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当事人口述，并根据大量档案、会议纪录、口述史料，真实地再现了俞平伯、沈从文、丁玲、老舍、赵树理、郭小川、汪曾祺、浩然等作家在一九四九年后的遭际和故事，以及他们的心理历程，让读者了解到那一段段尘封的往事。

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 ”，“夹边沟”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饥荒 ”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 “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看见》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柴静
海报：

为什么1956年的希望和期待会转变成1957年的失望和消沉；
为什么中共八大在1956年确定了扩大民主、加强法制、集中精力搞建设的方针路线，到1957年却反其道而行之；
为什么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到头来还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为什么中共一代精英百般思索却做出了如此选择，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波兰、匈牙利危机中，中国充当了什么角色？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试图利用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史料，描述这一历史过程。

本书选编的是汪精卫集团一九三九年五月赴日“组府”谈判至一九四O年三月底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期间的有关历史资料。本书是汪伪政权资料选编的一种。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面对贫穷，中国的传统文化游刃有余，然而面对财富，却捉襟见肘。在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问：财富是如何集中在素质低下者和品质恶劣者手中的，又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跨越诸如腐败、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地方恶势力以及黑色经济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陷阱。

本书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观察研究了中共党史上的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

回顧歷史，蔣與毛這兩位對近代中國發展有極大影響的人物，究竟具有何種管理廣土眾民的才能？
面對接連不斷爆發的革命、戰爭、天災與人禍之餘，他們如何帶領中國走出內憂、外患？
他們對今日詭譎多變的世局究竟有何影響？在兩岸關係、亞太秩序、中美交往上又扮演什麼角色？
兩人對今日中國的興起做出那些貢獻？又犯了那些缺失過錯，可作為中國進程的殷鑑？
戴鴻超教授扒梳史料，撰寫《槍桿、筆桿與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一書，將帶領讀者深入瞭解蔣、毛二人的治國之道與成敗原由
‧本書詳細比對蔣、毛二人人格特質和統御之術：包括「家庭背景、事業經歷，以及他們的領導作風各個領域。」
‧對蔣、毛的歷史論定，做出獨到見解：「毛澤東對共產黨、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這三者的創建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對廣大的人民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而蔣介石正好相反，他對中國作出很大的貢獻，沒有傷害百姓；他的失敗則損害了國民黨、國民政府、國民黨軍隊以及他本人。這是作者經過深思孰慮後，對整個蔣、毛時代所作出的歷史性，綜合性的結論。」
‧為蔣毛二人的相關研究做出創新貢献：「以蔣介石與毛澤東為分析的對象，就他們在建立富強中國的作為上，充分對照出他們的共同點及相異處。作者研究範圍的四大部分：兩人身世及政治起程點、主要統治技術、次要統治技術、走向富強的途徑，是合宜的選擇與區分，也相互連貫。」

章詒和自小愛看戲，常和父親章伯鈞、母親李健生，一起去戲院看戲。舞台上的名角兒又唱又做，載歌載舞滿場飛，手掏翎子，露出雪白的雙臂……，太美了。這些名角，反串青衣旦角無論身段、唱腔、做功等等，除了與生俱來的天賦還有扎扎實實地功底。<br />「過去看戲是享受，是歡樂。而如今所有的文化都是消費，一方面是生活走向，一方面是藝術消亡。」章詒和語重心長地感歎。每每回憶如煙往事，常常泫然欲泣。在被電視小螢幕取代的消費時代浪潮的席捲下，這些伶人曲藝多已凋零式微。<br /><br />這本書是寫給不看戲的人看的，章詒和著墨在於人，而非藝。這些藝人久歷世故，多少帶著一點勢力，但他們又都能在衣食勞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這也是最可貴的地方。章詒和的文字筆力萬鈞，情感真摯動人，有時冷冽，有時熱情，隨著她的敘說，每個人物鮮明彷彿歷歷在前。

南京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国内第一部著作。
在革命的背景下，在革命的名义下，历史风雷激荡、扑朔迷离。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历史大家的独特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解放后的继续革命洪流中被遗忘或者被拒绝记忆的角落。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功底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高华教授的《革命年代》最重要的启示实际上是告诉读者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我们和其他人的过去和未来。

今年，是上海开埠170周年。开埠至今，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风俗习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上海人以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纷至沓来的新鲜事物，与时代的潮流共呼吸，开创了城市发展的新局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化，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大都市。本书选取了清末时期出版的相关报纸、刊物及书籍中的图片资料（非照片），集中反映1843年至1903年上海开埠后早期的城市生活景象，包括商业、消费、社会治安、休闲娱乐、中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尤以“近代化”中涌现的许多新事物、新风貌，再现上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轨迹。

《我们这一代：最初的面孔》所述对象，全是当今文艺界的精英和炙手可热的大腕级人物：顾城、崔健、王安忆、贾平凹、王朔、杨丽萍、谭盾、张艺谋、姜文、陈丹青……
肖全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以及他与这群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摄影和书写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纪实工程。他见证了这一代人的生存，折射出了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坚持与彷徨。而画面之外那近10万字的“絮叨”，其目的也不在于给媒体提供新的传闻。肖全生动的描述让大众得以看到“名人”在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当镜头对准“我们这一代”时，每一张不同的面孔上都毫不遮掩地呈现出充满希望的镇定和安详。

2011年6月的《读书》上，登载了周颖的一篇书评“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这本被华盛顿邮报评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错引耶稣》2005年在美国出版，之后连续九周名列《纽约时报》的畅销榜，至今销售约三十八万册。《错引耶稣》的主要内容就是用严谨、确凿的证据和深入浅出的文字，来说明《圣经》的经文不是一成不变的神授本源，是什么人、为着什么缘故改动了经文。 如周颖在文章中所说：“《错引耶稣》推理严谨、行文生动，确属深入浅出、庄谐并蓄的雅俗共赏之作。倘若读者要找一本经文校勘学的入门书，或想要了解新约的传播史，或希望略知一二美国当前的经文研究动态，此书值得尝试。”

※2014年《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2015年紐約公共圖書館海倫伯恩斯坦（Helen Bernstein Book Award）卓越新聞獎決選

※2015年吉爾伯圖書獎（Lionel Gelber Award）入圍

※《紐約時報書評》：「1989年之後，探討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最好的分析之一。」

三十年前，他們懷抱熱血與夢想，試圖改變中國。
三十年後，他們仍是國家的敵人，人生支離破碎。
中共企圖以恐怖與謊言消滅真相，但曾經的暴行與傷痛不會被人們忘記。

1997年，九月，被軟禁已經長達八年的前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向中共高層上書，希望在21世紀結束前、迎向新世紀的關鍵時刻，針對「六四」事件重新評估，實事求是，還給這群愛國學生一個公道，摘除「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項莫須有的罪名……

直到今天，又過了二十多年，六四屆滿三十週年，中國政府對六四的態度不但沒有改變，反而益加蠻橫、粗暴，企圖以鋪天蓋地的手段，將這段歷史從人民的記憶中徹底抹去。封鎖新聞、竄改教科書、對異議人士人身自由的箝制、全面性的新聞與網路言論審查、在敏感日期對天安門廣場進行監控，給予服從妥協的人就業保障與升遷管道等等，種種在自由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人權侵犯，成為中國百姓的生活日常。如民運領袖王丹所言，「黑色專制」與「紅色恐怖」讓大多數人民噤若寒蟬。

本書作者林慕蓮在派駐北京的期間驚訝地發現，不僅一般老百姓對天安門事件默不作聲，即使是在頂尖學府、受過嚴格學術培訓的大學生都對之一無所知。作者以全球知名的「坦克人」照片詢問了100位在北京四所大學就讀的大學生，只有15位能正確辨認該照片的意義。而這15位學生或是選擇對此敏感議題避而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