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史上有两本天书，《易经》和《红楼梦》。重新发现“红楼”，重新发现“中国”……《红楼梦》的问世，既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性，得以在《红楼梦》里获得淋漓尽致的呈现。
贾宝玉的死亡准备，林黛玉的爱情期待，薛宝钗的生存策略，补天者的意兴阑珊，老祖宗的牌桌阴影，大观园内的女儿世界，大观园外的男人世界，深度空间和意象建筑，文化皈依和美学革命，或论文化灵魂和历史命运，贵族精神和审美定位，总体结构及其存在论意味，叙述阅读之自然无为的太极章法，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名词的垂直联想和回目的对比设计，人物造型的核心布局……本书摆脱了传统的阅读方法，横坐标是世界文化，纵坐标是中国文化，从历史文化和生命美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红楼梦》，在王国维的悲剧说、胡适的考据说之后，从《红楼梦》所提供的真实图像和丰富的信息之中，解析出人类文化的历史命运。侬好！红楼！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经典一样，《红楼梦》也颇具地标意味，并且也同样承接文化的始源性。但丁《神曲》源自新约《圣经》，歌德《浮士德》呈示有关荷马史诗的记忆，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缅怀骑士时代，莎士比亚戏剧综合了古希腊悲剧和喜剧的双重传统。由此可见，《红楼梦》从《山海经》神话起笔，并非偶然的巧合。正如文明是递进的，文化是回返的，以文艺复兴的形式。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有宋年间悄悄开始，至《红楼梦》问世方才彰显其巍然恢宏的气象。
李劼此著问世已有二十年，仅在大陆就出过好几版，本版今扩至十六章，增订内容是近年在美国西部伯克利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长文，即《红楼梦》与西方文艺复兴经典之间的对称性，从而补足了此前未曾充分展开的想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既解读了《红楼梦》，又解读了中国文化及其作为参照的西方文化之背景。

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论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总趋势，那就是由以创作为中心转移到以作品本身和对作品的接受为中心，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批评理论和研究方法步步紧逼地否定。批评家的目光从作者的社会背景、身世缩小到作品，从作品整体缩小到作品的语言文字，从阅读的作品缩小到作品的阅读，以至于研究阅读而抛开作品，使批评本身成为一种创作。
二十世纪文论不再那么看重诗人英雄的创作，却强调批评的独立性，乃至宣告作品与作者无关，作品的意义需借助读者（即批评家）才能显示出来。
大致说来，现代西方文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亦即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这样几个阶段。
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提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形式主义特征，即文学性。英美的新批评派也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背景、作者身世这类“外在”因素，而应集中注意作品的本文（text）和肌质（texture），也就是作品的文字和各种修辞手法。
在战后十年间，新批评成为英美文论的主流和正统，新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条分缕析的“细读”取得出色的成果，直到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兴起之后，才失去原来的声势。
新批评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单部作品语言技巧的分析，就难免忽略作品之间的关系和体裁类型的研究。结构主义超越新批评也正在这些方面。
结构主义把每部作品看成文学总体的一个局部，透过各作品之间的关系去探索文学的结构。
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批评影响极大，批评家把具体作品看成文学的言语，透过它去探索文学总体的语言，于是作品不再是中心，作品之间的界限被打破，批评家的兴趣转移到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类型作品的共同规律。结构主义文评对体裁研究贡献不小，普洛普研究童话，列维—施特劳斯研究神话，为结构主义文评奠定了基础，在叙述体文学的研究中成绩尤为显著。结构主义文论家都把语言学的模式应用于文学，去研究文学的规律，甚至直接说文学的“语法”。
结构主义文评往往把同一类的许多作品归纳简化成几条原理。
托多洛夫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语法”，实际上就是思维或认识的普遍规律，掌握了这“普遍的语法”，也就把握住了“世界的机构本身”。
结构主义发展到后来，有人对遵照语言学的榜样遍寻隐藏在作品本文下面的结构表示怀疑。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曾经出色地将索绪尔关于符号的理论加以发挥，把它应用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他后来放弃了在作品本文的符号下面去寻找总的结构这种努力，而强调每部作品本身的特点和符号本身的魅力。巴尔特要读者不要理会作品文字下面有什么意义，而在阅读过程中创造意义，去享受作品文字提供给他的快乐。雅克·德里达认为，并没有一个超然于作品之外的结构决定作品的终极意义，写作是独立的符号系统，而不是指事称物、开向现实世界的窗户。
后结构主义不是回到英美新批评那种对本文的解释，因为它把文学作品视为符号的游戏，批评是参加这样的游戏，而不是去给作品以解释，找出一个固定的意义。批评家现在留意的是读者阅读作品的过程本身，而不是最后得出的结果，这就和德国文论中对文学阐释和接受问题的研究汇合起来，形成当前西方文论中一股声势浩大的新潮流。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有几个特点是很突出的。一个是注重形式：……都把分析作品本文当成批评的主要任务或出发点，而不是把作品看成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历史、现实、思想、感情或者叫着内容的任何东西。另一个是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索绪尔语言学对结构主义的影响，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与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关系，都是显著的例子。

这部《中国文学简史》是以“心在创作”为研究出发点，以“文学本位”为思考角度，以揭示文学的创造性奥秘为研究依归，真正为文学史“写心”的力作。因此它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其中精彩纷呈的具体论述，更在于总体上所达到的极记境界和从中体现的高明的文学史观。

八卷本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论述了从1750年到1950年跨度长达两百年的西方各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由于作者造诣深厚，资料丰富，表达清晰，因此把一部常人想来艰涩难懂的理论专著写得深入浅出，颇多幽默风趣之处，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是一部可与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媲美的宏篇巨制。

《文学理论(修订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推荐全国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的100本著作之一，被全国许多高校指定为中文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读参考书。这是一本有关文学的本质、功能、形式及内容的经典理论著作，作者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和“文学的内部研究”构筑其理论体系，超越了多年以来文学理论架构的传统模式。《文学理论(修订版)》是在文学研究方面最富条理、范围最广、最有针对性的尝试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文学理论(修订版)》出版以来，即作为最经典的文学理论教材受到全球范围内专家、教授以及广大学生的欢迎。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初版于1983年，是伊格尔顿向英国普通读者系统介绍和评论西方世纪文学理论的一本专著。作者将起自俄国形式主义的纷繁复杂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革命梳理出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象学、诠释学到接受美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三条主要的发展脉络，对其产生和流变、问题和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

本书选编吴小如先生讲授古典散文、古代诗歌的若干作品,以及对古代文学作品所作的部分札记,每立一说,每下一断语,都是经过再三考虑,审慎落笔,这部古代作品选,能反映吴小如先生治古典文学的一贯思想和态度。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国球，台湾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 蔡英俊 联合推荐
最具史才、史学、史识的《中国文学史》
文采 纵横恣肆、议论酣畅、叙事快利，一洗教科书呆板枯涩之气。
学问 取材既博又精于剪裁，鄙弃堆垛知识、铺排材料、抄来抄去。
见地 新见迭出、奇锐精敏、大破俗说，极力拓展文学史讨论空间。
性情 仿马迁班固，笔含性灵不掩才情，非编纂排比之文学史能及。
有关文学史的思考，朋辈中龚鹏程兄可说是先导者。我在阅读龚著文学史时，文学历史之鲜活生猛，如在目前。读文学史至此，夫复何求？——陈国球
我觉得这本书是让老师准备文学史更深更好的材料来源之一。上研究所文学史研讨课时，是很好的补充教材。——蔡英俊
本书接续上册，起于晚唐，迄于20世纪初，全景展现了中国近一千余年文学历史的发展变迁。
作者秉承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通过剖析对文学历史的各种诠释之间共时性的互动与抗衡、历时性的累积与变奏，上推历史本身，下探对后世的影响。书中具体论述了晚唐的格法之学如何展开“宋诗的基本风貌 ”、唐宋文人阶层如何扩大、文人的性质如何衍变、文学如何成为社会文化的基调，兼论屈原、陶渊明、杜甫、李商隐等人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人物、形塑后世的创作观点；文与道、骈与散、诗与词、经与文之间的辩证，以及说唱、音乐的文学化；明清之际精致的八股文写作、文学创作的通俗化，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出现。
作者于两册文学史的写作中展现了“文字─文学─文化”的体系观，即以文字为基础的文学世界逐渐扩大，文学自两汉文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到唐宋文学崇拜的社会，最终走向明清之际的通俗化，文人阶层的内部结构在历史中不断变动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脉络。

《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反讽手法展示了士林的众生百态，而且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困境。本书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认为，十八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转变的产物，也是对他们的回应。而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陈寅恪的著述乃至诗作博大精深，影响深远。陈寅恪研究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显学。《陈寅恪诗笺释》是目前为止唯一的陈寅恪诗笺注本，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初版出版后备受各方极高评价，是陈寅恪研究史上的代表作之一。陈寅恪的诗作享誉全国以至海外，向为学术界和读者所推崇。今修订出繁体字版，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意义。

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丹麦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名著，对欧洲、尤其是对北欧的文学运动起过巨大的影响，迄今仍是研究欧洲文学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作者由于本书及其它论著，曾被称为泰纳以后欧洲最大的批评家。
不论在作者本人的整个著述生涯中，还是在整个欧洲文学史的范围内，《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仍不失为一部严肃的、丰富的、宏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具体论点，对于我国学术界仍然有充分的借鉴的价值。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共同愿望，我们将逐卷出版勃兰兑斯的这部名著。鉴于本书内容浩瀚，包括法、德、英等不同国家的文学运动，我们邀请了几位译者分别按照英译本和德译本进行翻译。
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谈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对十八世纪文学的动和这一反动的被压倒。这一历史现象有全欧意义，只有对欧洲文学作一番比较研究才能理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时，作者打算同时对法国、德国和英语文学中最重要运动的发展过程加以描述。

大家小书是一套非常大气的小书，大家一指作者为大家手笔；一指为写给大家阅读。小书是指开本小巧，篇幅短小，《西游记漫话》则是本很好的小书。

《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内容简介：在包括文学、视觉艺术、电影、建筑、文学理论、历史以及哲学的多个学科领域里，“后现代主义”一词被频繁使用和误用。《后现代主义诗学》既不为后现代辩护也不对其进行谴责。它既延续了哈琴《自恋式叙事》和《论戏仿》对艺术中自我意识的形式研究，又为其增加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维度。以建筑为模型，后现代主义在此用以指称以形式和意识形态的主要矛盾为标志特征的当今文化实践。在此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诗学”源于这些矛盾，透过当代理论和文化实践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些矛盾清晰可见。
《后现代主义诗学》是一部系统阐释、界定后现代主义的力作，横跨建筑、文学、绘画、雕塑、电影、录像、舞蹈、电视、音乐、哲学、美学理论、精神分析、语言学、历史编写领域，对后现代主义构成了立体、交叉透视。《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以实践为起点，试图推导、创建一个开放、不断变化的概念结构——“后现代主义诗学”。《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充分意识到缤纷多彩的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复杂性，采用既/又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评判方式，指出后现代主义既是现代主义矛盾造成的结果，又是对其的背离与质疑，它既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和戏仿性，又试图将自己植根在其指涉性和戏仿似乎要避开的历史世界之中，从而增加了论辩的深度与效力及可接受性，其新的视点和思维方式、观点无疑为客观、全面认识后现代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琳达·哈琴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后现代主义政治》、《论反讽》、《反讽的锋芒》。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为读诗四论之外的一篇，写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文中一节重要的考证，是指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鲁观周乐这一著名历史故事不可信，又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于郊，韩宣子不知郑诗，特请六卿赋诗“以知郑志”的记载，判断直到这一年诗三百篇还没有成为通行的定本。再根据孔子说到“诗三百”，断定诗经的成书年代，在韩宣子聘郑至孔子壮年之间。这部书完成的时候，时代精神正如公羊传成公十六年所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民族主义高潮的时代，时代的使命是追求诸夏部族的团结，一致抵抗其它部族的侵略。诗经的编写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这是对诗经的富于历史感的宏观解释。文本说：“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着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从这里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历史，也是作者当下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