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nearly a century the two most powerful nations on earth - Victorian Britain and Tsarist Russia - fought a secret war in the lonely passes and deserts of Central Asia. Those engaged in this shadowy struggle called it 'The Great Game', a phrase immortalized in Kipling's Kim.
When play first began the two rival empires lay nearly 2,000 miles apart. By the end, some Russian outposts were within 20 miles of India.
This classic book tells the story of the Great Game through the exploits of the young officers, both British and Russian, who risked their lives playing it. Disguised as holy men or native horse-traders, they mapped secret passes, gathered intelligence and sought the allegiance of powerful khans. Some never returned. The violent repercussions of the Great Game are still convulsing Central Asia today.

丹尼斯•塞诺是迄今在中央欧亚研究（the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领域取得最卓越成就的学者之一。如今广为学界接受并习用的“中央欧亚”（the Central Eurasia）概念，就是由他1940年在巴黎首先提出的。在塞诺那里，中央欧亚是一个迥然不同于大陆边缘地带的独特的文化区。作为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学者，在他的弟子和朋友圈子里，塞诺的绰号是“大汗”（the Great Khan）。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都是研究内亚（Inner Asia）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的重要成果。换言之，如果要深入了解内亚的历史文化，塞诺的作品不可不读。本书也是塞诺的第一本中译本著作，书后所附塞诺的著作目录，也是第一次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

《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是对古希腊人民及其历史遗产的致敬之作，将古希腊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和经济史融为一炉。四位作者讲述了从青铜时代到希腊化时期的古代文明故事。《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第2版)》内容广泛，既包括标准化的政治和军事史，也不乏对农村生活、物质文化、宗教习俗、妇女待遇、同性恋和奴隶制等问题的探究。第二版增加了考古学、比较人类学、社会史等领域的最新理论和发现。还在初版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社会文化材料，包括妇女与家庭生活、宗教、同性恋和田径等多个方面内容。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观察与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进而由此引发的文史研究的新气象。为了使论述不流于泛泛而谈，所以着重取在史学领域做出贡献的历史学家为个案，分析个人的治史风格，同时也探索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此点正是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不同国家的具体语境不同、每位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不同，而在诸多不同中，又存在着一些可资互相参照的共同点，那就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科学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向，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国家的汉学研究领域。正是从这一层面而言，作者从学术史的角度零星写就了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意在为今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前言
学术史
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
王国维在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中的贡献
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
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学人
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
向达先生文史研究的贡献
魏特夫与艾博华教授
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悼克里姆凯特教授
书序
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二十世纪唐研究》序
《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序
《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序
《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书评
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
美国讨论施坚雅的区域系统观的几篇评论
苏联出版的几部民族史著作
评卜德《中国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思维背景与社会背景》
评沟口雄三、汪德迈合编《儒教与亚洲社会》
评麦大维《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
评Allsen《蒙古帝国主义：1251—1259年蒙哥大汗对中国、俄国和伊斯兰地区的政策》
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敦煌汉文写卷目录》第4卷
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收藏敦煌藏文写卷注记目录》
自述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作者认为，西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值得人们像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Fernan Braudel）处理地中海世界那样进行一番架构，进行综合研究。然而，研究西域的困难远在研究地中海区域之上。与此同时，作者注意到阿拉伯、波斯文献和中亚出土的域外胡语文书在探讨中古时期中国与西域以及伊朗世界文化交流中具有同汉文文献同等的重要性。本书中作者力图通过对西域的时空间架中的一时、一地、一事的叙述与分析，说明文化汇聚的情景和较长时段的历史发展面貌，借以提示西域史地和中西文化交流有诸多棱面可供研究。

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的成名作。因已脱销多年，而敦煌学界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学子均以本书为入门与深入的教科书，影响深远，故纳入中华学术丛书重版。本书以揭示史实为主要目的，重点探讨归义军的政治史和对外关系史，对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一世纪前期将近二百年的晚唐、五代、宋初的西北地区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本书竭泽而渔地取材中、英、法、俄、日等地所藏敦煌文献（包括洞窟题记），与传统传世文献印证，鞭辟入里地进行了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海内外敦煌学界均有极佳的口碑。

大英帝国和沙俄帝国的秘密战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不朽史诗
大博弈开始，两大帝国相隔3000公里；大博弈结束，两国仅距30公里。
但在中亚的土地上，在丝绸之路的东西交汇点，博弈永不落幕。
19世纪初，英属印度和沙皇俄国中间横陈着广袤的沙漠和群山。这些地带不为人知,也未被测绘，只有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这些蒙古汗国时代的古老地名还残存在人们遥远的记忆中。随着俄国不断向南扩张进入中亚腹地，英属印度不断向北扩张逼进克什米尔，两大帝国逐渐显示出碰撞的态势。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围绕潜在的威胁，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而又如履薄冰的勘探、间谍、军事与外交博弈，史称“大博弈”。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些参与者的故事。其中英国和俄国的年轻军官，他们不断探索，舍命涉险。他们扮作朝圣者、马贩子，绘制秘密山口的地图，搜集珍贵的情报，求得与当地最有权势的汗王结盟。有人一去不返。在今天的中亚，大博弈年代的野蛮和暴力仍然回响不绝。
阿富汗前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计划将本书翻译为普什图语，他说：“（阿富汗人）能从中看到历史的重复……只有我们了解了自己的历史，才能打破这个循环。”翻译还未完成，1996年9月，塔利班武装攻入喀布尔，纳吉布拉被残酷处死。

“微积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哪本书中？第一本微积分教科书又是谁人所写？微积分究竟是谁人发明的？著名的洛必达法则居然是伯努利的研究成果？谁被誉为“分析学的化身”？谁又被誉为“现代分析学之父”？哪些数学天才使微积分的创建过程终于画上完美的句号？……本书将带你一一探究上述问题。
本书宛如一座陈列室，汇聚了十多位数学大师的杰作，当你徜徉其中时会对人类的想象力惊叹不已，当你离去时必然满怀对天才们的钦佩感激之情。作者同读者一起分享了分析学历史中为人景仰的理论成果。书中的每一个结果，从牛顿的正弦函数的推导，到伽玛函数的表示，再到贝尔的分类定理，无一不处于各个时代的研究前沿，至今还闪烁着耀眼夺目的光芒。
本书文风典雅，文笔优美，兼具趣味性和学术性。对于中学生乃至大学师生，都是极为难得的课外读物。

恩斯特·布洛赫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有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作出创新的人物。他的《希望的原理》影响了20世纪整个西方精神史。本书旨在围绕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等基本著作，引领读者理论联系实际，思考布洛赫哲学的一些根本性的哲学问题，涉及布洛赫乌托邦的基本特征、布洛赫的“物质概念”以及他对亚里士多德左翼的批判继承关系、布洛赫“宗教无神论”与基督教神学、历史末世论等，书末附有布洛赫传记、生平与著作年表和参考文献，以便读者进一步加深对布洛赫哲学思想背景的认识。

本书是现代哲学历史家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ítez）对1690—1740年期间地下哲学手稿的系统研究著作。书中的内容主要取自1980—1993年间作者在各种研究媒体上发表的一些论文。书中作者在对研究方法做了简单的介绍之后，详细地列举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地下哲学手稿的名录，共列出两百多篇目，相当于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两千多篇古典时代在地下流传的哲学手稿。本书根据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作品与人”、“新的世界体系”、“没有教条的唯物论”和“批判的激进主义”。作者在书中分析了包裹在怀疑论迷雾中的唯物论是如何在摸索中前进的。从作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对17、18世纪的先驱们在接受或者否定一些科学论断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剑桥插图天文学史》追溯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足迹，详细描述了导致我们今天对空间和宇宙之理解的种种发现。本书展示了，基于星象观测的沉思是如何从远古时代即形成了人类神话的基本部分；同时也揭示出，天文学怎样和几何学及数学一同进化为一门精密而严肃的科学；并且描述了伟大思想家如毕达哥拉斯、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等人对天文学的巨大贡献。
文笔老练，插图丰富。《剑桥插图天文学史》实为一部独一无二、纵贯古今之天文学理论与实践之集大成者。
在伊斯兰世界遥远的角落，中世纪的穆斯林们如何运用天文学计算麦加的方向？那惟一觉察到地球可能在绕日旋转的古希腊人是谁？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又是如何误用了他从一册天文学年鉴上得来的关于一次月食的知识？
奇闻轶事与迷人的细节融为一体，本书描绘我匀如何观天，并且解释了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观测天象之所见；这些所见又是怎样影响了人类的信仰和神话；以及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今天的天文学知识所做出的贡献。这是一部栩栩如生、高度可视的天文学史――对于专家和非专家，它都是一次兴趣盎然的阅读。
一部史无前的插图本世界天文学史
富有亲和力的文笔，对技术概念做出了清晰的解释
大量精美的线描插图和彩色插图、系统的大事年表、专业术语表、进一步阅读书目和完备的中文索引
主编及其作者均为世界天文学史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译者为国内天文学界实力派的中青年学者和专家

《走向世界丛书》是20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套湘版图书，它的出版在当时的出版界、文化界以及广大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说它是“出版界的一巨大业绩”，又说“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对于这套丛书以及它的主编钟叔河所做的工作，钱钟书的评价是：“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找了极有价值而久被湮没的著作，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是很大的劳绩。”
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从1956年起，即着手搜集和研究旅行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记述，并于80年代择其尤要者数十种，整理汇编，陆续推出，即为岳麓书社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英译From East To West,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走向世界丛书》专收1840至1911年间中国人到欧美日本通商、留学、出使、游历和考察等所留下的日记、笔记和游记，当时出版的第一辑计三十六种，十大巨册。该套丛书所收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亲往西方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记录。这些记录是近代中国人睁眼展望现代文明的第一次，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的早期脚印。从此以后，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状态才开始慢慢打破，人们才开始渐渐打开眼界，走向世界。而上世纪80 年代，正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再一次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征途，《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内容简介
《西方大观念》简介：
《西方大观念》是《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丛书的前两卷的中文版。
《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60卷，选取了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一些自然科学的煌煌巨著，涵盖的时代自荷马起至萨缪尔·贝克特止。这套丛书的前两卷，Syntopicon，我们称之为“西方大观念”。它包括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102个观念，如存在、民主、艺术等等，其意在为后面各卷的伟大著作提供一个总论性的概述和主题索引。每一章对应一个大观念。其文字并不是对该的详尽分析，而是勾勒出该观念的基本轮廓，引导读者去阅读支撑着该观念的一批西方伟大著作。《西方大观念》也可以看作一部问题集，我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差不多都包括在这里了。在本书的总论后面，都隐藏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本书恰可以供我们作为探讨的起点，因为本书对这些基本观念的基本阐论执中稳靠。爱好思索的朋友，在深入思考之前和之际，了解前人的基本思想，助莫大焉。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在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今天，我们的论理词汇多数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深入西方的思想传统，我们就无法认真论理。
《西方大观念》中文版全书分两卷，中文大约150多万字，连上英文附录，共1900多页。此书的译者颇多著名的翻译家，如邓正来、童世骏、孙周兴、倪梁康等。
中译本序言
《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的一套丛书，60卷，选取了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一些自然科学的煌煌巨著，涵盖的时代自荷马起至萨缪尔·贝克特止。这套丛书的前两卷，Syntopicon，我们称之为“西方大观念”。它包括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102个观念，如存在、民主、艺术等等，其意在为后面各卷的伟大著作提供一个总论性的概述和主题索引。每一章对待一个大观念。其文字并不是对该的详尽分析，而是勾勒出该观念的基本轮廓，引导读者去阅读支撑着该观念的一批西方伟大著作。《西方大观念》也可以看作一部问题集合，我们所关心的“哲学问题”，差不多都包括在这里了。在本书的总论后面，都隐藏着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这本书恰可以供我们作为探讨的起点，因为本书对这些基本观念的基本阐论执中稳靠。爱好思索的朋友，在深入思考之前和之际，了解前人的基本思想，助莫大焉。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在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今天，我们的论理词汇多数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深入西方的思想传统，我们就无法认真论理。
2005年春，华夏出版社的朋友和我商量，由我充作中译本的主编，请相关专家学者把这部大书翻译出来，贡献给中文读者。我自知能力低，又怕麻烦，主编之类一向不敢接。但这部书的确让人动心。我在外国读书工作时，时不时会用到《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丛书，前两卷，即摆在眼下的《西方大观念》，是必要的索引；单独阅读也很有益，能够对这些大观念获得粗线条的整体理解。把它译介给中文读者，对学术发展定能起到促进作用。三说两说，竟不自量力把这事接下来了。
接下这个活计，从自己动手翻译其中数章和找译者开始，平添了不少辛劳，自不必说。所有译稿我都审读过，有一半以上认真改了，还有不少因时间不够只能草草修正。原初，版权方答应提供一套电子版，我希望把它发在一个网站上，译者们也把自己的译文发上去，供同好批评指正，这样可以把本书的翻译过程变成一个同好切磋的过程。可惜，版权方后来说电子版因损毁无法提供。这让我原初的设想落了空。类似的不顺利还有一些。不过，两年多的辛劳，最终换来了眼前这一百多万字的成果，自然也让人快慰。此书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数十名译者。所邀请的译者，看看译者名单就知道，颇多著名的翻译家，如邓正来、童世骏〔可酌增几个名字〕。我尤其要感谢陆丁、周濂、张卜天等年轻译者，要么他们的中英文胜过我们，要么他们的工作态度更认真，出自这些年轻译者的译稿，我觉得总体水准并不低于前辈，有些还译得更好些。华夏出版社的陈希米、褚朔维、李静韬、李玉璞、王霄翎等人，为这部书注入了大量心血，从译者到文稿到版面式样到与版权方的无数交涉。我与这些出版人朋友的合作始终互信互谅。做这件事情，让我明白，学术的进益，一半在学术人的工作，一半在出版人的默默努力。
愿我们的工作为推进中国学术深入发展有所贡献。
陈嘉映，2007.7.9，于上海外环庐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这使韦伯的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社会学范畴理论”，即所谓的抽象的社会学部分；
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想。
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

本书是兰克名著《宗教改革》的续篇，记述了从1555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到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前的历史。第一部分讲述奥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第二部分讲述鲁道夫二世及其统治时代，作者详细论述了1575—1619年历次雷根斯堡宗教会议，以及德意志各个教派的联盟等一系列问题。全书是研究德国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初的重要著作。
《德国史稿1555-1618》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西方“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在本书中采取的资料是在国内学术界从未看到的，特别是对皇帝鲁道夫二世、马蒂亚斯的宰相克勒塞尔枢机主教等人的描写尤为精彩，在政治上新旧教双方在法理上的争执也尤为激烈。德国史专业人员或爱好者必看著作。
全面讲述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前的60年欧洲历史的中文翻译著作，也是第一部引进的论述三十年战争起源的著作，对填补那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有极其重要意义，全面讲述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两排诸侯的内部矛盾，本书从花体德文直译过来，中译本等于第一个用德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翻译出来的译本。

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生活命运和思想状况的学术著作。作者拣取各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赫尔岑、巴枯宁、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全面分析其思想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并将其置于整个俄罗斯和欧洲的历史背景之中。全书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堪称一部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力作。
导读：
本书堪称宝贵财富的积累……它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异乎寻常地重要的思想跃动期。
——理查德·戴维
作 者 前 言
本书是一个系列四册中的第一册，收集我将近三十余年来在不同场合撰写或者以演讲稿的形式发表的文章，因此，主题不如其他连贯构想的书那么统一。这些集子的主编哈代博士（Ｄｒ.Ｈｅｎｒｙ Ｈａｒｄｙ）相信拙作值得发掘，并且不厌精细、克勤无懈，务求文中瑕疵，尤其舛误失确、相谬互悖、隐晦不明之处，尽获消除，我自然最为感激。所余缺陷，责任亦自然仍在我一人。
也深谢凯利博士（Ｄｒ.Ａｉｌｅｅｎ Ｋｅｌｌｙ）为此书补足一篇讨论，她对书中所论问题及处理手法有深刻且同情的了解，令我受益尤多。最感谢她百忙中不辞烦冗，核对、有时并修改模糊不清的指涉与过度师心自用的翻译。她的稳健支持，几乎令我相信此书果真值得她花这么多明智且专注的工夫。我只有希望，所得成果会证明她与哈代博士的时间与精力花得有道理。
诸文之中，有几篇原是对一般听众的演说，且非先有定稿而照本宣读。付梓的版本，即依据讲词记录与当时随身笔记便条而来，因此，我很明白，风格与结构上都带有它们原初的特征。
实际上，诸篇正文未经更易。我没有参考成文以来所问世的有关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任何资料，从事修正，因为管窥所及，这个（梨痕稀疏的）领域里，尚未见有能严重怀疑诸文中心论旨之作。不过，我可能有误；若然，我愿向读者保证，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非由于我对一己见解的效力怀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的确，本书所收诸文的整个旨趣——如果它们可说有何单一趋势的话——就是不信任谁能自称在任何人类行为领域的事实或原则问题上拥有颠扑不破之知。
以赛亚·伯林
导论：复杂的慧见
艾琳·凯利
不要在这本书里寻找解答——你会一无所获；统而论之，现代人没有解答。
赫尔岑：《彼岸书》导言
为了向莫洛尔女士（ＬａｄｙＯｔｔｏｌｉｎｅ Ｍｏｒｒｅｌｌ）解释俄国革命，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会说，布尔什维克专制虽然可怕，好像恰是适合俄国的那种政府：“自问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小说里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国理当实行专制社会主义的看法，许多西方自由主义者认为并无不公，至少，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魔鬼”——俄国的激进知识阶层，他们作如是观。就其与社会疏离以及其给予社会的冲击的程度而论，十九世纪俄国知识阶层可谓举世无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人物，是一个具有教派凝结力与使命感的小集团。他们在道德上热烈反对现有秩序、心智上专一贯注于观念、信仰上惟理性与科学是从，遂为俄国革命开道铺路，而造成他们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英国与美国的历史学家对待他们，常生屈尊俯视之心，而且往往带有道德上的厌恶感；因为他们尽其热情以附和的理论并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们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这个信念既深嵌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看法之中，复由俄国革命及其后果而强化，对观念的热烈与兴趣于是被视为心灵与道德混乱失序的征候。
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以赛亚·伯林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论》有绝顶重要的贡献。作为思想家，他的独创性，是本诸一种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兼融一种纯属欧陆的、对观念及其政治实际影响的执着；他的论述里充满一个信念，认为，要了解观念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谓右派与左派的“巨大专断见地”（｀ｇｒｅａｔｄｅｓｐｏｔｉｃｖｉｓｉｏｎ）在思想上与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并维护自由主义的价值。过去半个世纪，英国对欧陆思想运动相当冷漠，对这种冷漠，他在英国思想生活上的建树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动明澈的论文与演说杰作里，他广涉欧洲重大思想传统，博观后文艺复兴世界（ｔｈｅｐｏｓｔ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ｗｏｒｌｄ）几位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的理念与人格。在首次成集于本书的几篇文章里，他更深入探讨俄国知识阶层现象。
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ｌｉ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他论述俄国题目的文章自成其说，无待于哲学上的注疏与参校，不过，这些文章对他思想史方面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题，也是个实质上的增益，而且，放在这更大更广的架构里，最能显出独造之处。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为，人类道德行为随一些未有定论的问题而转移，他取他认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选取的问题是：所有绝对价值到底是否并行不悖，或者，人生怎么过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单一的终极解答、人类是不是没有一个客观而四海皆准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里，他探索了一元与多元世界观，讲究其心理与历史根源与后果。他提出一个论证：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巨大极权结构不是可怕的变态，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里一项主要假设的逻辑发展。这项假设是：宇宙有个单一目的，缘此目的，一切现象底下有个根本的统一。这根本的统一，有人说可经科学探讨而发现，有人说可由宗教启示而获得，又有人说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发现，就能为人生如何过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方案。
这信念的几个最极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类看法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实践上导致种种罪恶的走火入魔。不过，伯林强调，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视为病态心灵的产物。盖人有感于内在分裂，渴望一种神秘但已失落的整体性，遂生出“一股深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于这股需求，而为一切传统道德之基础。这股绝对价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个极力脱卸担子，使人不必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冲动，亦即将这担子转给一个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统一整体——“自然、历史、阶级、种族、‘我们时代的残酷现实’或者无可抗拒的社会结构演化；该整体会把我们吸收并融入其无限、漠然、中性的质地组织里，对这组织加以评价或批评，是愚蠢的，与之相抗，也注定失败”。
伯林相信，正由于一元现实观回答了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贯的多元论素来是个相当罕见的历史现象。多元主义，以他所取于此词的意思而论，不可混同于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义看法，极端主义者是对真正价值的扭曲；社会和谐与道德生活之钥，寓于温和（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与中庸。据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论更强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胆，它拒斥所谓一切价值冲突皆可由综合（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而获终极解决，以及所谓一切可欲目标都能相互调和之说。多元论认为，人性如此，其所产生的某些价值容或同等神圣、同等终极，却会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无可能成立一种客观的等级层次关系。因此，道德的行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没有普遍共通标准的协助下，在无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价值之间做痛苦的抉择。
据他所见，一个人若想认识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质，道德上这种永远可能的不确定性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你主张纷杂多样的人类目标与志向既无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标准来评价，也不能从属于某种超越的目的，那么，个人自我指导而不受国家、教会或党派指导的权利，分明至高无上。不过，他认为，这信念固然隐含于某些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之中，惟因一贯的多元论所导致的后果极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层次上利于西方传统里一些居于核心、未受批评即获成立的假设，故极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讨论维科（Ｖｉｃｏ）、马基雅弗利（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与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的精要文章，以及在“历史的必然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里，他曾彰明，少数详述多元论后果的思想家素来一贯遭受误解，其创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论》里，他认为，世界上的多元论识见，往往是历史上的幽闭恐怖症（ｃｌａ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的产物：思想与社会僵化之时，一致化（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的要求对人类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钳制，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扩伸个人责任与自发行动的范围。然而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元论的学说。由此可见，人更容易染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在历史危机时刻，由于必须作抉择，人心生出恐怖与精神病症，遂汲汲于让弃道德责任的疑虑与苦恼，换取决定论的识见——或保守、或激进的决定论；这些识见赋予他们“囚禁中的平静、自足的安全、一种终于找到自己在宇宙里的适当位置的感觉”。他指出，对确定事物的渴求，从来莫过于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论》就是一项强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过层层转深的道德体悟。亦即透过一个“复杂的”世界观，察识这类确定事物所根据的基本谬误。
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相信，这种层层加深的体悟，可由研究俄国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获得。但他的结论与他们殊不相同。他怀着使他对欧洲思想家产生全新洞识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国知识阶层成员尽属狂热一元论者之说。他彰明，他们的历史困境强烈地使他们对一元与多元两类世界观俱有好尚——俄国知识阶层迷人之处是，他们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员由于同时兼具历史幽闭恐怖症与广场恐怖症，而且两症同等深剧，因此，既热烈心仪、同时在道德上又厌斥弥赛亚式的意识形态。结果是他们一场极为专心的自我反省，而对我们这时代的重大问题产生了许多先知式的洞识。
俄国那场产生了一连串千禧年政治教条的极端广场恐怖症，其起因已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试图按照西方模式，将俄国造成一个立志国家。在随那场革命失败而来的政治反动里，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与其落后祖国深相疏杂。精力既失实际发泄口，他们将他们的社会理想主义转入一种宗教般专致的真理追寻。他们透过当时风靡欧洲的历史哲学（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唯心哲学体系，希望找到一个使周遭的道德与社会浑沌状态具有意义，而且使他们能在现实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绝对价值的这股渴求，产生了一种毁誉参半的一贯性。伯林指出，这种一贯性是俄国思想家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习惯于将观念与概念推究到最极端、甚至荒谬的结论：未达推理的极端结果而止步，他们视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对真理的献身不够充分。不过，伯林强调，这种一贯性背后，还有第二个而与第一个互相冲突的动机。西化的少数人由教育与阅读而吸收了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自由与人性尊严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强力专制在这些人心中产生了比较先进的欧洲诸国所没有的幽闭恐惧症。结果，俄国知识阶层追寻绝对价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弃绝对价值——政治、宗教、社会上的传统与固有信仰、教条、建制；他们相信，这些东西扭曲了人对自身及其适当社会关系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国与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欧洲诸次革命之败，影响所及，加速了这个摒弃过程。俄国知识阶层自此极不信任西方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的万灵药。在俄国知识阶层道德最敏感成员心目中，思想的一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主要意指他们所谓“忍苦体行”（ｓｕｆｆ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真理，亦即透过一个痛苦的内在解放过去，剥去一切安慰人心、传统上因袭掩饰，或者为社会与道德专制制度设辞辩护的幻相与片面真理。这一步，导致他们针对日常社会与政治行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设，作涵义深远的批判。这种一贯、连同其中由信仰与怀疑交杂而来的种种紧张，以及其所导出的洞识，就是伯林俄国思想家几篇文章的中心主题。
在几幅个别思想家画像里，他显示，俄国知识阶层几位最杰出的成员由于既怀疑绝对价值，后又渴望发现某种统一的、一举解决所有道德操持问题的真理，因而内心不断分裂交战。有些人屈服于后面这股冲动：巴枯宁以挞伐独断教条对个人的暴虐而成名，开创其政治生涯，及其终也，反要求人完全附从他自己所持素朴农民特具智慧的独断教条。此后，一八六年代许多破坏偶像的青年“虚无主义者”未加疑问，即接受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教条。其他思想家比较严肃而持恒。批评家别林斯基经常被举为俄国知识阶层非人狂热的至高例子：由黑格尔原则，他推论尼古拉一世的专制为宇宙和谐的表征，世人应违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极为动人的别林斯基研究里，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导致别林斯基一时维护如此可怕的命题，未几，他的道德诚实仍驱使他摒绝这盲惑之见，转取一种炽热的人文主义，而宣斥一切巨大时髦的历史哲学体系为要求活生生个人向抽象理想牺牲的莫洛克神（ｍｏｌｏｃｈ）。别林斯基其人具现了俄国这种一贯性里的矛盾：知识分子原本欲求一个能抵制破坏的诱惑的理想，这欲求却导使他们致力于破坏，而以他们的热情与清明暴露了某些社会与人性假设（绝对与普遍解决法信念基础所在的假设）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里讨论主导十九世纪俄国激进思想的民粹主义传统，文中他彰示民粹主义者有一点遥遥领先他们的时代，他们知觉到深信生产过程可以量化、中央化与理性化的当代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进步理论里所蕴蓄的非人涵义。
知识阶层大部分成员认为，他们以破坏为主的批判只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面，以备某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建构。依伯林所见，此事与我们这时代具有异常的关联：我们这时代，惟有一贯的多元论能保护人类的自由，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劫掠侵夺。他并且显示，这种多元论充分显现于一位创意至今仍大受忽视的思想家观念之中——其人即赫尔岑。
赫尔岑为俄国民粹主义创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个信仰过时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俄国激进分子。在两篇讨论赫尔岑的文章，以及在他为赫尔岑最伟大作品《彼岸书》与《往事与随想》撰写的导论里（（这两篇导论，本书未录。《往事与随想》导论收于即将出版的选集《反潮流》。）），伯林转变了我们对他的了解，确立他为“俄国三位天才道德导师之一”、现代一些关于自由的最深刻论述的作者。
赫尔岑亦如俄国知识阶层其余诸人，以追求理想而肇始其思想生涯。他在社会主义里找到理想；他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任何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不肯判定他的理想就是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法，理由是，终极解决之追求，与人类自由之尊重，无法得兼。一八四年代初期，他和巴枯宁一样心仪青年黑格尔派（Ｙｏ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ｓ），相信自由之路在于否定人类习惯使自己与他人奴从的破旧教条、传统、建制。他以惟有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ｒ）足堪比伦的彻底一贯性，摒斥绝对价值，而且由此导出一种根本激进的人文主义。过去的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他归因于一种致命的不连贯：甚至其中最激进的偶像破坏者也有偶像崇拜的趋势——为人解开一具桎梏，只是要教他们奴事另一具桎梏。只拒斥某几个特殊的压迫形式，后来行之不远，因为未能直捣其共同本源——抽象观念对个人的暴虐宰制。伯林彰明，赫尔岑对所有决定论进步哲学的抨击，显示他深知“人所犯的极恶大罪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肩膀而转嫁给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心，圣洁其巨恶大罪。
伯林强调，赫尔岑自身的困境是个非常现代的困境：他分裂于平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与优异（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他认识精英分子的不公，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具的思想与道德自由及美学优点。他未学左派理论家醉心于牺牲与平等，但他和穆勒（Ｊ．Ｓ．Ｍｉｌｌ）同样了解一个我们今天才清楚的要点：这些价值的公有中项——可以“群众社会”为代表——不曾兼得两个世界的精髓，却往往是穆勒所谓美学与伦理上都令人可憎的“集体平庸”——个人灭顶于群众之中。伯林抱持颇为令人信服的理由，出之以生动投入如赫尔岑的语言，体会并向英语读者传达赫尔岑下列这个信念的原创独到：个别与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
伯林探索俄国思想家的自省，谈到两位作家——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在俄国作家与思想家的关系上，这些研究反驳了一个流传广远的错误观念。世人向来认为，在俄国，文学与激进思想形成两个明显而彼此敌视的传统。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知识阶层的著名嫌厌，常被援引以强调俄国伟大作家与知识阶层的鸿沟：作家关怀而探索人类的精神内在，知识阶层则为唯物论者，只关心外表的社会存在形式。在讨论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说明，他们的艺术惟有视为激进的知识阶层也经验到的同一场道德冲突的产物，才能了解。他这几篇文章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批评之论，它们所提供的洞识，应使我们根本改变我们对俄国最伟大作家中的两位的了解；作为关于两种对立现实观之间的冲突的研究，它们在思想史上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贡献。
在他讨论托尔斯泰史观的著名著作《刺猬与狐狸》，以及名声稍次的文章《托尔斯泰与启蒙》里，伯林说明，托尔斯泰艺术观与道德说教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元与多元现实观的一场巨大斗争来了解。托尔斯泰那种“致命的虚无主义”，使他指斥一切理论、教条与体系妄图解释、整理、预测复杂且矛盾的历史与社会的存在现象，但这虚无主义背后的驱力，是他自己热切渴望发现一个含蓄万有而无懈可击的一元真理。于是，他长居于自相矛盾之中，即体悟现实之复杂多样、又只相信一个“浩大、一元的整体”。在他的艺术里，他对不可简化的复杂多样的现象表现了无比卓绝的感受，在他的道德说教里，他却鼓吹简化，欲将大千现象化归于单单一个层次——俄国农民、或者素朴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伯林有些论述，心理探讨之精巧细腻与发微索隐，可以列入历来有关托尔斯泰的最高明文字之中。在这些段落里，他显示，托尔斯泰的悲剧是，现实感极其强烈，无法与他自己树立的任何狭隘理想并立；赫尔岑作品中明陈的结论在托尔斯泰的生命悲剧里获得证实，他再极意尝试，也无能调和彼此对立但同等有效的目标与态度。他失败了，他无能力解决他的内在矛盾，不过，这失败却使最困惑、最嫌恶他的说教内容的人也能明见他的道德器识。
托尔斯泰，狂热的真理追求者；屠格涅夫，抒情散文作家、讴歌“没落别墅的残晖余魅”的诗人。乍看之下，很少有作家像这两位这么缺乏共通之处。不过，在讨论屠格涅夫的文章里，伯林显示，他气质上是自由主义者，厌恶教条之狭隘、反对极端的解决法，但年轻时候，也曾深为同代人的道德奉献以及他们对专制独裁的抗争所影响。他充分接受他的朋友别林斯基的信念：遇公道与不公道交战，艺术家不可自居为中立观察者，而当如一切堂正之人，献身投入，力图树立并宣扬真理。经此，屠格涅夫的自由主义一变而迥异于欧洲当时的自由主义，远不如其自信与乐观，而更现实。他的小说记录了俄国知识阶层的发展，在里面，他检验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温和人士与极端分子间的争论，以深重的矜慎顾虑、颖悟的道德感识，探索个人与集团的长处与弱点，以及他们执迷的教条学说。伯林强调，屠格涅夫自由主义独到之处，是他与赫尔岑共持（虽然他认为赫尔岑的民粹主义是幻觉）、而与托尔斯泰及革命分子相左（尽管他敬佩他们的专志）的信念：社会的核心问题没有所谓终定（ｆｉｎａｌ）的解决。在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都洋洋自足于相信进步无可避免，认为牢固不变的历史力量——主宰经济市场的法则、或者社会阶层之冲突——已经预先替人标明政治抉择，而且被引用来为那些抉择的后果负责的时代里，屠格涅夫对于自由主义者确信不疑而为现有秩序之不公所作的辩白，或者对于激进人士确信不疑而为他们本身之无情破坏所作的说辞，即已知觉其空洞无物。因此，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他可谓先得会心。二十世纪激进人文主义者的困境，我们当代最具道德敏感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柯拉克夫斯基（ＬｅｓｚｅｋＫｏｌａｋｏｗｓｋｉ），曾形容为Ｓｏｌｌｅｎ与Ｓｅｉｎ之间，亦即价值与事实之间，一场无时或已的痛苦抉择：
这个问题一再重现，形貌有异而已：乌托邦主义对机会主义，浪漫主义对保守主义，以及一边是毫无目的的疯狂，一边是与乔装成明智的罪行合作——我们如何防止ＳｏｌｌｅｎＳｅｉｎ的选择变成这些对立的两极？责任高喊着武断的口号，是西拉；现有的世界自动认可它本身最可怖的产物——与此世界相从，是卡利底斯（（西拉（Ｓｃｙｌｌａ）为麦西拿海峡（ＳｅｒａｉｔｓｏｆＭｅｓｓｉｎａ）海怪，实为巨岩（或说巨穴）；卡利底斯（Ｃｈａｒｙｂｄｉｓ）亦海怪，实为漩涡，与西拉互为犄角，船只航行其间，非灭顶于漩涡，即撞碎于巨岩，颇为险恶。两字连用，为进退维谷、顾此失彼之意。——译注））。我们如何避开这二者必取其一的致命抉择？既然假定——我们认为必设的根本假定——我们永远没有能力真正且精确测出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极限，因此，也永远没有能力明确判定社会生活中哪个具体事实是历史命运的成分、既在现实中又隐藏着什么潜在发展，我们如何避开这抉择？
柯拉克夫斯基如此陈述我们当代这个两难式，其说当然有效。但是，屠格涅夫，一个与他非常不同的思想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面临这困境。在片面之见——保守主义或乌托邦之见——的拥护者尚未拥有科技设备来对无限的人类材料作实验以前，要辩说其中一个极端看法，或者甚至辩说两者之间的中道是完全的答案，并不如今日困难。伯林显示，在自由主义者与左派理论家都还自信其本身体系完足的时代，屠格涅夫已经达到，并且在他的艺术里具现一个比较复杂的识见。
伯林极尽详细讨论的这三位人物里，他与谁最相共鸣，实无可疑。他彰明，托尔斯泰道德壮阔，然当其委弃他艺术上的人性慧见而取专制凌人的独断教条，其盲目无明，亦令人可厌；屠格涅夫慧眼清明、睿智颖悟、善感于现实，却正缺乏他所景慕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勇气与道德献身。他的逡巡不决，往往是一种“优游自适之中，与物相感”的忧郁状态，终归于不动情绪，超然局外。
他最感亲切相得者，殆为赫尔岑（虽然他指出屠格涅夫论断中肯：赫尔岑未曾摆脱一个幻觉——他对“农民羊皮大衣”的信心）；在他就职演说《两种自由观念》（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 Ｌｉｂｅｒｔｙ）里，他援引他未指名的一位作者的一句话，作为终结：“明白自己的信念只相对有效，而仍毅然支持之，不挠不退，是文明人所以有别于野蛮人之处。”（（收于《自由四论》，语见１７２页。本书已有中译本。陈晓林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五年八月。——译注））如伯林所示，赫尔岑有屠格涅夫的精微慧见，其为真理而自我牺牲之奉献，则堪与托尔斯泰相仿。就此而论，他既勇敢且文明。他了解“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解得此义的他，眼光相当具备伯林认为政治智慧本质所在的一贯多元性。
论者常说，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形式中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伯林的文章则就此知识阶层的“普遍性”，为我们提出一个大异其趣、兼且复杂得多的诠释，其中彰明，因为种种历史理由，他们体现的不是一个、却是至少两个根本而且彼此对立的人类冲动。他们渴望由反抗必然性而肯定自我之自主（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 ｓｅｌｆ），一面又要求确定无疑之事（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两者不断冲突，导致他们明锐感悟到二十世纪属于核心地位的道德、社会与美学问题。
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个思想层面在西方如此乏人留意，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阶层大部成员作品里显明的思想缺点。别林斯基之类人物，取外来观念，半通不化，而作反复不变的运用，支离灭裂，芜蔓繁增，这连同世人认为他们应该负责的政治灾难，引使西方学者热烈响应恰达耶夫（Ｃｈａａｄａｅｖ）的著名论断：俄国若有任何嘉惠举世的教训，这教训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其故辙。但伯林以其精识品质的锐利本能，又全无往往与后见之明俱生的纡尊降贵之心，在知识阶层作品的这个形式缺陷背后，觉察一股值得注意与尊重的道德热情。本书诸文足以证明他向英国听众宣扬多年的信念：热心于观念，即非过失，亦非恶习，相反，惟以道德与思想上不屈不移的清明识见，透入并揭示社会与政治理想的隐蓄涵义与极端后果，才能有效抵抗世界上狭隘与专制识见之恶。
诚如他在《自由四论》中所言，至今未有哲学家能彻底驳倒决定论所谓主观理想对历史事件没有影响力的命题。但是，本书诸文深体道德本质为人性来源，精察当事者如何于内在冲突中“体行”其理想，遂能以超乎逻辑论证之力，支持了伯林所有著作的一贯信念：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由的，他们自由抱持的理想与信念会对事件发生或善或恶的影响，且其影响之频繁，有过于决定论者所相信的。

《明清社會史論》已被譽為明清史專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何炳棣最重要的經典鉅著！
二十世紀五、六〇年代，何炳棣致力於明、清兩朝帝制中國的人口問題、社會結構及階層間的上下流動，《明清社會史論》即是他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間中國社會組成及階層流動的歷史鉅作。
作者何炳棣是第一位大量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的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歷，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干舉人和特種貢生的三代履歷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的學者。這批量化的統計資料構成了《明清社會史論》的經線，有系統地呈現明清兩代間，初階、中階和高階舉業所造成的社會流動。何炳棣分析了進士及舉貢共約四萬個案例，發現這些人祖上三代為布衣出身的比例很高，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他認為明清時期中國具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遠遠超過英國十八世紀的情形。
另一方面，何炳棣在《明清社會史論》一書裡運用大量的史料，如政府律令、方志、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和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等，構成了本書研究的緯線。《明清社會史論》探討了個人與家庭的地位轉移、社會流動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因素，以及某些社會概念與迷思。除了從明清科舉觀察社會流動外，何炳棣也討論了清代晚期所廣泛施行的捐納制度，如何使富與貴緊密結合，且影響力量趨強；造成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同時，何炳棣在書中不但處理向上流動，也討論向下流動及其導因，《明清社會史論》亦有專章討論士農工商、軍民匠灶的橫向水平流動，並論及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
《明清社會史論》討論明清社會流動，根據的樣本數量極多，被譽為討論科舉與社會流動最全面的一部經典鉅著。

这本《乌托邦的年代》是卡利耶尔的一本回忆录。在其中他以回忆的形式，讲述了六十年代发生，并最终发展为五月动荡的反抗运动的一些事情。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他亲身经历了运动中的各种事件，接触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知道那些青年人的喜怒哀乐，知道他们内心的期盼，其关于运动的谈论具有有内在的真实感。作者主要不是探讨运动的原因、过程及结果，而是回顾运动中的点点事件，就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只是想尽量把那个年代的一些场面和一些声音找回来，因而读来别有一种感受。

本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撰述的重要创获。
作者以数十年专治中国史的功夫，于上古至近代各类文献、考古发现和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均有相当全面的掌握。其运思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存续和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阶层群体、典章制度乃至文化宗教的生成演变和相互作用，所见既深且切，所析既通且正，论断自出机杼，检讨折中均衡而精密，从中不仅可了解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基本状貌与内部律动，且能体察作者洞幽发微、鉴古开新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