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从”。
一、为避免内容重复，下列几篇文章未予收入：
《无字天书的中国固有宪法》一文，其主要内容已体现在收入本书的《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一文的第二节(丙)《宪之部分》。
《我国过去无民法法典之内在原因》一文，其主要内容也体现在《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一文的第四节(甲)《因义务本位而无民法法典之存在》之部分。
《中国婚姻制度之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7年春季增大号)，其主要内容已经体现在收入本书的《中国往昔之婚律》一文中。
二、有些字眼或词汇，系民国时代或台湾地区惯用，不合现今大陆惯用法。根据上下文意判断，径行按现今大陆惯用法改正，以免引起误读。如：
“底”改为“的”，“狠”改为“很”，“澈底”改为“彻底”，“终久”改为“终究”，“利害”改为“厉害”，“坐官”改为“作官”，“和起来”改为“合起来”，“那”改为“哪”，“到”改为“倒”……等等。
三、有些文章中的反共惯用语，如“反共抗俄”、
“共匪”、“匪共”等，径直改为“反×抗×”、“××”等，不另作说明。
四、有些文章自然段太长，根据上下文意，适当划分段落以便阅读；有些“标题”实系原文相关段落的主题性首句，特单列一行作为标题，以便阅读。
五、除《法治与礼治之史的观察》一文之尾注改为脚注外，其它文章，原文无脚注或尾注，仅有文内夹注者，保持原状。
六、除《法治与礼治之史的观察》一文外，所有文章的脚注，均系“校勘者注”。因原文无脚注，故无需特别注以“校勘者注’，字样。
七、原拟将先生于1920和1921年出版的《孟子政治哲学》和《墨子政治哲学》两本小册子(共约8万字)收入本文集，现因文集篇幅太大，故舍之。

鲍姆教授视野宏大，视角多元，擅自运用多学科理论和实证数据开展研究。他非常注重法院的“政策制定者”职能，对两党三权的策略互动、上下级法院的微妙关联、法院内部的意识形态都有深刻把握。他的著作中既会交代历史背景、事件由来、人物脉络，又能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心理学等方法条分缕析、推导结论。本书以美国专门法院（庭）领域的发展历史、组织体系、运行现状为研究对象，呈现了一个关于专门法院（庭）的大千世界，对于我们了解法官应当是“通才”还是“专才”，洞悉推动设立专门法院的政治脉络，思考在当下中国设立金融法院、国际商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的意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脱卜赤书系”由东方出版中心胭·砚工作室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助理教授蔡伟杰一同打造。
脱卜赤源自蒙古语tobči，意为总纲或纲要。在蒙古历史上，脱卜赤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指称史书。例如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的蒙古喇嘛罗布桑丹津所著之《诸汗源流 黄金史纲》（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örö yosun ǰokiyali tobčilan quriyaγsan altan tobči），一般在蒙古文里就简称为《阿勒坦·脱卜赤》（Altan tobči）。也就是《蒙古秘史》蒙古文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γol-un niu’ča tobči’an）中的“脱卜察安”。主编蔡伟杰以脱卜赤命名，希望出版雅俗共赏的另类历史图书，主题上则着重于探讨各种形式的边缘议题，包括地理上的边疆与外国、人群中的少数民族、性别上的妇女等。
洪武七年（1374）孙贵妃之死，使明太祖注意到母服制度。明太祖秉持“父母等恩”观念，下令今后子为母、子为父，皆采最高阶序“斩衰三年”，并御制《孝慈录》作为明代丧服制度的定本，为清代沿袭。本书探讨《孝慈录》在制定、推行与实践的过程中，父与母、礼与情、嫡与庶等因素不断关涉拉扯的过程，诉说中国丧服礼制史上最复杂深刻的孝道故事。

天一阁藏《天圣令》为明乌格抄本，存十卷，虽系残本，却记载着已失传的唐《令》、宋《令》，有许多法律条文是现存史籍中未见记载的，有不少条文比现存史籍所记更完整。从初步整理看，《天圣令》残卷计289条，所载唐《令》有222条。作为目前传世的唐宋时期的唯一一部令典，《天圣令》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令典编撰体例和形式，研究令典的地位和作用，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并且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及日本古代律令的形成，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书是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收入会议论文92篇，书末附有《1987年广州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述评》，以资广大读者参考。原拟请傅衣凌教授为本书作序，不期当书稿即将编就之时，傅先生不幸与世长辞。现以他在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代序文。
本书由叶显恩任主编，编者有：谭棣华、陈支平、邓开颂、郑振满、罗一星、刘志伟、陈春声、戴和。

中国新型的正义体系乃是一个结合三大传统的产物：一是古代的“中华法系”，尤其是其主导性道德价值和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调解机制在革命传统中的大规模推广，包括由国家法律和民间正义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宽阔半正式第三领域正义，也包括其为民服务和社会公正理念；三是从西方引进的形式主义个人权利法律。今后的发展进路不在三者中的任何单一方，而在更好、更精准地融合三者，朝向一个新型的、可能成为新的“万世之法”而推进。
中国的法律，以解决纠纷为出发点，因此在判决中会加入道德因素，多了许多人情因素。中国法律的现在和将来既不在于传统调解也不在于西方法律的任何一方，甚至既不在于实用道德主义也不在于形式主义，而在于，并且是应该在于，两者的长期并存、拉锯和相互渗透。
中国法律体制在近百年的变迁中所展示的是一个综合中西的大框架，既可以容纳西方现代法律的优点，也可以维持中国古代传统以及现代革命传统的优点，借以建立新型的中国法律体系。

《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所采用的文献资料，一般按较原始的文本和出处入录。关系比较重大的文献（如光绪密诏），有不同的流传文本，且这些文本本身与变法活动有室要关联，则尽量将这些不同的文本分别予以收录。某些重要事件（如光绪会见伊藤博文、康有为在香港与记者的谈话等），中外报刊报道时各有侧重，《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亦尽量兼容，以便研究者比较。

这是一本黄宗智先生谈论“方法论”的集子，主要包括了农村经济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方法、关怀现实的学术研究方法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区别，是黄宗智先生研究方法论文的总集成。
理论是清晰的、抽象的和符合逻辑的，其目标是跨时空和普适的，而实践则常是模糊的、具体的和不符合逻辑的，是在某一特定时空中的特殊行为。两者之间可能是相符的，但也可能是背离和互动的，或充满张力和矛盾的。虽然如此，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抽象概念/理论和具体经验/实践明显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集中研究的不是两者之间的任何单一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的如何连接问题。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ISBN：9787532546688，作者：彭浩、陈伟、工藤元男

清末民初，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其中，建设近代法制、编纂近代法律是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工作。这项破旧立新的事业无例可循，当局只得聘请外籍顾问协助，其中来自邻邦日本的顾问发挥作用堪称最大。本书从众多的日籍顾问中撷取几个典型人物，根据中日两国所藏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和见证者的回忆，对清末立宪活动、民初制宪活动中的有贺长雄，中国近代民法教学和民事诉讼法编纂中的松冈义正，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建章立制中的寺尾亨和副岛义一等人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深入的论证。

这是一部大陆法系的最为经典的法律著作，通过对罗马法与日尔曼法、意大利法、法国法、德国法、荷兰法、瑞士法、斯堪的那维亚法、西班牙法、教会法等论述，主要介绍了西欧各主要国家的法律演变史。 本书突破了法学研究囿于地方法和国内法的局限将与盎格鲁-美利坚法相对的大陆法系作纵向研究，以使读者了解法律的发展过程，了解它作为世界各国法律生活之共性的一部分，了解法制总体发展中的事件、人物、运动等。本书的各部分均有各领域的专家分别撰写，然后整合而成，意在编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包容的“故事”，整部著作中，各国篇幅所占的比例适当，并着力展示各国法律生活中具有共性的主要元素，同时也讲述各国在法律发展道路上的不同之处

在中国早期法秩序的运作中，程序的意义非同凡响，实体法律的功能往往要通过严格而讲究的程序才能体现出来。根据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时代已有了“刑书”之类的成文法，金文资料对此也有所反映。金文资料还表明，当时的官员也可以依据天子赋予自己的职权来制定、颁行法律。《刑书与道术: 大变局下的早期中国法》运用流传下来的文献做出的考证和研究。

龙泉司法档案不仅完整记录了近代法律制度的基层实践，也记录了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民众观念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变迁过程，包括人们怎样用法律的语言来陈述自己的生活和遭遇，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和创制意义。在异姓承嗣、祭田纠纷和族谱编纂等问题上，地方宗族主动应对继承法律改变带来的挑战。在抱告制度废除、男女平等原则确立和诉讼规则改变的背景下，女性仍然受制于宗法伦理，同时又积极地利用这套规则和话语；她们更多地现身于包括法庭在内的公共空间中，但同时又受困于制度中更为隐蔽化的性别不公。诉讼中的契约使用显示，法律制度、国家财政、地籍整理运动和地方原有的社会矛盾、权力结构共同作用，对地方上“凭契管业”的传统发生影响。在民国时期的基层社会中，“礼”、“俗”仍然与“法”一起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但是，随着法律的改变，“礼”和“俗”也被重新分类和定义了。民国时期的民众和基层法律官员的决策、行动和表达，是在这样一个规范被重新分类和定义的过程和环境中进行的，同时他们也都参与塑造了这个过程。

律令制研究の最前線から、天聖令の史料的性格や日本の律令制の特色・形成などについて多角的に論議する。中国の研究者による論文も日本語に訳して収録。

本书为高桥芳郎从事研究工作25年来所发表的有关身分法的论文结集，每篇论文自成一章，又相互联系，在分别解决宋以后身分法若干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共同构成了作者对这一时期身分法史的基本理解。书中所收论文曾在日本学界引起过很大反响，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也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作者致力于采用身分法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在着重于“法”的层面进行探讨的同时，还大量使用各个时代的笔记、小说、方志等社会史资料，对宋元以来的奴婢、雇佣人、佃仆、佃客、义子孙、雇工人等底层社会的身分特征及其概念内涵详加辨析，生动、全面而立体地剖析了国家统治与社会实态的变革与互动，对于阐明宋元以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构成及身分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宋元以来社会史、法制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目。

作者从社会特质与统制体制之关系，官僚人才的来源与训练，官僚体制运作的特色，官僚士人的价值观等几个方面，论述秦汉时期以皇帝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出现及运作的，并力图说明，在那个“天地间之大变局”当中，某些不变或变动不那么剧烈的部分，却可能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更为根本的“底色”。

契约在早期近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被认为仅仅处于次要地位。而本书所要展示的，则是契约在这一时期各种日常人际关系与交易构建中所发挥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当下学者而言，契约对日常经济活动中诸多细节所留下的记录具有重大价值。
本书的文章对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经济和法律制度，特别是与契约和财产紧密相关的那些领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并就这些制度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运转有清晰的阐述。汲取对古老文档资料的新近研究成果，契约嵌入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并在商品化的扩散中发挥了作用。其中，有两篇文章的命题涉及广泛：一篇是曾小萍力证强大的财产权利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传统；另一篇是欧中坦结合美国法学知识，针对中国比较研究框架的有效性所进行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