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看上去是一件区区小事，而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却有大量著作专论此事。这一问题虽已引起了西方不少学者的注意，但专门著书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自然与团契－－奥古斯丁婚姻家庭学说研究》作者孙帅应该算是国际奥古斯丁研究界的第一位了。
无论如何评价奥古斯丁，他是从古典思想向基督教和现代思想过渡的关键人物，应该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种过渡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何理解这种过渡，当然也就涉及如何理解西方古典思想、基督教思想和现代思想的品格。从哲学上看，奥古斯丁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挖掘深入自我的哲学家；从政治哲学上看，奥古斯丁提出的两城说奠定了日后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基本架构。这两点都是国际奥古斯丁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已经不需要多费口舌了。但是这两点是相互独立的，还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整体？如果是一个思想整体，那么，奥古斯丁扭动西方思想发展方向的那把钥匙究竟在哪里？婚姻家庭的问题，正是连结这两个方面的一个过渡环节，正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奥古斯丁思想体系的总体，并进而窥见西方思想古今之变的关键所在。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包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两部古书。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东欧，引起欧洲很大震动。西欧教会方面急于了解蒙古人的意图和情况，不断派出教士前往蒙古地区进行活动。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就是其中二位。他们先后经中亚到达哈喇和林，归国后都写下有关蒙古情况的报导。这是欧洲人对蒙古人最早的专门记述，现在成为国外研究蒙古史的重要文献。二书过去曾有许多版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根据近年出版的译注本译出。《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法译注者为贝凯和韩百诗，《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著者为著名东方学者柔克义。《鲁布鲁克东行纪》英译著者为著名东方学者柔克义。本书由耿昇、何高济译。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传。原籍匈牙利，17世纪来中国传教。本书包括十弥格的传记三编，介绍其一生的经历与遗著。书前有译者序及撰者“概说十七世纪之中国及耶稣会”一文。书后附伯希和撰《卜弥格传补正》。

《首译之功：明末耶稣会翻译文学论》是李奭学多年学术研究的心血之作，也是研究明末清初西学东渐风潮与影响的最重要的中文著作。这本书对于研究者来说，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一般历史，文学史以及翻译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而对一般读者来说，这本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社会的文化风潮，更为全面地展示了晚近中国的面貌。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在历史与现实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1665年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叶尔莫根在雅克萨传教并建堂起，东正教传入中国已经三百多年了，但是中国的东正教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持、编辑《东正教研究》，每年出版一辑。主要关注东正教历史、神学思想与教会生活、东正教与国家社会、东正教与文学文化、现状调研等主题。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国在俄国的对外政策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俄国以保证在中国生活的俄俘后裔的东正教信仰为由，在得到清政府的同意后，开始向中国派驻东正教使团。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不仅是一个宗教组织，还具有驻华代表处的性质，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学术机构和汉语、满语实践教学中心。包括比丘林在内的不少使团成员成为卓越的汉学家。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第十八届使团成员阿夫拉阿米神父根据驻北京使团多年编辑的《中国福音报》整理、辑录而成的，这无疑使其成为了解中俄关系史、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史及中国东正教史的重要史料。

在西欧社会由中世纪向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天主教会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其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在16世纪中叶，在意大利半岛北方小城特兰特召开了宗教会议，即天主教会所说的“特兰特圣公会议”，而《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便是这次会议成果的集中体现。在特兰他圣公会议之后的大约4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部教规教令集一直发挥着天主教会的“根本大法”的作用。这部文献对于历史学﹑宗教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的译注工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8FSS004）。

王志勇译注的这本《清教徒之约——威斯敏斯德准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清教徒和清教徒神学，以及17世纪威斯敏斯德会议的历史和神学背景。《清教徒之约——威斯敏斯德准则》收录的“威斯敏斯德准则”，内容包括《威斯敏斯德信条》、《威斯敏斯德大教理问答》、《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和《威斯敏斯德家庭敬拜指南》四个部分，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教义，可以作为研究和讲解参考书。而且，每个部分都附有“导读”，帮助读者明白相关知识背景和架构。本书信条和教理问答都附有参照经文，可以根据需要对照查考。

本书主要收录了钟马田博士在l950年代来到1970年代末共20余年间在清教徒论坛上读的学术论文，他的论文常常是每届论坛的定爵之作，也收录了少数巴刻等人的作品。
第一部分介绍清教徒的历史。先介绍第一代清教徒当时的处境及他们追求彻底革新的勇气，又介绍第二代清教徒，如亨利．雅各等人如何致力于内部建造。还讲述了此后清数徒的精神对爱德华滋、哈里斯等人的影响。这些人火热的生命和他们所带起的大复兴，今日仍被人们津津乐道。最后，分析了清教徒在英国走向信仰宽容的政治变局中的?败与教训?
第二部分介绍请教徒的思想，其中也有神学性的总结。展现了清教徒在个人、群体和社会生活中成熟的属灵生命。他们侍奉的大能、深刻的属灵经历是这个世代所缺乏的。

《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主要内容：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In this study, Ramsay MacMullen steps aside from the well-worn path that previous scholars have trod to explore exactly how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became official. Drawing on extensive verbatim stenographic records, he analyzes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from A.D. 325 to 553, in which participants gave authority to doctrinal choices by majority vote.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sometimes astonishing bloodshed and violence that marked the background to church council proceedings, and from there goes on to describe the planning and staging of councils, the emperors' role, the routines of debate, the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and their views on God's intervention in their activities. He concludes with a look 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uncils and their doctrinal decisions within the history of Christendom.

《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以敦煌出土的文献中关于三夷教的相关文书为依托，论述了中古时期三夷教在我国的发展和传播情况以及相关典籍，探讨了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印证和补充了汉文史籍对于三夷教在中国发展的记载，尤其是在敦煌地区的发展情况。对于学界进一步研究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堂是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于1693年建成，当年藏书为四堂之冠，西文善本达5000册以上，其中还包括非常珍贵的“摇篮本”。藏书内容涉及宗教、科学与文化等各方面。英国书史专家称北堂藏书 “早期欧洲印本图书之全，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亚洲是无与伦比的……”。本书目著录图书4101种，5133册，有极高的文献和研究价值。

《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采用了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的方式，描述了从蒙元时期开始一直贯穿到20世纪的前后八百多年间的蒙古民族基督宗教史，内容涵盖了基督宗教在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也涉及基督宗教与蒙古民族及蒙古统治者关系的历史。书中广泛地引证了《蒙古秘吏》、《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历史文献，在系统梳理历史的同时，对蒙元以来的西方宗教各派如聂思脱里派、耶稣会、遣使会等派别在蒙古民族和蒙古地区传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精神交流、文化冲撞和社会变迁等现象，也作了客观的分析和研究。

本书以回溯的方法探究近代历史哲学的形成。近代西方的社会历史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近代历史学学论述与之相应，则是一个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该书的主题就可以说是解析西方历史思想的世俗化过程。洛维特认为，作为历史思想的世俗化的现代历史主义并不是十八世纪的产物，中世纪后期，对救赎历史的**目的持末世论圣经信仰的历史神学已有近代历史哲学的端倪。近代历史哲学的思想架构取自基督教历史神学，但颠倒了历史神学的历史道义论。洛维特的这种观点是要说明，二十世纪的众多政治事件及时世俗的，又具有神圣的特征，因为近代的世俗化历史观并非是纯此世性的，它寻求的历史中的道义具有超世性。

What explains the rapid growth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hile most scholars have pointed to the impact of military or capitalist revolutions, Philip S. Gorski argues instead for the importance of a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unleashed by the Reformation. By refining and diffusing a variety of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communal surveillance, control through incarceration, and bureaucratic office-holding, Calvin and his followers created an infrastructure of religious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trol that served as a model for the rest of Europe—and the world.
Table of Contents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
Introduction
1. Body and Soul: Calvinism, Discipline, and State Pow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from below in the Low Countries
3.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from above in Brandenburg-Prussia
4. Social Disciplini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nclusion
Notes
Bibliography
Ind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