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改良的体貌系统与时间副词的类别、量化义时间副词、界变义时间副词等。

《汉代文字编》是学术界第一部涵盖出土汉代简帛、漆器、铜器、陶器、封泥及碑刻墓志等不同载体文字的文字编。
该字编选录“一般铜器”、“铜印”、“铜镜”、“钱币”、“简帛”、“碑刻”、“陶文”、“漆器”、“封泥”等九种出土汉代文字材料中的字形，每个字头下所收字形按以上九种简称及顺序分类排列，选字力求穷尽收录两汉不同时期的各种不同载体的出土文献文字，兼顾各种不同形体及不同的书写形态，以呈现每字正体及其各类异写。
《汉代文字编》所收字形，可见两汉时期小篆、部分战国文字（主要是秦系文字）仍在使用，六国文字对汉代文字的潜在作用，继承秦文字，又吸收六国文字的诸多因素；字形繁简杂用，时繁时简；通假字众多，古今字并存，讹误字频现，偏旁类化等两汉文字的独特风貌。
《汉代文字编》字头排列以《说文》为序，每部内先列见于《说文》者，《说文》所无而见于后世字书者继列于后，最后列不见于字书而可以隶定者。字编除正文外，后附“器名、編號及出處索引表”“参考文献”，以及笔画检字表、拼音检字表。
《汉代文字编》可以帮助相关学者正确释读汉代出土文献文字，为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更有效地研究、使用两汉出土文献提供基础性帮助。也可为文物学界鉴别两汉出土文献提供字形依据。

《汉字学新论》之“新”，主要在于区分了汉字学的“三个平面”，从汉字的“形体、结构、职能”三个维度建立汉字学系统，将汉字学的各种具体问题放到相应的系统中分别讨论，从而避免不同质问题的纠缠不清。《汉字学新论》之“新”，还在于既有发展的眼光又具辩证的思维，既能看到不同时代、不同材料的各种不同现象，又能用统一的理论和方法把它们串联沟通，从而避免支离破碎和顾此失彼。例如对史前文字的论述和史后文字的论述、对形体来源的分析和形体结构的分析、对构形关系的描写和字用关系的描写、对汉字演变的本体阐释和文化阐释，等等，相互之间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整体。另外，笔者曾经提出汉字学应该建立一个分支学科，叫“汉字语用学”，受这种思想影响，《汉字学新论》特别重视汉字的语用职能，几乎在每个问题的论述中，都会有职能系统的独立分析，这也应该算是不同于常见汉字学书籍的一个特色吧。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多方追溯汉字演化的轨迹，并与腓尼基字母、苏美尔线形文等古文字作比较，从全新角度探索汉字起源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历来的“书同文”政策使语、文分离，文字不随语言而变化，而且汉字结合书、画艺术与文学上的形文、形声的高度美，造成汉字这一枝大树卓然兀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文字、文学、书法艺术的连锁关系构成汉文化的最大特色。作者还揭示了汉字未形成初期陶器上的大量线形符号反映了古代闪族人使用字母并尝试采择陶上符号以代替借用契形文的雏型字母之特殊观象，从而提出了字母出自古陶文的“字母学假说”。作者更指出不使用字母是中国古代就做出的明智选择。《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不向香港、澳门及国外地区发行。
作为“业精六学，水备九能”的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大师，饶宗颐先生被论者称为“无愧于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之荣冕。因其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既具有中国傅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又旁通西方治学门径，故而在被称为世界显学的甲骨学、敦煌举、简牍学，以及中外交通史方面都有独创性的贡献，尤以古代文字学研前独深。《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为其数十年研究积累之成果。

甲骨文字是商后期（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用龟甲曾骨进行占卜和词的文字，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
本书为《汉字构形史丛书》的一种，对甲骨文构形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本课题研究的工作程序分为提取字样、字样整理、字形拆分与归纳、构形分析和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特点分析等几个步骤。
本课题提取字样以徐中舒《甲骨文字典》为主，同时复核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等予以补充和修正。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主要内容：汉文佛经以其较强的口语性而受到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视，利用它，可以作如下几方面的研究：1. 研究汉语语音。汉译佛经中有大量梵汉对音材料，而这些对音材料正是当时语音的较客观的记录，比较接近口语，利用它来研究当时的语音，应该更接近语音实际。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国内学者有俞敏、刘广和、尉迟治平、利瓦伊琦、施向东、张福平、储泰松诸先生。由于受梵文语言系统的限制，这种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梵文齿音只有一套，而汉语有三套，用梵文的一套齿音分别对应汉语的三套齿音，就难以反映语音实际了。故利用对音材料要注意所对译语言的语音系统性。
2. 研究汉语口语词汇。翻译过来的佛经是要对百姓宣讲的，为达此目的，翻译者要尽可能使用当时人们的口语，而尽可能避免使用文言。这就为后来的语言研究者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当时口语材料。利用这批材料研究当时的口语，成了汉语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取得较大成绩的国内学者有朱庆之、利瓦伊琦等先生。朱庆之重宏观研究和框架构建，同时也有较精当的微观考释，所谓微观、宏观相结合者也。利瓦伊琦则重“字面普通而义别”的微观考释，多有创获。此外，蒋礼鸿、郭在胎、项楚、江蓝生、方一新诸家的研究中，也大量使用过汉译佛经的材料，也多有成就，但不是对汉译佛经的专门研究，故不在此列。新词新义的研究，利瓦伊琦的成就堪为榜首，但常用词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3. 研究汉语语法。汉译佛典的口语性，既为词汇研究提供了材料，也为语法研究提供了材料。语法的变化，在正统的文言文里比较缓慢。
4. 研究汉语俗字。汉文佛典中有大量俗字，为汉语俗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的国内学者有潘重规、张涌泉、郑贤章等。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稿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现代汉语中动词和名次的互相转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角度跟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有根本的区别，从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去审视传统语言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有了新的更贴近语言事实的看法。对描写出来的语言现象进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动名转化的文章的不同之处。

本书对古代玺印从时代、形制分类、文字释读、国别隶属等及其与篆刻艺术形成、发展之关系详作论证，并对二十世纪的古玺研究作了历史回顾。考释有力，颇多创见，深入浅出，资料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内容简介：收在这本小册子里一共28篇文章，是我历年来从事汉语历史语法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有些篇什曾收入我的《坚果集——汉台语锥指》，因为那本小册子是十余年前出版的，早已绝版，坊间不易购得，也因为这本小册子取名《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所以就收进来了。
汉语历史语法有两层含义，其一相当于英文的historicalgrammar，指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法；其二相当于英文的diachronic grammar，指的是汉语语法的历史沿流。相应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上也有两种，一种是取共时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上任一时期的语法现象进行描写或解释；另一种是取历时的研究方法，针对语法演变的个案或者语法系统的演变进行描写和解释。这两种研究取向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相互依赖的，不可偏废。我本人所从事的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主要倾向于后者，但是早期所做的一些研究工作则比较集中于前者，这从收入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两周金文动词的主题分类及全面研究。具有初创性，以往针对两周金文的动词研究主要集中于疑难词语和铭文特定词语的考释，虽成果较多，但大多为分散的个体动词或专类动词研究，全面而系统的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尚未见到，故本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第二部分，两周金文动词词义研究。是上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系统的建构和研究，为系统的上古汉语词汇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部分，两周金文动词的词义类聚。两周金文动词数量众多，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可以全面地折射两周时期的社会生活内容。在传世的两周特别是西周文献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两周金文动词的词义内容也就成为探讨两周时期社会生活状况、社会文化信息的重要方面。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对现代汉语反问句的语音特征、句法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全面的描写。在此基础上，依托会话含义和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沦、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以及逻辑学中的推理，提出使用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构建反问句产生模式假设，然后用语言事实验证假设，再用这个模式对反问句句法、语义、语用等问题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穷尽地归纳了反问句特有格式37种，提出反问句特有的语调类型：特高调和高降调。系统总结了反问句的重音模式：特指型反问句中，“什么”、“怎么”、“哪”、“哪儿”等疑问词往往不带重音，如果带重音，那么往往带对比重音；反问句中往往有某个成分带有对比重音；反问句中如果没有对比项，那么句中的一些动词前的副词等修饰成分和情态动词经常带有对比重音；“有”“是”“这”“那”等成分在反问句中经常带对比重音。

本書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5年12月12—13日在復旦大學舉辦的學術會議“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的結集。本書收入来自中國、日本、美國等地學者提交的學術論文計44篇，内容圍繞會議主題“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展開，并涉及甲骨文、金文、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等多個方面的研究。

陈永生所著的《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站在文字史、比较文字学及普通文字学的高度上，从多个角度研究埃及文字的文字特征，是一件填补空白的事。
对埃及圣书文字的性格与性质的归纳，得出了较多有意义的结论。由于世界文字的共性，以前我们的理解，似乎埃及文与汉字除了形体之外，可说是大致相同。而永生此书，在“求同”的同时，发现了圣书文字与汉字的“异”的一面。这一工作及其成果显然是埃及文字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一步。
对汉字研究的视角的开拓有新的启发。此书把埃及圣书文字与汉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以汉字的特征映衬出埃及文的特征的同时，汉字的一些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视的特征也随之展现出来。所以，该书对促进汉字乃至其他古文字系统的深入研究，也有着很好的示例作用。

《文字学教程》是中文系文字学教材，体系完备、材料新颖、注重对比、结论中肯。

摹录了目前所见到的几乎全部甲骨字形，总计46635文。字形据拓片原大精确摹写，依自然分类法归类，标注出处及所属时代。书末设置了四种检索法，可以作为常备工具书。李学勤先生认为此书代表了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水平。

自序
《新金文編》即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這是一部專門收載商、周（至戰國末）兩代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這些古漢字因為都是以鑄刻方式施之於鼎彝的，所以給這些古漢字起名字的漢宋人根據了這一特點將其呼為“彝器款識”，成為這類古漢字最早的稱呼。由於勒銘的青銅器多是鐘鼎，人們又呼其為“鐘鼎文”。又由於青銅器是以青銅鑄就，古稱青銅為吉金，所以又稱之為“吉金文”，省稱為“金文”。
在金文研究過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識字。因此纂集收釋金文形體的字編對於推動金文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識字上的指導，另一方面可為進一步研究提供系統的字形資料。
這項工作在宋代金石學興起時，就有學者開始做了，北宋呂大臨的《考古圖釋文》就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金文字編。清末金石學大發展，吳大澂編纂《說文古籀補》，收釋金文單字相當豐富，在金文識讀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部字編為補古籀而作，兼錄石鼓、古陶、古璽等載體上的古漢字，並不是一部專門性質的金文字編，對金文異體的收錄十分有限，而異體又恰恰是金文研究最為重要的資料，因此《說文古籀補》儘管在當時識字水平很高，卻無法滿足金文研究日益發展的需要。
1925年，容庚先生纂成專門收釋金文形體的字編《金文編》，《金文編》字形一律採用摹寫方式，按《說文》部次編排，字頭之下廣錄異體，成為金文形體的淵海。其后隨著時代發展，這部字編分別在一九三九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五年三次修訂增补，使這部字編儘管經历六十年，一直能以摹錄之精、形體之富、識字之專業而成為古文字學、考古學等諸多研究領域最具权威性的金文工具書。
自一九八五年至今，又是二十五年過去。這部字編沒能再加修訂增補。而這二十五年，古文字材料甲骨方面有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土、簡帛方面有九店楚簡、江陵楚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睡虎地秦簡等出土與發現，其中郭店簡、上博簡中的資料不少有傳世文本或傳世相關資料與之比照。銅器方面，據劉雨、盧岩《近出金文集錄》、鍾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劉雨、嚴志斌《近出金文集錄二編》等書著錄，一九八五年後至二〇〇七年間新出器銘多達二千餘，二〇〇七年後陸續又有不少重要器銘公佈，時代涵蓋由商到戰國。總覽上述這些新出資料，在古文字學、考古學研究上價值重大的形體甚夥。舉幾個例子，四祀𠨘其卣銘的真偽学界至今存在爭议，铭中的“𠨘其”是否为人名、是否有其人，大家意见也不统一，1991年陕西岐山出土铜斝有“亚𠨘其”三字，其中“𠨘”字写作“”，與四祀必其卣銘中的“𠨘”（作）構形全同，說明“𠨘其”其人確有（參見劉雨《近出金文集錄·前言》），卣銘不偽於此當得確證。又如，在公佈的殷墟新出器銘中有一“”字，左从“”，與西周九年衛鼎“顏”字所从的“”全同，顏字所从的“”，根據楚簡所見“面”字形體資料，結合“顏”字字義，學者論定就是“面”字，現已為學界共識。而“”既與“”構形全同，則其亦為“面”字無疑。得此“面”字，則“面”字的源頭便可追索到商代金文，過去研究甲骨文的學者曾將甲骨文中的“”釋為面，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有“”字，學者考證它才是商代真正的面字，而此“”與“”構形亦全同，可為“”為面字的一個重要證據，亦進一步證明“”決不是“面”字。“面”字在商代甲骨、銅器上皆有發現，亦說明它在當時是一個常用字，同時也表明“面”是商代的一個常用詞，“面”由商代的“”、“”經歷西周的“”再到戰國的“”，最後結體為小篆的“”，形體一脈相承，皆以“”為指事符號，置於“”“”、“”（𦣻）前，示顏面之所在，是一個指事字。又如疾病的“疾”字，《說文》小篆从疒，矢聲。以前能看到這種構形的“疾”字最早在出土的春秋時期侯馬盟書中，形體發展缺了西周長長的一環，有的学者因此認為“疾”字由“疒”變為“疾”是見於甲骨文中那種矢著腋下的疾字發展到西周晚期的疾字（毛公鼎）後，和表示疾病義的“”（甲骨文）合流而成，新見材料表明“疾”這種形體在西周早期或中期的否弔卣銘中便已經存在，寫作“”，春秋金文所見寫作“”，戰國寫作“”，形體一脈相承，由殷墟甲骨文的“疒”發展到“疾”始自西周早或中期，沒有漫長的缺環，而西周晚期从大从矢的疾字還在使用，說明“疾”這種形體和無關，《說文》分析“疾”字从矢聲是正確的。等等。在文字考釋方面，突破也相當大，由於新出的一些楚簡文字資料有傳世典籍相參照，旁及同期金文、上溯商周金文，遂使一些長期沒能釋出的金文疑難字得以釋出，長期被誤釋的字得以糾正。如鄂君啟節中的“”，處在銘中關鍵位置上，由於找不到形體方面的可信證據，無法確切釋出，郭店簡出土和上博簡面世，悟知原來就是“就”的古文，遂使這個長期未能确釋的疑難形體得到確釋。又如商代金文中有、等形體，可以分析為从彳从步，也可以分析為从辵从止，以往的考釋者多作从辵从止分析，釋為徙，可是楚簡文字資料揭示“徙”字寫作、，从辵，从徙字古文（《說文》从“米”乃訛體），睡虎地秦簡所見作、，从辵从“少”，“少”顯然是徙字古文省，小篆从“止”，學者指出乃是“少”形之訛，證明以往釋、為徙是錯誤的，實乃步字繁文，在目前所見出土先秦古文字材料中，并沒有从辵从止的“徙”。等等。類似的研究成果還可以舉出許多，將金文的釋字水平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然而由於《金文編》滯後多達四分之一世紀，新資料，新的研究成果無法體現，限於時代科技水平，字形採用摹寫方式，再謹慎，也難免有失真之處，而且人們看著摹本，終覺不是真經，使用起來常常要去查對原拓，費時費力，等等，因此廣納新資料、吸收新成果，運用新手段，編纂一部《新金文編》，成為學界熱盼。
我在1996年曾出版一本名叫《金文編校補》的書，其後也主要以研究金文為業，由於這樣的一些原因，對金文資料、研究成果比較熟悉。學會操作計算機後，曾萌生利用計算機神奇的檢尋製作技術編一部給自己教學科研用的《金文編》的願望。於是我就利用工作之暇搜集、掃描資料、以字頭立文件夾，用駑馬十駕相督責，不間斷地將鍵盤敲打下去，四五年過去，積之已多，試著使用，非常便利。點擊搜尋，瞬間即得，這更鼓勵我繼續不間斷地做下去。
2006年暑期來臨，編纂《說文解字研究文獻集成》古代卷告竣後，我向責任編輯王炘先生談起電腦上的這部孕育有年的書稿，講述了它的價值。王炘聽了之後非常高興，他立即約我以其為基礎，為作家出版社編纂一部《新金文編》以饗學界，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
接著，我和王炘先生討論了將要貢獻給學界的這部書的特色。認為其特色就應該是個“新”。
爲了能實現這一特色，不辜負出版社的熱望，我確定了以下目標和原則作為編纂指導：
一、要編出一部所收字形絕對客觀的字編。為此，字形一律運用計算機剪貼拓片（無拓片者剪貼流傳下來的摹本），不作對筆劃可能發生影響的描摹處理，不清者照錄，盡可能地附摹本以供使用者參考，摒棄由編纂者摹寫的舊辦法。
二、要編出一部方便科研的字編。為此，字形一律按時代排列，每個字形均標注器名、時代、著錄，讓使用者所需基本信息齊備。
三、要編出一部新出材料囊括無遺、異體資料極為豐富的字編。為此，字形選擇既要充分照顧從前的具有典型意義的材料，又要特別注意收錄近年來新發現的有價值的字形材料。新發現的材料收錄下限要盡可能地下延。
四、要編出一部釋字與時代研究水平相應的字編。為此，要廣泛搜求1985年后考釋成果，凡可從者一律遵從，絕不囿於門戶。
於是就把“家珍”抖鋪開來，照上述原則重新組合，刪繁去重，刊蕪存菁，查缺補漏。
這一年，我來到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中與應用中心，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人氣和諧，科研時間充足，我在這裡主持教育部重大課題“近十年來出土古文字集釋電子資源庫”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古文字詁林》補編”，而《新金文編》要將1985年以後二十馀年間新出的金文形體加以整理收釋，和兩個課題相合，遂納入課題，作為中期成果加以運作，到2010年夏，編纂告竣。
雖然，亦絕不敢沾沾自喜，更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準依字書的性質及編纂成例，編纂中曾廣泛參考汲取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所以我在這裏謹向前賢時彥致以崇高敬意。
最後，我還要特別感謝責任編輯王炘先生以及翟婧婧女士。他们為本書出版，策劃方方面面，沒有他们的督責和孜孜奉獻，這部書的問世將不可能，因此在小序結尾，我要向王炘先生、翟婧婧女士表達我的永恆謝意。
董蓮池
2010年夏識於滬上
卷首說明
一、本書是專門收錄商周（至戰國末）期間鑄刻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的字編，青銅器上的古漢字，學者習慣上稱為金文，本書因之。
二、本書為方便尋檢，遵依《說文》部次，始一終亥。
三、本書收錄之金文字形，一律從拓片上剪切，並標注拓片來源，不清者附以摹本以供參考。如無拓片僅有摹本傳世者則剪切摹本，亦標注摹本來源。拓片或摹本之選擇，著眼清晰，不專主一書。
四、本書每字頭下所收金文形體，均於其下標注所出器。除極個別者外，均按時代先後排列，順序為：商、商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西周早期或中期、西周中期、西周中期或晚期、西周晚期、西周、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春秋早期或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或晚期、春秋晚期、春秋、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戰國早期或中期、戰國中期、戰國中期或晚期、戰國晚期、戰國。斷代主要依據著錄書上的說法。某些則參照近年來專家的新成果，限於體例，未能標注，敬請諒解。
五、本書金文字形下所標注之拓片來源，取于《殷周金文集成》、《殷周金文集成釋文》者，只標注該書冊數和拓片序號，如“08.4144”，表示取于《殷周金文集成》第八冊第四一四四號；取于《近出金文集錄》者，標注該書簡稱和拓片序號，如“近出353”表示取於《近出金文集錄》第三五三號；取于《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者，標注該書簡稱和頁數，如“新收644頁”表示取於《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第六四四頁，取于《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者，標注該書簡稱、冊數和拓片序號，如“銘文選二680”表示取于《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二冊第六八〇號，餘可類推。取自刊物者，一般標注全稱，亦有個別標注簡稱者，詳《拓片引用書目》。刊物年份的標注，只標注後兩位元數字，如“文物84.1”表示取於《文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文物07.8”，表示取於《文物》二〇〇七年第八期。
六、本書收錄的金文字形，刊佈的時間下限截至2010年。
七、本書卷末附有部首索引、拼音索引，以供檢索。

《汉语人称与语气选择性研究》将人称视为现代汉语语气构成的一个形式要素，以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两分的语气系统为框架，以言语活动的基本交际单位句子为立足点，在真实语料统计的基础上，全面描写了人称，尤其是第一、第二人称在各功能语气中的选择标记性，分析了选择受限的成因。以个案方式考察了人称在意志语气类别、成分选用、义项呈现等不同层面的选择表现。深化了人称和语气这两个范畴的理论研究，可以有效解释一些语用现象及特殊句式的理据，对语用研究的形式化进行了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