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僧诤记》是对8世纪时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侣莲华戒在拉萨就禅宗问题开展的一场大辩论的研究。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论述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摩诃衍与莲华戒就禅宗问题展开的大辩论，译注了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包括王锡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第二章是史料疏义，译注了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我国周遍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筚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绍介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 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系列《觉群佛学译丛》， 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为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能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区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绩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为基点，运用国际经济圈的理论分析论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的状况，兼及亚洲经济圈与西欧、美国经济圈的关系，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对以往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化中所采用的“西方冲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中国和亚洲内部的传统因素中寻找中国和亚洲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及其影响，从而较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书中所论述的商品流通渠道、货币汇兑渠道、香港在亚洲经济圈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和日本传统经济中的某些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对近代商业和金融组合形式的影响等问题都颇有新意。该书还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探讨了这些近代以前的传统经济因素和经济圈对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影响问题。书中采用了大量宝贵的外文资料，如英国议会文书等，对国内的研究者是不可多得的。

内部发行:本书原名: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本书根据日本东洋文库昭和34年日文版译出:本书内容包括明初的蒙古经略、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与内蒙各部落的起源等17篇论文。

本书是美国著名中国现代美术史学者安雅兰1998年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策划的大型展览“危机中的一个世纪:20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现代与传统”的展览图录。该展览试图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作一次概括性的回顾和总结。在书中作者把现当代中国美术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中国画的革新，1850一1950";“现代主义者，1920-1950";“新中国艺术，1950-1980";以及“传统的改造，1980至今”，并分别描述和分析了各个时期的风格特点以及其时代特征。
Between 1850 and today, China has undergone an unprecedented series of shocks and transformations. This dramatic period -- which has seen urban industrialization, conquest by foreign powers, civil wars, changing governments, and, more recently, a gradual open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 has also marked an explosion of artistic experi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Spanning 150 spectacular year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A Century in Crisis -- which accompanied a landmark exhibition at the Guggenheim Museum SoHo in early 1998 -- offers the first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Essays by leading scholars show the ways in which Chinese artists have grappled with modernity, tradition, self-definition, and the adoption and rejection of Western conventions. Sumptuous colorplates showcase a dazzling array of achievements -- including Shanghai School paintings, modern calligraphy, commercial art, 1920s and '30s woodblock prints, modern guohua (traditional ink and color paintings), socialist realist paintings, and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全书分三卷，中心问题是回答：中国十七、十八世纪就涌现出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没有以工业化为背景的西文化的入侵，中国也能实现以科学理性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作者通过对儒教与中国文化精神，例如对绘画的分析，得出了否定的答案，并以著名的博物馆的比喻，说明儒学传统的死亡。作者视野宽阔、慧思独运，被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

《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内容简介：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思想界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发生了许多重大转变，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转变是唯科学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唯科学主义者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科学能够而且应当成为新的宗教。这种科学崇拜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大论战，也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铺平了道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对唯科学主义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对20年代“科学一玄学”大论战，对各派唯科学主义者的思想实质进行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内藤湖南不仅是日本二十世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记者与公众舆论的“意见领袖”，而且也是当时日本具有权威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凭着记者的敏锐与历史学家的睿智，他不仅就时局提出了许多颇具预见性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极富创见的中国宋代“近世说”；同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也提出了许多如今依然颇具争议性的观点。
美国著名学者傅佛果将他的这一双重身份界定为“公共事务评论家（publicist）”，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了湖南的政治与学术思想的成长过程，从而既准确地描述了湖南关心时政的记者形象，也精彩地描绘了湖南热爱汉学的现代史学家风貌。
原著是第一本用英语写作的关于内藤湖南的正式研究。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作者有着出色的日语能力。湖南的著作自不必说，他还解读了战前日本的报刊评论等诸多文献。即使对于今日的日本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由于原著的出版，使得英语圈的人们不再觉得内藤湖南是一个要遥远的存在。
——井上裕正（日本奈良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如果不具备扎实的汉学基础，以及有关日本思想史和历史学方面的学识，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研究根本是不可能的。
——Marius B. Jansen（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傅佛果先生著作等身，谓之欧美中国学界成果最多的学者，也不为过。写作本书时的他就像是一位高明而细心的外科医生，根据1970年代出版的十四卷《内藤湖南全集》和他自己努力收集的数十种全集未收报刊文章，对内藤思想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一丝不苟，务求中肯和客观。其深厚的日中文化素养、谨严的学术态度和宽阔的比较视野曾受到多位书评者的肯定。
——陶德民（东亚文化交涉学会首任会长）

《中国学文薮》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先生的学术论文选集，内容广泛，涉及经学、清朝皇帝的特权与科举制度、中国古代小说、元曲等方面。

本书是唯慈的三卷本《现代中国佛教丛书》中的第二部。第一部着重探讨了现代中国佛教的体系制度、教会组织体制和制度；第三部将从制度和历史两个方面论述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佛教所发生的变化。本书则立足于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史，集中于1949年共产党胜利之前三十年间中国佛教的急速变迁。用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处理中国近代佛教，文献整理和田野调查并重，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力作。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具有比较宗教学的宏观视野，对中国佛教在适应现代化过程中神圣性资源的缺失，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他以一个西方学者的立场，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品评，未必都符合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定论，但或许是旁观者清，亦可能为深化近现代中国佛教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作者在本书结论中，对中国佛教“复兴”意义的界定，对于当前中国佛教的复兴，也应具一定的借鉴意义。可以说，要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唯慈的这“三部曲”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

《〈万叶集〉与中国文化》全书分为两编，前编主要为万叶和歌与中国文学的比较，后编则主要论述了《万叶集》中涉及神仙思想的篇什及神、道思想在日本的流变。
全书布局严谨，前后两编所选篇目相互关联，尤其是神仙思想一编的诸题，从源流到受容，到融入和歌创作，研究翔实严密。适合该领域的学者及对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和歌有兴趣的读者阅读。是作者中西进先生关于《万叶集》与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精选之作。

《中华名物考》〔外一种〕一书包括《中华名物考》和《华国风味》两部书稿，均未在中国国内出版过。此两部书稿属于风俗、名物学方面的著作，《中华名物考》收集了青木自1943年至1958年之间发表的有关名物的论考，题材从草木之名到节物之名，非常广泛。说起来，名物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汉代的训诂学，下经过明代的名义学，再发展为清代的考证的名物学。但是，在日本，以前只是追随中国的名物学，缺乏独立的发展。青木在其名物学中导入了虽然同样是考证学而不同于清朝考证学的近代考证学的方法，开启了通向新名物学之道的端绪，在开头的“名物学序说”中，他揭示了我国名物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方向性。《华国风味》则旨在于介绍中国风味的饮食。而这两部书稿更处处透露着中国文化的种种相关知识、相关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是对日本著名思想家、美术家、美术批评与教育家冈仓天心（1862—1913）作品的选译。冈仓天心熟知中国的美术史，读过很多中国的古代典籍，对儒道释均有自己的体会与理解，多次的中国之行使他的中国观与中国美术观更趋清晰。他将中国的美术分为三种：一、秦汉之前的美术；二、宋以后的美术；三、盛唐的美术。其中，他最为推崇唐代的美术和文化。作为一个美术家，他从不吝言对中国杰出的美术家与美术品的赞美。冈仓天心并不孤立地解读中国的美术，他总是把它与中国的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
冈仓天心鼓吹“亚洲是一体的”，这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的征战口号。确实，我们从他的亚洲一体论、亚洲觉醒说、茶道精神阐释直至他的中国观中都不难看出一些军国主义思想的前文化形态。

本书论述了唐代诗歌语言。全书共分两部分:一、主要说明唐诗中经常出现的语词的形成过程以及它们的意象特征,并与日本和歌加以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诗歌语言的不同与导致这一不同现象产生的文化背景的差异;二、主要说明一些唐诗名句的内涵。

A collection of seminal primary readings on the social, intellectu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China,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ume 1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praised for almost forty years as an authoritative resource for scholars and students and as a thorough and engaging introduction for general readers. Here at last is a completel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this classic sourcebook, compiled by noted China scholars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Updated to reflect recent scholarly developments, with extensive material on popular thought and religion, social roles, and women's education, this edition features new translations of more than half the works from the first edition, as well as many new selections.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this anthology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beginning at the dawn of literate Chinese civilization with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1571--1045 B.C.E.) and continuing through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C.E. 1644). Each chapter has an introduction that provides useful historical context and offers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adings. The first part,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Antiquity, consider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ncludes selections from Confucius's Analects, the texts of Mencius and Laozi, as well as other key texts from the Confucian, Daoist, and Legalist schools. Part 2, The Making of a Classical Culture, focuses on Han China with readings from the Classic of Changes ( I Jing), the Classic of Filiality, major Han syntheses, and the great historians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from the earliest translations from Sanskrit to the central texts of the Chan school (which became Zen in Japan), is the subject of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book. Titled Later Daoism and Mahayana Buddhism in China, this part also covers the teachings of Wang Bi, Daoist religion, and texts of the major schools of Buddhist doctrine and practice. The final part, The Confucian Revival and Neo-Confucianism, details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 thought in the Tang, Song, and Ming periods, with historical documents that link philosophical thought to political, soci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With annotations, a detailed chronology, glossary, and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editor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a standard resource, guidebook, and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well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本书对这个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它展现了各个边疆地区独特的历史价值，指出了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

該書收錄了柯睿教授已經發表的6篇英文版論文：《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李白的紫煙》《李白<大鵬賦>》《蜀道：從張載到李白》《登高詩：登泰山》《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翻譯成中文集結出版。
《李白的超越性詩語》最初發表於1986年，此文是西方語言中首次嘗試以比以往更為確鑿的方式展示道教對李白的意義，以及李白在詩歌中如何運用其宗教文獻和實踐的知識。文章的重點是對李白詩歌中幾個術語的闡釋，這些術語直接出自上清道文獻，從未獲得學者們的準確理解。
《李白的紫煙》一文對李白有關道教的作品展開進一步研究，分析其所使用的一個奇特迷人的意象。對李白而言，在三種普遍和基本的顏色白、青、黃之後，在其詩中最常使用的顏色就是紫色。在這一點上，李白在唐代詩人中是不同尋常的。紫色與道教的關聯很可能是李白喜愛這種顏色的主要原因。
《大鵬賦》是李白最著名的賦，因為文中確認了與詩人自己的關聯，慶祝他早年與偉大的道教宗師司馬承禎的相遇。本書所收的《李白<大鵬賦>》基本上是帶有注解的翻譯，嘗試為西方讀者提供完整的背景知識和必要的參考資料，以便理解這篇精湛的作品。
《蜀道：從張載到李白》中作者將這《蜀道難》與另外兩篇不同體裁但內容類似的作品聯繫起來——賦作《劍閣賦》和詩篇《送友人入蜀》。作者推測這三篇作品是在同一場合的創作。
《登高詩：登泰山》是筆者融合文學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的早期嘗試。在討論了一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篇後，這篇文章的後半部也是最長的部分細緻地研究了李白在742年初夏造訪此山時所作的六首詩。脫離對中古道教的文本和傳統的參考，這六首詩中的很多意象和典故就無法被恰當地理解。
在《法幢與經幢——李白的佛教碑銘》中，筆者嘗試闡明李白的一些帶有佛教靈感的詩篇，尤其是他為佛教寺院中的常住器物所撰寫的兩篇長長的碑銘。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希望理解我們致力於研究的作品的作者，就必須盡可能多地瞭解他們的物質世界和想像世界的所有方面。否則我們會排除（不論有意還是無意）那些本來要求努力融攝不同背景的成分，這些不同背景足以挑戰我們樂於接受的一致性觀點。

This study aims to engage the textual realitie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material lives of poems during the Tang, from their initial oral or written instantiation through their often lengthy and twisted paths of circulation. Tang poems exist today in stable written forms assumed to reflect their creators' original intent. Yet Tang poetic culture was based on hand-copied manuscripts and oral performance. We have almost no access to this poetry as it was experienced by contemporaries. This is no trivial matter, the author argues. If we do not understand how Tang people composed, experienced, and transmitted this poetry, we miss something fundamental about the roles of memory and copying in 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as well as readers' dynam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texts. We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poems when we examine them, not as literary works transcending any particular physical form, but as objects with distinct physical attributes, visual and sonic. The attitudes of the Tang audience toward the stability of texts matter as well. Understanding Tang poetry requires acknowledging that Tang literary culture accepted the conscious revision of these works by authors, readers, and transmi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