瀧川資言於日本大正二年（1913）在日本東北帝國大學所藏慶長（1596-1614）、寬永（1624-1629）年間刊行的古活字印本《史記》二種欄外標註發現被《史記》三家註合刻本刪削的《史記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實為1418條），以後又從抄錄成冊的同樣的《正義》佚文，得到證實，於是手輯為《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二卷。這批《正義》佚文的輯得，遂啟“《史記會註考證》纂述之志”，後散入該書相關《史》文之下，自謂“略復張氏之舊。”本書收錄瀧川氏《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佚存》全部手稿照片，凡164幀，為首度公開。同時，由日本學者小澤賢二將手稿錄文並翻譯為中文，采用手稿影印與錄文對應排版的方式出版，以饗讀者。

这部由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携回的王玠《金刚经》产生于公元868年，它是目前世界纪年最早的印刷书籍，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
英国著名汉学家吴芳思和英国国家博物馆修复部主任马克·伯纳德，在本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关于发现、转移和修复经过，更在中国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等 更广泛的背景下，为我们呈现了印刷这部《金刚经》的纸张、油墨乃至印刷工序等种种珍贵的历史资料。英国国家图书馆修复人员历时近40年（1972—2010），终于使这部破烂不堪的《金刚经》印本恢复至近乎诞生时的模样。
本书以客观、冷静、真挚的笔触，并配与珍贵的插图，从人文、历史的广阔视角，涵盖中亚考古、佛教典籍、印刷工艺、文物修复等多领域知识，叙述了这部王玠《金刚经》印本重见天日的完整过程。

本书是根据已故仓石武四郎教授于昭和二十一年度（1946）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课的备课讲义整理本翻译而成的。整理本的底本为其亲笔原稿，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后经大岛晃教授等多人的精心整理，以补注的形式补充了大量信息，还收录了仓石教授另一篇论文《日本汉文学史诸问题》，由汲古书院出版。日本著名汉学家、原东方学会理事长户川芳郎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并撰写了序言，对作者的生平与学术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述。

【本书看点】
★暴虐、弑父、篡位、烝母、亡国，炀帝是古来少有的暴君。
★修长城、凿运河、建东都、巡西域，炀帝的功过该如何评估？
★美国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熊存瑞，以史、佛、道、文等文献为基础，集中、西、日多家之言，旨在抛开偏见，置个人传记于历史长河之中，用西方性格研究法来重新探讨隋炀帝及其统治。
★作者学术积淀深厚、才思敏捷，译者翻译准确、专业，文笔流畅生动，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装帧精美，收藏阅读两相宜。知名书法家、历史学家厦门大学侯真平教授书名题签，潇洒大气；高阶映画封面，质朴舒适；深沉黑星雨内封，精致低调；象牙白内文纸，复古护眼；裸背锁线，可实现180度平摊。
【内容简介】
本书采用杂糅式的手法，既研究炀帝本身，又讨论其所生活的时代。全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介绍杨氏家族和炀帝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的发迹过程之后，记述了炀帝从少年到王子、从皇储到皇帝的生活轨迹。第二部分从多个层面讨论了炀帝和他统治下的王朝；其内容包括大兴土木、文官制度、军队管理、教育、礼制、法律、宗教、经济政策、对外关系等。结语部分则对炀帝的历史地位进行分析，重新审视炀帝的生平、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留给后世的遗产。
【推荐】
历史学家将从本书丰富的史料中受益，熊存瑞很好地解释了早期日本和古老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宗教研究评论》（Religious Studies Review）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通常谴责隋炀帝，但作者却更胜一筹，他超越了谩骂，进而揭示隋炀帝的个人经历、政策和功绩。本书作为这一研究的成果，将改变中西方历史学家对隋朝和隋朝对中国历史重要性的认识。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对中国历史上一段关键时期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熊存瑞的研究对于研究隋朝历史的人来说是不可忽视的。
——丁爱博（Albert E. Dien，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

本书分为论考和资料两篇，研究了全真教的开祖王重阳和他的弟子二祖马丹阳的生涯和教说，研究了道教教派全真教。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分为《日本汉学史第1部·起源和确立(1868-1918)》、《日本汉学史第2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日本汉学史第3部·转折和发展(1945-1971)》、《日本汉学史第4部·新的繁盛(1972-1988)》、《日本汉学史第5部·变迁和展望(1989-)》共5册。
《日本汉学史(套装共5册)》内容简介：李庆教授所撰《日本汉学史》的第一至第三卷前些年曾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现在，该书全帙五卷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次推出，这对中国的文史研究者实在是一项福音。因为，至迟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的文史研究就受到日本汉学研究的日益深刻的影响。直至抗日战争开始，从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影响已几乎消歇，但实际上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影响又大为增长。所以，要真正明白中国文史研究的来龙去脉，就非对日本的汉学研究有所了解不可；当然，在今后的研究中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史研究的质量，也得吸收国外的同类研究的成果，而日本的汉学研究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可惜的是，日本国内迄今为止尚无日本汉学史一类的著作。所以，李庆教授的这部大著在当前——也许还包括以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唯一一部翔实的书籍。而且，他在日本任教二十余年，《日本汉学史》是长时期研究的积累，具有相当强的可信性，绝无疏漏之失和无根之言。
日本汉学在当时之产生上述重大影响，首先是由于从乾隆皇帝开始，清朝统治者的唯“天朝”独尊的思想就已浃肌沦髓，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不屑一顾，一味致力于对内的钳制，而对中国的程朱理学等传统则尊奉得无以复加，直到鸦片战争失败，才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土大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其所谓“夷之长技”不过是船坚炮利之类，根本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人文研究成果和政治制度。

作者雷德侯是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教授，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本书一经面世即引起西方汉学界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书中的观点被广泛引述。
作者从多个方面，既依照历史的线索，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按照、艺术的门类，材质工艺的区别，深入到中国文化 与审美观念的层次，分析了中国艺术与工艺，揭示出中国艺术史中最为独特、最为深厚的层面。作者说明了中国的艺术家不似他们的西方同行，他们不寻求忠实地再现自然物象，而是探索代替模仿的方式，直接地创造出成千上万甚至无限的艺术品。他也为读者指出，模件的思想如何贯通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文化，中国宗教以及关于个人自由的思想。

纪念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
美国汉学三杰之一
魏斐德成名力作社会史与地区史写作的“典范之书”
用讲故事的方式，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解读时代变迁中易被忽略的底层百态从“地方视角”到“世界视野”重现中西文化碰撞下的社会裂变
1、 美国著名汉学家、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教授博士毕业论文及成名力作
2、深刻启发了后来众多汉学家的研究和写作（如蓝诗玲《鸦片战争》）
本书是魏斐德教授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清朝末年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学术著作。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名人推荐】
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
——夏多明 （Dominic Sachsenmaier，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朝廷的法典条文，民间的礼仪习俗，二者如何交织在一起，指导着“华南”这个有意识的、历时数百年的地域建构进程？《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显示：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华南的政治整合，要培养出敬畏官府、纳粮当差、安分守己的良民。随着王朝在华南的军事征讨、行政规划，一套关于权力的文化语言也渗透华南。这套语言有两个互相发明的关键词：“皇帝”、“宗族”。它们渗透到一切礼节、身份、地位、财产权、商业习惯、社会流动、社区构建之中。华南与王朝中央之间的正统纽带，不仅建立于里甲与祀典之上，也建立在“宗族”这套语言之上。

《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以梳理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生命历程为主，通过对四百年汉学家与中国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命运的生动刻画，描摹出汉学（中国学）的产生、发展和变异的宏大历史图景。
《纽带：东学西鉴四百年》共分为八章，脱胎于文化纪录片《纽带》，云集了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80余位专家学者的思想精粹，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直面汉学（中国学）这门“高冷”学问的前世今生。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不同文明在西去东来的道路上相遇、相融，而汉学恰似一条纽带，它以独特的方式连接着中国与世界。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顾彬的德文文集，曹娟主编，翻译者包括曹卫东、肖鹰、王祖哲、马树德等，刘小枫作了一篇长序。
文集分为三部分：一、汉学与中国。这一章节的几篇文章分析了汉学的情况，以苏东坡为对象讨论了中国的“近代”问题，探讨了尼采在中国的本来面目……对于国内知识圈更加全面认识汉学情况有很大帮助；二、语言的可能。这一部分选取的几篇文章：世界的深邃，言语的深度；误解的重要性；翻译好比摆渡……可以看出顾彬对于“语言”的敏感；三、怀疑与行动。这一部分的内容更具哲思性：多弦的琴，漂流的符号，死亡的旅程，路的哲学……

本书是一本关于汉学史研究的力作。汉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问，经历了前汉学时期、早期汉学时期和现代汉学时期三个发展阶段。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和安文思的《中国新志》是早期汉学时期的两部代表作，反映了当时西方汉学研究的*高水平。可是，两书长期以来却汉有得到中西方汉学界的重视，尤其后者尚无中译本。本书通过对这两本著作的全面系统研究，不仅使人们了解了这两本著作的内容及其价值，而且也纠正了长期流行的“法国人创立西方汉学”等失实观点，还西方汉学发展史庐山真面目。

Evidence from Shang oracle bones to memorials submitted to Western Han emperors attests to a long-lasting debate in early China over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gods. One pole of the debate saw the human and divine realms as separate and agonistic and encouraged divination to determine the will of the gods and sacrifices to appease and influence them. The opposite pole saw the two realms as related and claimed that humans could achieve divinity and thus control the cosmos. This wide-ranging book reconstructs this debate and places within their contemporary contexts the rival claim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cosmos and the spirits, the proper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realms, and the types of power that humans and spirits can exercise. It is often claimed that the worldview of early China was unproblematically monistic and that hence China had avoided the tensions between gods and humans found in the West. By treating the issues of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that attends to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specific arguments, Michael J. Puett shows that the basic cosmological assumptions of ancient China were the subject of far more debate than is generally thought.

This book traces the evolving uses of writing to command assent and obedience in early China, an evolution that cul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extual canon as the found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Its central theme is the emergence of this body of writings as the textual double of the state, and of the text-based sage as the double of the ruler. The book examines the full range of writings employed in early China, such as divinatory records, written communications with ancestors, government documents, the collective writings of philosophical and textual traditions, speeches attributed to historical figures, chronicles, verse anthologies, commentaries, and encyclopedic compendia. Lewis shows how these writings served to administer populations, control officials, form new social groups, invent new models of authority, and create an artificial language whose mastery generated power and whose graphs became potent object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traces the enterprise of creating a parallel reality within texts that depicted the entire world. These texts provided models for the invention of a world empire, and one version ultimately became the first state canon of imperial China. This canon served to perpetuate the dream and the reality of the imperial system across the centuries.

这部两卷的论文集，是众多学者在21世纪运用新的历史观念进行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针对明清之际的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发生了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崩解、变革和重建。当时的汉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和欧洲人，是如何被迫调整他们当下的用时和记时的手段，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对历史修正认识的基础上，在重新构想的模式下定位他们的当下的。

凡 例
“西方漢學”以研究成果的語言爲主要限定條件，與作者的國際和血統無關。本書書目包括由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寫成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包括俄文和其他東歐語言。中國、日本、韓國學者如果利用西文發表研究成果，也包括在内。爲求齊備，本書書目還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成果，但是一般不在學術史叙述中做特别介紹。
“出土文獻”以先秦兩漢甲骨文、金文、石刻和簡帛文獻爲主，還包括古文字學和出土文獻學概論，不包括魏晉南北朝以後的金石學和各種寫本，諸如敦煌卷子。
“研究”以正式發表品爲主，也包括博士論文，都收録在書目中。但是，書目不包括碩士論文，也不包括會議論文和私人發表品。
“概要”是説每一部分所叙述的學術史無法涵蓋書目中的每一個發表品，僅選擇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討論。
本書除序言外，分爲四部分，分别是：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契於甲骨、鏤於金石和書於竹帛。每一部分又都分爲三章，即：學術史的叙述、著名學者的小傳和書目。
學術史的叙述主要以時代早晚和歷史演變爲序，但是偶爾以各種專題爲綫索展開。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第一次提到某一位學者時，先給出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然後在括號裏給出西文姓名，已經去世的學者也提供生卒年代（中國學者亦然）。第一次提到之後一律只用中文姓名。
在每一部分學術史的叙述中，凡提到本書書目收録的研究成果，稱引均按照書目中給出的中文譯名和編號，偶爾也注明發表年代。叙述中如果提到本書書目以外的發表品，均以脚注的形式説明發表信息。
每一部分都設有四位著名學者的小傳，主要選擇標準是學術影響，一律不包括現在仍然任教的學者。
每一部分都設有書目，按照年代早晚和作者的西文姓名排列。一個年份之下如果有兩個以上研究成果，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順序排列。每一個發表品，無論是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還是單行本書，皆按照如下格式記録：
1881
100010 HOPKINS, Lionel C. (金璋). The Six Scripts or the Principles of Chinese Writing (六書：中國文字的原理）.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1.
1934
100280* KARLGREN，Bernhard (高本漢）.“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裹的詞族).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5 (1934) ： 9 - 120.
“1881”、“1934”爲發表年代。如果某一年有兩個以上發表品，年代只列一次。
每一個研究成果都設有一個六位數字的號碼，如“100010”。第一位數字有1、2、3、4四種，表明該研究成果屬於四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也就是説，“1”指該研究成果屬於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的書目部分，以此類推。除個别例外，最後一個數字爲0,中間四位數字從0001排至0656,爲研究成果的次序。編號只是爲了尋找方便，没有特别意義。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牽涉兩部分以上的學術史，但是書目只記録一次，通常列入其主要内容所屬的那一部分的書目。有的編號後頭有“*”號，如上舉第二例。“*”表明此文有中文譯文，對應譯文見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本書各部分書目的中文標題是直接翻譯原文，《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是發表品上的譯文，與本書各部分書目不一定一樣，請讀者注意。另外，《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不包括原來以中文發表，後翻譯成西文的作品。
書目按照作者西文姓名排列，在括號裏括注作者的中文姓名（如果有的話)。姓名之後是研究成果的標題，一律使用原語言，其後括注中文翻譯，中文翻譯多半按照字面意思直譯，偶爾采用研究成果在發表時本身所附的中文譯名。
單行本書列出出版地點、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地點和出版社都不譯作中文。
學術刊物上的論文提供學術刊物的名稱、輯號、發表年代和頁號。爲了方便讀者尋找學術刊物，均使用原文，爲了節省篇幅不譯作中文。不過，爲了讀者方便，本書還附加了《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
本書另附有兩種索引，即《作者西文姓名索引》和《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兩個索引都列出每一個作者的每一個發表品的號碼，讀者可以據此去各部分書目中查找。
序言
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開始了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明末熹宗天啓五年(1625年），西安西郊(也許是周至縣）的農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塊古代石碑。石碑上部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九個大字，下部刻有長達1780個漢字的銘文。除了漢字以外，碑脚及左右碑側另交錯刻有古叙利亞文及漢文。碑銘刻於唐建中二年（781年），叙述了景教在唐代146年的歷史和基本教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景教是天主教的分支教派。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掀起滅佛運動，景教受到牽連，《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被埋於地下。七百多年後，此碑才又重新面世。明末和盛唐的情况大不一樣，當時天主教已進入了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天主教教徒的興趣，將碑銘拓本送給了杭州李之藻(1571—1630)。李之藻又把碑銘内容介紹給了天主教耶穌會葡萄牙籍傳教士謝務禄（Alvaro SEMEDO, 1585—1658,又名曾德昭）。據謝務禄記載，他在崇禎元年(1628年)前往西安親自考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把銘文譯爲了葡萄牙文，運回了葡萄牙的里斯本。
在1631年之前，葡萄牙文的譯文就已經抵達了駐羅馬耶稣會的總會。在羅馬，碑銘又被譯成了拉丁文。1636年，碑銘被著名的耶穌會信徒基爾施(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又名阿塔納斯•珂雪)得知，在其所著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概要》裏被首次提到。此後，他的名著《中國之圖表》（China Illustrata，1678出版)裏也載有兩種不同的翻譯。由此，歐洲各國的讀書人得知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後，許多駐華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以及漢學家都對之做了翻譯和研究，包括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李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
衆所周知，伯希和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之一(也許不必加上“之一”)。自從他於1906年在敦煌莫高窟購買了上千卷敦煌寫本之後，他的名字和中國出土文獻就分不開了。誰都知道他坐在石窟裏借蠟燭來閲讀卷子的照片。然而，除了對《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和敦煌寫本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外，伯希和對中國其他出土文獻没有多少興趣，幾乎没有貢獻。中國讀者也都知道比伯希和稍微早到敦煌的英國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他在中國西部流沙做了三次調查，除了購買了大量敦煌卷子，還將之帶回倫敦，現收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此外，斯坦因在他所著的《和田沙埋的廢墟：中國土耳其斯坦考古旅行與地理探索的私人叙述》(400060)裏還首次公布了漢代簡牘。斯坦因對中國簡牘學不無貢獻。然而，他自己看不懂中文書籍，這使他對出土文獻的研究受到了局限。
非常巧合的是，真正對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始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抵達敦煌的那一年。1906年，長期駐華的傳教士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 1862—1914)回到了他的老家美國匹兹堡，在匹兹堡卡内基圖書館做了一次學術演講，給西方學術界打開了一個新的路子。在其所著《中國早期書寫》(100050)裏，方法斂對《説文解字》的六書做了相當詳盡的説明，還引用了兩種出土文獻作爲例證。一個是青銅器銘文的《散氏盤》，這是西方學術界第一次引用銅器銘文作爲歷史語言證據。另一個且更引起大衆注意的是，方法斂在這次演講裏首次提到了清朝末年剛剛發現的甲骨卜辭。在《中國早期書寫》裏，他還引用了十幾張圖畫來介紹自己收集的甲骨。
從一百多年以後的角度來看方法斂對《散氏盤》銘文和甲骨卜辭的理解，可以發現錯誤實在很多。然而，在給西方漢學家開闢一個新的學科方面，他的貢獻不可否認。本書即對方法斂以後一百多年的西方漢學家有關中國出土文獻的研究做一個綜覽。遺憾的是，本書未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研究，也未包括敦煌寫本研究。由於各種原因，這兩種文獻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興趣與研究，衆多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作者的學術知識。然而，書中除了方法斂介紹的甲骨卜辭和青銅器銘文以外，還會對斯坦因介紹的古代簡牘和帛書寫本做一個綜覽，另外對石刻也將做出介紹，希望中國讀者會發現一些其從來未知的研究成果。
後記
本書緣起於2009年12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邀請我在該中心做三個演講，其中兩個演講的題目由我自己决定，但是劉教授特别要求要有一個演講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我原來很不願意做這樣的演講，寧願發表我自己的研究。然而，劉教授很固執，到最後我也没有辦法，只好做了一個題作《西方金文學史》(2009.12.15)的發言，基本上以展示PPT爲主。在座聽衆的反響意外地熱烈，之後劉教授和裘錫圭先生都勸我把PPT寫成文章正式發表，當時我還是不願意。後來又在武漢大學和清華大學做了同樣的演講，也收到了同樣的反響，同樣得到了陳偉和李學勤兩位先生的鼓勦。在那之後，我只好决定寫一本書，全面介紹西方漢學的出土文獻研究成果。
我原來只打算介紹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但是寫作時間拖長以後，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中葉，而這十幾年中，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特别活躍，只好决定介紹當代的研究成果。學問不斷地發展，但是本書必須要劃一個終點綫，因此所收材料只好截止於2015年年底，之後的研究成果只好等待下一代學者去取得，再由下一代中的某一位學者來介紹了。
在本書寫成過程中，受到許多朋友的支持和幫助：西方學者當中，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同師蔡芳沛修改了本書的《序言》，并且三十年以來修正我的中文；許多西方同仁提供了他們自己發表品的中文翻譯的信息，特别是美國達慕思學院教授艾蘭(Sarah ALLAN)和加拿大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高岛谦一（Ken-ichi TAKASHIMA）提供了他們自己學術論文的中文譯文的目錄；另外特別想感謝美國賓州大中教授金鵬程(Paul R. GOLDIN)，他所公布的兩種學術目録是本書所載目録的基礎。中國學者提供了更多的幫助：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陳偉、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韓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李學勤、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錫圭、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研究員沈建華以及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朱鳳瀚都給予各種鼓舞。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李天虹編了第一部分《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學》，并發表在《簡帛》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編了第二部分《契於甲骨》，并發表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教授白於藍對第三部分《鏤於金石》做了特别多的修改；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淵淸對第四部分《書於竹帛》做了最後修訂。特別值得感謝的是五位年輕學者，在他們自己百忙之中抽了時問幫忙：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郅曉娜對本書所載《西方漢學出土文獻研究中文譯文》提供了很多幫助，特别是甲骨文部分；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博士黄杰對本書目録的譯文做了全面修改；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蔣文與芝加哥大學博士周博群都修改了本書許多的地方；最後，特別感謝芝加哥大學碩士孫夏夏對全書的修訂提供了各種幫助，并且做了《作者西文姓名索引》、《作者中文姓名索引》和《西文期刊刊名和中文譯文》。對所有友人的支持，謹此表示深刻的感謝。
最後要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亞莉老師和吳長青老師，他們對編輯工作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改正了本書各種各樣的問題。當然剩下來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