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社会学研究，非常不容易。如果不明了自身所做之事，不明了工作的努力方向，你就会像瓷器店里的公牛一样，必然把事情搞砸。这是约翰·李维·马丁在这本如何进行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书中告诫我们的，它风趣、睿智而必需。本书关注的是研究者需要进行的各种实际决策：到哪儿去找寻你所需要的资料？你所找到的资料与可能收集到的资料整体之间有何种关联？
这是一本社会科学的用户指南，既适用于本科生，也适用于研究生。作者不是仅仅提供一些机械的规则与应用，而是与读者一起对于方法问题进行通透的思考。他承认研究者也是人，因此也会像研究对象一样受制于同样的认知局限与扭曲，进而提出克服和弥补上述局限的办法。马丁论证了自律的重要性，说明学术伦理上出问题必将导致研究本身出问题，反之亦然。本书是一本里程碑式的作品；在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学生们会反复从中受到启迪。

亚美利加，你何时才变得像天使那般模样？
你何时才会脱去身上的衣裳？
你何时才透过坟墓看看自己的尊容？
你何时才不辜负千百万托洛茨基信徒对你的信仰？……
亚美利加，我在孩提时曾信奉共产主义，但我不后悔。
我也从也错过每一次吸大麻的机会。
我日复一日地坐在家中，凝视着斗室里的玫瑰。
——艾伦·金斯堡，《美国》
了解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政治的必读书之一。对那个激情年代及其乌托邦思潮，作者以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视角，在回顾中做了兼具同情心与理性的反思，揭示了隐蔽在喧嚣、愤怒与柔情之下的社会政治现实与个人心理潜流，对“垮掉一代”文化偶像们及其创作的剖析尤其精到。一本优秀的文化评论著作。
——查建英
离开校园近十年，走过多少书店，我却再也没有看到过再版的《伊甸园之门》。斗胆打电话到出版社查询，每次听到的也只是一声满含歉意的“没有”。听着电话里“滴滴”的盲音，我的心里涌动起莫名的惆怅和隐隐的失落。
——读者
新版前言：世纪末的回望。
乌托邦的希望虽然可能落空，却不可能被忘怀。曾在许多伪装下召唤过整整一代的伊甸园之门，仍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近，又无法避开。
醉心于激进变革的呼唤或我们自身动机的纯洁始终是有风险的。六十年代某些旷世奇想幼稚得令人瞠目结舌。然而，不知为何，这恰恰是那个十年最吸引人之处。虽然它有时将年轻人引入毒品和暴力，使他们放荡或性乱，但它也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

1968，改变世界的一年。
1968，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淖，数万人丧生。
1968，世界多地的学生们走出校园，在街头游行。在巴黎，学生在墙上涂鸦：“越做爱，越想革命。”
1968，“上帝也许撤除了对美国的保佑”，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遇害。
1968，比夫拉大饥荒，100万平民死于饥饿。
1968，先锋戏剧与现代女权运动蓬勃兴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想主义破灭。
1968，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阿波罗8号”绕月飞行。
1968，这是最好的一年，也是最坏的一年。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让人激动，令人难忘。
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全景式地记录了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世界的变化，年轻人的选择，由此构筑了当今世界的面貌。
1968年令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全世界难以计数的人们都拒绝对世上诸多不平之事保持沉默。如果别无选择，他们会走上街头，呐喊示威，这给世界带来了一丝难得的希望，即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回有人揭露它，并试图改变它。
——马克·科兰斯基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作者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是由其时中国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召力，主要并不在于如列文森所指出的是对“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作出了回答，而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邓小平的伟大改革，把中国带入了有史以来最为刻也最为广泛的变革时期。在这场变革中，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着空前的巨变！经过20年的无畏探索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在经济领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蓝图已经十分明确，剩下的仅仅是如何尽快地使这一蓝图成为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是时间问题；在政治领域，尽管改革依旧任重道远，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改革方向也已经确定；只有在社会领域之中，改革的方向和蓝图都还十分模糊。然而人类的实践一再表明，没有一个健全的社会领域的支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无法有效进行。可以说，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那么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进程都将受到影响。也就是说，社会领域的变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整体改革事业的关键因素。
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府组织、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所谓“第三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由于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所以说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而研究第三部门的发展并通过这种研究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已经成为今日中国面对的最紧迫的“时代任务”之一。
我们组织这项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几部有关第三部门研究的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积聚队伍、积累成果、涵养资源，为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长期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第三部门”还是一个极为陌生的领域。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吸引了一批国内第一流的学者投身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一些学者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对于中国青基会来说，资助和组织高水平的、超前性的学术研究活动，既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职能，也是一个长期的组织目标。今后，本着对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负责的原则，中国青基会还将继续支持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研究活动，继续资助建设性的国际交流活动。

在寒冷的冬星上，生活着一群无性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在每月的一个特别日子，他们自由成为男人或女人。
一名星际联盟特使，被派往冬星，完成一个秘密使命。
然而，冬星上的一切——怪异的风俗、古老的传说、混乱的政局，无不冲击着特使固有的观念。
面对陌生的一切，孰是孰非，他该如何面对？
在宇宙尽头的陌生人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编辑推荐
◆ 不愧是世界幻想文坛的传奇女王！
◆ 6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21次轨迹奖、世界奇幻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奖、卡夫卡奖、纽伯瑞奖、号角书奖、小詹姆斯•提普翠奖！
◆ 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大师”称号、作家与艺术家中的“在世传奇”、“奇幻小说三巨头”之一！
◆ 在宇宙尽头的陌生人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 刘慈欣：《黑暗的左手》这本书很文学，但是对人性的描写多了一个角度，因为作品中一个人就有两个性别，这样的作品，对人性的揭露深刻多了。
◆ 《新闻周刊》：科幻小说的至高经典。
◆ 《时代周刊》：勒古恩笔下的角色复杂饱满，让人难忘。她的作品因其无穷的魅力而不凡。
◆ 《波士顿环球报》：勒古恩，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令我们重拾信心、卸下负担、回归自我的幻想世界。
◆ 《纽约时报》：勒古恩是美国当今科幻小说作家中数一数二的伟大作家。
◆《黑暗的左手》三部曲还包括以下精彩作品：
《失去一切的人》：理想不是一切，但失去理想如同失去一切。
《世界的词语是森林》：宇宙深处有一面镜子，可以看见真正的自己。
媒体评论
《黑暗的左手》这本书很文学，但是对人性的描写多了一个角度，因为作品中一个人就有两个性别，这样的作品，对人性的揭露深刻多了。
——刘慈欣
科幻小说的至高经典。
——《新闻周刊》
勒古恩笔下的角色复杂饱满，让人难忘。她的作品因其无穷的魅力而不凡。
——《时代周刊》
勒古恩，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令我们重拾信心、卸下负担、回归自我的幻想世界。
——《波士顿环球报》
勒古恩是美国当今科幻小说作家中数一数二的伟大作家。
——《纽约时报》

Both Yuk-ling, a busy Hong Kong mother of two, and Chi-ying, a young single woman from a remote village in northern China, work in electronics factories owned by the same foreign corporation, manufacturing identical electronic components. After a decade of job growth and increas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both women are also participating in the spectacula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come to be calle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Yet, as Ching Kwan Lee demonstrates in her unique and fascinating study of women workers on either side of the Chinese-Hong Kong border, the working lives and factory cultures of these women are vastly different.
In this rich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Lee describes how two radically different factory cultures have emerged from a period of profound economic change. In Hong Kong, "matron workers" remain in factories for decades. In Guangdong, a seemingly endless number of young "maiden workers" travel to the south from northern provinces, following the promise of higher wages. Whereas the women in Hong Kong participate in a management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familial hegemony," the young women in Guangdong find an internal system of power based on regional politics and kin connections, or "localistic despotism."
Having worked side-by-side with these women on the floors of both factories, Lee concludes that it is primaril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gender politics of the two labor markets that determine the culture of each factory. Posing an ambitious challenge to sociological theories that reduce labor politics to pure economics or state power structures, Lee argues that gender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ultures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factories that rely heavily on women workers.

公屋你住哪一座？
＃《香港第一課》作者用雙腳寫給家鄉的情書
＃走過二百五十四條屋邨，看見另一面真實的香港
「這本書以公屋為題，但寫著寫著，我逐漸發現我要談的不只是公屋：印象被定形、生活被規範、需求被馴服、聲音被代言……這些事情，當然不只在屋邨發生。在屋邨中，政府在生活的位置相對明顯，規限和挑戰因而相對直接；但同樣的困難，可不限於屋邨，甚至不限於香港……走遍全港大小屋邨之後，我得到的最大感應，大概就是黃偉文筆下那位少年的躁動：說話很難，但還是要想辦法說話。
畢竟無論是在或不在屋邨，在或不在香港，如何讓自己繼續說下去，如何讓更多人能夠說下去，應是我們既生為人的功課。」——梁啟智
土地是香港最稀缺的資源，以此而生的住房問題一直是收入不高的人們與政府的沉重壓力。只要凝視著任一張香港公屋的照片，很難不感受到衝擊：這麼多家戶、這麼多種人生、這麼多的人，被框在一個又一個小小的方格子裡；數量龐大的方格子在窄仄的土地上堆疊成高聳的大樓，多棟大樓再組成屋邨……截至二〇二三年八月，香港有二百五十九條公共屋邨，是近三分之一香港人的生活空間；而等候住進公屋的申請案超過二十三萬件，平均要等五‧三年才有機會「上樓」——住進公屋。
許多人認為公屋的起源是由於一九五三年的石硤尾大火，其實在此前，港英政府已有公屋政策，背後的考量是維持殖民地社會穩定及對資本家做出變相的勞工宿舍補貼。由方格子組成的公共屋邨是由政府建造、框限出來的空間，代表的是一種管治術——這在港英或回歸後的港府皆然——在屋邨中政府無所不在。當人住進公屋，他不只是單純的居民，而是從「人」變成可被管治的對象。然而，人畢竟是擁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既使發言的空間再緊縮，仍想要訴說自己的故事； 看似一模一樣的方格子，在生活其中的人的努力及歲月的浸潤下，也會長出不同的模樣；夜晚時亮起燈來的千門萬戶，也絕不止是下了工看劇、睡覺的地方，而是儲藏記憶與認同感的所在。
作者梁啟智具有地理學背景，他以公屋為觀察尺度，實地走遍整個香港。從不同時期建造、不同地區的公屋與人們的生活痕跡，描繪出香港政治與社會的演化，是最具生活感與帶入感的香港現代社會史，也是他寫給家鄉的情書。

How do modern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erience sexuality and love? Drawing on a rich array of interview, ethnographic, and survey data from her native country of Kenya, Sanyu A. Mojola examines how young African women, who suffer disproportionate rates of HIV infection compared to young African men, navigate their relationships, schooling, employment, and financ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a devastating HIV epidemic. Writing from a unique outsider-insider perspective, Mojola argues that the entanglement of love, mone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irls into consuming women” lies at the heart of women’s coming-of-age and health crises. At once engaging and compassionate, this text is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health in 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