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官制的行政法典，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依照唐玄宗的意图，此书本应按《周官》分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六个部分，故书名《唐六典》。因唐代官制与周官大不相同，《唐六典》实际上还是按照唐代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此书分三十卷。

敦煌写本解梦书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卜师文士为占梦的需要，而对各种传入敦煌的地区的解梦书进行改编修订并吸收敦煌当地民俗民风而成的一种新的解梦书。本书所收集的解梦书主要是分别从英、法、俄等国藏敦煌文献中搜集辑录出来的。唐宋时期解梦书甚多，而能流传至今者却没有，故敦煌写本梦书尤其显得珍贵。
只要了解古代的占梦方法，看似高深莫测的梦书就不再那么神秘了，去掉其神秘外衣，剩下的只有对古代的风俗文化、传统观念的真实反映。

本书通过一系列专题研究的形式，深入地探讨唐朝中央对岭南和南中国海的开拓经略，从多方面揭示了唐代岭南社会的重大变迁及其深远影响。本书对于研究中古岭南的开发和社会变迁，弄清中国南部边疆和海疆形成的历史过程，有比较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本书研究涉及断代史、边疆史、民族史、区域史、海洋史、交通史等众多研究领域。
本书主要通过以下几个专题展开研究。

【あとがきより】（抜粋）
本書は、著者が主として唐身分制社会の「均田農民」すなわち「百姓」身分の存在形態如何を、その関連するところをも含めるかたちで、いささかなりとも明らかにしたいと思い立ったことに端を発し、一九七七年より以来約三〇年にわたって取り組んできた著者なりの考察のささやかな成果を取り集めたものにすぎない。それが客観的に如何なる評価に値するものであるかは、文字通り読者諸賢の判断に委ねざるを得ない。

The Chan (Zen in Japanese) school of Chinese Buddhism began when, in the seventh century, a small religious community gathered around a Buddhist monk named Hongren. Over the centuries, Chan Buddhism grew from an obscure movement to an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eventually dominant form of Buddhism in China and throughout East Asia. In this book Albert Welter presen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omprehensive fashion in a Western work, the story of the rise of Chan, a story which has been obscured by myths about Zen. Zen apologis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lter argues, sold the world on the story of Zen as a transcendental spiritualism untainted by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volvements. In fact, Welter shows that the opposite is tru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n monks and political rulers were crucial to Chan's success. The book concentrates on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period of Chan history,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when monks and rulers created the so-called Chan "golden age" and the classic principles of Chan identity.

本书通过考察域外天文学与唐代的社会、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探求和辨析唐代域外来华的天文学内容，揭示外来天文学与本土天文学发生冲撞和融合的过程，探讨外来天文学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本书的研究可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具体、详细的个案，它将以古代中外天文学交流为窗口，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古代的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盛况，以具体的事例来揭示人类文明自古以来都不是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下生长、发展起来的。本书的读者对象为对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外科学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学者、研究生、本科生和业余爱好者。

长安和洛阳这两个都城，是唐代文化画卷在其上展开的最主要、最大的场所。因此，了解这两个都市的宫殿、街道、道路、市场、寺庙乃至园林、住宅等等的状态和位置，或者一个街坊中知名的居住者的情况等等，对于具体地了解唐代的人文事实，十分有用。编者根据文献描绘编制了长安城图、六坡图、长安坊里图等47幅和阁本兴庆图、长安南郊图等5幅插图

《旧唐书》至明代嘉靖时已零落不全，后经闻人诠穷搜力索，将对各种《旧唐书》残存本进行补缀，重刻《旧唐书》全本，以后所出各版《旧唐书》，均以闻人诠本为底本（或全部，或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旧唐书》中存在较多问题，本书集中的以干支系时（即年月日）为中心，对解放后中华书局版《旧唐书》点校本的存在的问题进行谬正误，著者利用《新唐书》、《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合钞》及各种《旧唐书》麝香本、抄本等，并汲取前贤及时人研究成果进行校勘辩证。所言有据，立论精慎，体现了著者的深厚字力与耐心细致的治学精神。本书是近年来难得的一部高水平学术著作。

《唐书辑校》是将《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内容全部予以辑录并逐条编号，为进一步的科学整理和研究提供基础。并对所辑内容逐条进行“校注”，即以《旧唐书》为主，根据各种现存的唐代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对《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内容进行整理。在纠正《太平御览》引《唐书》的文字错误的同时，能够通过这项工作帮助读者比较直观地了解《太平御览》引《唐书》与《旧唐书》、《册府元龟》及其它记载的异同，为对《旧唐书》进行文献学和史学史的研究提供参考数据。另外，还对所辑内容进行了“还原”的工作，即找到《太平御览》引《唐书》的各条在《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并且将《旧唐书》没有相关记载的条目也明确加以标示，为研究和利用这些数据提供便利。

本书囊括考古发掘报告、文物修复保护报告和研究论文14篇，详尽记录了唐李倕墓遗迹和遗物的发掘、现场石膏打包提取、检测、清理、修复和复原过程。不同于传统现场器物单个提取的发掘方法，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对复杂脆弱质文物采用石膏包进行封护提取，在文物修复保护实验室开展“室内微型发掘”。经过X射线拍摄、逐层清理、分体保护、整体复原等一系列复杂工艺，中德专家成功修复和复原李倕冠饰和佩饰，堪称中国古代复杂脆弱质文物修复保护的经典案例。

中華史地名著叢刊之三。據唐賈耽《皇華四達記》。初版見收於一九二一年求恕齋叢書。

Shao-yun Yang challenges assumptions that the cultural and socioeconomic watershed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800–1127 CE) was marked by a xenophobic or nationalist hardening of ethnocultural boundaries in response to growing foreign threats. In that period, re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ness and its supposed antithesis, “barbarism,” were not straightforward products of political change but had their own developmental logic based in two interrelated intellectual shifts among the literati elite: the emergence of Confucian ide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orthodoxy and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 (daoxue) philosophy. New discourses emphasized the fluidity of the Chinese-barbarian dichotomy, subverting the centrality of cultural or ritual practices to Chinese identity and redefin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purported superiority. The key issues at stake concerned the acceptability of intellectual pluralism in a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 moral values to the integrity and continuity of the Chinese state.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contexts and changing geopolitical realities in which new interpretations of identity emerged, this intellectual history engages with ongoing debates over relevance of the concepts of culture, nation, and ethnicity to premodern China.

《唐代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的编写是在综合前人研究，尤其是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唐代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第一章概述了唐王朝的疆域及边疆民族形成和发展；第二章从天下观、夷夏观、藩属观念等视角分析了唐王朝的疆域观；第三章分阶段阐述了唐王朝边疆管理体制藩属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第四章从礼仪制度、都护府为主的边疆管理体制、使者来往、册封与和亲等政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唐王朝的边疆管理政策，指出军事讨伐是维护边疆稳定的最后手段。通过《唐代边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能够对唐代边疆政治格局的演变、唐王朝治边政策的实践有一个全新的了解，同时可提供有关唐代边疆的基本知识。

《隋唐审计史略》一书，全面搜集了隋唐时期史籍文献、墓志及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资料，第一次从审计机构、审计法规、审计活动等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隋唐时期审计特点，展示了隋唐审计的历史面貌及其发展演变。指出，在隋唐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审计制度呈现出复杂曲折的演变历程。这一时期，出现了具有独立性、完善性的比部审计，这在中国审计史上是空前的，而唐后期新型审计机构的萌芽与发展，直接开启了五代、宋元以降的审计制度。隋唐时期的审计，在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先进的思想，完善详明的方法，在中国审计史上占有承上启下的独特地位。

清代著名的学者徐松撰著的《唐两京城坊考》是继唐代韦述《两京新记》、宋代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之后，对隋唐长安、洛阳的城市规划、宫殿官署、街市坊里、苑囿渠道、水路交通、风土人物等记述详备的划时代巨著，一向受到中外学者的称赞，被誉为“集大成”之作。程鸿诏的《唐两京城坊考校补记》也分章节补入，进行增订。西北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李建超在此基础上对原书内容的一些错误以及文字上的错讹也进行了增删和订正。大限度地重现了两京城的城市风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柳文指要》是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学术巨著。主要内容是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生平和思想，被毛泽东誉为“解柳全书”，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该书完全由文言文写成，征引的古籍亦全部为文言文，文辞深奥，文字冷僻，加之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典故众多，如果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字、古典文学没有一定的造诣，根本无法理解和读懂。而且，作者著书时，已是八九十岁高龄，精力和记忆力有限，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因此，该书亟需加以注疏和校正。然而，该书出版四十多年了，除了作者章士钊本人在出版时作了简单的注释外，尚未见到有人对它进行详细的注疏和校订。虽然2000年文汇出版社在出版《章士钊全集》重版《柳文指要》时，编者作了零星的注释，但数量极少，而且有些注释还是错误的。有鉴于此，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郭华清教授对《柳文指要》进行校注，希望经过详细注疏和校正以后，具有中等国学水平的人也能够直接阅读这部学术著作，并发现其中的错误。校注内容主要包括：一，对其引用的经典注明出处；二，对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文学史上的人物注明其字号、籍贯、出生年、官位、著作；三，校出原著中知识性的错误；四，解释冷僻的字和较为生疏的词汇；五，对部分典故加以注解，并指明其出处。六，注解其中涉及的古籍；七，注解一些历史事件，做到引用历史原典注解；八，对章士钊的原注加以补注。本校注依据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71年9月第1版《柳文指要》，本校注书稿分上、下两卷。

《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左司员外郎、考功郎中、户部郎中、度支郎中、仓部员外郎、膳部郎中、土客郎中等。

本书以唐宋官私目录为研究对象，探究唐宋时期书籍产生、流传、复制、结集、散佚、整理、著录的基本情况；探究书籍的卷帙、载体等具体形态，丰富学界关于写本时代与刻本时代书籍目录的认知；还原、梳理唐宋时期书籍史的基本面貌与主要线索；总结官私目录撰作的基础与工作流程，还原结构复杂的史志目录的材料来源。力求突破目录学研究的固有范式，开展出目录学与版本学、书籍史相结合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