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朱天文的多篇散文，包括《钟》、《星期六的下午》、《假凤虚凰》、《如梦令》、《相见欢》等。

《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全身心地用两年多的时间创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写作又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
在作者的总体计划上，这本《山居笔记》是他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在那本书中，他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作者将这些问题归为：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霜冷长河》自序

余秋雨

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却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

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

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

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

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

一次是长江。

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直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

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

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

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脉，离这里还非常遥远。

说得有点自豪，又有点忧伤。为何忧伤，却说不清楚。好像面对一种伟大时既不敢贸然相认，又不愿断然割舍。生命的起点那么渺小又一水相通，实在让人不知如何搁置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理解了，由山峦阻隔的遥远是一种绝望，而有河流相通的遥远则是一种忧伤。那么，长江是否因自己的漫长，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很多忧伤？

正是这种忧伤，使晚风凄凄、烟水迷蒙、白露横江。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因果，就不容易与外国汉学家们沟通了。

另一次是黑龙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但是，这条河流边上有一大群作家要陪着我去漂流，他们选了段，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著名的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也是好些个日日夜夜。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据作家刘邦厚先生说，他少年上学时，很多同学寒假回家、开学返校，都要坐着狗拉雪橇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驶行十几天。半路上因严寒而丧命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景象，实在悲壮得令人神往。

如此抽象的黑龙江，反倒特别接近我心中的河。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刘邦厚先生说，冻僵的人脸上的表情是欢笑的，这又有点像了，要不然怎么总有不少人奇怪我，永远欢乐得不合时宜，连企图前来抢救我的人都吓了一跳？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戌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我一个人坐在船舱顶篷上这么想着，又一个夜晚来到了。诗人李琦从甲板上伸头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构思什么，走开了。不久，见驾驶舱里有人在招呼，走近前去，一个中年男子笑着说：

“我是船长，你这么坐着有危险，进这儿来吧。”

在驾驶舱互通姓名，船长居然与我同姓！他眼中立即燃起异样的光彩，双手搭在我肩上，说：“本家，我们这姓在这里很少。”

从此他就不肯让我离开驾驶舱了，要我在沙发上休息。半夜，他见我睡着了，怕把我吵醒，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李琦口吟两句：“船搁浅了，船长没有睡着。”

几天后返回黑河，航程结束，我们匆匆告别后上岸，船长突然显得不知所措，发傻一样站在船头。事隔半天，我们在旅馆突然被一群神色慌忙的船员拦截，原来船长舍不得我这个远方来的“本家”，命令全体船员分头在黑河市的一家家旅馆寻找，终于找到，便把我和同船的全体作家一起请到一家豪华饭店，把几天的租船费全部请客了。宴席间，他“本家”长、“本家”短地说了成百上千个“本家”，连作家们都觉得这种亲近劲儿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地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

在这深冬季节，黑龙江应该是坚冰如砥了吧？现在还有一批批的狗拉雪橇吗？但到了这个地步，河已冬眠，因此也已经不成其为河。我所期待的，是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时分；而更倾心的，则是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景象。为什么更倾心？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已减退，夏天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

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我之所以无法在热带定居，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看不到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看不到这个，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便走向了精致，也会琐碎和疲塌。

正由于此，当我读到罗素把人生比作长河的文章时，贴心之感可想而知。在这个天才比喻的鼓励下，我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谈人生，特别是谈谈因经霜而冷峻了的中年人生。

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说到这里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轻慢地对待北京的那位异人。

他说我上辈子在河边坐了很多年，这是多好的机语，我怎能摇头？

十步之外还有人坐着，陪伴着我，是不是他，不要紧，重要的是长河在流，我坐着。我既然坐了很多年，也就没有错过霜冷季节。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这辈子从小就在追忆。应该向异人说声谢谢才是。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夜

余秋雨作为特邀嘉宾，参与了香港凤凰卫视组织的大型跨国采访报道活动——“千禧之旅”，过程中所写的日记及散文在国内外多家报纸同步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千年一叹》即为这些文章的结集，记录了作者随“千禧之旅”越野车队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朱自清（1898—1948），出生于江苏东海，定居于扬州。著名作家、学者。早年热心于倡导写作新诗，1921年春参加文学研究会后，专注于散文创作，发表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散又名篇，文字之美，被认为标志了白话文系统里美文的最高成就。
本书收录了作者写景散文15篇：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

南京
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

扬州的夏日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以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

说扬州
提起扬州这地名，许多人想到的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那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也许那时女人还少出街吧？

荷塘月色
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谭柘寺　戒坛寺
潭柘以展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坛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潭柘的。

松堂游记
我们隔着烛光彼此相看，也像蒙着一层烟雾。外面是连天漫地一片黑，海似的。只有远近几声犬吠，教我们知道还在人间世里。

温州的踪迹
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春晖的一月
春晖的校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的流着。
白马湖
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

重庆一瞥
重庆市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扇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儿的，而有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

重庆行记
重庆真忙，像找这个无事的过客，在那大热天里，也不由自主的好比在旋风里转，可见那忙的程度。这倒是现代生活现代都市该有的快拍子。

春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歌声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看花
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儿，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清而不淡，也是我乐意的。

“谁能告诉我做女人和做个人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作为华人世界最有影响的一支笔，龙应台的文章有万丈豪气，然而《孩子你慢慢来》却令人惊叹，她的文字也可以有万丈深情。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做最深刻的思索，最不思索的热爱。它不是传统的母职的歌颂，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作家才写得出的生活散文。

《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旅美专事创作后的第一部书，也是继《吾国与吾民》之后再获成功的又一英文作品。该书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次年便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并为十余种文字所翻译。
林语堂在书中谈了庄子的淡泊，赞了陶渊明的闲适，诵了《归去来辞》，讲了《圣经》的故事，以及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林语堂将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皆诉诸笔下，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

龙应台常常针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类具体事物，甚至于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给予无情的透视和直接的批评，马上让人心有戚戚焉。这些事，就发生在周围，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实在、确切；而内中的缘由、涵义、影响、作用，常人似乎无所感，一经点破；立时豁然开朗。
此次重新编整后推出的《野火集》，除了保留作者当年的“野火”文字，附加了作者对此文的感言，或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补充说明，或观照了对文章产生的现实意义。并邀请二十位华语文学名人如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文合集，所收作品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封建专制下新兴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萌动。结构宏大、情节委婉、细节精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声口毕现，堪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 典。
由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以庚辰（1760）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底本，以甲戌（1754）本、已卯（1759）本、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舒元炜序本、郑振铎藏本、红楼梦稿本、列宁格勒藏本（俄藏本）、程甲本、程乙本等众多版本为参校本，是一个博采众长、非常适合大众阅读的本子；同时，对底本的重要修改，皆出校记，读者可因以了解《红楼梦》的不同版本状况。
红学所的校注本已印行二十五年，其间1994年曾做过一次修订，又十几年过去，2008年推出修订第三版，体现了新的校注成果和科研成果。
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原本就有多种说法及推想，“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高鹗续”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这次修订中校注者改为“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应当是一种更科学的表述，体现了校注者对这一问题的新的认识。
现在这个修订后的《红楼梦》是更加完善。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之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围城》 自从出版以来，就受到许多人的推崇。由于1949年后长期无法重印，这本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1960年代，旅美汉学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对本书作出很高的评价，这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人们对它的评价一般集中在两方面，幽默的语言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从1990年代开始，也有人提出对本书的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部被“拔高”的小说，并不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很多人认为这是一部幽默作品。除了各具特色的人物语言之外，作者夹叙其间的文字也显着机智与幽默。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卖弄文字，语言显得尖酸刻薄。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大多数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