易记住的片断可以忆起,结果使得我所记录的马来语有某种类似电报的性质。刚到时,我听不懂吉打州农村的方言,相当多的村民用他们在市场上所用的更简单的马来语对我说话。
我觉得,本书的写作还有一个特殊缘由。与其他乡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对象的产物。在我开始研究时,我的想法是展开我的分析,将研究写出来,并准备一个关于我的发现的简短的口头版本,然后回到村民中去收集他们对此的反应、意见和批评。这些反应将收集在最后一章——作为“村民的回应”的部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将其视为那些应该知晓本书内容的人所做的“书评”。事实上,在塞达卡的最后两个月中,我的确花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从大多数村民中收集这些意见。在各种各样的评论中——这些评论通常反映了评论者的阶级立场——充满着一系列针对我所忽视问题的富于洞见的批评、修正和建议。所有这些在改变原有分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否应该将我较早的愚钝的分析交给读者而只在最后才呈现村民提出的见解呢?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当我动笔时,我发现把我现在已经知道的当做不知道来写是不可能的,于是我逐步把这些洞见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结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种程度上塞达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并因此使得那些复杂的谈话更像是一种独白。
最后,我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地方阶级关系的研究。这意味着农民—国家关系显然存在大量反抗,会明显缺席,除非它们影响了地方的阶级关系。这也意味着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机中都相当重要的族群冲突、宗教运动或抗议也基本上没有被涉及。本书也不去分析这里所考察的细微阶级关系的经济起源,这些源头不难一直追溯到纽约和东京的董事会议上。这还意味着处于省或国家层面的正式的政党政治也将被忽略。从一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里的努力是要表明地方阶级关系是多么重要、多么丰富和复杂,还表明不以国家、正式组织、公开抗议、民族问题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将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发现。
下面这些过于冗长的谢辞意在表明为了进行研究我必须学习的许多东西,同时也表明那些教导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对于塞达卡的那些家庭——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们的名字被隐去——我所欠甚多,这笔债之所以沉重,原因在于我所写的内容让不只一个人感到他们的友好被滥用了。当然,对一个专业的外来者而言,那是一种人性的困境,而我只能期待他们将会发现我是以诚实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学识来公正地对待我的所见所闻的。
我的接待单位是位于槟榔屿州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较社会科学院。作为客人或学者,我是非常幸运的。我要特别感谢学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长兼院长Kamal Salih和院长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为吉打州方言的特别辅导老师,帮助我为田野工作进行准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对吉打州的穆达工程和与之相关的农业政策进行了许多出色的研究。该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仅帮助我制订研究计划,而且还成为我弥足珍贵的朋友和批评者,他们的功劳在书中随处可见——即使在我决定自行其是的时候。我还要感谢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当然还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于亚罗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部的官员们总是非常慷慨地贡献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统计数据,尤其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任何发展项目中要找到这样一些有知识、严格而坦率的官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时任穆达地区农业发展局总经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给予了很多帮助。
与我的研究路径互有交叉、对马来西亚乡村社会进行研究并著述的“无形学院”的成员们,对于我的理解和分析贡献良多。由于他们人数众多,我无疑会有所遗漏。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宁愿不被提及,而我还是必须提到这样一些名字,他们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两位来耶鲁做毕业论文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教师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给我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东京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对塞达卡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可以利用的结果,如此我才能确定十年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的手稿在同事们细致的批评指正下有了很大改观。我忍痛割爱,不再争论那些他们认为荒谬或无关紧要——或两者兼有——的论题,同时增加了他们认为必要的历史性和分析性的内容。即使我拒绝他们的看法,我也总是尽量通过加强或改变我的立场来减少直接的攻击。然而,到此为止吧。如果他们一直完全坚持他们的看法,我还愿意继续修改,并努力调整他们无意造成的混乱。我迫不及待地要回报他们的厚爱。感谢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对,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还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们同意甚至请求阅读原稿,或许他们看过其中的一些篇章,却给予了重新的思考。他们知道他们是谁。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来,许多机构的资助使得我和这项研究事业得以持续。我要特别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批准号SOC 7802756)和耶鲁大学对我在马来西亚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授予的埃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书的最终草稿和大多数修订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了我对书稿倾注过多的精力,并且与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帮助我保持智识上的收获。由日本大阪的国家民族学博物馆主办、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研讨会,有助于使我的观点更加明晰。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帮助组织的在海牙社会研究所举行的另一个有着更多争论的工作讨论会,对本书第七章有关反抗的分析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不清楚这两次会议的参与者是否完全认同我所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他们的著述和批评对本书具有何等重要的价值。
应当感谢的还有下列对本书早期的部分内容给予发表的出版物:《国际政治科学评论》(1973年10月);《东南亚的历史与农民意识》(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编,“山崎民族学研究”第13期;大阪:国家民族学博物馆,1984);《政治人类学》(1982);《马来西亚研究》1:1(1983年6月,马来文)。
本书的出版倾注了许多打字员、排版员和编辑的心血,他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出自他们之手的书稿。其中我特别要感谢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出色的工作。
本书与我的家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经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说的常规套话。在此我可以说,尽管我努力了,但从未能够哪怕稍微让路易丝和孩子们相信,他们也在为我写作本书出力。
译 后 记
“弱者的武器”:研究农民政治的底层视角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农民,是处于低下社会地位的小农(peasant)。他们虽然作为农业社会的人口主体,在各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却从来是无声者和无名者,是少有文字记述其历史的群体;他们即使偶尔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也不是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是作为征召、税收、劳动、土地产出和谷物收获的贡献者,因而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无名者。但农民在历史中的消隐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受注意,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不可谓不关注农民,但关注的原因在于,农民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索取的对象,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农副产品、税、费和廉价劳动力——的提供者;而且农民的生存境况和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常常关乎整个社会的安定或动荡,甚至导致王朝的更名易主,这便是各个社会的统治者都谙熟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对农民的关注,对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农民的生存状况过于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或者不如说出于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反应。人们会以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流民之患为例,提请决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显而易见,出于“危机”反应的对农民的关注,尚未离开统治的立场、精英的立场或城市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农民在这样的关注眼光中是作为治理对象、防范对象和怜悯对象而存在的。
以农民的眼光来注视,以农民的立场来思考,已有的农民社会经典研究无疑不能忽视。詹姆斯·斯科特继《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之后,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农民反抗与农民政治的灼见。介绍其富于洞察力的研究,对于关注农村社会与农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并批评了许多关于农民革命的研究只对那些在国家层面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变迁的运动感兴趣。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有组织的、正式的、公开的抗议运动,因为它们显然对国家造成威胁,即使只有短暂的片刻。但就发生而言,所谓农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它们大多被轻而易举地击败;即便是非常罕见地成功了,其达到的结果也很少是农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区分了所谓“真正的”反抗与象征的、偶然的甚至附带性的反抗行动,并且不同意将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结果的。不难理解,在历史中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运动,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所拥有;若在这一领域寻找农民政治大半会徒劳无功。农民也因而被认为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除非他们被外来者加以组织和领导。
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指出上述视角所遗漏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从属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与从他们那里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常的却是持续不断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
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于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对抗统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农民很少在税收、作物分配、发展政策或烦琐的新法律等问题上去冒险直接对抗权威;他们更可能通过不合作、偷懒和欺骗去蚕食这些治理策略。
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一个散布在广大乡村的阶级,缺少正式的组织和纪律,为了广泛的游击式的防御性斗争而装备起来。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认为,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继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后,斯科特又推出了“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是千百万人日常的民间智慧的重要部分,它们与“公开的文本”的比较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意识形态的隐藏的文本,不仅是一种话语、姿态和象征性表达,也是实践的依据。斯科特在东南亚一个小村庄的田野研究工作证明了农民的反抗实践与反抗话语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维系。而且,支配与占有的紧密联系意味着不可能将从属的观念和象征从物质剥削过程中分离出来。同样,也不可能将对统治观念的隐藏的象征性反抗从反对或减轻剥削的实际斗争中分离出来。农民的反抗,一如统治者的支配,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隐藏的文本不仅是幕后的恼怒和怨言,它也是为减少占有而在实际上被实施的计谋(偷窃、装傻、偷懒、逃跑、放火等)。关键在于,隐藏的文本不仅阐明或解释行为,它还有助于建构行为。
农民反抗与底层政治的特殊逻辑　“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使得底层政治的伪装逻辑扩展至它的组织和实质性方面。因为公开的政治活动代价过高,几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托于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而非正式的组织。非正式的市场、邻居、家庭和社区的集合既为反抗提供了结构,也为其提供了掩护。由于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的,即使规模稍大也会使用民间文化的匿名性或种种实际的伪装,因而适合于对付监视和镇压。在这种非正式反抗中,没有可供逮捕的领导人,没有可被调查的成员名单,没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没有吸引注意的公开活动。可以说它们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于解释底层政治经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层政治的逻辑是在其经过之处几乎不留痕迹,通过掩盖痕迹不仅可使参与者的危险减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许多可能让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相信现实政治正在发生的证据。
底层政治本身的性质及其对立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默不作声共同造成一种“合谋的沉默”,几乎将这些日常反抗形式从历史记载中完全抹去。历史与社会科学由于是知识分子用文字书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有文化的官员所创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农民的阶级斗争形式,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为红外线的底层政治。与那些公开的民主政治、目标明确声音宏亮的抗议示威不同,这些由从属群体日常使用的谨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动光谱的可视范围。
就此而言,书写未被书写的反抗史并赋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农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为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斯科特将来自村庄研究的本土见解与更大的关于阶级的社会经验以及典型的阶级斗争语境联系起来。通过深入地分析象征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经济反抗的日常行动的方法,达到对于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对于日常形式的反抗与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究,他并不否认马克思关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经典论断,但他更为强调的是,认清在何种程度上统治阶级能够将自己的公正社会秩序的想象,不仅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行为,而且强加给他们的意识。他的底层视角使他能够重新思考霸权(hegemony)概念及与之相关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经典概念: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虽然阐明了统治阶级不仅要支配物质生产方式,也要支配象征生产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确地解释现实中的阶级关系和大多数情境中的阶级冲突。原因在于,霸权概念忽略了大多从属阶级能够在其日常物质经验的基础上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权理论还经常混淆何为不可避免与何为正当的区别,而这种错误从属阶级是很少会犯的。在强大的经济占有、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支配情境中,农民运用属于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以坚定而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我们从这一切当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坏的和指望较好的结果的一种精神与实践,而这恰恰构成了支配与反抗的历史和持久存在的张力。
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和《统治与抵抗的艺术》,我们不难看到,斯科特对东南亚农民的行为选择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实践层次上是不断推进的。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或如果仅以“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来解释东南亚农民的行为,我们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时仍未有公开的反抗;而处于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还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奋起反抗了。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仅用生存伦理的逻辑无法解释,还必须加上对压制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的考量。面对强大而严密的统治,对立的双方因力量强弱过于悬殊,无从形成真正可以称为对抗性的对立面,无从形成对垒的双方,因而弱势一方反抗的逻辑就会发生扭曲和畸变。这种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却不可能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境遇,或使社会的制度安排变得比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伪装性,即以表面的顺从代替实际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强化了统治权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逻辑中也有可能反而变成强者的工具。
介绍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我们可以获知的不仅是非正式反抗与底层意识形态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实际存在,更有支配与反抗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些,如果没有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本书的翻译历经一年半而成。前言、第一章到第五章前半部分由郑广怀翻译,第五章后半部分、第六章到第八章、附录由张敏翻译,何江穗校对复译了第四、五章;郭于华、郇建立分别校对第六至八章和第一至五章,后又分别通校全书;索引由郇建立翻译。本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学”课程中列为必读书目,两位主要译者由研究兴趣所致也都曾反复阅读,但由于译者是第一次翻译学术著作,经验和翻译水平都尚欠缺;整个译、校过程其实也是艰难的学习过程,虽不敢言呕心沥血,却也是殚精竭虑,尽管如此,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加之斯科特教授这部著作堪称博大、精彩而深刻,以人类学细致入微的田野实证材料与关于支配与反抗的宏大理论紧密结合,论述方式铺陈细密,纵横捭阖,我们的阅读和理解也自然有不逮之处。所有缺撼不足,还望读者多予指正为盼。
在翻译过程中,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李利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史云桐帮助译校了部分内容。特别需提及的是本译丛主编刘东先生从选定书目、联系作者到译、校的各种细节问题都给予了不厌其烦的帮助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郭于华
2006年5月于北京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以化烧纸扎——特别是纸钱——的方式来祭奠已故亲人、祖先以及神灵。尽管常被指为浪费、淫邪，且曾被官方禁止，但这一民间传统依然长盛不衰。
《烧钱》一书从当代生活世界入手检视了这一惯俗，探究了它在传说和历史中的起源、它在古今社会形态中的角色、它的文化逻辑、它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惯俗的关系，并提出了有关其价值本质的宏大的人类学问题。作者柏桦运用了田野民族志、历史文献、民间故事等多种材料，结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理论，对“烧钱”传统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细致入微的分析。不管是从实践经验还是从理论框架上说，《烧钱》一书都为我们研究中国民间信仰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本书主要提出了三个关键主题：首先，“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概念被证明是建立在国家和其对手相互竞争的交流策略上的；其次，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集团的外部敌人，巩固了西方的民族认同；最后，集体认同所涉及的国家与民族因素，包括那些超越了民族国家范畴的复杂问题。
通过对一系列特定案例的分析研究，施莱辛格揭示了政治话语在传播学领域的复杂作用。如果你对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或文化研究领域感兴趣，抑或已经意识到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本书将非常值得一读。

“现代人小丛书”
全球思想领袖的极简公民课
引导批判性思考，探索现代人的善好生活
◆解码假象生产之技艺
◆叩问乱花迷眼时代重寻真相的可能
【内容简介】
在《必要的幻觉》中，乔姆斯基以美国大型媒体为例，系统梳理了资本主义政治系统中大众媒介的表现及其运行逻辑，指出其 如何借由微妙的报道和阐释技巧，制造出民主与中立性的幻象。这些隐秘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软性遏制了公众对权力的干涉，进而在民主形式表面未受破坏的遮羞布下，剥夺了民主政治机构的实际权责。书中，乔姆斯基提出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宣传模型，并引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国际大事件——越战、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美洲政党斗争——的相关报道，对施用双标、创制“新语”、操纵言论议程的种种手段逐一举证说明。有必要指出的是，新闻研究机构和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同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乔姆斯基期望通过他的媒介批评分析，增强公民在文化上的自我防卫，也呼吁媒体为公民提供更具实质意义的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途径，为更深入的民主打下基础。
···
一位将流丽的语言风格与强大的智识水平完美结合的论辩家，他是每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都绕不开的观察者。
——爱德华·萨义德 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编辑推荐】
★为什么我们应当关心媒体？
媒介批判在乔姆斯基逾半个世纪引人瞩目的公共论辩中宛如一个支点。这不仅仅因为它揭示了一系列政治外交事件在话语层面的博弈，更要紧的是，无论是谈论权力之手在媒介实体中得以施展的形态，抑或思索新闻和宣传信息在公共政治生活中造成的切实影响，问题无不指向民主的本质。
若被偏见和无知所裹挟，则谈公义将失去意义。
★乔姆斯基有关媒体与权力关系问题的一次系统梳理。
借助梅西讲座的契机，乔氏将其有关媒体问题的思考做了一次层次清晰的整理和呈现，一方面进一步阐发了成型于不久前的“宣传模型”理论，又配以实例，条分缕析地讲述了那些一脉相通又各具“巧思”的幻觉的制造术，并反思了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中应当承担的角色。
★追本溯源，认知信息与心理的双重盲区。
乔姆斯基将谬误的源头回溯到媒体结构、新闻生产乃至受众心理的不同环节，因而我们从中得以获得的不仅是那些重大事件中失落的面向，还有指向其所以然的颇具启发的解释：遵从一个“正确的”议程所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与权力对抗要小得多；而在广告之间的三分钟间隙，或700字的文章中，你很难举出让人信服的观点和证据，来表达新鲜的思想或惊人的结论。
★锐利，谨严，有如逻辑体操般充满魅力的乔氏反讽。
强烈的立场和冷静的论述，在乔姆斯基的论说中历来是一组鲜明且意义重大的对照。一方面，全书以数据、事实、史料为据，事件、评论一一标示出处并详加注释；另一方面，译文力求还原作者犀利冷峻的文风，保留了原文千回百转的乔氏长句和反讽，读之倍感酣畅。
★那个无法回避的“永远的异见者”。
数十年争议傍身，但即使是不认同他的立场的人，也不得不回应他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以这种方式，他成为那个“隐藏在各式外衣之下的强权政治的zui持之以恒的批评者”；也正是因这种缘由，他的论述成为我们避免盲目、抵制偏见诱惑的一针有力的清醒剂。

本书是米歇尔 ·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的第一年授课。讲稿的出版在福柯的“接受”史上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对于福柯的阅读从此进入新的格局。
《知识意志讲稿》 告诉我们，福柯的研究从来只有一个目标：真相。这门课程的源头来自尼采的谱系学和权力意志，使福柯的研究方法跳出了形而上的阴影。知识意志不是世界的原动力，它贯穿于历史进程里的一个个事件。将近半个年度的讲座或是授课旨在重现知识意志的发展史，从亚里士多德，到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福柯考察古希腊的哲学话语、政治经济制度与司法实践的变迁，回望希腊文明的光芒，在知识考古学里发掘“知识意志”的时代遗迹与谱系。由此福柯引出真相问题。真相不是多样化现实里的单一或是多项选择题，真相是两者取其一的结果，真或是假。即使是在俄狄浦斯王探案风格的扑朔迷离剧情中，真相也早已由神谕宣示，一切的步骤都是在于印证先知的预言，结果同样是预言真假的选择。
福柯超越亚里士多德，深化由尼采所构建的真相的悲剧视角，在与德勒兹的潜在对话里，在海德格尔式的解读里，福柯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悲剧视角。

本书是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经典之作，论述了这一问题在欧洲近两百年历史中的种种表现及其内涵之演变。作者回避了对民族的概念和标准等问题的纠缠，着重于它们的变迁与转型，并借助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欧洲近现代史是因民族主义兴起而重新拼制版图的历史，各种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意识也影响到周边地区与殖民地，因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旋律。
本书第2版新增了相关地图，对了解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演变状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868年，位于巴黎贫民区的医学院街，一间简陋、肮脏的阁楼，一名男性自杀身亡，旁边放着一本自传的手稿。1
897年，这本自传以《阿莱克西纳·B的故事》为名，被一名法医学家编辑出版，人们这才发现了一位生活在黑暗之中的双性人的故事。这部双性人的自传以感情充沛的笔调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孩经受的折磨和动荡，以及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男性绝望的苦涩。
1978年，在研究性史的过程中，福柯发现了这名“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把这部自传连同那些讨论“真实性别”所依据的医学和法律文件一同编辑出版，并附上一篇重要导读，阐释了双性人的身体如何成为话语/权力管控的对象。福柯借助“无确定性别”的快感概念，回应了19世纪以来医学和司法要求确定“真实性别”的做法。

四十堂关于爱情的必修课，社会学家、学者李银河为你讲透爱情、婚姻与性的本质。
本书是李银河四十年来婚姻、家庭与性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是作者对毕生的研究积累和感悟做的一次系统的总结。
书中透彻地探讨了爱情与性、择偶标准、婚外情、性少数群体、生育观念、性教育、女性独立等话题。从柏拉图之恋到更加多元化的性取向，从个人愿望与习俗规范之间的冲突，到感情的流动性和婚姻的固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通过讲述中外婚姻制度、爱情观念、性观念变迁的来龙去脉和变化趋势，一窥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情爱方式，拓宽了看待两性关系的视野，并且对于当今中国人所面临的婚姻、爱情与性的现实困境，以及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了极为详细的观察和解读。
这里没有艰涩的学术理论，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个案，以及作者传奇的爱情经历，帮助你破解现实中的困惑，更透彻地了解爱情和两性问题，走出认识误区，突破人生格局，获得更加幸福的人生。

《女性权力的崛起》是一本资料集锦性质的书。我把当时我所能见到的女性研究方面的各种资料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做了一个综述。书的这种写法在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比较喜欢就一个专题做经验研究的方法。这本书可以作为女性研究的入门书，省却了读者自己去广泛阅读和查找与妇女问题有关的研究资料的麻烦。对于广大非专业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了解与妇女有关的各种情况和论争的一个捷径。

《占有还是存在》是著名精神分析学家、人本主义哲学家弗洛姆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对自己多年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崇拜的人类生存方式的非人道化影响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
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生存方式，即占有和存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基础是以利润为取向的社会，重“存在”的生存方式则会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他对消费社会的反人道、对人的无意识的操纵，以及为稳定社会经济制度而进行的蓄意消费刺激，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变革性的纲领见解。
弗洛姆语录
无节制的欲望满足无益于人类的福祉，它不会带来幸福，甚至也不会带来最大化的享乐。
人们拒绝承认的是，并非自私自利的人类本性使得工业社会产生；恰恰相反，自私自利与贪婪是工业社会大环境的产物。
现在的语言风格表明当今社会已高度异化。几十年前，病人不会说“我有一个难题”，而会说“我很困扰”；不会说“我有失眠症”，而会说“我睡不着”；不会说“我有幸福的婚姻”，而会说“我结婚了，很幸福”。
在占有型模式中，人们的幸福就在于高人一等、在于拥有权力，并且归根结底在于征服、掠夺和杀戮的能力。而在存在型生存模式中，幸福在于爱、分享和给予。
只要我们仍然活在占有型生存方式中，我们必然怕死，任何理性的解释都不会消除这种恐惧。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重建与生命的纽带，回应他人的爱并点燃自己内心的爱，那么哪怕他在弥留之际，恐惧感也会大大减少。

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但人民去了哪里？——贝尔托·布莱希特
★★民粹主义诊断之作：仇视精英、反对多元、垄断人民★★
☆紧扣国际政治新趋势，教你看懂现代社会的民粹危机☆
☆民粹主义不仅事关政治，更事关人性的弱点☆
☆普林斯顿教授精到解读，国内知名政治学者刘擎作序推荐☆
“米 勒这本小书……对澄清“什么是民粹主义”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阐 释，并针对当下的政治现象提出许多敏锐而深邃的批判分析。”——刘擎
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见证了玛丽娜•勒庞等民粹主义者的崛起。他们宣扬自己代表真正的普罗大众，借助“平民政治”和“沉默的大多数”等口号，对精英包揽的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是，到底什么是民粹主义？它真的是对民主的纠错和补充吗？
在本书中，米勒定义了民粹主义的核心要素：它反对多元主义，垄断对人民的定义，剥夺持反对意见者的人民资格；民粹主义并非民主政治的正当组成部分，而是它挥之不去的永恒阴影。
在米勒看来，危险和误解都源于概念的模糊不清。只有明确了民粹主义的本质，我们才能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它的挑战。

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
社会会改变吗？又如何去改变？
想改变社会的人可能很多，但又并不认为真能改变社会。即便选举时去投票，即便自己当选作政治家，但如此就能改变社会吗？这样想的人应该是不在少数。
从中，可以窥见这样的一种心情：有改变当前社会之心，却并不认为交给政治家就可以。既然自己参与也不会改变，于是就不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当看到示威游行暴发时又会想，或许……也不是不可能……
社会，会因游行示威而改变吗？经常有报社记者问我，“游行示威，又能改变什么？”“相较于游行示威，投票不是更好吗？”“不组建政党将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吗？”
似乎很多人认为，去投票，选出议员、政党，通过法律，这就是改变社会了。但就如本书中提到的，这不过是诞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的近代代议制民主主义思维，若死报不放，思路未免狭隘。
那么成立非营利组织呢？创业呢？革命呢？是不是就能改变社会了？但这些也依然稍嫌狭隘，都不过是近200年来出现的老套路。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在回答之前，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今天的日本到底在发生什么？所谓的改变社会到底是指什么？而这本书，就是要从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或思想的层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

★内容介绍
独居老人=悲惨的晚年？！
《独居老人》中作者采访呈现的16位老前辈，会用悠然自得的生活状态打破世人的这种偏见。他们中有的独身已久，有的经历人生的起起落落，一一送别至亲好友，也有的兄妹子女仍健在于某处。他们每个人虽然不怎么富裕，但都在一间小屋，埋首于喜欢的事物——摄影、跳舞、画画、放电影、乘摩托车兜风、表演行为艺术、走唱街头……
没有压力，没有人际关系的纷扰，也没有对未来的不安，看起来每一天都过得相当愉快。他们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唯独年岁稍长而已。敢于做独居老人，敢于不察言观色，也是一种适用于如今这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的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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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嘛，有的吃就行，吃饱了才有力气。另外就是要有些积蓄。”
“睡太久也很浪费！”
“同辈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因为我很讨厌他们。”
“我有男朋友，喝酒的朋友。”
“一个人的生活真的非常理想，24小时的时间，只为了自己使用。”
“我心里一直盘算着到我六十五岁的时候，重新再把剧场开起来。”
“我有过好几次一整天一言不发，不说话不是什么寂寞的事情。”
“所谓时髦，就是我们艺人被人看到的一身行头，得穿着整齐才行。”
“书法就是一个黑白的世界吧，我发现自己还是渴望色彩和女性的身体（笑）。”
变老不是人生的终结，独自迎来老年也并不一定就是可怖之事。
自己买菜做饭，看看电视，会会朋友，练练乐器，进行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默默描绘心中的风景，书中的老前辈们井井有条地规划着自己的独居生活。“所谓人生的‘赢家’和‘输家’，到头来，不是看财产，也不是看名声，而是看一个人在临死前的五秒，能否说出‘啊，我这一生真有趣’。”
“愿我们不必思虑周全、察言观色，做个怪爷爷、怪奶奶终此一生。”

耶鲁大学政治哲学公开课姊妹篇，施特劳斯派经典之作
一本书囊括现代哲学大师名著
从文艺复兴的马基雅维利到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索尔•贝娄，
从小说与人生故事中，获取政治智慧，体验哲思愉悦。
现代人有什么特殊？古代与现代有什么不同？
现代人真的比古代人更幸福吗？
——理解现代心灵，应对孤独虚无，走出现代性困境
编辑推荐
◎作者史密斯为耶鲁大学政治哲学名家，极受国内外读者欢迎；
◎社科畅销书《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姊妹篇；施特劳斯派政治哲学经典之作；
荣获包括爱默生奖在内的多项学术奖项，2009年荣获莱克斯•希克森社会科学领域杰出教师奖；
◎讨论备受关注的古今之争和现代性危 机，思想文化领域的热门话题；
内容简介
本书围绕着“何为现代性”和“我们的不满”两个主题展开论述。
在前一部分中，作者追溯了“现代性”概念在哲学中的历史，从“第一个现代政治科学家”马基雅维利，到将人类认知的核心定位到自己主观意识的笛卡尔，再到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颂扬者黑格尔；
而在后一部分中，作者则梳理了从卢梭到施特劳斯，再到索尔•贝娄等一系列“反启蒙”思想家或曰现代性批判者的理路。
在全书的最后，他把选择建立或赞同何种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个问题留给“现代人”自己去回答——我们无法避免成为现代人，但并不需要全盘接受现代性所包含的一切，也并不需要全盘否定之。
媒体推荐
★这本书是思想史的典范之作——丰富、有穿透力、富有意义。史蒂文•史密斯完全把握住了关于现代性的智识传统，另外他还有一种行文清晰却不因此牺牲论题复杂性的天分。他让我们以新鲜的目光去看待许多有价值的事物。当他的学生一定很快乐。
——莱昂•威瑟迪尔，《新共和》知名编辑
★无论你是拥护现代性，还是从前现代或后现代角度对现代性提出批判，这都是一本会让你着迷、启迪你、激发你思考的书。其中的每一章都可以作为独立的论述文章成篇，而它们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论证。与此同时，阅读它们还能带来最高级别的智性愉悦。
——迈克尔•沃尔泽，新泽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士
★史蒂文•史密斯有力而简明清晰的思想史论著为我们关于“古今之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见解。他向我们展示了一群貌似各不相关的现代思想家和作家是如何通过探讨永恒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观念的。作为一部关于“我们西方人如何来到今天”的著作，《现代性及其不满》会对我们关于自身未来的讨论大有裨益。
——迈克尔•罗斯，卫斯理安大学校长
★史蒂文•史密斯及时而有见解的新著，提出了许多深具洞见且范围广阔的对现代性及其内在冲突的讨论。未来的许多年里一直会有人阅读它。
——查尔斯•格里斯沃德，波士顿大学布恩哲学讲席教授

從美國建國歷程、宗教傳統、政治體制、與商業精神中，探詢美國的反智根源。
「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是想瞭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余英時
「本書內容不但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本書譯者、台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開始，近代文明就一直是以理性思辨與知識探索為前進的動力，並締造了輝煌的成果。到了當代，美國又以其發達的學術、科技與物質生活為其佼佼者，特別反映在它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最多的諾貝爾獎桂冠之上。然而，另一方面，美國文化在世人心中卻少以精緻、優雅聞名，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商品與娛樂才見其所長。近年來小布希的窮兵黷武、川普的粗暴的言論與政策更讓世人驚見美國文化中「反智」的一面，美國社會層出不窮的民粹與暴力事件也令人憂心忡忡。
二十世紀中知名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理察．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審慎的推敲論證等等－－的漠視甚至是敵視，尤其是五〇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輒以知識分子為標把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他於是於一九六三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
《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作為一個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新興國家，美國人往往視過往的歷史為落後、腐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累積。基督教在美國蔚為主流的福音教派與振奮派推崇教友發自內心的感動以及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揚棄在神學、教儀上的鑽研。傑弗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等建國先賢雖然具備偉大的心智，但對平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高等教育訓練的庶民百姓為主體，哈佛、普林斯頓等東岸名校出身的仕紳則變貶為懦弱、空想、不務實的理論派。對科技的崇拜、對進步的期盼，以及蓬勃的商業文化更將美國的基礎教育導向培育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能，而輕視博雅的人文薰陶……
霍氏作為偉大的史學家，其傑出之處不僅在於對「反智」做了有系統性與歷史深度的耙梳，更在於他固然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反動、極右的思維，卻也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予以同情性的理解。這使得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經典，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在人類文明中該如何進展？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政治上扮演什麼角色？
《美國的反智傳統》於六〇年代甫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當代華人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於1975年撰寫的〈反智論與中國傳統〉即是受到本書的啟發。半個多世紀後本書中文版終於上市，讀者將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詣。
專文推薦
1. 余英時
2. 苑舉正（台大哲學系教授）
掛名推薦
1. 楊 照（作家）
2. 嚴震生（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這是美國史學史上一部傳世的傑作……是想瞭解今天美國的人所必須閱讀的一本書。」－－余英時
「本書內容不但深深吸引我，也解答了我在美國生活時心中所累積的若干疑問，真的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本書譯者、台大政治系教授陳思賢

【内容简介】
“人像蚂蚁”这个古老的比喻，就像“比喻”本身一样古老。从作家到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们渴望从蚂蚁身上寻找人类社会的最佳组织形式；从单一的个体到整体的社会，从君主制到民主社会，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式全能国家到《美丽新世界》中的集权乌托邦，再到原子化、网络化的后现代社会，蚂 蚁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能被象征性的解读，并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形态形成了巧妙的一一对应。作者从社会学专著、小说文本，乃至电影文本出发，探索了这一类比的迷人历史。
在本书中，蚂蚁，成为人类社会的绝对隐喻。人不是“像”蚂蚁，人就是蚂蚁。
【编辑推荐】
☆ 横跨政治学、社会学、昆虫学、文学与电影评论
☆ 展现人类渴望从蚂蚁身上寻找文明前景的所有野心和企图
☆ 塑造人类文明的，是个体的自由，还是是集体的逻辑 ？
☆ 政治制度、战争体系、社会结构……人类社会的全部隐喻
【本书获誉】
这本书的主题看似距离我们很遥远，但蚂蚁是唯一的镜子，让人类可以将自己视为群众和集体的存在。甚至像韦贝尔展示的那样，我们与宇宙外星人的相似程度也无法和我们与小邻居们的亲密程度相比。
——《南德意志报》
韦贝尔这本书的优点之一是，它永远不会忽视蚂蚁的隐喻在科学和文学中的反馈作用。正是由于蚂蚁以社交昆虫的身份出现，并具有集体智慧的特征，所以蚂蚁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被象征性地解读——尽管情况大不相同。
——《文学世界》
韦贝尔原创性的文化史……预示了未来。在未来，塑造我们世界的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集体的逻辑。
——《文化时间》

◆编辑推荐
☆记录当下，面向未来，一次突破常规的先锋尝试，构建一段生动有温度的日常历史
☆我们都是日常生活的专家之“居住”篇，一份不同以往的小区观察指南，你会从中看到环卫工人除雪撒盐粒蕴含的复杂伦理，小广告背后顽固的控制意图，宠物狗、流浪狗不同的生存状态，垃圾箱独特的处 理运行机制……
☆重复并不平庸，琐碎亦有意义，在小区司空见惯的流动场景中发现“附近”，捕捉时代精神，思索城市陌生感的消弭之法
☆历史学学者高毅，社会学学者田丰、严飞，哲学学者汪民安、徐英瑾一致推荐：很有意思！
◆内容简介
小区是中国城市最小的行政规划，人们在其中出生、成长、生活，获得情感和知识。
父母与子女的融洽关系、商贩与顾客的相互照应、清扫积雪的环卫工、几年不见的老熟人的寒暄、遛狗的退休老人……这些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出现，转瞬即逝，不会留下文字，也不会进入历史。
本书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作者以自己居住的小区为重点，试图记录那些不间断流动、不会进入历史档案的景观、人物和语言，将其纳入未来的史学视野中。在捕捉流动性的意义上，人人都是社会学家，人人也都是历史学家。
◆相关好评
“这是一个历史学者通过发掘身边日常琐事的意义来探寻史学方法革新之路的大胆尝试，虽然其实际价值可能尚有待时间检验，但这种创新的自觉永远是成功的坚实基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高毅
“最值得放入‘时间胶囊’的当代中国城市小区断代史史料。”——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人工智能哲学十五讲》《用得上的哲学》作者 徐英瑾
◆作者简介
徐前进，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访学。著有《一七六六年的卢梭：论制度与人的变形》，译有《启蒙运动的纲领：〈百科全书〉序言》，并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读书》等 刊物发表数篇文章，近年来致力于思考日常生活状况以及相关理论，以实践性的写作开拓文字制度的边界，发掘历史学家与未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