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文献尤其是其中众多的简帛古书，使先秦秦汉时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得到很大改观。然而最基础的古书年代、学派以及人物年代的问题，至今仍然受到疑古派及胡适、冯友兰等的哲学史编纂学的极大影响。几十年来，学界虽然对某些问题有所反思，但尚未奠基于出土文献而对有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本书利用出土文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想法，以期使先秦秦汉学术思想史及后世的相关研究得以推进。

在当今的考古学中，族属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领域。把从考古学遗存分辨出来的“文化”与过去的族群相对应，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徒劳无望的。然而，这种方法仍然在考古学探索中和在现代族群和国家对各种诉求合法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希安·琼斯认为，需要利用社会科学中有关族属的新理论全面和严谨的综述，对从考古证据来重建过去的族群的方法予以严格的评估。为了做到这点，她为考古学的族属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以考虑族群身份认同的动态和因势而变的性质。
面对族属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本书讨论了方法论、阐释和政治等重要问题。它为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卓见。

《经济思想简史》完整描绘了经济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涵盖了所有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流派的精粹和学术人物，语言通俗易懂。无论对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学习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学生，抑或是想了解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的普通大众，本书都是一本很好的案头读物。

章炳麟の思想を、単に伝統の再生や反近代性といった視角から眺めずに、グローバルな知的環境が伝統を触発し、西洋近代思想と対抗させることを追跡。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修订版)》，本书2001年由我社出版。本书主旨是研究梁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通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完成的。全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内涵都讨论到了。例如“新民说”是怎样来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从革命到立宪的由来，儒家思想、佛学思想、文学传记思想等，均一一论列。以新发现的资料充实他们的议论和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见解新颖而甚平实。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礼则兼有祭祀与战争两种要素。本书作为对先秦军礼的专题研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各种军礼，尽可能地复原仪式的细节，弄清其渊源流变。第二部分重点讨论军旗及与军礼有关的一些问题。第三部分着重探寻军礼的起源及衰亡，是在第一部分考证基础上对军礼进行的整体性思考。本书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解决各种军礼仪节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对军礼的探讨窥见其背后所反映的思想信仰与历史变迁。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是日本学者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合著的有关中国科学幻想文学（Science Fiction）的专著。上半部分由武田雅哉撰写，回顾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神话、传奇、小说、戏剧中的科学幻想萌芽，从《山海经》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真正意义上科幻作品的引进，着重爬梳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译介和创作情况。下半部分由林久之撰写，讲述了1949年以来“科学文艺”这一文学类型在中国大陆的确立，旁及了港台科幻小说的创作情况，更对日文原版中所未遑涉及的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再次繁荣进行了跟踪，展望了中国科幻文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全书资料翔实，作者笔触风趣，既是一本严谨的学术力作，也可足休闲阅读之乐，可视作研究中国科幻文学史的必读之书。

《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是“格致人文读本”系列丛书之一，其主编是英国著名学者昆廷·斯金纳。该书汇集了十位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分别撰述十章内容，从大理论的回归角度概述了现代一些主要思想家的思想方法、路径和意义，是现代思想史方面的重要著作。
本书分析讨论的思想家包括伽达默尔、德里达、福柯、库恩、罗尔斯、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列维-施特劳斯和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涵盖了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人文社科学科，并且是各个领域的权威和知名人物，本书每一章都试图简明而又清晰地阐述各个思想家的相关理论，并适当介绍了这些思想家与其他学术巨人之间的分歧、冲突。

《社会学主要思潮》作者雷蒙·阿隆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西方享有盛名。它是法兰西学院伦理学和政治学院院士，哈佛、牛津等大学名誉博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社会学主要思潮》是他花了十年时间潜心研究写成的，作者按时间先后分章讨论了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七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及其主要著作，进行了极富创新的比较研究。

作为著名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倡导者，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在德国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即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书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本书正是通过对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描述，试图着揭示这一主题。

【結論】より
「儒教国家」とは、後漢以降の中国国家が、儒教の理念に依拠して支配体制を正統化することを表現するための分析概念である。（中略）儒教によりその支配を正統化される皇帝が、儒教の教養を持つ文人官僚と、その出身母体である在地勢力を利用した支配を行う、という伝統中国に固有な国家体制は、道教や仏教の隆盛後も引き継がれていく。西晉を建国する司馬氏は、曹魏に対する「名士」の反発を束ねて権力を掌握するなかで、「儒教国家」の再編を行っていく。本書で解明したように、西晉「儒教国家」では、国家の統治政策が経典の典拠を持つに至るのである。 一方、三国時代の支配階層であった「名士」は、西晉において貴族へと変貌する。中国の貴族制は、官僚制でも封建制でもなく、身分制として皇帝権力により編成された。国家的身分制としての貴族制は、五等爵制や士庶区別により皇帝が作り上げた国家体制の一部な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西晉「儒教国家」の国家体制を正統化する一環として、儒教は貴族制をも正統化する。そのための理念が「封建」である。始めて貴族制が成立した西晉の五等爵制以降、両晉南北朝の貴族制は、「封建」という儒教の理想的な統治理念に沿うものとして正統化された。「封建」という理念が、社会の分権化に対して、君主権力を分権化して、国家権力全体としての分権化を防ぐに足る内容を備えていたからである。ところが、西晉「儒教国家」は、太康元（二八〇）年の三国統一の後、わずか十数年の安定期を持つだけであった。八王の乱が勃発し、続けて起こった永嘉の乱によって西晉は滅亡、かろうじて司馬睿により、建武元（三一七）年に東晉が建国される。西晉滅亡の原因は、恵帝の不慧に帰せられることが多い。
しかし、滅亡の本質的な理由は、西晉「儒教国家」の限界、さらには国家の支配理念としての儒教そのものの限界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本書は、以上のような研究動向と問題意識のもと、西晉「儒教国家」と貴族制の形成、および西晉「儒教国家」の崩壊と儒教の限界を思想史を中心に解明したものである。

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对“关心自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于福柯来说，“关心自己”不仅仅是著名的德尔斐神渝“认识你自己”，而且还包括各种哲学实践。它旨在表明伦理主体是根据什么手段，步骤和历史目的在与自身的既定关系中自我塑造的。这个研究超过了严格的哲学史范围。福柯在描述古代主体化方式的同时，力图揭示现代主体化方式的暂时性。因为解读占代人，可以让我们探询我们这些现代主体的身份。

《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内容简介：在《经集》第3品《大品》和《婆塞特经》中，佛陀回答婆罗门青年婆塞特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成为婆罗门是靠出身，还是靠行为？”佛陀指出，生物“由于出身形成的特征多种多样”，如蛆、蛾、蚂蚁、蛇、鱼和鸟等。“而在人类中，由出身形成的特征并不多种多样”。人都是同一类的人。“人类不存在身体上的差异，人类中的区别由名称表示”，如农民、手艺人、商人、仆人、盗贼、士兵、祭司和国王等。这些名称都是由人各自的行为决定，而不是由出身决定。佛陀认为人类中以祭祀为生的人是祭司，而不是婆罗门。至于什么样的人是婆罗门，佛陀则依据佛教的修行理想作出重新解释。

中国历史和文化是一片广大而肥沃的园地。作者主要以19、20世纪的文化与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它们当作是中国传统研究的一种延伸。此书主要收录作者自1956年到2003年的代表性论文18篇。最后一篇《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为2003年新作，对当下及今后的中国文化传统研究提出了重要看法。

《古代哲学》对于哲学的从其苏格拉底之前的开端，经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登峰造极的成就，直至其在古代晚期的最后发展的主要人物和运动提供了一个详尽的研究。
由一批杰出哲学家担纲撰写，本文集提供了深入浅出的论文，论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智者运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希腊化时期各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学园怀疑派和斯多亚学派——以及最后经常被忽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们。
对《古代哲学》的每一个主题都有一个推荐的原始及参考著作的详尽的书目，以此为特色，《古代哲学》对于古代哲学的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初学者将在这些文章中找到对古希腊哲学家们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哲学论题的清晰而有益的论述。这些文章展示了古希腊哲学从开端到晚期柏拉图主义的广阔性和多样性．以及永恒的哲学意义。”
——特伦斯．厄文，CorneH University

The individual volumes of Sir Anthony Kenny's acclaime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have been hailed as "wonderfulauthoritativehugely rewarding"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and "genial and highly accessibl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Now these four splendid books have been combined into one magnificent paperback volume, providing a continuous sweeping account of the great thought of the Western world. Here readers will find not only an authoritative guide to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ut also a compelling introduction to every major area of philosophical inquiry. Kenny tells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chronologically, his lively narrative bringing the great philosophers to life and filling in the historical and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to their work. Kenny also looks closely at each of the main areas of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science; metaphysics; mind and soul; the nature and content of moralit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God. A New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s a stimulating chronicle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llowing readers to trace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philosoph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day.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研究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专著，普遍存在于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之间的社会行为，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同姓的地缘联合，不断加深对联宗及联宗组织基础性质、内部结构状态和细节的了解程度。定将有助于中国宗族研究和基层社会结构研究的深化。
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
本书是国内外史学界关于中国联宗问题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普遍存在于中国民间社会中的宗族间的联宗(包括同姓与异姓两种类型)，是一种介于血缘与地缘之间的社会行为。联宗，是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其发生、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联宗的结果，不是形成一个新的大规模的宗族组织，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形成一种或同姓或异姓的地缘联合关系。联宗问题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的姓氏学、谱牒学和宗族世系学理论的演变，准确把握明、清以来中国宗族形态逐渐发生的变动实质，以及近年来正在中国农村中深刻地进行着的传统宗族结构与功能的“转型”过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把国家按血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转变为按地缘关系来划分与组织国民，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的标志。日本著名学者清水盛光在著于1939年的《支那社会的研究》中，也把中国农村社会的村落形态，分为血缘性村落和地缘性村落两种，认为地缘性村落是在血缘性村落解体的基础上出现的(即从单一姓氏村落演变为异姓混居村落)。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血缘性社会组织的狭隘性和传统宗族制度的落后性的批评，以及推出的一系列经典性的研究范例，大多也是以类似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或前提。这当然可以说明相当一部分事实，但却不能说已经涵盖了一切，至少它没有意识到还存在着联宗一类社会现象。联宗作为一种发生在基层社会中的活动，一方面通过联结同姓人群之间共同的姓氏符号，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血缘认同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满足共同的功能和利益，反映了各同姓宗族之间相邻或相近的地缘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很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联宗，特别是集中于一时一地的联宗运动，对地域社会的形成和运作，对民间生活的组织、活跃、协调和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作用不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随着现代条件下新一轮联宗运动的发生，出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深化。
中国历史上联宗的存在和发展史可以清楚地说明，它能比单纯的宗族结构、宗族功能研究更直接也更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机制和实际内涵。出于联宗较多地发生在明中期以后，因此，如要准确地了解明、清以来中国农村地域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联宗显然是一个非常恰当并具有广阔研究前途的学术视角。
就中国宗族制度史本身而言，联宗也是值得认真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中国宗族发展史上，宗族本源与宗族分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趋势，即所谓分、合关系，可说是宗族观念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主题，受到历代学者始终如一的关注。如果要大致地对有关成果的特征作一阶段性划分的话，明代或许可作为一条时间上的分界线。在这之前，先秦至两汉的理论家们建立了以大宗为主、小宗为副的宗族世系理论；魏晋至唐末、五代的学者和官僚，则在政治领域对联姓的意义及功能作了充分的讨论。宋代是一个过渡阶段。政治环境的改变，民间宗族的分化和小型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当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开始重新寻找一种既能联结过去，又可面对现实的解释策略，所谓欧、苏谱式，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种以小宗世系为主体的模型。明代以后，中国各地区(以华东、华南为主)的宗族普遍出现了在同姓之间建立程度不一的联合关系(或合族，或联宗)的趋势。体现了这一趋势的是大量的联宗类谱牒的编撰。经正式著录的联宗类谱牒至少已知有上百种。同时，在各种家谱、族谱、宗谱中(特别是在以“宗谱”命名的谱牒中)，也包括了关于联宗活动的大量记录。联宗在明代以后成为中国宗族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或满足于对联宗的丑化和简化，不仅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联宗问题系统的专著，论文也仅寥寥数篇，甚至对联宗的定义亦未见认真的讨论。对于高度重视宗族问题和基层社会结构的中国社会史学界来说，这种状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在本书中，笔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和现代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充分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对中国历史上的联宗和联宗组织，作综合性的考察。
本书正文共分10章，分别是： 关于联宗的分类和基本定义；与联宗有关的学术史概述；中国古代的姓氏制度；联宗历史溯源之一： 同姓联结；联宗历史溯源之二： 通谱；联宗历史溯源之三： 中国古代世系学；联宗与行辈字号；联宗世系学；同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异姓联宗的根据、过程与类型。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的贡献主要是：
一、 确定了联宗的基本定义和研究范围；
二、 建立了联宗研究的学术简史；
三、 追溯了联宗的历史渊源，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宗族世系学的关系；
四、 归纳了联宗的主要类型；
五、 探索了联宗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方法和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现阶段联宗研究的难点，或者对于研究者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构筑一个基本的学术框架，提出和回答一些带有基本性质的问题，用实践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联宗研究？联宗研究究竟可以或有希望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本书的着力点即在于此。

《东风与西风(修订版)》系葛小佳、罗志田两位作者合写的读书评论。文章的内容或涉及中国文化，或涉及西方文化，有时更兼及两者的异同，故名为“东风与西风”，无论是对“西风”的评介，还是对“东风”的讨论，都有独到见地。作者大体循西方文化体系的内在发展理路，从其产生的学术语境去解读评介一些西方汉学（包括中国研究）的书籍；同时也通过论世知书的取径，评议一些国人的学术著作，进而窥测今日的文化动向。

出这本书，简单地说，想要表达的意思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回归原典”。这本来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很好地实践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尽管这些年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这样呼吁过，但人微言轻，应者寥寥。趁着自己热情未减，再做这样一次努力，其目的，亦不外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呼声如能遇着知音，一同为之奋进，自然是好；或者只落得个为自己壮胆，也无可奈何。
“回归原典”，或者说“从原典出发”，是一种指导思想，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说得更根本一点，甚至还是一种人生态度。不老老实实地研读原典，断章取义，就是投机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