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第奇家族的最重大的成就在于艺术和建筑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乔凡尼是这个家族中第一个赞助艺术的。 援助马萨其奥并且定货重建圣洛伦佐教堂。科西莫·德·梅第奇著名的艺术性的合作者是多那太罗和菲利波·利比修士。那段时期里最灿烂的一笔就是米开朗基罗，从洛伦佐开始他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都为梅第奇家族效劳。除了委任艺术和建筑方面的工作外，梅第奇家族也进行大量收藏，现在他们的收藏是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的核心展品。
在建筑方面，梅第奇家族给佛罗伦萨留下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其中包括乌菲兹美术馆，皮蒂宫，波波里庭院和贝尔维德勒别墅。
除了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的成就．该家族在科学方面也有突出贡献，赞助了达芬奇和伽利略这样的天才．
这些惊人的成就使得梅第奇家族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乔凡尼委任布鲁内勒斯基 重建圣洛伦佐教堂 1419年。
科西莫委任布鲁内勒斯基继续未完成的圆顶圣母百花大教堂。1436年 当时世界最大的圆顶完工 。
托莱多的埃利诺拉，科西莫一世的妻子，购买皮蒂宫 1550年 。
科西莫一世资助创建乌菲兹美术馆的乔治·瓦萨里（1560年）并且建立设计学院 1562年 。
玛丽·德·梅第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遗孀，路易十三的母亲，表现在彼得·保罗·鲁本斯的油画《法国王后玛丽·德·梅第奇在马赛登陆》中（1622年－23年）。

清末学制改革，引入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京师大学堂史学门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步入专业化进程。1919年北大史学门改称史学系，其后十余年间，稍具规模的大学皆设史学系，承担历史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双重使命，在现代史学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系的建置是现代史学专业化的制度保障，故中国现代史学，若离开史学系课程、教员、教材等方面的考察，必无从认识其全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界对于现代大学史学系史料关注不够，导致相关研究未能充分展开。晚近十余年，随着图书馆、档案馆开放程度提高，《民国史料丛刊》及《续编》、《民国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等大部头资料集出版，以及图书期刊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日新月异，史学系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成为一个新方向，如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史学系皆有专著或学位论文探讨。现代大学史学系的文献资料，或散藏于档案馆、图书馆，或散见于报章杂志，向之研究此学者未有具体的及系统的整理，尚无专门汇编问世，为便于研究者利用，特编此集。
本集题名《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大学”涵盖国立、省立、私立以及相关学院，含抗战期间日伪政权所建高校。“史学系”则为“历史学系”、“史地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历史政治学系”、“文史学系”等泛称。所录文献大致分三类：
第一，课程学程。关于课程、学程概念，《新术语辞典》解释云：“课程：全部学程及其教学时间之支配的总称；学程：课程中的一部，教学内容的一种，亦称科目。”时人议及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意义云：“课程为各科目之系统的组织，大纲为某科目之重要的教材。无课程则所定教育之目的莫由达，无大纲则教学之进行无标准。”欲明了史学系概况，明确其课程、学程及大纲如何，自然为首要之义。就现存史料而言，课程学程集中保存于彼时各校所编《一览》。
现代大学制度兴起之后，各校多组织专门编辑委员会，编制刊行《一览》。其目的主要满足于校外社会宣传以及校内师生教学之需，非用以牟利，除无偿赠送外，亦低价出售。如1933年清华大学发行《一览》，对外售价七角，校内师生则减半发售。至于其发行数量与流通范围，并不尽同。1930年湖南大学刊印《一览》两千本，校教职员及学生、省会各机关、全省各学校、各县政府、各县教育局及全国各大学、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各省政府、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政府，均赠送一本。在内容上，《一览》栏目设置大体一致，诸如校史校历、校务院务、组织规程、重要章程、学生通则、各院概况、课程标准、学程纲要、各种委员会以及教职员、学生名录及各项统计表等。由于各校章程学程多有改进添订，教员课程时有变化，故《一览》多为年度出版，按年汇印成册。此类文献绝大部分为中文出版，间有外文版，南开大学即曾编有英文本。
现代大学凡设史学系者，该校《一览》多存史学系课程学程，是为本集文献的主要来源。至于报刊所载可资补充者，择要收录。此类资料名为“课程指导书”或“学程大纲”等，以纲要形式规定了课程的教学目的、知识范围，涵括科目、学分、时数、必修或选修、内容、教员等信息。一般为史学系负责人会同各教授编制，颇能反映课程实际教学状况。近年出版的民国大学史学讲义，大多能与著者任教史学系的课程学程相印证。由于讲义多为校内发行，散佚严重，现存有限，如比照其学程大纲，则可知该课讲授内容之大概，对相关问题作出相对准确评判。因经费、师资等因素制约，各校史学系的发展并不均衡，北大、清华、辅仁、燕京、武汉、中山、中央等校史学系，持续长久，发展稳定，最具代表性。1920年代朱希祖主政北大史学系，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将历史课程分为基本科学、辅助科学、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外国语六大系统，“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行，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故本集对上述各校史学系文献收录较多，以见主流趋向。其余各校，则因篇幅之限，择录一二。
第二，系况。各大学史学系概况，时人屡有论述见诸报章，著者多为主持系务者、任课教员或毕业生，内容涉及该系建制沿革、师资学生、课程等方面，对于了解其历史与现状皆有裨益。本集所录除专文外，主要摘自科系简况、文学院简介，原无单独标题，为标识其所在校系，编者多据原题和内容拟定新题，并于文末注明原题。
第三，课程标准。大学史学系课程标准的规划与讨论，属于制度建设方面。1920年代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初期，课程一般由学校依照既有师资安排，并无一定标准。1924年《国立大学条例》要求各科系及大学院设立教授会规划学程。史学系自主设置课程，在促进自由发展的同时，也因缺乏标准而产生漫无准绳、多变等弊端，颇为识者所忧。郑师许即言：“现时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的分歧，从好的一方面说，是自由发展，各有专长；从坏的一方面说，是漫无目的，不合实际。”
有鉴于此，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大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编订大学各学院各学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藉为各大学将来实施之根据。考虑到事关重大，非集全国各科专家，协同拟定，难期完善，教育部“先行函请各学院各学系专家一人，起草该系志课程及设备标准，尽于一月内将草案汇集整理，第二步再请各学系之专家多人，集会讨论，俾臻完善。”历史系课程标准由蒋廷黻、朱希祖、张其昀、雷海宗、徐则陵负责拟定、审查与修订，朱希祖兼任历史学系科目表草案起草人。由于时局动荡，尤其受抗战的影响，直至1938年教育部方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拟定《大学文理法三学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试行一年后，正式颁行《大学科目表》，规定必修科目全国一律，选修科目可参照实际需要，酌量损益。1944年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检讨修订各系科目，并致函各校及全国专家征求意见。次年教育部致电各校催报研讨意见，文云：“现抗战胜利，复员伊始，大学科目表亟待修订颁行。该校/院对于现行大学科目表之意见，仍未呈送到部，特再电催，仰于文到后，迅即呈报，勿再延迟为要。”按照部定原则，修正大学科目表以“注重基本训练”、“集中科目”、“减少必修学分”三项原则为准绳。在各方意见反馈后，教育部作初步修正，并以各院系课程为单位，召开审查会议，逐一缜密讨论，妥慎决定，1948年完成修正工作。
《大学科目表》及修正意见对于史学系科目、规定学分、设置年限及学期要求，皆有具体规定。颁定之后，各校遵照部颁标准，组织修订课程。部定标准对于规范史学系课程结构起到积极作用，在历史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中意义深远。本集收录部定科目表中史学系课程标准，以及朱希祖、杨家骆、蔡尚思、谢澄平、李思纯等改革意见，以反映史学界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建设之诉求。吕思勉、沈有鼎、吴景超、缪凤林、郑师许、雷海宗等对于史学系课程的商榷文章，亦择要收录。
以上三类文献，种类庞杂，格式不一。若按原本汇辑，读者难以区别浏览。为此，编者在尊重原本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方面作必要的技术性处理：（一）排序原则。依类区分，按篇名拼音，参照时间先后排列；（二）格式编排。原本竖排繁体者，调整为横排简体；双行夹注者，改为单行夹注；课程学程酌加序号表格；（三）文字校勘。原文明显错讹处，径行订正；原文污损模糊而无法辨识者，以方框“□”表示；（四）酌拟篇名。原本篇名信息不全、含混不清者，依原名及子目拟定篇名，注明年份，于文末标原篇名；（五）内容删减。对于与主题关涉不大的内容，斟酌删减。如各大学或学院的外国语、体育、党义等公共课程，以及史地学系、历史社会系等合组科系之地理学、社会学课程。
现代大学史学系文献，得其一二不难，求全则不易，故对同行多所借力。同事李孝迁教授，于此涉猎较早，见识亦广，于本集编成居功甚伟。北大尚小明教授，于此关注最多，著述颇丰，编者对尚著颇多参考。于此说明，并致谢忱。在整理期间，编者曾赴各地翻检图书期刊及相关数据库，然囿于目力及学识，本集所揭实为冰山一角。此次不揣谫陋，选辑编校，旨在为读者展示现代大学史学系面貌之大概，期冀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进一步开拓相关资源，深化专题讨论，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

1947年春天,杰里科（Jericho）附近山洞的隐藏古卷，即最古老的犹太文献手稿，今天被称作《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的偶然发现,导致了本世纪最惊人的发现之一。1948—1956年间，11个藏有手稿的洞穴（被标示为1—11号洞），又在死海西岸的北部角落，即被称为库兰（Khirbet Qumran）的附近发现，从这些洞穴又发掘出大量的《旧约圣经》古卷和其它文献的手抄本

前言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首次在庆陵发现契丹文字哀册以来，迄今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已多达30余种，契丹大字石刻也有10余种。契丹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古文字中最难破译的文字之一，除了这种文字先天存在的问题之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缺乏活的语言资料。契丹自公元14世纪以后就不再以单一的民族形态而存在，它的语言早已消亡，今天的契丹语文学家在解读契丹文字时往往不得不借助于阿尔泰语系中的某些亲属语言，如达斡尔语、蒙古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恩格尔语）甚至满语等等，但大量的解读实践告诉我们，契丹语是一种独立的语言，在它与上述诸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
其二是缺乏对译的文字资料。虽然辽代墓葬中同时出土契丹小字（或大字）墓志与汉文墓志的情况并不少见，如《道宗哀册》、《兴宗哀册》、《仁懿哀册》、《宣懿哀册》、《皇太叔祖哀册》、《耶律仁先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耶律宗教墓志》、《宋魏国妃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萧袍鲁墓志》、《耶律习涅墓志》等等，但其内容都是各自独立的，迄今发现的契丹大、小字石刻，除了一个不足百字的《郎君行记》外，其它都不是与汉文对译的。
其三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工具书。我们知道，不少民族古文字都有古人留下的工具书可供利用，如西夏文、女真字、回鹘文等，这些文字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世的工具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女真字，虽然女真字的出土资料非常有限，但由于有明人留下的《女真译语》可资参考，因此民族语文学界对女真字的解读就远比契丹字要深入得多。宋人著有《辨鴂录》、《夷语录》、《北虏方言》等三种记录契丹语言资料的书籍，对解读契丹文字想必是非常有用的，可惜的是这几种书都未能留存至今。[1]
契丹小字研究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但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中外学者并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直至7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凤翥、于宝林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清格尔泰、陈乃雄、邢复礼等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才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第一次找到了破译这种死文字的有效手段。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契丹文字研究一直长盛不衰，尽管目前距离契丹大小字的彻底解读仍很遥远，但无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契丹语文学早已成为阿尔泰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契丹大小字石刻也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民族历史资料。然而直至今日，国内外的辽金史研究者还大都不能掌握和利用契丹文字的石刻资料。究其故，大抵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是因为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至今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二则是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够检索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工具书，对于不谙契丹文字的历史学家来说，若想利用契丹文字石刻资料，哪怕是民族语文学家现成的研究成果，都常常会感到无从措手，这也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实际困难。
《契丹小字词汇索引》的编纂，主要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我们希望通过对目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以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出一部内容完备且便于检索的工具书，一方面将有助于改善民族语文学家解读契丹文字的困难局面，另一方面也将为历史学家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提供一座津梁。
作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集体研究成果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不仅创造出一种切实有效的解读方法，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契丹小字字形和原字字形的规范是解读这种文字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所有石刻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整理，据此厘定原字378个和契丹小字词汇4167个，并对全部原字和契丹小字词汇编制了索引。[2]这些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编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本书的特点及其学术价值可以归纳如下：第一，这是一部完整收录了目前已有契丹小字资料的工具书。1985年出版的《契丹小字研究》一书，共收入9种80年代以前出土的契丹小字石刻资料，而本书所收录的契丹小字石刻总计为33种，另外还有其它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16件。每个词汇均列出其所有出处，以便于使用者查阅。第二，可以通过该书检索参考词义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契丹小字研究》虽然也编制了9种契丹小字石刻的词汇索引，但却没有参考词义一项内容。
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之上，将已有的解读结论及其出处逐一列在相关词条之下，不但为契丹语文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它由此解决了历史学家无法利用契丹文字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问题。第三，该书纠正了前人在契丹小字字形规范方面存在的若干错误。根据学界今天对契丹小字的认识水平，我们可以发现《契丹小字研究》的若干讹误：a）误将一词拆为二词，如第286、481页误将《许王墓志》第20行术不姑）一词分为、二词，又将误为；b）误将两词合为一词，如第338页误将《兴宗哀册》第3行 （庆陵之）录为；c）字形摹写讹误，如第263页误将《萧仲恭墓志》第2行（女真）一词摹为，等等。本书的编纂工作始于2003年，因工作量繁剧，迁延多年方始完稿。十年来，先后有我的多位学生参与了本书的编纂工作，每人分头负责编纂若干个墓志的索引，由我和康鹏博士总其成。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耶律弘用墓志》、《皇太叔祖哀册》、《宋魏国妃墓志》、《室鲁太师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负责所有契丹小字资料校核拓本的工作，并根据校核结果修订录文。陈晓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耶律副署墓志》、《梁国王墓志》、《萧大山与永清公主墓志》、《尚食局使萧公墓志》；同时承担部分学术史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汇纂参考词义。高宇（吉林省委办公厅）：《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涿州刺史墓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耶律糺里墓志》。曹流（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耶律慈特墓志》、《耶律智先墓志》、《萧图古辞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部分）。王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耶律宗教墓志》、《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耶律迪烈墓志》。尤李（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耶律（韩）迪烈墓志》、《耶律奴墓志》、《韩高十墓志》。乐日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萧特每夫人韩氏墓志》。毛利英介（京都大学文学部助理教授）：《耶律仁先墓志》（部分）。
本书的编纂工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资助，并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鼎力支持，谨致谢忱。
刘浦江2012年岁杪，于京西大有庄。
[1]参见刘浦江：《从〈辽史·国语解〉到〈钦定辽史语解〉——契丹语言资料的源流》，《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
[2]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西域水道记》是清代学者徐松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名作。该书的“外二种”指的是《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三种著作体裁各异，对象相同，内容上有着有机的联系。《西域水道记》记载西域各条河流发源、流域、所入湖泊等详细地理资料。记载范围包括今嘉峪关以西直至巴尔咯什湖以东以南广大西北地区。仿《水经注》体例，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流域内的政区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名胜古迹、重要史实、民族变迁等都有详细的考证。与《西域水道记》同时，徐松进行了《汉书西域传补注》的撰述，考订古代地名沿革，以今证古，与《西域水道记》注重当代地理互有分工，二书在相关内容下往往注有“互见”字样。《新疆赋》记叙乾隆以来平定西域，开疆辟土的功绩，也对新疆南北二路的山川地理作了提纲挈领的描述。该书的整理者朱玉麒先生学养颇深，再加上工作认真，这一版本应该是可以信赖的。

Urbanization was central to developm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et its impact is heatedly debated, although scholars agree that it triggered neither Weberian urban autonomy nor Habermasian civil society. This book argues that this conceptual impasse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eemingly continuous urban expansion was in fact punctuated by a wide variety of “dynastic urbanisms.” Historians should, the author contends, view urbanization not as an automatic by-product of commercial forces but as a process shaped by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cultural trends in each dynasty.
This characteristic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Ming. As the empire grew increasingly urbanized, the gap between the early Ming valorization of the rural and late Ming reality infringed upon the livelihood and identity of urban residents. This contradiction went almost unremarked in court forums and discussions among elites, leaving its resolution to local initiatives and negotiations. Using Nanjing—a metropolis along the Yangzi River and onetime capital of the Ming—as a central case,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prompted by this unique form of urban-rural contradiction, the actions and creations of urban residents transformed the city on multiple levels: as an urban community, as a metropolitan region, as an imagined space, and, finally, as a discursive subject.

本论文集为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汇报研究项目《古代维吾尔诗歌的语文学研究》的研究成果，为潜心研究20世纪初开始在吐鲁番、敦煌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各种语言文字文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平台，探讨写本中反映的语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及文化学等方面的热门论题。本论文集作者即为参会的数十名学界著名的中外学者。按照研究专题，论文集分为吐火罗语研究、伊朗语研究、汉文文献研究、回鹘文研究、考古与宗教研究、近代西域与中亚研究等六个部分。

这部著作由梵网经、沙门果经、阿摩昼经、种德经等三十四部经书组成，较为完整、系统地体现了印度早期佛教经典的风貌。此书整合中、泰两国佛学研究界的力量，力求通过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复原早期印度佛教经典中所体现的哲学与宗教观念。书中附有大量的梵文佛教专有名词，方便研究者核查词汇、对照研究。

佉卢文书在我国境内的出土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古代印欧语诸族的迁徙和分布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说明古代塔里木盆地绿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实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书以佉卢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文书的年代、形式和内容重新做出细致的分类，找出其间的联系，与不同地点出土文书进行比较，从而勾勒出尼雅绿洲的社会生活实况，包括政治和法律体制、赋税、账籍、契约、宗教、历法、家庭和婚姻，乃至度量衡之类。本书把考古和文献研究相结合，材料丰富，推理严谨，不失为尼雅佉卢文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是法显参访印度之旅行纪实。法显于公元399年出发，前往印度求法旅行，经西域之南道，进入印度西北面；一方面历访中印度各地之塔寺，一方面巡拜佛迹、学习、抄写经、律、论诸圣典；最后经由海路先到锡兰岛，于公元412年返回中国，他将在印度所闻记述下成为本书。本书对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等都有所述及，是五世纪初叶以来印度和西域之佛教文化宝贵资料，是佛教僧侣往印度现存旅行记中最古老之旅行纪实，对研究五世纪初的亚洲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涅磐和弥勒的图像学》接受了先行者各种研究的刺激和启迪，以涅槃和弥勒图像为基轴，试图运用图像解释学的方法，探索佛教美术从印度到中亚的传播及变化。涅槃和弥勒，乍一看两种意义不同的主题相组合也许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但以这两者为基轴是有原因的。因为生死——涅槃的问题是佛教的中心思想，涅檗和弥勒的图像与此关系深厚。以佛教的根本概念涅槃为基础，以与其相关的“死”与“生(再生)”相联系的图像为主题，从结构上窥探佛教美术横跨印度、中亚的传播和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

“西域”一称，在中国古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国境内葱岭以东地区，即今 新疆一带。广义的西域，则涵盖了通过狭义西域所能 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以至欧洲 和非洲北部。西域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连接东 亚和整个欧亚大陆，对于其历史、文化、语言等的研 究是与丝路研究和古代中外交通研究紧密相连的。徐 文堪编写的《现代学术精品精读（西域研究卷上下） 》兼顾广义和狭义的西域，收录中外著名学者撰写的 相关论文共35篇，反映了在西域研究领域目前所能达 到的国际学术水平，为读者进一步深入西域研究提供 线索。

古代语言的构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要掌握其系统和组合结构，就只有依靠它的文字和文献。张铁山的著作根据残存的古代文献，研究古代回鹘语的语音系统、词汇构成和语法结构，还讨论到古代回鹘语有没有元音e，存在不存在长元音音位，这些都是饶有趣味又是难度很大的问题。首先是文字和文献的释读有难度，其次是语音和词形变化的考证有难度，第三是词汇构成的分析有难度。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存在很多难点和疑点。

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为世界突厥语民族和维吾尔族古代重要文献之一。原写本大约成书于公元8-9世纪，性质为佛教原始剧本或说唱文学脚本，共由二十七幕（品）组成（哈密本现存二十幕/品）。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剧本。上世纪初德国考古队曾在吐鲁番地区发现若干残卷。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哈密地区发现了比较完整的本子（约300叶600面）。
《弥勒会见记》内容为关于佛教未来佛弥勒（回鹘文作 Maitri，梵文为 Maitreya）的事迹。佛教中关于未来佛弥勒的传说，似应来自伊朗（特别是摩尼教）的影响，具体说他可能和古代伊朗有关救世主或摩尼教关于光明使者重返世上的观念有关。
《弥勒会见记》似为一种古代戏剧形式，因为它的古代焉耆语本本身就叫做“戏剧”。回鹘文本每章（品）前都表明故事发生的场地，章末有概括其内容的章名，共由28章组成，即由一章“序”和27章正文组成。

《贵霜史研究》是集作者余太山二十余年研究心血而成，范围囊括贵霜帝国的渊源、创国、兴盛和没落等几个历史阶段。众所周知，贵霜帝国史料非常稀少，在如此稀少的史料中，作者能够形成对贵霜帝国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尽显其史学功底之深厚。尽管贵霜史的真相依旧朦朦胧胧，但贵霜史涉及面广，贵霜史研究拓展了中亚古代史研究的领域，贵霜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贵霜史本身，更在贵霜史之外。

本书以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为切入点，系统解析了当今美国的多重矛盾冲突，展示了一部中文世界从未讲述过的近六十年美国史。书中对英文文献的广泛征引和细致梳理，得以让读者超越碎片化认知，真正读懂美国。
美国政治波谲云诡表象的背后，是多种社会力量犹如地壳运动般的消长演化，终于以一场史无前例的总统大选而彻底引爆。无论是特朗普对共和党主流的成功造反，还是桑德斯对民主党精英的强势逼宫，都宣告了美国社会前所未有的裂变。而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巅峰对决，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关键的“决断时刻”之一。本书梳理历史脉络，洞察政经玄机，道破总统大选，读懂美国。

1.作者踏遍全球，回顾历史，探讨创造型天才涌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思考如何在家中创造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韦纳用比尔·布莱森式的风格搜索全球孵化天才之地，聚焦雅典、杭州、佛罗伦萨、爱丁堡、加尔各答、维也纳、硅谷七座城市，揭示使他们成为文化、政治、技术的中心的原因。同时也探索文化如何激发创新，也为如何挖掘自己的创新精神提供了实用性建议，挖掘了硅谷高科技的秘密、讨论了复制马云式企业家的秘诀……
2.《天才地理学》一上市即被评选为亚马逊春季好书、纽约时报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史蒂夫·乔布斯》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也对本书高度赞扬。同时期在国内也有多家媒体（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科学报、金融时报中文版、以色列时报中文版等等）对本书进行报道与撰写书评。作者的语言诙谐幽默，有极强的代入感，让人身临其境。另外本书还附有根据内容创作的插图，插画师SLOWORK倾情创作。
3.韦纳在书中于马云的对话中探寻东西方创新思想的区别，认为中国和印度重视古老的真理以及在创新上的再发现，这与西方强调新颖的观念有着鲜明对比。同时也探讨了阻碍中国人创新精神的各种因素，引人深思。
畅销书作家埃里克·韦纳不是天才，变成爱因斯坦一样智商的人是不可能了，不过他的女儿可能还有机会。因此，他踏遍全球七座文化名城，研究历史上创造型天才涌现的时间和地点，进而思考如何在家中创造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将旅行游记、人物传记、历史与社会学的思考合为一体，一路上有很多发现：为何混乱的环境有利于天才涌现（贝多芬是个十足的懒虫），为何行走有利于思考（即使是在跑步机上），为何牡蛎对于启蒙运动至关重要，为何没有瘟疫爆发文艺复兴可能不会发生？…… 天才不仅仅是基因或勤奋与否的问题，孕育天才关键在于文化。这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大众责任，正如文中所述“村落抚养孩子，城市培养天才。”

本书以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等出土胡汉文字资料為经，传世史籍与佛教典籍為纬，从多方面分析六至八世紀龟茲的历史特征，其研讨重点在于佛教的实践与地方化现象。除了概观吐火罗语世俗文献的出土与收藏情况，并介绍近年国外吐火罗语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进展，书中更引述不少海外所藏吐火罗B语(即龟兹语)世俗文书残片的录文与翻译作为论证根据，其中多件文书首次在国内学界发表。与此同时，本书也结合了一部份古代龟兹地区境内现存石窟题记的最新调查成果。

《韩国纪行：无穷花盛开的锦绣江山》采用平面空间布局，将韩国全域划分为首尔（首都）、京畿（首都圈）、湖西（忠清南北道）、公州、扶余（百济故都）、关东（江原道）、湖南（全罗南北道）、闲丽水道（海上古战场）、岭南（庆尚南北道）、庆州（新罗故都）、釜山、济州岛等十二块区域，详细深入地介绍其代表性景点，以及各种文化遗迹和历史传说。本书所有介绍均基于作者的实地探访，以及汉韩日英各语种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