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按照长时段理论，研究的时间段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一直到场20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使得这本书能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朝代和政权的恒久。作者对麻城地方史的细致研究，还使得本书深化了前人对地方社会的认识，在叙事中凸显各阶层对暴力的感知，在极具张力的氛围中给读者展示出精彩的历史画卷。

本书首次从技术层面剖析和解密社会工程手法，从攻击者的视角详细介绍了社会工程的所有方面，包括诱导、伪装、心理影响和人际操纵等，并通过凯文 · 米特尼克等社会工程大师的真实故事和案例加以阐释，探讨了社会工程的奥秘。主要内容包括黑客、间谍和骗子所使用的欺骗手法，以及防止社会工程威胁的关键步骤。
本书适用于社会工程师、对社会工程及信息安全感兴趣的人。

This volume provides a history of the concepts, practices, institutions, and ideologies of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behavioural and economic science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t offers original, synthetic account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knowledge, including its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its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ganization, and its relations to science, medicine, politics, bureaucracy,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the professions. Its forty-two chapters include inquiries into the genres and traditions that formed social science, the careers of the main social disciplines (psychology, economic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political science, geography, history, and stat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essays on social science in Eastern Europe,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It also includes essays that examine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government, business,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al policy. This is a broad cultural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which analyzes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本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国际政治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再任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长，曾多次访华。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明冲突？》的文章，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
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百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

本书以作者在安徽南部自然村——汪家村前后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讲述了一个集体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如何形成的故事。作者认为，集体制度虽然由国家推动和组织，带有很大的强迫性，但是农民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被裹挟到集体化的大潮中，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沿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推波助澜，甚至在可能的范围内调整和改变了潮流的走向。

本书选择了中国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l5个主题，即商品、留守、学校、土地、农业、粮食、食品、科学、技术、自然、灾害、慈善、援助、项目和发展研究。通过对这些主题进行现实呈现、社会文化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结构主义解构、哲学和伦理为思考等反思性叙事，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伴随发展而生的各种资源耗竭、资本霸权、贫富差距、社会风险、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这些故事将告诉你发展之幻象是如何形成、如何破灭的，从而改变你对发展的看法，并促使你重新思考社会的价值和人类的意义。

本书已被公认为西方学界关于当代中国转型和流动人口的最重要文献，曾获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图书奖。
20世纪末，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面临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该如何处理大量被推向城市的流动者的公民权问题？对任何地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而在中国，这种棘手的情形变得尤为复杂。
在这部以生活在中国城市边缘的农民流动者为研究对象的重要著作中，作者揭示了市场、农民流动者以及消退中的国家计划体制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农民流动者是如何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抗争并催生新的公民权模式的。

The first two editions of Chen Village presented an enthralling account of a Chinese village in the throes of Maoist revolution followed by dramatic changes in village life and local politics during the Deng Xiaoping period. Now, more than a decade and a half later, the authors have returned to Chen Village, and in three new chapters they explore astonishing developments. The once-backwater village is today a center of China's export industry, where more than 50,000 workers labor in modern factories, ruled by the village government. This new edition of Chen Village illuminates, in microcosm, the recent history of rural China up to the present time.

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人们在形成阶级分层的时代去研究职业分层，在频频发生社会冲突的时代去研究稳定结构；在制度变迁的时代去讨论“微小实践”；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对我们来说，市场绝不仅仅是学者们在书斋里争论的课题。毋宁说，在转型期，市场更是一个实践的对象。我们正在生产市场。生产市场这件事，使我们占据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术位置：可以亲眼目睹各种各样的市场的生成过程。这就要求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对市场的诞生和发育做实地的、细致的观察和了解。

本书系NHK电视台资深采访记者作品合集。采访主题是“现代人的孤独老死”。高龄、少子、失业、不婚、城市化，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他们活着，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也不回家乡；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认领他们的尸体，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的人生被总结为寥寥几个字的遗骨认领布告，他们被称为“无缘死者”，他们所在的社会也会渐渐从“有缘社会”变成“无缘社会”。日本每年3万2千人走上“无缘死”的道路。他们中间，有在公司20年没有迟到请假，可是一夜之间变成街头流浪汉的工薪阶层，有一个人旅行的旅者，有一生未婚的女性，有儿女远离自己的空巢老人，有从来只在网络上交友的年轻人，社会联系日益脆弱，连一般家庭的30-40岁的人也感受到了孤独死去的阴云笼罩。日本NHK电视台特别节目录制组，节目热播后将记者的真实采访手记合成此书，将当今社会中那些不受关注的人们的临终惨景呈现到大家面前，呼吁社会的警醒和反思。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除导言外包括“单向度社会”、“单向度的思想”和“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三部分。作者通过对政治、生活、思想、文化、语言等领域的分析、批判，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像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本书的出版，旨在推动中国建筑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形象工程的时代该结束了，漠视公众建筑质量和空间利益的时代该结束了，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
“中国建筑传媒奖”和“中国建筑思想论坛”是《南方都市报》发起主办，并联手国内十余家建筑媒体合办的两个活动。这两个活动，以“走向公民建筑”为口号，力图在空间维度上推动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本书辑录的是2007－2010年间取得的坚实成果。
本书是对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记录，它也为中国建筑的未来种下了理想的种子。它期待多方人士，热情地汇入这一“走向公民建筑”的进程中。大家携起手来，共同打造出公民空间、公民城市和公民社会！

本書是搖滾樂文化學的「奇書」，作者從希臘神祇的故事切入，探討「搖滾與暴力的呈現形式」、「插電化與吉他英雄的竄起」、「搖滾歌曲的性慾表達」、「陽具搖滾與自戀」、「黑人搖滾的培力與白人複製與剽竊」、「搖滾的仇恨女性意識與變裝越界」等。
這是第一本從希臘神話（亦即image原型）與人類學角度切入的搖滾樂文化學，探討搖滾樂的一些重要意象的形成。出版後，在歐美得到極高評價。被評為搖滾文化批評的《金枝》。
Ruth Padel以詩人的洞見與古典音樂學者的素養，檢視「搖滾與侵略性的性慾」的交互關係，並以古典文學的角度解釋之……本書充滿睿智與知識，足以與Greil Marcus，Lester Bangs,和Tom Wolfe並列其驅。
Bel Mooney，《泰晤士報》。
迷人且充滿挑戰的論述。Ruth Padel以古典神話學為鑰匙，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讓我們一窺搖滾樂有關性別、種族、國家意識、階級的骯髒祕密。
Charles Shaar Murray，《獨立報》。
罕見的奇書，從愛神如何從泡沫中誕生，探討到Bob Dylan、「男孩特區」的羅南，讓你知道搖滾樂的「加冕」過程。讀者終於理解「滾石合唱團」的Mick Jagger的自戀行止其實可以遠溯至古代根源。
Giles Smith，《標準晚報》。
風格特異的研究，認為搖滾樂其實是一種「男性創造」，奠基於希臘神話對待女性的原型態度。內容嚴肅卻充滿幽默趣味。此書讓Ruth Padel在「搖滾評論」的地位直追Greil Marcus。
Caspar Llewellyn Smith，《每日電訊報》。

本书诚实但又不失风趣地记录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悠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敌意的真实田野生活拍案叫绝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不同于一般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是一部令人捧腹不止的人类学笔记，透过幽默的笔调，读者看到了人类学者如何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如何调整他的学术成见，以及田野工作上的琐事如何影响后来研究结果、研究的盲点与反思。因此不管是严肃的读者、无聊地只想打发时间或者是向往非洲原始部落的异国情调而蠢蠢欲动的旅人，巴利这本书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选择。

In this rigorous and supremely honest book Alain de Botton helps us navigate the intimate and exciting - yet often confusing and difficult - experience that is sex. Few of us tend to feel we're entirely normal when it comes to sex, and what we're supposed to be feeling rarely matches up with the reality. This book argues that 21st-century sex is ultimately fated to be a balancing act between love and desire, and adventure and commitment. Covering topics that include lust, fetishism, adultery and pornography, Alain de Botton frankly articulates the dilemmas of modern sexuality, offering insights and consolation to help us think more deeply and wisely about the sex we are, or aren't, having.

简介
“舍生取义”，常常被用来赞美自杀的忠臣义士，但这决不意味着，只有“舍生”才能“取义”。毕竟，需要舍生的场合很少，但“义”却是每个人在生活日用、揖让进退之间都该看重的。作者通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中“生命”和“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书中的基本主张可概括为“缘情制礼，因礼成义，以理成人，以法立国”。
前言与鸣谢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和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吴 飞
2008年7月于北京

作者在青壮年时期，曾亲访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找到还原于最基本形态的人类社会。
《忧郁的热带》即记载了他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最原始部落里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历程与生活体验。本书最早出版于1955年，是一部对促进人类自我了解具有罕见贡献 的人类学、文学、人类思想杰作。

《中国在梁庄》内容简介：作者多年深入农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下那些惊人的故事：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的现实危机。
该书再现了一个真实的乡村。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
通过此书，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