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德意志文化如何形成？围绕这一问题，梅尼克从两个角度做出回答：一是作为世界民族文化个体的“德意志文化”如何从世界主义的迷梦中觉醒？二是普鲁士文化如何与德意志文化合同？这两个角度构成了本书，上编以“国家民族”与“文化民族”的概念界分为起点，梳理了世界主义观念与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彼此交错的发展脉络。下编讨论的是普鲁士—德意志问题。这是一个德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中的难题之一。

本书接续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上卷）的叙述，讲述了从1750年代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到维基百科盛行之间的知识的社会史。如同其前著，本书提供了一种社会史观（或者说历史的回顾型社会学）。本书不仅关注个人，也关注集体关于知识传播的行为和趋势。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看似永恒的知识活动——收集知识、随后分析、传播和使用知识——实际上是具有时间性的，在不同的时段和地点会有不同的形式。第二部分试图通过讨论知识的缺失和专业化的失败来写就知识增长的历史反趋势。第三部分则从地理学、社会学和年代学等概念出发，对比中心和边缘的体验，来讨论知识在每个时期的主要趋势，即专业化、世俗化、国有化、民主化等与它的对立面的共存和相互影响。
一如既往，彼特·伯克运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图景。这册备受期待的《知识社会史》（下卷）将会是一次横跨人文领域和社科领域的阅读旅程。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构的解体和泡沫经济的崩溃，在“复辟健全的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日本社会出现了极端的本国中心、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本书收录了包括历史学、文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女性学、思想史、表象文化论等专业领域内的十八位学者的论文，针对这一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动向，多视角地展开了批判。当今天的日本人被亚洲的受害者追究过去的战争和殖民统治责任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接受“本国”的过去，将如何来回应对这一责任的追问？这无疑是今天的日本人必须正视的问题。
本书从三个方面,"回顾过去的话语","来自民族主义的重压"和抽出记忆的意志,收录多位学者的多篇论文,批判性分析了日本战后民族主义的新动向，并对历史问题进行追忆和反思，对于日本国内正视历史罪责、珍惜和平现状和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提供了精神支柱。

本书围绕着作者近几年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展开：怎样看待历史与政治？东亚作为一个思考的范畴，它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在形成自身知识传统的问题上，作者感觉到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地理想象空间，有它的合理性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正是东亚知识分子的逼问，使得一个往往被中国知识分子忽略的问题凸显出来：为什么要谈东亚和为什么不谈东亚，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没有理论想象力就无法把握的问题。

本书是我在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收入本书时，有两次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都是根据我已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本次哲学史方法论课，由于是最近的一次，所以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多年来思考的积累使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巴不得一口气把所想到的都倾倒出来，总觉得时间不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如果把所讲的不加删节全部收进来的话，估计全书要超过50万字。但是奇怪的是，这门课不但没有人感到厌烦，没有人打瞌睡，而且由于课堂开放，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找个位置坐下来听，所以听众有越来越多之势，甚至有一种热烈的气氛，高峰时达到一、两百人。其中有外系的，也有外校的，不但有研究生、教师，还有个体户、小商人、职员。有从西安专程赶来的书商，也有每个星期六坐火车来武汉，听完课又赶回长沙的湖南师大的研究生。每次课后，学生们都有一大群跟着我边走边谈，问问题，一直送到家门口，时常还在我家门口展开一场临时的讨论会，形成武汉大学校园中的“一景”。我知道这门课的缺陷就是没有更加深入的课堂讨论，本应该留出时间来让大家发表意见、互相切磋。但如果这样干，恐怕就不能讲这么多新内容了，所以我宁可把讨论放到课后回家的路上进行（大约有20分钟），学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

本書は、一般に洋務運動期と呼ばれる1860年頃から90年代初頭までの中国において、清朝の官僚たちが日本と西洋をどのように眺めたかという問題を、これまでの研究ではほとんど論ぜられていない事例に即して検討し、この時代の政治・思想情況を文人官僚の対外観という視角から捉え直そうとするものである。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是讨论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著作，但著者把语词的问题放在近代史的大背景下去分析。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留日热潮……历史的潮涌与新词译词的诞生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历史学可以通过时代关键词的形成透视出近代的脉动；词汇学亦可从近代新知识在欧中日三方的环流中把握概念的引介和语词借贷的关系，并进而审视“新国语”形成的历史。大处着眼，细处着笔，此书之胜人处也。

The conflict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 seems indelible, even eternal. Surely two such divergent views of the universe have always been in fierce opposition? Actually, that’s not the case, says Peter Harrison: our very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are relatively recent, emerging only in the past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it is those very categories, rather than their underlying concepts, that constrai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formal study of nature relates to the religious life.
In 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Harrison dismantles what we think we know about the two categories, then puts it all back together again in a provocative, productive new way.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se concepts for the first time in parallel, he illuminates alternative boundaries and little-known relations between them—thereby making it possible for us to learn from their true history, and see other possible ways that scientific study and the religious life might relate to, influence, and mutually enrich each other.
A tour de force by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working at the height of his powers, The Territorie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promises to forever alter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se fundamental pillars of human life and experience.

本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通过思想与社会交互为用的研究，亦即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去阐明明代士大夫阶层的知识与行动。这无疑与以往的研究过于偏向“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不同，而是希望在政治史、教育史、地域研究等领域的相互关联之下，重新诠释明代思想史的实际动 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神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考察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游乐生活、人格志趣、借助清议而对朝政的批判精神、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以及人格上自我之拓展诸方面的探讨，揭示明代士大夫别具一格的精神世界，以及士大夫精神的近代转型，藉此总结士人风骨的精神源头及其历史传承。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39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为“民族”，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伪满洲国”即是一例。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关于“中华民族”定义的激烈争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费孝通先生曾撰文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距离当年那场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辩已经过去70多年，今天中国固然没有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直接威胁，但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究竟应当以“中华民族”为单元，还是以56个“民族”为单元，直至今日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本书汇集了1939年围绕着一议题的重要论文以及对这一争论的回顾文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这场大讨论的原貌并思考应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问题。

《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精)》由作者沟口雄三两部通论性的思想史著作构成，《儒教史》从“儒教”的角度梳理从北宋王安石经朱熹、王阳明到李贽、戴震，一直到20世纪的大同观的思想中，儒家观念的发展脉络（从天理向公理的转换）和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屈折展开。《中国的思想》则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主要通过与日本同类概念的比较，探讨了天、理、自然、公等中国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的特质，并对这些概念从宋代到近代怎样完成了质的展开，分别做了重点考察。

本书通过对于李卓吾和阳明学的阐释，对于中国前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路向进行了辨析，认为“在中国思想中存在着不同于欧洲思想史的展开的中国独自的思想史的展开”，反对一般常见的、以欧洲的历史展开和价值观为基准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从而在中国内在的思想理路中寻找中国的“近代”及其“屈折与发展”；他还打破了在日本通行的对于李卓吾童心说是个人主义表现的肤浅说法，把李卓吾晚期的复杂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在他身上的独特体现推向对于明代思想本身的解释。

《沟口雄三著作集：中国的公与私·公私》([日]沟口雄三)加微信[soweinc]每天分享好书和来自全球的书友一起学习交流.微信好友低至5折.随时售后保证.作者:沟口雄三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装订方式:精装版次:第1版开本:32开出版时间:2019-05-01用纸:胶版纸页数:302语种:丛书名:类目:哲学/宗教|中国哲学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整理而成。狭间直树教授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以大量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转变，尤其是与康有为的关系，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等议题，作以细致的呈现和剖析，力图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
依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学者评议、印象记等内容，并收入作者讲演中涉及的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图。

作为易学家，朱伯崑先生必然要论及“象数”；作为哲学史家，朱先生又必然重视“义理”。朱先生的代表作《易学哲学史》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历代易学家的象数义理，尤其对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哲学研究用力颇深。
象数与义理，是构成《周易》的两大要素，也是研究《周易》的两大学派。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的研究态度和注释方法上各有特色，总的来说可分为象数与义理两派。《四库全书总目》将易学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象数派、义理派，六宗指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六宗实际上可归属于两派，占卜、禨祥、造化三宗归属于象数派，老庄、儒理、史事三宗归属于义理派。学术界一般把以抽象、概括的意义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义理学派，以具体物象解释《周易》的易学流派为象数学派。从整个易学史发展过程看，两派的互相攻讦一直没有停止。当代学术界对义理学派的研究比较深入，也比较公允；对象数学派的研究则不够深入，也有失公允。
本书的主题是叙述对周易原典的诠释及由此形成的易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内容包括从先秦到清朝乾嘉时期。其中以阐明中国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为主要脉络。本书从经学史的视野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一新的领域。

本書以「據實性假說」為切入點，考察日本中世以來圍繞「崇神尚武」和「崇利尚力」原則而次第推進的對華「請封」和對己「自封」過程。
日本天皇即位禮「大嘗祭」中的「真床覆衾」儀典及相關風俗源出於商朝等學術考證，一定程度上為人們重新認識包括《皇室典範》和《帝國憲法》在內的日本觀念結構、制度設計和行動軌跡，提供了某種基因式觀察維度。日本史上的祭政二元、萬世一系、崇神輕德、拒斥革命以及自我皈依等文化底色和立國性格，曾通過弱勢時對華請封和強梁時自我冊封等利害周旋和軍事行動，一時間達成過其「去中心化」指向下的「自中心化」夙願。但是，對「神國」錯覺的虛幻依賴、精神膨脹和武力擴張，亦無法不使國力有限的日本，反復自陷於勝負無常和速興速滅的境地。白村江敗績、文永弘安險勝、壬辰丁酉再敗、日清戰爭完勝和侵華戰爭完敗等中日系列兵燹，既記錄下兩種價值體系的不同世界對待方式，也向東亞內爭的實際意義提出了質疑。

本书是在21世纪中西文化会通碰撞之际，中国学者对华夏传统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深入思考与全新开拓。
作者追随着孔子的道说，运用新的哲学方法（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来探讨儒家哲理的生动特性，特别注重中国传统视野中的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孔子的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儒家所谓“艺”）对于理解儒家思想传统的关键意义。
作者揭示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全然异于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的时间性与身体性，探发了这种时间性与身体性的根本源头：亲子之爱，并对此作了极为新颖独到的阐发。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和儒家传统未来发展的新的可能和远景。

《作为方法的中国》包括了：考察“中国近代”的视角、关于近代中国像的重新探讨、中国的“封建”与近代、天下与国家、生民与国民、作为方法的中国、津田支那学和今后的中国学、法国支那学、日本汉学和中国哲学、写在“儒教复兴”之际等内容。

中国是如何接受西方的概念及思想的?具有深厚底蕴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因应属于不同体系的西方文明的?这些深层次问题，抛开日语的媒介作用就难以回答。本书思考的即是“译词(或概念)是在怎样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下产生的，即使其为日本和中国共同拥有，在文化、政治背景迥异的情况下，两国在理解同一概念时伴随着怎样的偏差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