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传记。土观·却吉尼玛（1737—1802）著。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青海佑宁寺活佛，通晓藏、蒙、汉、满、梵等多种文字，学识渊博，著有《宗轮广论》和《正字学》等，主持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在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中位居班首，总领蒙古地区佛教，极得乾隆皇帝之信任，对当时藏、蒙、汉的宗教和政治起过重要作用。本书作者是其亲传弟子，所记内容多为亲历和当事人口述，故真实可信。本书以木刻版传世。1989年甘肃民族出版社重刊。198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陈庆英、马连龙的汉译本。

本书利用蒙、汉、藏等基本史料，对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内齐托音一世（1587—1653）在漠南蒙古地区传教的特点和作用，蒙古大汗和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等蒙古统治阶层对藏传佛教所采取的态度、政策以及清廷对蒙佛教政策的内容、作用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共分三部分，一是研究16—17世纪蒙古地区藏传佛教与萨满教争斗的历史进程；二是探讨蒙古人怎样对待藏传佛教的问题，主要对17世纪前期蒙古大汗林丹汗的政教活动、林丹汗《蒙古文金字甘珠尔经》的形成及其政治、宗教都城金刚白城等几大问题加以详细的探讨；三是对清朝前期诸帝的佛教观和清朝前期对蒙佛教政策的研究。书中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探索与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清朝前期蒙古佛教史专著。

「清净道论」是南传佛教典籍中最受后人重视的佛书，也是南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论师－－觉音的划时代钜着。
这部书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国际学者的文字中看出端倪。
※爱德华．孔滋：「（清净道论）是人类心灵上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之一。如果我流浪到荒岛时只容许携带一本书的话，这部书将是我所要选择的。」　(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 p. 74.)
※水野弘元：「清净道论是一部汇集南方上座部教理最详尽、最适当的论书。要瞭解南方上座部的教理，本书是非读不可的。」（「南传大藏经」(62)册卷首解题）。
※早岛镜正：「清净道论是南方巴利佛教中被推尊为最高权威的论书。其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可以与有部的大毘婆沙论相匹敌。」（「佛典解题事典」一一※一二二页）
像这样重要的佛典，居然没有被我国古代的译经大德译成中文，乃使我国的各版大藏经都未加收录，这当然是一件不小的缺憾。现在，叶均先生从巴利文中把它翻译出来，为时虽晚，总算弥补了这一不足。
本书以戒定慧三学为纲，作者站在南传上座部的立场，把一个佛教徒如何实践，如何由凡夫而入三学、趋解脱的历程，详细地铺陈出来。在汉译佛典里，虽然有与它类似的「解脱道论」，但是该论文字不易读，内容也远不如本书详细。所以，这部书实可视为现代佛教徒在实践上的最佳参考资料之一。读者千万不要受习俗拘宥、轻率地以其为「小乘法门」而有意忽视。
觉音（Buddha ghosa）所著的『清净道论』（Visuddhimagga），是综述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的一部最详细、最完整、最著名的作品，是研究南传上座部教理的必读之书。觉音引用了整个南传三藏要点并参考斯里兰卡当时流传的许多古代三藏义疏和史书而写成此论。所以『大史』（Mahaava.msa）称它「为三藏和义疏的精要」；德国的唯里曼．盖格（Wilhelm Geiger）教授也说它「是一部佛教百科全书」，亚洲南方各国的佛教学者都要研究这部名著，其它的世界佛教学者也都很重视研究它。读了此书，可以了解南传佛教的主要教理；也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历史等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举当时各国的上等布类中有中国的丝绸（Ciinapa.t.ta－－支那丝绸），这在经论中是难得见到的资料。这部巴利三藏的代表作，在世界各国有多种文字的译本。
觉音，公元五世纪中叶人，是南传巴利语系佛教的一位杰出学者，他用巴利文写了很多书，对上座部佛教有很大贡献。因为在觉音时代，印度大部分的佛教学者都已采用梵文，巴利文佛教业已衰落，只有斯里兰卡和菩提场的比库依然忠于巴利文。由于觉音的努力，巴利文这一系的佛典古语学才又活跃起来。
根据『大史』记载，觉音出生于北印度菩提场附近的婆罗门族，通吠陀学，晓工巧明，精于辩论。在菩提场一座斯里兰卡人建造的寺院出家，从离婆多（Revata）大长老学习巴利语三藏。受了比库戒后，便为了一部书叫『发智』」（~Naa.nodaya）。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在摩词男（Mahaanaama）王时代（409~431）来到斯里兰卡的首都阿耨罗陀补罗（Anuraadhapura），住在大寺（Mahaavihaara），从僧团波罗（Sa'nghapaala）长老学习三藏经典和义疏。在此期间，因为接受僧团波罗的请求，觉音首先撰成著名的『清净道论』。继之，大寺僧众即把所有僧团罗文的三藏注疏都供给他做参考，要他写更多的书。于是觉音便移居根他伽罗寺（Ganthakar vihaara），埋头苦干，长期从事著作，几乎对全部巴利三藏都做了注解。其中有律藏的注释「普悦」（Samantapasaadikaa 善见律毗婆娑）：波罗提木叉的注释『析疑』（Kankhaavitara.nii）、长部经注「善吉祥光」（Suma'ngalavilaasinii）、中部经注『破除疑障』（Papa~nCasudanii）、相应部经注『显扬心义』（SaratthapakaaSinii）、增支部经注『满足希求』（Manorathapura.nii）、小部第一（小诵）第二（经集）注『胜义光明』（ParamatthajOtikaa）、『法聚论』注『殊胜义』（Atthasaalinii）、『分别论』注『迷惑冰消』（Sammohavinodanii）﹑其余五部论注『五论释义』（Pa~ncappakara.natthakathaa）、『本生法』（Jaataka.t.thava.n.manaa）、『法句譬喻』（Dhammapada.t.thakathaa）。后来他又回印度朝礼圣菩提树，不知所终。相传在柬埔寨有一座古寺名觉音寺，是他去世的地方。
觉音写『清净道论』，是严格地按照当时大寺派的思想体系来著述的。其组织的次第和内容，有许多地方与优波底沙（Upatissa）所着的『解脱道论』相似。优波底沙约早于觉音二百余年。本论除了序论和结论外，全书分为二十三品，依照戒、定、慧三大主题次第叙述，即前二品说戒，中间十一品说定，后十品说慧。
前二品，主要是说明怎样持戒，戒的种类，持戒有什么好处，怎样自愿地受持十三头陀支等。就是说如何严格地遵循比库僧团的生活方式。作者在评论持戒的出发点时说:「以爱为出发点，为求生命享受而持戒者为下，为求自己解脱而持戒者为中，为求一切众生解脱而受持的巴拉密戒为上」。可见作者也接受了当时发展中的某些大乘佛教的思想影响。
中间十一品，主要是叙述十遍、十不净、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定、食厌想、四界差别等四十种定境的修习方法。这些对于怎样去修每一种定，都说得很清楚，有心者可以按照这些方法去实行。
后十品说慧学，是本书最重要部分，集南传佛教论藏的主要内容和七部论以后发展出来的教理。其主要论题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谛、十二缘起等。这里解释物质方面的色蕴，有二十四种所造色；解释精神方面的识蕴，有八十九心、心识过程中的十四种作用和五十二心所法；解释缘起的各种条件有二十四缘等。这些都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特色。
这部汉文译本的完成，其经历是曲折的。早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六年间，我在斯里兰卡从巴利文学者般若难陀（Pandit P. Pa~n~nananda）专研『清净道论』时，即将每日所学的论文译为汉文。其汉译手稿，于一九五七年随身带回国内。后因中国佛学院部分同学需要参考，未经修改便誊印一百部，其中错误甚多。在一次火灾中，所存全部手稿和油印本均被焚毁，化为灰烬。直至一九七八年始从别处找回一部幸存的油印本，方能重新据此而从事校对整理和修改工作，于一九八0年底告成。翻译这部论着，斯国人民认为是交流中斯文化的部分工作，曾在该国『兰卡之光报』上详细地发表过消息。国内一些学者亦重视此事。不过由于个人才疏学浅，在译文上错误之处实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代表的大乗経典の徹底した分析、国内外の研究成果の再検討、文献・文献外資料の相補的読取り等を通し、小乗・大乗の枠組を超えた新たな経典解読方法を提示した衝撃的研究。

《蒙古佛教史》是蒙古族学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用蒙藏两种文字撰写的一部蒙古佛教史。自藏文本以《霍尔却穹》为名刊行后,先后有德文译本、日文译本问世,国内则有陈庆英、乌力吉的汉译本。《蒙古佛教史》是记述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早期著作,其史学价值:一是开启了蒙古族学者以藏文撰写蒙古族史的先河;二是承袭了藏族史学传统,以藏传佛教史为主线记录蒙古族历史,续补部分增入的则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业绩及蒙古高僧大德的弘法活动,由此可见蒙藏文化交流的基础在于共同信仰。

The most prominent expert on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West offers a translation of this essential book of Tibetan philosophy that captures the true spirit and poetry of the original work--a profound book that reveals the nature of the mind and its manifestations and offers pure enlightenment.

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章嘉呼图克图在中国的政教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韵角色，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章嘉呼图克图研究》将章嘉呼图克图置于清代、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首次对该活佛系统进行了深入的贯通性研究，使章嘉活佛系统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终得以完整是现。《民族宗教学研究博士文库:章嘉呼图克图研究》在清王朝扶植章嘉呼图克图的历史境遇和政治原因、清王朝对章嘉活佛系统的管理、《宗派建立论》的思想特色等诸多内容上披露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观点，取得了新突破。二可以说。《章嘉呼图克图研究》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2013年，弘化社与巴蜀书社合作，公开出版《蕅益大师全集》（精装版，10册/套）。全书历时两年搜集整理，增补较多内容，以繁体竖排的形式重新校排，并经巴蜀书社审稿，在文字、体例、版式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因此，本版《蕅益大师全集》无论在内容还是版式方面，均为目前较完善之版本 。
2014年，弘化社再次与巴蜀书社合作，公开出版平装版的《蕅益大师全集》（18册/套）。
（注：平装本中没有出家戒律的内容）

本书以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为研究对象，运用梵汉对勘的方式，将所有语法现象进行描写。目的是为了从《法华经》入手，研究汉译佛经语法的面貌和基本特征，为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语法研究和整个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打下基础。

《藏传佛教经典译丛·藏传佛教宁玛派:度亡经(全译本)》以其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和极具神秘意味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展示了生命延续时所呈现的种种奇异景象。通过对这一密法的感知和观修，可以深切领悟载负我们智慧的生命与我们引以自豪的智慧，是一样的神奇，一样的不可思议。
《藏传佛教经典译丛·藏传佛教宁玛派:度亡经(全译本)》编者祁正贤将莲花生大师的这本密法翻译成汉文，尽管书中许多篇目都是用来教诲那些在我们看来已经死去的人的偈言，但对活在今天的人看来，依然有着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这本书与同类著作相比，有两大贡献： 是摆脱了对佛教史的依赖，展开了独立的西藏绘画史研究，并将其纳入中国美术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直至纳入世界美术史来考察，提出了对西藏绘画史正确定位的重要学术命题。二是把西方美术的成熟理论运用于西藏绘画史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提炼出了西藏绘画的形式语言系统，形成了完整的西藏绘画风格史；系统、全面、丰富的图像学比较研究，填补了西藏绘画史图像志的空白，借用“图式一修正”理论解释了西藏绘画乃至符号化线形造型语言遭遇写实问题的缘由等等。这些都得益于作者研究方法的创新，应该归功于作者兼通东西方绘画的学养。更根本的，在于作者拥有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的美术视野和立足现实、独立判断的理论勇气。

该书广泛利用汉文、蒙古文、藏文以及英文、日文、满文的原始资料，借鉴前贤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面研讨了蒙元灭亡二百多年后的17世纪蒙古地区与西藏地区藏传佛教的关系，以及蒙古各部（土默特、喀尔喀、准噶尔）在藏传佛教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以便了解藏传佛教在蒙古和清朝政治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书稿特别针对为什么16世纪末蒙古人再度接受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清朝在藏传佛教地区建立牢固政权的关系，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观点，很值得学术界的重视。
对于处理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The early Song dynasty (960–1278) was a time of immense intellectual fervor, as China rulers, after over a century of internecine warfare, embarked on a new course that promoted wen (literary or cultural arts) over wu (martial prowess). With the new literary based agenda came a discussion of how to constitute Song’s wen agenda, how to define wen values, what kinds of literature should be included and what excluded, and so on. Zanning (919–1001) was the leading Buddhist literatus at the Song court and his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represent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is deb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which would be deficient without it. The new Song consensus which he helped forge became foundational for the future of China and formed the model for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East Asia.
The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is a primary source of 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Buddhist institutional history. It details practices and policies regard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Buddhism that are otherwise difficult to access, and is the major work of its kin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establishes principl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many of which were customarily followed. Zanning’s work was compiled at the request of emperor Taizong (r. 976–997) for the purpose of educating the emperor and scholar-bureaucrats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Buddhism, and thus serve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a guide book or primer on things Buddhist that Song administrators may need to k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is a topic of major concern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While books, articles, and essays on this topic are common for other region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West and increasingly for Islamic regions, there are few works discussing the dynamics of religion/state relations in China. Studies are beginning to appear that discuss the dynamics of religion/state relations in modern China, and while many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ese religion touch on this topic, there is no study in English that addresses this topic hea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in China is a perennial problem that shows no sign of losing its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is relationship with a focus on Buddhism, the most articulate religious force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couple of millennia, cannot but have a real value to scholars and students.
Zanning’s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engages the issue of the Buddhist presence in China directly, arguing for the clear and consistent contributions of Buddhism to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unambiguous way. While ceding claims to independence, Zanning offers that Buddhism i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China’s culture, not an alien tradition anathema to Chinese values, but an important contributing factor to them. While other works argue in favor of Buddh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doctrinal and intellectual terms, only the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asserts the necessity of Buddhist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as assets in administrative affairs.
The Administr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Zanning and the Topical Compendium of the Buddhist Clergy is an important book for Asian studies, Buddhist studies, and history collections.

仏教研究に必要な基礎用語と唯識思想を学ぶために必要な語句を15,000項目に及ぶ範囲で収録。難解とされる『婆沙論』『倶舎論』『成唯識論』などの重要な経論のほとんどすべての漢語を網羅。項目の語が使用される文脈が、用例として解説の後に付してあり、初学者のみならず語の内容が理解しやすい。それぞれの語の出典箇所が明記してあるので、容易に原典にさかのぼることができ、利便性が高い。多くの語において、原語であるサンスクリットを表記。

隋唐の佛敎と國家、祀天神と釋奠、隋唐の石刻、遣隋使と遣唐使の四部構成。
「嵩岳少林寺碑考」「唐代の過所と公験」をはじめとする著者の代表作に新稿と関連コラムを併せた決定版。

《鱼山梵呗声明集》中鱼山梵呗日本传承经慈觉圆仁大师、三十五传多纪道忍、三十六传中山玄雄、三十七传大僧正天纳传中教授、净土宗梦江、三千院门主小堀光诠、真言宗藤原义章等宗匠、法师先后多次归鱼山朝祖，祭拜陈思王。鱼山梵呗寺住持永悟禅师与日本往来交流三十余年，更进行了深入研究练习。在以隋唐时期流传到日本的《鱼山声明集》（收录大正藏）为依据、日本鱼山梵呗传承人多纪道忍大师1936年的唱片录音为线索，及当时音乐家吉田恒三的采谱为材料的参照基础上，永悟禅师不断走访参学，深入探索、总结中国梵呗精神、口传特点等记谱规律，将鱼山梵呗资料破译，并为现代的五线谱，编辑成《鱼山梵呗声明集》。

唐前果报系统的建构与融合，ISBN：9789571509839，作者：刘涤凡著

在1985年春，應秋吉尼瑪仁波切的請求，於尼泊爾波達那大佛塔旁創古寺，為具信西方佛子開示此部彌勒大論，詳細講授七金剛句：佛、法、僧、佛性、證悟、功德、事業
本書為此殊勝難得之開示的語錄，已成為許多上師在講授《究竟一乘寶性論》時的指定閱讀書籍。
讓本書帶您一窺無上清淨、自在、妙樂、恆常之證悟本質，從知識層面去認識佛性，衷心讚嘆、起信、嚮往，而發願成就佛果以利益無邊眾生。
為什麼眾生本具佛性？《寶性論》說：
因正等覺法身遍在，
因真如本性無差別，
因有情原本即具有，
故眾皆永具佛本質。
其他宗教信仰系統大多把修行的最終成果當作是得到某種源自於外的成就，佛教觀點則非如此。由於法身遍在，全然證悟的最終成果一直存於眾生自身之內。全然證悟的三身──法身、報身及化身──源自於我們自身，而不是自身之外的任何地方。達到證悟時，報身及化身將由法身自然化現。
想認識佛性嗎？開啟佛性的種子，不妨從閱讀本書開始…

被尊为隋代“三大师”之一的净影慧远，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慧远的一部《观经义疏》，对西方净土理论的阐述多有见地，并产生相当的影响，但在中国净土宗的谱系里，慧远却未能配享祖师之位。导致这样的原因，是他的净土思想不为净土宗大师所接受，他的理论被历代净土宗行者所忽视或受到曲解。美国著名佛教教授、国际真宗学会会长肯尼斯·K·田中在本书中，通过极细致的文献梳理与辨析，揭示慧远净土思想的特点，并进而对其在净土宗的地位予以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