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鲁塞尔的语言是一个太阳，劈开了万物。——米歇尔·福柯
******内容简介*******
本书是福柯唯一一本文学研究著作，一部被他称为“非常私人化”的作品。当20世纪50年代，福柯在塞纳河左岸的一家书店与鲁塞尔的作品不期而遇时，雷蒙·鲁塞尔只 是一名与普鲁斯特同时代的不起眼的边缘作家、一名“实验派作家”。他的作品不遵循任何文学理论，也不从属于任何文学流派。
在本书中，通过对鲁塞尔文学作品的解读，福柯阐释了语言与死亡的关系。在福柯看来，文学的真正任务不是表现或者反映“物”的现实性，而是要展现闪光和扩散的过程，创造出一个语言急于进入的“空白”。本书充分地体现了福柯对语言的深刻思考和批判，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词与物》的前传。

《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一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 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时至今日，德勒兹与福柯已成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两则传奇。不读德勒兹的《德勒兹论福柯》，便不能说了解福柯。因为在德勒兹之后，福柯已不是原来的福柯，就如弗洛伊德在拉康之后，不再是原来的弗洛伊德一样。德勒兹与福柯这两颗法国思想界的熠熠红星在本书中一起迸放光芒，使福柯成为理解德勒兹的一扇重要窗口，使德勒兹成为透视福柯的不二法门。由福柯到德勒兹，再由德勒兹到福柯，两股思想之流不断地牵引、碰撞、发光与褶皱，本书所呈现的正是这般奇诡景致。

-编辑推荐-
★《规训与惩罚》——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习者永远无法绕开的经典之作——自出版以来获得了无数的讨论和引用，相关的二手文献层出不穷。那么，时至今日，为什么还需要一本关于这部被频繁征引的作品的导读书呢？
★ 因为本书作者感到，现今有关《规训与惩罚》的论述已经尤为明显地被三个重要缺失所损害，它们在福柯的叙述中常常是沉默的，然而如果没有它们的话，对于《规训与惩罚》的清楚明了、令人满意的解读便不可能出现。这些缺失正是作者在这本导读书中致力于修复的。
★ 福柯是一位如此复杂的思想家，而《规训与惩罚》的丰富性也只有通过多次的阅读才能够发现。本书的目标仅仅是通过忠实于福柯的实际文本而“推陈出新”。
-内容简介-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呈现了一段刑法和刑罚的变迁史，以此探究西方社会为何从一种酷刑所带来的躯体惩罚转向了一种判处监禁的“温和”惩罚，并最终揭示了知识、权力和主体性这些常常不为人觉察的规划。
在本书中，作者试图使读者在第一次同这本充满挑战且令人激动的著作相遇时便倾注心力。本书将遵循《规训与惩罚》的章节结构，并时常引用福柯本人的话语，以便读者在原著中读到这些话语时，不会感到陌生和难以理解。从理论上说，本书将有助于为那些《规训与惩罚》的未来读者们提供一个平台，通过阐明这部著作的总体架构及其段落含义，它将帮助读者迈出第一步。简而言之，这本指南应当是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

从美学到惩罚体系，从疯癫与文明到尼采与先锋思想，福柯的作品对20世纪晚期的现代思想影响深远。然而，在涉及面广与影响力强的同时，这些作品也以晦涩难读著称。
本书为福柯的作品提供了可信的导读，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同时，作者加里·古廷还探究了一些关键主题，这些主题在福柯深入研究身份、知识、现代社会中的权力等领域时，曾让他甚为着迷。

- 编辑推荐 -
·首次完整收录福柯晚期所作的两次演讲——《什么是批判？》和《自我的文化》，以及演讲后精彩的问答和讨论环节，福柯的机敏和睿智在其中展现无余。
·本书编者参照福柯演讲手稿对两次演讲的文本进行了悉心校订，以期使福柯思想的面貌臻于完整。
·福柯的这两次演讲，时隔五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演变。此次同时发表这两次演讲不仅极富意味，也可为研究福柯晚期思想提供一把钥匙。
- 内容简介 -
本书收录了米歇尔•福柯晚期所作的两次演讲。
第一次演讲，名为“什么是批判？”，于1978年5月27日在法国哲学学会举行。福柯把自己的研究纳入由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所开启的视角，把批判定义为一种伦理—政治态度，而此态度在于一种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
第二次演讲，名为“自我的文化”，于1983年4月12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福柯在其中把自己的研究定义为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指出他对启蒙的看法和他对古希腊-罗马的分析有关。随后，福柯在伯克利分校还参加了三次讨论会，回顾了他哲学进程中的若干方面。
批判既可针对治理，也可针对自己。无论是质疑治理的批判，还是质疑自我的批判，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启蒙的精神。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编者把《什么是批判？》和《自我的文化》放在一起的用意。

《知识考古学》此次推出的，是新的中译本。
《知识考古学》犹如思想的空中楼阁，以非连续性、断裂、差异的考古学反对连续性、起源、总体化的观念史，通过对话语形成与陈述进行分析，呈现作为主体的“人”和知识在话语实践中被建构的过程，深入剖析“人之死”的主题，最终建构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科学”的考古学。

编辑推荐
★当监狱的高墙消失，监视开始向整个社会弥散
★当权力不再依赖监狱，定义犯法者的权力也从监狱走向外部社会
★在电子监控、数字追踪和算法无处不在的当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福柯对于惩罚和权力的理论
内容简介
20世纪后半叶，监狱及其规则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不同的革新，培训机构、治疗中心、缓刑等各种新的治理机构和措施涌现，惩罚措施从封闭的监狱走向社会，它们甚至可以体现在强调罚金和吊销驾照等惩罚措施上。
在《监狱的“替代方案”》中，福柯担心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是监狱及惩罚机构的取消，而是监视及其权力向整个社会的扩散，种种新举措“作用的对象将不仅仅是被关在牢房里或被锁在监狱里的个人，而也将扩散到表面上看起来自由的个人生活”。
本书收录福柯《监狱的“替代方案”》的全文，辅以法国当代的哲学家、电子监控专家、犯罪学家等不同专业人士对福柯观点的总结与回应，通过电子监控、经济犯罪等话题，将福柯的思想引入我们当今的数字生活。

福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深刻与多面的思想对20世纪的文学、艺术与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凝聚了世界著名福柯研究专家，针对福柯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总结与思考，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于福柯研究具有很深入的引导作用。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 福柯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段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做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他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罗兰·巴特尔
本书是福柯的早期巨著，曾以缩减本《疯癫与文明》风行知识世界。本书的翻译是直接源自法文的全译本，不仅还原了这部力作的原貌，而且能澄清许多因版本和译本原因辗转导致的许多争论与问题。

本书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之一，授课时间为1972-1973年。
授课中，福柯提到自从监狱被发明以来，刑事问题被看做是唯一的对犯罪行径的解决方式。福柯在本课程中，首次着手研究监狱形式的司法和社会特征，从长期以来不作为刑罚而是作为惩罚的监禁如何在社会中迅速转为刑罚这一问题开始深入，指出在过去监狱并没有被包含在刑法理论中，它在别处产生，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对监狱的接受过程是从外部过渡到刑法理论的，而事后刑法理论有责任使监狱成为正当合法的。本课程与三个方面相悖——霍布斯/阿尔都塞，克劳塞维茨/戈夫曼，马克思/汤普森——其全部论据是围绕着五个基本的主题展开的：一是从镇压向生产方面的转折；二是政治经济学和非法活动理论的发展；三是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区别；四是道德谱系学；五是与之相伴的“规训—惩罚”。

本书是米歇尔 ·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的第一年授课。讲稿的出版在福柯的“接受”史上标志着一个里程碑，对于福柯的阅读从此进入新的格局。
《知识意志讲稿》 告诉我们，福柯的研究从来只有一个目标：真相。这门课程的源头来自尼采的谱系学和权力意志，使福柯的研究方法跳出了形而上的阴影。知识意志不是世界的原动力，它贯穿于历史进程里的一个个事件。将近半个年度的讲座或是授课旨在重现知识意志的发展史，从亚里士多德，到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福柯考察古希腊的哲学话语、政治经济制度与司法实践的变迁，回望希腊文明的光芒，在知识考古学里发掘“知识意志”的时代遗迹与谱系。由此福柯引出真相问题。真相不是多样化现实里的单一或是多项选择题，真相是两者取其一的结果，真或是假。即使是在俄狄浦斯王探案风格的扑朔迷离剧情中，真相也早已由神谕宣示，一切的步骤都是在于印证先知的预言，结果同样是预言真假的选择。
福柯超越亚里士多德，深化由尼采所构建的真相的悲剧视角，在与德勒兹的潜在对话里，在海德格尔式的解读里，福柯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悲剧视角。

-编辑推荐-
•收录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的得意门生——皮埃尔•马舍雷对“规范”问题长达30多年的研究文章。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福柯早已是征引频频的经典思想家。但我们往往忽略了福柯思想脉络（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源头，即他的老师乔治•康吉莱姆的思想。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沿着康吉莱姆的指引，福柯逐渐探索出了自己的研究特长所在。
•康吉莱姆的重要代表作《正常与病态》已出版中译本，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新检视康吉莱姆到福柯这样一条思想发展线索，这既有助于我们理解福柯的思想取径，也有助于我们进入康吉莱姆的思想场域。
•马舍雷这本书正是在这一点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开掘：它专注于“规范”这一重要概念，重新梳理康吉莱姆到福柯的思想演变关系。因而，对于时下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述，而且，它本身便是这思考的结晶。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皮埃尔•马舍雷从1963年到1993年这三十来年所撰写的关于“规范”问题的文章，它见证了作为哲学工作者的马舍雷这些年的研究路线，不仅仅关注纯粹的思辨问题，而是关注康吉莱姆经常引用和评论的一句话：“所有陌生的内容都是好的”。本书由以下五篇文章组成：
（1）《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关于诸科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这是马舍雷在学生时期就康吉莱姆的思想所作的报告，后经康吉莱姆推荐，发表在由福柯任编委的久负盛名的《批判》杂志上。当时，康吉莱姆本人受阿尔都塞邀请到场聆听了这场“讨论他的思想”的报告。后来，当该文章以后记出版于巴西版《正常与病态》时，康吉莱姆认为“这篇文章是失真的”。
（2）《规范的自然史》。这是马舍雷为1988年1月召开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国际会议所作。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该文“是为了更深入地探索福柯工作中狡猾的方面，为了更好地描绘出其哲学的轮廓”。作者认为，将福柯和斯宾诺莎放在一起阅读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3）《通过福柯：从康吉莱姆到康吉莱姆》。这是马舍雷在国际哲学研究院于1990年12月举办的一个主题为“乔治•康吉莱姆，哲学家，科学史学家”的研讨会上所作的发言。该文奇怪的标题，正是马舍雷想要说明的，那些将福柯和康吉莱姆既联系又区分开来的东西，以及贯穿其中的差距和紧张，都将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令人兴奋。
（4）《乔治•康吉莱姆：一种思想的风格》。这是马舍雷受《哲学手册》之约为一期纪念康吉莱姆逝世的专刊而写的文章。马舍雷在写下这篇文章时，再次感受到了康吉莱姆的教诲和其作品对他个人的影响。
（5）《〈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中的生命规范和社会规范》。这是马舍雷为1993年召开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社会史第五届国际研讨会所作的演讲。马舍雷指出，康吉莱姆的医学博士论文《关于正常与病态的一些问题》的中心思想是关于“生命体的经验”。康吉莱姆关心的是生命规范和社会规范如何相互影响，他非常重视规范问题的生存维度，对他来说，哲学思考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未完全分离。

本书原为考察福柯论社会理论与社会史的最新著作的价值的一组论文。福柯自1968年以来写作的著作包含着某些社会理论和社会史著述中的重要进展。作者试图从其所发现的具有较小价值的其他福柯思想的特征中析出那些进展。作者将福柯的著作置于双重问题式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以及称之为“信息方式”的新社会构型的问题式。作者试图证明，福柯提供了包括理论因素的分析模式，如果对这些理论因素进行恰当的解释，就能为批判理论开启新方向，并将之带出他当前的困境。

Madness, sexuality, power, knowledge-are these facts of life or simply parts of speech? In a series of works of astonishing brilliance, historian Michel Foucault excavated the hidden assumptions that govern the way we live and the way we think.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begins at the level of 'things said' and moves quickly to illuminat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language, and action in a style at once profound and personal.
[combination of two works: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1969 & "L'ordre du discours" 1971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as appendix pp. 215-37)]

在1976年底提出的生命权力问题的基础上，福柯打算研究在18世纪采用的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不同于规训机制，其对象是人口，并在了解其具体规则的基础上对人口进行管理。安全技术与以“放任自流”原则为治理合理性的自由主义密不可分。
福柯的分析表明了治理概念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节课开始，福柯选择把自己的问题域转到治理史的框架下。这是一场理论政变，它突然改变了课程的前景:不再是关于安全部署的历史，而是关于西方现代国家的谱系，后者通过各种程序实行对人的治理。

Marking a major development in Foucault's thinking, this book takes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notion of "biopower," studying the foundations of this new technology of power over populations. Distrinct from punitive disciplinary systems, the mechanisms of power are here finely entwined with the technologies of security. In this volume, though, Foucault begins to turn hi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ality," from the first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nation state--shift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lectures from the question of biopower to that of government. In light of Foucault's later work, these lectures illustrate a radical turning point at which the transition to the problematic of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would be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