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林斯是当代人类学大师，确立了人类学的新风范。他在本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金钱理性，与斐济人、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物质实践是殊途同归，只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将一半收成送给了姐妹的丈夫，被我们认为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但当我们逛商店时，选择鱼还是买回肉，其实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理性与文化绝不是对立的。

《互动仪式链》是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 1941—）积多年研究新推出的一部社会学理论力作。在此书中，他结合相关的社会学理论传统，系统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渊源、构成要素、运转机制及其应用。通过互动仪式链模型，柯林斯把微观分析又扩展到了宏观层次，从而对社会分层、社会运动与思潮、社会冲突、思想发展及知识分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柯林斯强调的以微观为基础、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理论倾向，为许多社会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他也澄清了社会学传统研究一直忽视情感的问题。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是作者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做的一个新诠释。格雷伯从人类学的历史出发，尝试勾划出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特别通过探讨实行平均主义的“原始社会”的权力架构、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经济，以及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研究，为我们打开一个走出国家—市场局限的视野。格雷伯书中还探讨了全球化所引发的问题，以尝试建立一种基于无政府主义的“共识主义”，作为民主的新方向，强调人类学关于权力制衡方面的研究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看待乌托邦的梦想，以及怎样实现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本书也是对人类学的批判：为何百多年来人类学家掌握了这些田野资料和人文志技巧，却不能为我们指出另一个方向？而这本书便是第一个这样的尝试。

这本书曾风靡整个美国，并使其作者玛格丽特·米德成为有史以来公众知名度最高的人类学家，也由此使人类学这一学科在美国大众中深入人心。
在美国及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男女青年在青春期经历的躁动、困惑和反抗等现象是不是人类所共有的？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的这种青春期躁动？米德带着这些问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萨摩亚群岛。
米德以萨摩亚的“反例”得出的结论，使这部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成为人类学“文化决定论”学派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论争。

本书是对人类学知识生产方式所作的伦理-哲学反思，将人类学田野工作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加以探讨。作者描述了自己与作为调查对象的当地人交往的过程，并指出这种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学家对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本书是政治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身兼人类学家和英国军官两职的利奇在缅甸北部山区开展的田野工作几乎与“二战”相始终，其间经历战火困扰和资料散失之厄，而此书终成。全书以历史的和动态的视角反思了社会科学中“社群”、“文化”和“仪式”等核心概念，用细致的民族志资料展现出了克钦人（在中国称景颇）的政治结构变迁以及与周边人群的互动，融理论之洞见与经验之鲜活于一炉。它不但是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必读书目，对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亦深具参考价值。

《族群与边界》是一部族群研究的典范性著作，标志着族群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 本书是巴斯主编的一本论文集，书中巴斯及其他学者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并研究族群认同的互联性以及族群边界和文化认同问题。同时提出并实践了族群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即通过不同人类群体的持续的协商和接触来解决边界问题。《族群与边界》开启了人类学关于族群、族群认同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延续至今。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旨在对半个多世纪之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结论进行质疑和反驳。两位人类学家在同一调查地进行调查，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人类学界一场著名的争论。
这一争论不仅涉及萨摩亚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还涉及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比如，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软科学”中，有没有可以评定正确与否的确实标准？进言之，其深远意义在于使社会科学家再次严肃地反思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本书第一版就宗教仪式如何适应社区并从生态上规范社区这一主题，以其严谨的实证研究、对系统理论的创新性运用，以及富于解释与启发性的论证，成为生态人类学的一块里程碑。该第二版重印本增加了作者对此书第一版评论的回应，试图发展其方法中涉及到的认识论问题。 拉帕波特作为第一代受到斯图尔德影响的人类学家，他从人口、种群、经济、生计等方面论述了生态环境与文化仪式的相互影响，并在斯图尔德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发展了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扩宽了其研究视野，推动了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可以说《献给祖先的猪》是前人研究成果之集大成，是对早期生态人类学成果的集中呈现，被视为早期文化生态学的典范之作。

《纳文》作者格雷戈里·贝特森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在日益强调民族志文本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反思性的当代人类学领域，1936年首次出版的《纳文》的先驱意义在几十年后非常鲜明地凸显出来。

本书是人类学民族志的典范作品。它以“深描”的方式描述了赞比亚本巴人的一个女孩成年礼仪祈颂姑的社会背景、仪式过程，并通过仪式象征分析及社会结构分析等理论视角对此仪式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读阐释。本书不仅在吸收多学科理论和分析方法方面展示了新的突破，更为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和角度树立了样板。
本书在仪式研究、象征分析、女性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等多维度具有承前启后的开拓性意义，其经典作用越来越受到多学科的重视和借鉴。

本书在广泛的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探讨了历史、地理因素是如何决定一个民族的生活的；文化作为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如何在不同社会中解决经济、技术、组织和性等问题的。本书既是优秀的人类学导论，又是经典的经济人类学著作。

节日不仅是当下的习俗，更体现着人们的历史记忆与生活逻辑，人们通过身体力行的仪式、传说实践着他们的文化模式。本书将节日视作区域社会变迁的要素，通过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文化整体观及社会变迁的视野考察明清以来中元节在山东中部地区的传承与流变，以此探寻其背后地方社会与礼仪传统的变迁，并且为当下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如何处理习俗的区域性问题提供现实参考。全书包括十章，使用大量的民间文献、一手资料撰写而成。

作者围绕“历史心性”这一关键词，从与“核心典范”相对的“边缘异例”入手，深入探索发生在边缘的的不寻常现象，对断裂、失忆等异例作情景化的诠释。通过分析羌族、藏族等“异类”历史中的血缘、空间与时间等叙事符号，重新考察流传于中原及其周边的 “弟兄祖先故事”，对炎黄子孙及相关英雄历史进行了反思性的研究。本书是作者长期从事的华夏边缘研究的一部分，也是《羌在汉藏之间》等书讨论的延续与拓展。

《艺术、神话与祭祀》是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诸多学术著作中的一本，也是作者自己最为喜爱的一本。该书以他1981至1982年在哈佛大学为非专业本科生所开设的一门课程的讲稿为基础选编而成。在本书中，他以其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夏商周三代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通过对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沟通天地的祭祀过程及手段、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装饰艺术（主要是动物主题装饰艺术）的意义、古代文字的产生及表现形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回答了文明或王朝是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的问题。从艺术、神话与祭祀的角度，探讨了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诞生之路。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分析中国传统家族组织的动态理论模型。通过解读闽台地区现存的族谱、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考察家庭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探讨家族组织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反映了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泛家族主义”倾向。

每到八月份的“虫季”，中国有百万“蟋蟀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该群体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群体在蟋蟀收购时聚集在一起，收购完成，群体成员就会像蒸发了一样顷刻间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第二，当这一群体的成员再次相聚，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进出全国各大小斗蟋“堂口”的斗蟋者。因为“堂口” 要防止国家对斗蟋博彩的打击，所以往往只对“熟人”开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斗蟋人群的封闭性。但同时，这一斗蟋群体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其中的人员尽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同样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着几乎相同的斗蟋原则和规则；以类似的方式言说和行动。他们靠传统文化的连接，俨然在现代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遁社会”。
斗蟋蟀不是简单蟋蟀在斗栅内的拼杀，而更主要的是在斗栅外人与人的较量。而他们较量的依凭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另一方面，面对国家的“爆堂子”，一个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真正斗蟋者不是简单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戏”的逻辑运用其中。他们把国家也纳入进来，当作了斗蟋嬉戏的另外一个反面参与者。从而，斗蟋文化通过文化的介入，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作者选取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但却一直没能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斗蟋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通过七年多的参与式观察和持续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不断加深问题意识和延伸分析触角，揭示了相关群体的基本生存样态和内在行为的文化逻辑。这不仅体现了作者走近研究对象的努力和开拓研究领域的能力，更表达了作者对于学问的敬畏和追求。该书选题新颖，所采用的质性叙事方式独特，语言流畅且引人思考，值得一读。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友梅
作者用七年多时间参与观察斗蟋群体，居然把自己训练成业内“高手”和管理“干部”。在此基础上，用“他者”的立场深描和分析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隐遁社会的情感、自我、关系和亚文化，展示了一个古老行业的“规矩”传承和社会运行逻辑。阅读《隐遁的社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两部著作的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都曾遭遇到的类似“爆堂子”等特殊风险，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学术历程。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李善峰

本书对于男性特质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见解，在欧美有着相当影响力。通过对多种文化中的男性特质的历史探究，本书作者认为，男人并不是天生不同于女性的，文化标准的影响是塑造男性特质的关键。文化对男性特质造成的压力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这些特质包括：坚强勇敢，富有侵略性，禁欲以及追求性快乐。而这些特质，随着文化标准的变迁还会进一步产生变化。

提到男性气质，人们总是会联想起“健壮”、“威武”、“阳刚”等字眼，综合了上述特质的武士在历史上是无数文化中理想的男性典范，战争更是证明并展示男性气概的最佳舞台。可是时至今日，我们身边却出现了所谓的“男性危机”——人们开始追求“中性美”，性别的界限日益模糊，战场上到处可以见到女性的身影，就连恐怖分子也开始利用女性人体炸弹来发动自杀性袭击……于是，我们不禁要问：男人怎么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男子气概？面对上述疑问，本书作者里奥·布劳迪给出了独到的回答，他以其新颖的视角，细致而严谨地勾勒出两千年来男性气质的变化轨迹。
本书以战争为主线，但绝不仅限于对战争和冲突的描写。它从战争、历史、文学、社会学、两性关系等多个角度，详细地记述并探讨了战争与男性气质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向我们展示了军事技术进步与大规模战争对男子气概的理解和定义造成的深远影响。里奥·布劳迪的论述包罗万象，从武器技术到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男子发式，从中世纪战争到男性的行为焦虑，从反战运动到恐怖主义，他分析了各种因素在男性气质的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对战争、民族以及两性的种种法则都提出了全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