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is a study of the works of the Northern Song Chinese poet Chen Yuyi (1090-1139) as he led the Jurchen invasion during the massive political upheavals of a dynastic transition. This book demonstrates how Chen's poems epitomize the new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Song that i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is Tang predecessors. Underscoring this stylistic and aesthetic analysis is a comparison of Chen and his model, the Tang master Du Fu (712-770). Through detailed analysis of Chen's poems, and of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were written, the reader gains intimate insights into not only how a classical Chinese poet conducted his business, on the road, in crisis, but also the sources of the poet's inner strength, what culturally, psychologically, and emotionally sustained him on the long painful journey. This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not only for Chen Yuyi but also for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Chen's poems bring to focus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poet's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As his journey grew longer and brought him farther away from central China, the richness of the local landscapes in the south made him less apprehensive about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llowed him to endure the constant fluctuations in his environment, and revitalized his inner self as a poet. As Chen struggled and eventually reconciled wit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e achieved a new balance between person and world, mind and landscape, a status later Chinese critics and theorists call qingjing jiaorong, the propitious fusion and coming together of emotion and nature in poetry. An original study on Chinese poetry, Writing Poetry, Surviving War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Asian studies and premodern Chinese humanities collections. It will appeal to scholarly and general audiences whose interests intersect China, premodern travel, trauma literature, traditional ideas of nature, and landscape poetry.

杜诗是一座宝山，只要你深入其间，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然而杜诗又是一座重岩叠嶂、水深林茂的大山，如果没有详细的地图和富有经验的向导，你很难找准入山的门径，还容易在山间迷路。
本书著者莫砺锋教授在农村插队时就开始阅读杜诗，后得名师指点，从此精研杜诗二十年，又在大学讲授杜诗十余年，是一位入山颇深的游客，也已具备向导的资格。千家注杜，你选择哪几种杜诗注本呢?前人关于杜诗的评论汗牛充栋，各种观点议论蜂起，你如何甄别取含呢?前人关于杜甫生平的研究、杜诗的编年、杜诗的校勘、杜诗的文本分析以及以杜证杜等方面的丰富创获，你如何吸取其经验呢?杜诗学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你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凡此种种，莫砺锋教授都将在本书中为你娓娓道来。
本书是莫砺锋教授于2006年春季在南京大学教学楼301教室讲课的实录，深入浅出，引人人胜。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此书，随着莫砺锋教授一起走进杜诗这座宝山吧。

《后西游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三大续书之一。（另两者为《续西游记》、《西游补》）该书作于明代（书中语及“锦衣卫”），作者不详，现存版本仅标明“天花才子评点”字样，但有作者名叫梅子和的说法，未经证实。本书共四十回。
唐宪宗年间，唐玄奘当年所取回的真经为贪僧歪解，用作骗取银钱所用。如来遂封了经文，令唐玄奘师徒再寻取经人到灵山求取真解，唐玄奘寻到正僧大颠，又集得孙小圣、猪一戒、沙弥。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来真解，普渡众生，终成正果。值得一提的是唐半偈的性格与唐僧迥异，不再有唐三藏的懦弱与是非不分。[1]

《陶渊明集》收录东晋文人陶渊明的诗文，特别是他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田园诗”这一新的诗歌创作题材。陶渊明又是魏晋风流的代表，既以个人创作诠释出崇尚自然、率性真意的文学风貌，又为后世文人树立了安贫乐道、平淡旷达的人格风范。
现存陶渊明集最早的版本，即此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该宋本《陶渊明集》尽管经过宋人校订，但祖出六朝旧集而保留有旧貌，是传世陶集的最佳版本。 该书明代归文彭（1498-1573）字寿承，文征明之子。此后经毛氏汲古阁、黄丕烈所藏，为黄氏陶陶室藏宋本陶集的*部。又经汪士钟、聊城杨氏海源阁递藏，特别是杨氏四世典藏，殊为不易。建国初，由周叔弢捐献北京图书馆收藏至今。

《玉燭寶典》，9787567553408，238.00元。該書內封題“影舊抄卷子本玉燭寶典/古逸叢書之十四”，十二卷，缺卷九，隨杜台卿撰。《玉燭寶典》是隋代杜台卿所編的一部時令節日資料彙編，“玉燭”之稱由《爾雅》“四氣和謂之玉燭”的說法而來。該書對文化史研究以及古籍的校勘輯佚皆有很高的價值，但在刻入《古逸叢書》之前，在我國失傳已久。該書底本為傳抄本的影抄本，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通过对一系列隐藏在宋词文本之中的、不为人所重视的“细枝末节”，抽丝剥茧，层层推进，考证宋词文本的原始面貌，并以此揭示宋词文本的演变过程、文学意义与内在特质。词乐、词体、词律，本是宋词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或因想过文献的缺失，或因所涉知识过于专深，长期以来少有人肯投入精力深入探究。《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借助对文本的精细解读，对词调声情、词体、词律等作出精彩论述。这也启发我们，借助现有的文献，是可以对这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加以探讨的。《内美的镶边：宋词的文本形态与历史考证》透过词体的“外缘研究”把握词体的内在特质，由“历史考证”进入“文学考证”，其视角与方法对词学研究而言，颇具启发意义。

《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主要内容：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集《古小说钩沉》，是典范的唐前小说史料整理著作，在中国小说史研究方面具有开山作用。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初步垒筑了中国小说史的体系”①。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奠基人。他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郑振铎曾这样评价：“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校录先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录古代小说的”，“不仅前无古人，即后有来作，也难越过他的范围和方法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他后来的《中国小说史略》所取得的影响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古小说钩沉》辑录周至隋散佚小说三十六种一千四百余则，引用古书凡六十余种，用以参校者又有十余种，二十余万字，堪称现代古小说史料整理研究的煌煌之作。《古小说钩沉》的撰写，大概在一八九八年鲁迅离开绍兴之前便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工作，当时“披览古说，或见伪夺，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古小说钩沉序》）。一九0九年，鲁迅从日本留学回国，任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开始系统地从事古小说的校辑工作，“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一九一二年二月，鲁迅已经完成了辑录工作，并署名周作人在《越社丛刊》第一集发表《古小说钩沉序》。撰写此书的动机，固然由于鲁迅自幼对古典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在序中似乎指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则稗发职志将同古采诗之发，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矣。”

Scores of great poems in incomparable translations by noted British sinologist: "16 Songs of Courtship," "Hymn for the Fallen," "Fighting South of the Ramparts," "Ballad of Mulan," more, plus many poems by the great Po Chu-I, including "After Passing the Examination," and "Last Poem." Splendid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poetry.

《少室山房笔丛》是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撰写的一部内容十分广博的学术笔记。共分十二部分，几乎涵盖了前代的各种典籍，甚至为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戏曲也在研治之列。与一般文人的读书笔记不同，《少室山房笔丛》是用考证和辨伪的方式来写的，作者善于思考、敢疑古圣的治学精神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少室山房笔丛》中对许多学界久论不息的文史公案和前代奠基作了详尽的考证梳理和辨伪，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考证辨伪的精辟之案，也在其理论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司馬法》主要記載了從殷商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壹些作戰原則和方法，是現代人研究古代軍事思想的可靠文獻，《史記》對此書即有記錄，稱之為《司馬穰且兵法》。可惜，在流傳過程中，此書多有亡佚，及至宋代元豐年間編纂《武經七書》，將《司馬法》收入其中時，已經僅存五篇，曰《仁本第壹》、《天子之義第二》、《定爵第三》、《嚴位第四》、《用眾第五》。本書整理者綜合歷代研究成果，將諸家闡釋加以爬梳整理，並匯校各個版本，寫成《司馬法集釋》，且於書末附錄逸文及相關序跋，以饗讀者。

《柳文指要》是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学术巨著。主要内容是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生平和思想，被毛泽东誉为“解柳全书”，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该书完全由文言文写成，征引的古籍亦全部为文言文，文辞深奥，文字冷僻，加之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典故众多，如果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字、古典文学没有一定的造诣，根本无法理解和读懂。而且，作者著书时，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精力和记忆力有限，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因此，该书亟需加以注疏和校正。然而，该书出版四十多年了，除了作者章士钊本人在出版时作了简单的注释外，尚未见到有人对它进行详细的注疏和校订。虽然2000年文汇出版社在出版《章士钊全集》重版《柳文指要》时，编者作了零星的注释，但数量极少，而且有些注释还是错误的。有鉴于此，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郭华清教授对《柳文指要》进行校注，希望经过详细注疏和校正以后，具有中等国学水平的人也能够直接阅读这部学术著作，并发现其中的错误。校注内容主要包括：一，对其引用的经典注明出处；二，对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注明其字号、籍贯、出生年、官位、著作；三，校出原著中知识性的错误；四，解释冷僻的字和较为生疏的词汇；五，对部分典故加以注解，并指明其出处。六，注解其中涉及的古籍；七，注解一些历史事件，做到引用历史原典注解；八，对章士钊的原注加以补注。本校注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1年9月第1版《柳文指要》，本校注书稿分上、下两卷。

《宋代誌怪傳奇敘錄（增訂本）》，李劍國著。本書所敘者包括兩宋傳奇文與誌怪傳奇小說集，小說集以誌怪傳奇為主兼有雜事者亦收錄。一般雜事之屬雖歷代書目多以入小說類，以其多為紀實之遺聞逸事，概不敘錄。遼金二代因作品極少，難以獨立成書，故列為《附編》，附於兩宋小說之後。凡於每種作 品之作者、年代、著錄、版本、篇目等項詳事考辨，對其主要內容、藝術水準、源流影響等亦略事評議。
初版於1997年，至今二十年來，作者陸續掌握了許多新資料和研究新成果。本書的增訂主要有以下幾項：其一，增加了一些新篇目，有洪炎《塵外記》三卷、邵德升《分定錄》、魏彥良《趙士遏治瘵記》。其二，考定作者，如《書仙傳》考定為任信臣作，《至孝通神集》三十卷為過勖作，而非文彥博，《唐宋科名分定錄》三卷原疑為即邵德升《分定錄》，今斷為二書。其三，對作品產生時代重作考證，調整了許多篇目的位置，如崔公度《金華神記》與《陳明遠再生傳》、李註《李冰治水記》、《靈惠治水記》、王拱辰《張佛子傳》、黃裳《燕華仙傳》、《寶櫝記》、王禹錫《海陵三仙傳》、《柳勝傳》等等，如此甚多，或是改屬分期時段，或是在同時期內調整。其四，絕大部分敘錄內容作了重要修改，或補充資料，或修正訛誤，或充實內容。不少敘錄修改補充甚巨，最明顯的是《綠牕新話》和《夷堅誌》，篇幅大大增加，還插入多幅圖表。其五，在正文和註釋中大量征引今人論述，不惟求其充實，還希望給讀者提供盡可能多的研究信息。其六，所征引文獻盡量利用較好版本核對原文。其七，除前言後記，改用淺近文言，以與《唐五代誌怪傳奇敘錄》一致。其八，全書改用繁體字。其九，增加《引用書目》，凡一千餘種。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简介：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
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 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 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
凡一百三十八篇 （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 “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 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 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 “建安风骨”和 “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 “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 “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
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 “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
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 “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 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本书通论中国古代文学体裁，共分绪论、原始型二言、四言诗、楚辞、赋体、乐府体诗、古体诗、骈体文、近体律诗、其他诗歌、曲、文章各体等12章。初版于1984年，此次增订做了较大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