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泰斗、“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 知人论世力作
★皇帝 名臣 财阀 儒家 文人 画家 盗贼……
★以司马迁之磅礴笔力，重现历史叙述的摄人心魄
★读懂中国史，从读懂这些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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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为基础，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文风，对中国古代史上“最有料”的人物之魅力、功罪和时代进行描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与想象力飞扬的叙事融合无间，重现了司马迁以降摄人心魄的历史叙述。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治学方法与中国“知人论世”的史学传统如符若契，又对司马迁顶礼膜拜，晚年曾计划将“人物论”的代表作品《史记·列传》全译为日文。
本书正是宫崎本人的“人物论”，也是他的著作中最为通俗好读的一部，收录了他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重点关注过的人物，包括“大帝与名君”（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康熙、雍正），“乱世宰相”（李斯、冯道、贾似道），“资本家与地方官”（晋阳李氏、宋江、蓝鼎元），“儒家与文人”（孔子、朱子、张溥、石涛），涵盖各个时代和阶层，极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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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先生是东洋史学界的巨擘。他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复旦大学 葛兆光
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
——北京大学 刘俊文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四日の二日間、韓国慶尚北道安東市の韓国国学振興院において、韓国国学振興院および関西大学グローバルＣＯＥ「文化交渉学教育研究拠点」（ICIS）共催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朱子家礼と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渉」が開かれた。本書はそのシンポジウムの論文集である。
シンポジウムが朱熹の『家礼』と「東アジア」を銘打ったのにはわけがある。南宋の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が著わした『家礼』は朱子学の広範な伝播とあいまって、中国のみならず、朝鮮、ベトナム、琉球、日本など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さまざまな影響をもたらしたからである。『家礼』とは冠婚喪祭（冠婚葬祭）を行なうための手引書であり、近世以降、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日常の通過儀礼や死者儀礼のための重要なマニュアルと目されてきた。しかし、これまで儀礼研究が立ち遅れていたこともあって、その具体的な様相は必ずしも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なかった。そこで本学と研究協力協定を結んでいる韓国国学振興院とはかり、広い視野から『家礼』をとりあげるシンポジウムを企画、開催したのである。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抓住中国古代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这一中心主题，揭示了中国中古时代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中古时代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即“幽契”或“阴契”。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之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前后历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部利用新出竹简研究中国先秦史的海外汉学力作首先，建议关注本书的读者先阅读作为本书先驱的《艾兰文集》之二《世袭与禅让》。
其次，建议读者在看过这部书的“导论”之后，不妨先跳跃一下，接着去读书的第八章，包括“竹简”和“政制理论”两节。
最后，建议《湮没的思想》中译本的读者，请不要忽略书中各篇竹简的英语译文。
艾兰教授对简文的翻译，广泛吸取了中外学者有关的意见，加以折中融会而达到自己的见解，颇有精微之处，值得大家仔细吟味。
——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 李学勤
“艾兰文集”之五《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结合新出竹简，探讨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关于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的阐发。由于艾兰教授有着深厚的文献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素养，因而文集中所收的作品，在吸收了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新理论如结构主义等，融会贯通，新意迭出，创见尤多。本书是以新公布的战国竹简为主要依据进行文献释读的学术专著，对20世纪初期古史辨运动以降有关传世文献和历史的争议的进一步分析、考证、释读。

本书为《道教学译丛》之一。《周氏冥通记》为南朝梁代道士周子良与茅山诸神冥通的记录，该书既是中国古代稀有的梦的记录，亦是了解六朝时期茅山道教实态的基本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本书作为《周氏冥通记》的研究著作，主要包括《周氏冥通记》原文、译文、注释、索引及国内外对《周氏冥通记》研究的最新成果等，其原文校勘精良，译文通俗易懂，注释资料翔实，更加增添了本书的资料价值与实用性。

由日本作家小林正美所编著。内容详细的介绍了唐代的道教教团、天师道和《升玄经》等。本书属于《到教学译丛》系列之十二。
《道教学译丛：唐代的道教与天师道》在日文版原著内容之外，還新收錄了筆者兩篇論文作為補論，即《唐代道教大洞三景弟子與大洞法師的法位的形成》（載東方學會，《東方學》第百十五輯2008年1月）和《關於（昇玄經）、（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和（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的編纂順序）（載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二十七號2010年3月）。《唐代道教大洞三景弟子與大洞法師法位的形成》是對本書第二章“天師道的受法教程與道士的位階制度”進行補充說明的論文。該論文中，具體解明了作為上清派道士的法位的“大洞三景弟子”與“大洞法師”成為天師道道士法位的經過，以及梁代天師道位階制度中最高位的“大洞三景弟子”與“大洞法師”在唐代天師道位階制度中被降低一級的理由。還有，《關於（昇玄經）、（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和（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的編纂順序》對第四章關於《昇玄經》的編纂者和編纂年代的結論進行了進一步的驗證。該論文中，用實證的方法明示了《昇玄經》的編纂年代。

本书题为《敦煌·民族·语言》，除了以上述主题展开论述的文章之外，另加舆五姓说、慧超傅、玉篇、排字员等相关的数篇考證，合计收录二十篇文章。總而言之，本书所选的都是舆敦煌、民族、语言这三个主题词相关的文章。发表年代自80年代初至於近年，歷年既久，其中的部分论文，其学术价值或已降低，但考虑在相关分野之中此重研究尚不多见，这些论文仍具一定价值，故予以一並付梓。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由在京都大学大学院留学中的锺翀、陈捷二君譯就，而其中尤以出自锺翀君之手者为多。另有两篇借用了曾被中国国内雜誌刊载的譯稿，在这次的收录之中，又对这两篇譯稿之中一些明顯的错误作了订正，也增加了若干的文词表术。在此也对以上译者的艰苦劳作表示深深感谢。

本书为西方汉学界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交流的代表作，以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对基督教在明清鼎革之际传人中国後产生的撞击与回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展示出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在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殊同。

《吐蕃僧诤记》是对8世纪时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侣莲华戒在拉萨就禅宗问题开展的一场大辩论的研究。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论述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摩诃衍与莲华戒就禅宗问题展开的大辩论，译注了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包括王锡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第二章是史料疏义，译注了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我国周遍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绍介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 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系列《觉群佛学译丛》， 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全书分三卷，中心问题是回答：中国十七、十八世纪就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没有以工业化为背景的西文化的入侵，中国也能实现以科学理性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作者通过对儒教与中国文化精神，例如对绘画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答案，并以著名的博物馆的比喻，说明儒学传统的死亡。作者视野宽阔、慧思独运，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本书1979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
《最后的儒家》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构思和文笔彰显出大师功力，仅仅是第一页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本书虽说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各种资料来源不啻几百种，却如小说般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谢伟思（John S. Service）美国资深外交官、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延安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像胡适之、梁任公等“时代名流”，没有一个超过他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牟宗三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束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 费孝通
梁先生的人生有点像个圣人，圣人悲悯持世，进而止不住要救世，总想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来改善这个社会。一般的读书人安于书斋，只满足于笔下风云，多徘徊于砚中风韵。从这个意义来讲，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章润
艾恺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方便我们审视中国革命，思考何为奉献和责任……有鉴于此书与中国目前的问题息息相关，并圈点了当代中国领导人无法回避的思想社会的难题，其出版可谓逢时矣！——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大多数研究道教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怪现象，道教本来出自中国，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道教学术研究却是首先在国外发展起来的。若从上个世纪初涉足道教的法国汉学大师沙畹（EdouardChavannes，1865-1918）算起，则外国的道教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如火如荼的道教研究热潮，形成了法国、日本和美国三个道教研究中心。《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介绍了“道藏”中的老庆庄精神、道教史、资料、道教世界、中国文化中的道教；道教和佛教等内容，供相关读者阅读或参考。

《中国学文薮》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先生的学术论文选集，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清朝皇帝的特权与科举制度、中国古代小说、元曲等方面。

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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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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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

《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一书包括《中华名物考》和《华国风味》两部书稿，均未在中国国内出版过。此两部书稿属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著作，《中华名物考》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名物的论考，题材从草木之名到节物之名，非常广泛。说起来，名物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训诂学，下经过明代的名义学，再发展为清代的考证的名物学。但是，在日本，以前只是追随中国的名物学，缺乏独立的发展。青木在其名物学中导入了虽然同样是考证学而不同于清朝考证学的近代考证学的方法，开启了通向新名物学之道的端绪，在开头的“名物学序说”中，他揭示了我国名物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方向性。《华国风味》则旨在于介绍中国风味的饮食。而这两部书稿更处处透露着中国文化的种种相关知识、相关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