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以供各大学政治系学生参考之用;其西周以前之一段，因文献寡征，暂授孔子阙疑之例，不立专编叙述，只于孔孟诸章中随时附件。　　二、本书体例以时代为经，以思想派别为纬，其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论价值者为主。影响较大之政论酌量述及，专对一时一地实际问题之政论则一概从略。　　三、本书家思想，力守客观之态度。偶有论评，赤意在辩明其历史上之地位，非敢任意仰扬，臆断得失。　　四、本书第五编，原稿沦陷，仍存其目，以明原委。　　五、撰者学殖荒落，而本书属稿值搞战期中，参考图书又皮不便。匪特见闻未广，尤恐纰蓼滋多。事先不及就教高明，尚希不随时赐正。

孙承会、沈国威、李雪涛主编的《东亚与世界(第2辑东亚与西方的观念迁移与互动)》主要发表每年中日韩研究生论坛的研究成果。定位：以东亚欧洲文化交流史、亚洲史、东亚学为重点的综合性国际学术刊物。（1）东亚文献研究。具体可分为三方面：a.馆藏文献研究。b.专题文献研究。c.专书研究。（2）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东西文化交流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在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人物研究。三是对东西文化交流中重大事件的研究。四是对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本的研究。（3）东洋学、汉学、韩国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涉学或世界文化的角度对东洋学、汉学以及韩国研究进行在研究。（4）东亚历史研究。

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对其《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和《迈向世界共和国》所述观点全面体系化的一部理论著作。作者试图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批判性的继承。
马克思主要从经济基础即“生产方式”的维度来考察社会构成体的历史，国家和民族便被视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柄谷行人则认为这种维度存在一定的缺陷，无法充分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而且，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和民族也并不是只要“生产方式”改变就会自动消解的观念性对象。因此，他试图再次从经济基础入手，从“交换样式”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构成体的历史，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分别作出自己独特的批判和预测。

对嗣后的思考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政治体亦然。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永远存续、不可朽坏。然而，政治体世俗化的下发展历史塑造了超越时间的“祖国 ”和“人民”这样的观念，并自然地引向这个身体的“头”，即国王的永久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今政治体的根本问题。
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永久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永久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巅峰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
必须指出：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谱系，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国王的两个身体》会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いかにして正しく古典を読むか―
古来、中国ではその思想の根幹たる経書テキストを考究する動きが盛んであった。
漢代以来、各時代状況において様々な学問思潮が消長するなか、清代にいたり、経書テキストを歴史的対象として考証せんとする動きが生まれてきた。
古典を実証的に解明するためには、そこに記された文字、それが示す言葉、その発音と意味との関係性を明らかにせねばならない。 古代における音韻体系の把握から経書テクストの読みの刷新を目指し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らによる「古音学」の歴史と方法を精緻に論じる画期的成果。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本书因而采纳思想史视角，以通过馆舍、馆藏和展陈等表达的知识结构为切入口，梳理博物馆在中国的诞生和早期成长历程。
中国早期博物馆既有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也有从旧到新的改造过程；既与风云诡谲的政局欲说还休，又与新生的实证科学同声共气；既有域外观念和实践的移植，也有独特本土实践和经验的总结。
从殖民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帝制孑遗到新生政体，从都会形象到民众教育，不同情境导致各类特色鲜明的博物馆次第登场。
在经历了漫长的缓慢发展后，中国博物馆在20世纪30年代早中期进入井喷期，数量激增，类型完备，博物馆干预社会生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社会可见度也显著提升。中国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

霍布斯以后的社会理论家对战争与和平进行了大量阐述，本书则是第一部对相关研究作出全方位、批判性历史解读的著作。从前现代时期到德国唯心主义，到苏格兰与法国启蒙运动，再到19世纪末社会学的诞生，最后到当代理论，本书系统考察了过去350年间关于战争的重要理论表述，兼顾文献梳理的广博性与批判分析的原创性。
本书指出，无论是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第一代社会学家，多数社会思想家缺乏理解战争的理论工具。除了少数例外，笃信社会进步的学者对战争这一大规模暴力冲突现象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将战争视为边缘或过时的现象。直至20世纪，大部分社会理论家对现代世界抱有过分乐观的展望，对战争与暴力现象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社会理论志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令人信服的诊断，但对战争有意无意的忽视是其最大的缺陷。由此，本书倡议重新审视战争和现代性的复杂关系。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地理学思想史》基于哲学、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广阔视野，聚焦于地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全书共4篇：第一篇概述地理学思想的基本问题；第二篇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评述哲学和科学发展所揭示的世界图景及其对地理学思想的价值与启迪；第三篇陈述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的演变；第四篇评述主要的地理学思想、观念、要义及其发展历程。
《21世纪高等院校教材•地理学思想史》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地理教育和科研的相关人员参考。

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译《事物与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更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时代取代存在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的论点在于：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 “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福柯在本书中运用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手法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他指出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针对此“真理话语”，福柯试图从根本上驱除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在《语与物》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第二版是精装，增加了插图，还加入了张祥龙、陆扬教授的序。制作也更为精美。
如果说中国文化是一座宏大的宫殿，那先秦思想就是这座宫殿的基础。
该书是美国流传已久的一本介绍中国早期思想的必读书，以流畅明晰的笔法、高超的见识和深厚的文化比较的功力，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和代表人物进行了简明精妙的介绍。同时又以宏观的话题，如宇宙论、世界观 、知识论、政治哲学、人性论等贯穿在对这几大学派的的介绍和分析中，既高屋建瓴，又曲尽其妙，是大家小书的典范。

This brief paperback introduction to the basic ideas that underli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cuses on the "Golden Age" (600 B.C.-150 B.C.)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Professor Ge Zhaoguang presents a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knowledge, thought and belief to the late six century CE with a new approach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It appropriates a wide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and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understanding ideas and thought in their proper historical contexts. Its analytical narrative focuses on the dialect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intellectual thought. While discussing the complex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mong the intellectual thought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their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ir canonical texts and the “worlds of general knowledge, thought and belief,” it also illumin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key issues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and its underlying value system,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reign influences.
葛兆光教授著《中国思想史·上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英译本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One: Knowledge, Thought, and Belief before the Seventh Century CE 近期由荷兰Brill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新的视角清理与叙述上古到7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强调从历史脉络理解思想观念的必要性。书中的分析注重历史背景与思想的互动，不仅讨论精英士大夫的复杂思想流变与交错，其历史条件与经典文本，也描述作为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世界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本书还涉及中华世界秩序的形成及其价值体系、中国文化认同的起源与外来影响等重要课题。

本书是郭士立的代表作品，在采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阅读同时代人大量散文笔记，深入各种场合调研，*终写作而成。
全书以道光皇帝的生平为主线，讲述了大清帝国30年间社会的剧烈变化。
清朝维护大一统帝国的努力、社会各阶层的挣扎与反抗、外交上的由盛而衰、军事上的不断败北、政治上的腐朽没落，犹如一幅悲凉凄清的末世画卷展现出来，生动地反映了大清帝国“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衰败景象。

本书收集了刘浦江教授以正统论、华夷观透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系列论文，本书突破断代史的藩篱，敏锐地抓住历代正统论、德运说、华夷观念等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思想观念变迁的核心问题，进行长时段的系统研究。论证精审，眼光独到，表现出恢弘的学术器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另外收入刘浦江讲授去世前集中发表的四库学论文，皆选取典型案例做深度挖掘，与寻常的文献学研究相比气象迥然不同。

本书是施特劳斯学述的标志性著作。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苏格拉底的哲学经历，以整个西方思想史为织体，所展开的是西方哲学的整个古典传统。施特劳斯学述把源源不断的新生学子引向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传统，热爱哲学的青年最终在古典大书中安居乐业。一旦古典学问成了一国学术的丰厚土壤，成为显学的显然并非施特劳斯学述，而是古典学问本身。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出版本书的宗旨所在。正如编者所言："在施特劳斯所展开的政治哲学引领下，一旦年轻学子的向学热情经受过古典学问的浸润，必将逐渐懂得人类政治生活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不再头脑简单地以种种传媒观念来衍化哲学……"。本书涉及政治哲学与历史，色诺芬的《希耶罗》，法拉比解读柏拉图的《法义》，迈蒙尼德论政治科学，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以及洛克的自然法学说等诸多主题。

1981年4月，解释学和解构论两大思潮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与德里达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论。这是二者的首次学术聚会和交锋，引起了普遍关注。
伽达默尔首先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文本与阐释”的主题报告，差不多可被视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总结性文本。在次日的圆桌讨论中， 德里达向伽达默尔提出了三个问题，作为他对伽氏报告的反应；而伽达默尔也作了答复。之后，德里达又在会上作了报告。以上文本为伽达默尔－德里达这次争论的 全部材料，构成本书第一部分“巴黎对话”。
事后几年里，伽达默尔对这次巴黎论战一直念念不已，又相继作了三篇文章，意在重梳他与德里达的异同，进一步回应来自德里达的对解释学哲 学的解构论挑战。关于巴黎论战，来自多国的各路哲学家进行了评论，本书选译了其中的两篇。它们与上述伽达默尔的三篇后续文章一起，构成本书第二部分，立题 为“不可能的对话？”。
两派都在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各自亦有着不同的立场，这场巴黎论战因而备受关注。读者阅读此书，除了有机会全面了解此一重大事件，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解释学、解构论乃至海德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走向。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的开端，于其时，对科学方法、理性以及进步的信仰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则受到了苛刻地批评，批评者称其怀有明显的、过分简单的乐观主义。现代史学巨擘彼得·盖伊追根溯源，对启蒙运动的成就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呈现了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在上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盖伊首先分析了启蒙思想家如何利用古代异教思想家作为资源，以摆脱自身所继承的基督教文化遗产。在盖伊生动、灵巧地叙事下，一卷极其细密的启蒙思想纹理图徐徐展开，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启蒙哲人活跃其上。他们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伟大纲领之下，同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又战又和。令人尊崇的古代、可憎的基督教以及新近浮现的现代，这三者之间紧张的互动，既决定了启蒙哲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最大危机，也决定了危机的解决方式。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蒙时代》的第二卷，与第一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本卷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那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
1．如果说帝国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苦难史，那么科学的历史便是一部人类的伟大与幸福史。在18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普遍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类事务的力量感：人们终于开始运用批判性才智来审视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最终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2．权威呈现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论述具体而微，表达行云流水。
3．译文精湛，译者认真考究，语言精确流畅，充分再现盖伊生花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