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代表了费诺罗萨等学者以及在费诺罗萨影响下的美国各大博物馆馆长对东亚艺术的鉴赏模式，奠定了亚洲艺术的西方标准，内收录比奇洛（William Sturgis Bigelow）、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韦尔德（Charles Goddard Weld）等人珍藏的东亚佛教艺术、浮世绘和水墨画作品百余幅，详细阐述了中日艺术史的轨迹和几代美国人的东亚艺术品位。
恩内斯特·费诺罗萨是日本近代美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美学教授，费诺罗萨不仅在狩野派、土佐派等名家门下学习古代美术研究和鉴定方法，而且担任由日本文部省和内务省联合授权的美术专员、帝室博物馆美术部主任等职，曾受天皇委派对日本国内所有的艺术财产进行登记与管理。这些特殊经历与机遇，促使费诺罗萨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视野，“整体地看待全世界的艺术”。本书并不将艺术史写成文献史，或者，一部“历史的历史”，而是着意于阐述那些想象力最丰富、创造力最旺盛、交流最广益的中日艺术诸时代。著者从哲学、社会学、考古人类学、文化比较学等多重角度，论及太平洋艺术、东亚佛教艺术、中国汉代至明清艺术、日本大和绘、狩野派、琳派、浮世绘等艺术特征。中日艺术之长河，汩汩奔流不息！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的大部分日本收藏来自费诺罗萨。由费诺罗萨等学者、鉴藏家指导的鉴赏模式，奠定了亚洲艺术的西方标准，亦深刻影响了美国博物馆的东亚艺术品位。

*德国版《菊与刀》，“二战”后同盟国处理德国问题的指导书。
*希特勒追捕、罗斯福亲邀的德裔犹太学者路德维希代，从内部剖析德意志民族性格的经典之作。
*德国为何被神化？为何被误解？读懂德国人的文化世界观，就读懂了欧洲史。
理性、精准、一丝不苟、条理分明——这是多数世人对德国的印象。
这个民族孕育了无数谱写出动人旋律的音乐家、开创思想新局的哲学家，也是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艺术的起源地。但是，这个国家却也是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侵略邻国、意图灭绝犹太人的民族。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音乐总是唤起我 心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渴望，一是战争，另一则是田园般的宁静。”这句话正是德意志民族灵魂的写照——浪漫与残暴并存。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为何如此分裂？为何德国人在高度理性的同时，却又在战时集体陷入泯灭人性的疯狂？
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其亲身且直接的体验，从德国历史起源和文化底蕴切入，剖析“德国人”（包含日耳曼人和普鲁士人）的独特民族性格，他们的傲慢与自负从何而来，以及他们对阶级、地位、组织、服从的病态着迷，彻底解析这个民族的灵魂为何如此冲突、如此矛盾。
这是一部从内部角度彻底了解德意志民族性格的时代之作。

《通往冈仁波齐的路》是著名导演张杨的首部文字作品。张杨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二十年的从影历程，以及备受瞩目的电影《冈仁波齐》和《皮绳上的魂》的创作故事。传奇的经历与颇具张力的行文风格无不透露着张杨独特的艺术观与坦诚的人生观。
作为内地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杨持续不断地进行着风格实验与自我突破，凭借《洗澡》《向日葵》《昨天》《落叶归根》《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等一系列精彩之作，一路斩获各大电影节重要奖项，为华语影坛注入了与众不同的活力。
本书收录了张杨导演的珍贵照片，以及大量精美绝伦的藏地摄影作品。

大西克礼是日本现代美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具有自己独特而系统的美学理论体系的美学家，是日本现代美学由明治、大正时期向昭和前期以及由昭和前期向昭和后期即战后的过渡和转型过程的重要中介。
《幽玄·物哀·寂》对日本传统美学的三大关键词 “幽玄”、“物哀”、“寂”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和阐释，以其体系性的建构、文化语义学的方法、细致的理论分析、独到的阐发与见解，而在日本传统文论与美学的研究中卓荦超伦，堪称日本乃至东方美学的经典著作。本书将大西克礼的美学研究“三部曲” 《“幽玄”论》《“物哀”论》 《“寂”论》合为一卷。
《幽玄·物哀·寂》对于中国读者深入理解日本民族的美学观念与审美趣味，对于有效把握日本文学艺术的民族特性乃至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对于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极有参考价值。

本书意在讨论希腊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以及希腊人的态度对他们历史命运的影响。

1.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终其一生，对其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综合研究，填补了梁启超综合研究领域的市场空缺。
2.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
3.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的最终一面？
4.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
5.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
6.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梁启超的时间都去哪了？
7.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面对种种困惑，面对种种不解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女士历时八年，推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的基础上，对一生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更是有别于市场的泛泛读物。

作者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社会的人情、面子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社会的运作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与权力运作等。关系，不单是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工具，乃是所有普通中国人自己明白的生活手段；同样，关系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趋之如骛的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关系是可以取代制度的；那些压根儿就不知道或不懂社会学的人都能意识到：他的生活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需要建立起他的人脉。作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尤其对"事实再现的文学路径"、"在中国官僚作风与技术的背后"及"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几篇论文做了较大的改动；去掉了原书的最后一篇，"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以及于2010年春季在北大一篇讲演记录《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则因为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作者这几年的研究取向和思考理路。

《佛祖统纪》是南宋著名佛教史家、天台宗僧人志磐所撰的一部纪传体佛教通史。《佛祖统纪》把纪传体、编年体成功地融于一炉，还采用了宋代袁枢新创的纪事本末体这一修史法撰写《历代会要志》，将佛教的制度及历代兴废故实逐项详述，以补救纪传、编年二体的不足。志磐借着叙述佛教的历史巧妙地将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的教理寓于其中，为这部佛教史籍注入活的灵魂，形成至为全面系统的佛教史观。无论其组织规模的创制、修史体例的运用，还是佛教史观的自觉表达，《佛祖统纪》都堪称中国佛教史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佛教史巨著。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视觉记录。
本书收录了刘香成自1976年到1983年间驻留北京时拍摄的照片200余帧，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视觉记录。彼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结束了，意识形态不再铁板一块；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悄然拉开序幕：西方的物质文化进入中国，人们接受着新鲜的生活方式。
刘香成的镜 头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初现，许多来自日常生活中幽默与感人的画面体现了时尚与保守、舶来品与原生态并存的情景。政界领导人、知识分子、文艺界的个体影像，普通老百姓的特写，也被一一定格在画面中。这些合在一起，展现了摄影师通过8年的拍摄所显示的中国从“文革”中逐渐复兴的令人震惊的证据。这些照片拍摄的时间距今已将近30年，当时画面中的人们尚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今改革已不可逆转地将中国推向现代国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本书最早于1983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1987年由香港Asia2000出版社再版，同年由米兰Jaca Book出版意大利文版，第四版于1997年由M. Photo图片社修订再版。本书是在之前几个外文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相当数量未发表的照片，编辑制作首个中文版——《中国：1976—1983》。因部分读者反映《中国：1976—1983》定价较高，我们又重新制作了小开本的普及版《毛以后的 中国1976-1983》，在前一个版本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添加了几幅照片。
“刘香成也拍政治人物，没有颂扬，也没有贬低，没有隔膜，他把人当作是人，认识的准确，会有一种辛辣钻到人心里，但又被幽默和寻常化解了，看他拍开会照片，中国人会有一种菀尔一笑的亲切。”
——柴静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
——黄永玉，画家、作家、诗人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陈丹青，自由艺术家
“对刘来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值得发现的真相，更是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帝奇亚诺·坦尚尼（Tiziano Terzani），前《明镜》（Der Spiegel）周刊北京分社社长
“刘香成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忠诚，给予我们的不是明信片式的中国，而是真正艺术家的敏锐、感人和真实的刻画。”
——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北京分社社长
“刘抓住了多重矛盾的幽默与讽刺，这些矛盾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趣而难以捉摸。这个集子使得刘足以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马克·吕布比肩。”
——夏伟（Orville Schell），美国亚洲协会中国部负责人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
——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当代艺术评论家
“这样一个摄影师，和用他的相机所解读的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有多么的稀缺和重要……因为他的普遍性和独特性，我以为，他成为了迄今为止对中国一个时代的最完整、最深刻和最彻底的记录者，以前没有，以后也很难有。”
——连清川，FT中文网

亚历山大终结了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两百年的较量，他摧毁波斯帝国，征服了直至非洲沙漠、跨越药杀河（Jaxartes）、远及印度河的领土，古希腊的统治和教化远播至消亡文明的子民，希腊化开始了。此种震撼人心之事历史上绝无仅有。此前，此后，再没有这样的小民族能如此迅速、彻底地击毁那样庞大帝国的盛势，并在其焦土上创建出国家和民众生活的新形式……
在德罗伊森眼中，亚历山大大帝绝不是浴血冒进的一介武夫，征战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才是他心之所向，天下大同才是他的终极目标。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死后他创建的帝国随即分崩离析。表面上这是武力制胜的必然悲剧，其背后不可见的精神交融却孕育出坚不可摧的强大生机。
德罗伊森在完成了名著《亚历山大大帝传》后接着从其他作品发掘亚历山大继承者的历史，在一个总标题之下出版了《希腊化时代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整个工作的最后修订版本出版于1885年。此书第一次提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 chaften概念。后来此概念被狄尓泰沿用。

1966年发表的《词与物——人文知识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译《事物与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更是被认为是结构主义时代取代存在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它主要的论点在于：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 “人”作为研究的中心。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福柯在本书中运用历史话语分析（又称“知识考古学”）的手法对自文艺复兴以来直至20世纪的整个西方“人文科学”（Humanwissenschaften）的知识构成以及文化和知识史都作了细致入微的、富有创见和深度的梳理和剖析。他指出这里的人文科学指的是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将“人”设计并定义成某种认知构造物的科学，围绕这个对象而生产的人文科学，可被认可为真理话语。针对此“真理话语”，福柯试图从根本上驱除笼罩在当代知识形式的决定性条件之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的迷雾，批判了自笛卡尔、尤其自康德以来200多年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意识哲学和主体主义。在《语与物》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自恋病毒已经借助教育、媒体、网络和信贷感染全球，
无论西方或东方，前所未见的“自恋时代”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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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自恋文化由来已久，早在希腊神话中就有那耳喀索斯的故事，但是近半个世纪，自恋文化已借助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飞速传播至全球 ，最终造就了今天的“自恋时代”。本书以现代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为脉络，全方位阐释‘自恋’的前身、自恋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整个进化过程。
☆ 整容潮流、金融危机、网络色情、感情出轨、校园霸凌、反社会事件、信仰缺失……这一切的幕后根源都是现代人心中膨胀的自我意识？看两位心理学家如何从专业视角对社会乱象进行另类解答。
☆ 集合大量现实案例，以媒体报道和名人轶事为引，循序渐进道出应对自恋流行趋势的解决方案。笔触幽默之余又深刻入骨，意在唤起人们对于恶性自恋文化传播趋势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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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爱自己，做自己，相信自己是最棒的，值得拥有最好的。”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今社会，这样做难道不对吗？今天，大众认为自恋是正确的，是提高自尊，保持自信，驱使个人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但是，自恋狂潮会导致整个社会偏离现实，而现实总会战胜幻想，膨胀的欲望也终将坍塌。
在本书中，心理学家腾格博士与坎贝尔博士聚焦一般人的自恋人格特质，回溯自恋病毒在文化中的恶性传播，点明其给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
本书借助于各种啼笑皆非却又发人深省的实例，深刻切入孩子教育、媒体网络、物质消费、人际关系、宗教信仰等社会层面，列举出详细例证及数据，为人们了解、分析、对抗自恋提供了绝佳入口。

《胡商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解读虞弘墓》乃《太原隋虞弘墓》考古报告的续篇或者姊妹篇，试图通过虞弘和其他北朝入华中亚人，从几个侧面，展示汉唐之间黄河两岸的中西文化交流，旨在说明黄河两岸与丝绸之路的密切联系，揭示平城、晋阳在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以引起丝路研究者和爱好者的注意。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内容为：关系、人情和面子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在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无论置身何处都会明白的。但是由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情况，一种被命名为“关系学”的东西便由此诞生。关系学在世界上也由此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该书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去。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追踪到清代之前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形成抵制的儒家伦理制度。二十世纪，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

《中国近世戏曲史》之作，出于欲继述王忠悫国维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志，故原欲题为《明清戏曲史》，以易人曰人耳目之故，乃以《中国近世戏曲史》为名也。称之为“近世”者，以戏曲在唐以前，殆无足论，至宋稍见发达，至元勃兴，至明清益盛。而元明之间，显然有可划为一期之差异存在。即元代以北曲杂剧为盛；而明以后则南曲传奇，极形全盛。且王先生编戏曲史也，划宋以前为古剧，以与元剧区别，余从而欲以元代当戏曲史上之中世，而以明以后当近世也。

本书是一个历史学者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有现象，有分析，对于读者了解目前"新欧洲"的真实情况，颇有助益。分上篇"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中篇"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独立问题"，下篇"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共15篇文章。以作者在《经济观察报》开设专栏撰写的文章为基础，修改编订而成，也是之前出版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2004）一书的姊妹篇。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本（通称“科学院版”）为底本，全部直接从德文译出，原文为拉丁文的则直接从拉丁文译出。科学院版《全集》包含了康德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并且经过了德文编辑者的详细校勘。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各种译本，同时也对一些名词、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中译者以其在西方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学养，以及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信、可读的康德著作文本，对康德翻译与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本“康德著作注释本”系列是中译者将康德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进行详细注解后推出的单行本系列，对于专业人士的研究和非专业人士的学习，皆有极大助益。

《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内容简介：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依然有着不解之缘和千丝万缕的关系。《俄罗斯文学的神性传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基督教》通过对20世纪俄罗斯本土和侨民作家诗人的作品解读和个案分析，探讨和研究基督教与圣经文化传统在俄罗斯作家诗人意识中的深层积淀及其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作用。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Chinese state made strenuous efforts to broaden and deepen its authority over rural society. This book is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offer both a method an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 the state-making era.The author constructs a prismatic view of village-level society that shows how marketing, kinship, water control, temple patronage, and other structures of human interaction overlapped to form what he calls the cultural nexus of power in local society. The author's concept of the cultural nexus and his tracing of how it was altered enables us for the first time to grapple with change at the village level in all its complexity.The author asserts that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transformed and delegitimiz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nexu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particularly in the realm of village leadership and finances. Thus, the expansion of state power was ultimately and paradoxic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as it eroded the foundations of village life, leaving nothing in its place.The problems of state-making in China we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eralds the process that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the emergent states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under the very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workers in the third century b.c. created seven thousand life-sized terracotta soldiers to guard the tomb of the First Emperor.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d., Chinese builders constructed a pagoda from as many as thirty thousand separately carved wooden piec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hina exported more than a hundred million pieces of porcelain to the West. As these examples show, the Chinese throughout history have produced works of art in astonishing quantities - and have done so without sacrificing quality, affordability, or speed of manufacture. How have they managed this? Lothar Ledderose takes us on a remarkable tour of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to explain how artists used complex systems of mass production to assemble extraordinary objects from standardized parts or modules. As he reveals, these systems have deep roots in Chinese thought - in the idea that the universe consists of ten thousand categories of things, for example - and reflect characteristically Chinese mod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Ledderose begins with the modular system par excellence: Chinese script, an ancient system of fifty thousand characters produced from a repertoire of only about two hundred components. He shows how Chinese artists used related modular systems to create ritual bronzes, to produce the First Emperor's terracotta army, and to develop the world's first printing systems. He explores the dazzling variety of lacquerware and porcelain that the West found so seductive, and examines how works as diverse as imperial palaces and paintings of hell relied on elegant variation of standardized components. Ledderose explains that Chinese artists, unlike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did not seek to reproduce individual objects of nature faithfully, but sought instead to mimic nature's ability to produce limitless numbers of objects. He shows as well how modular patterns of thought run through Chinese ideas about personal freedom, China's culture of bureaucracy, Chinese religion, and even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restaurants. Originally presented as a series of Mellon lectures at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Ten Thousand Things" combines keen aesthetic and cultural insights with a rich variety of illustrations to make a profound new statement about Chinese art and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