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ing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the cult of the saints was the dominant form of religion in Christian Europe. In this elegantly written work, Peter Brown explores the role of tombs, shrines, relics, and pilgrimages connected with the sacred bodies of the saints. He shows how men and women living in harsh and sometimes barbaric times relied upon the merciful intercession of the holy dead to obtain justice, forgiveness, and to find new ways to accept their fellows. Challenging the common treatment of the cult as an outbreak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lower classes, Brown demonstrates how this form of religiousity engaged the finest minds of the Church and elicited from members of the educated upper classes some of their most splendid achievements in poetry, literature, and the patronage of the arts.
"Brown has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his fine style, a style he here turns on to illuminate the cult of the saints. Christianity was born without such a cult; it took rise and that rise needs chronicling. Brown has a gift for the memorable phrase and sees what the passersby have often overlooked. An eye-opener on an important but neglected phase of Western development."--"The Christian Century "
"Brilliantly original and highly sophisticated . . . . ["The Cult of the Saints"] is based on great learning in several disciplines, and the story is told with an exceptional appreciation for the broad social context. Students of many aspects of medieval culture, especially popular religion, will want to consult this work."--Bennett D. Hill, "Library Journal "

This book will appeal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disaster studies. It analyses of one of the most lethal floods in history, exploring it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t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ater problems in Yangzi region, which remain relevant today.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是雷蒙·阿隆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法国知识界的情况而作的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 《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在许多情况下,深刻的思想往往采取片面的姿态,左派的作品是这样,右派的作品也是如此。所以,即使在时过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阅读阿隆的这部著作,仍会为其间的清醒与尖利惊叹。
"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单，而且更空虚。——亨利•基辛格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20世纪最有开创性的书之一，是对研究知识分子的“虚妄”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贡献之一。本书出了要让知识分子们回归平凡务实的正道，也希望能让他们免于在智识方面的混乱不清，正是这种混乱不清造成了许多智识上的“怪胎”。——罗杰•金巴尔"

本文以清代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后被清政府"善后"安置在六盘山-泾河上游地区的陕西回民("陕回")为研究对象，考察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以及实现"异乡"的文化再生的历史过程。

本书是一部研究近代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乡村社会的专著，共分五个部分，即乡与村的社会结构、市镇的勃兴、农业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手工业与乡村经济、田赋和徭役，运用档案、方志、中外文研究成果及大量社会调查等丰富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近代冀鲁豫乡村社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研究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经济的模式，具有独创意义。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认识国情、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
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的一部医学史研究专著，探讨现代意义上的医学，也就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历史。作者以十八、十九世纪众多著名的临床医学家的著作和各种相关领域的文献为依据，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研究了医学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描绘了医学科学从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证观察的信赖，从封闭式的治疗转向开放式的治疗，从而导致在临床诊断中诸如征候、症状、言语、病人、病体、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和其相互关系的重新组合，及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
导读：
作为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首先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的研究遍及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各个领域，并且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疯癫、性、医学史、著作活动本质、文学及犯罪、编史实践、教养所之发展、现代社会的权力及话语的本质，这些仅仅是福柯极有见解和见识地著述过的众多课题中的一部分而已。
——安德鲁·萨克尔（乌尔斯特大学）
前　言
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它论述的是目视。
十八世纪中期，波姆在治疗一个癔病患者时，让她“每天浸泡十到十二个小时，持续了十个月”。目的是驱逐神经系统的燥热。在治疗尾声，波姆看到“许多像湿羊皮纸的膜状物……伴随着轻微的不舒服而剥落下来，每天随着小便排出；右侧输尿管也同样完全剥落和排出”。在治疗的另一阶段，肠道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肠道内膜剥落，我们看到它们从肛门排出。食道、主气管和舌头也陆续有膜剥落。病人呕出或咯出各种不同的碎片”。
时间过去还不到一百年，对于医生如何观察脑组织损伤和脑部覆膜，即经常在“慢性脑膜炎”患者脑部发现的“假膜”，有如下描述：“其外表面紧贴硬脑膜蛛网层，有时粘连不紧，能轻易地分开，有时粘连很紧，很难把它们分开。其内表面仅仅与蛛网膜接近，而绝不粘连……假膜往往是透明的，尤其当它们十分薄时；但它们通常是微白色、浅灰色或浅红色的，偶尔有浅黄色、浅棕色或浅黑色的。同一片膜的不同部位往往颜色深浅不一。这些非正常产生的膜在厚度上差异很大，有的如蜘蛛网那样纤薄。……假膜的组织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纤薄的呈淡黄色，像鸡蛋的蛋白膜，没有形成特殊的结构。另外一些在其某一面呈现出血管纵横交错的痕迹。它们可以被划分成相叠的层面，各层之间常有不同程度退色的血块凝集”。
波姆把旧有的神经系统病理学神话发展到了极致，而贝勒早在我们之前一个世纪就描述了麻痹性痴呆的脑部病变。这两种描述不仅在细节上不同，而且在总体上也根本不同。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差异是根本性的，因为贝勒的每一个词句都具有质的精确性，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具有稳定可见性的世界，而波姆的描述则缺乏任何感官知觉的基础，是用一种幻想的语言对我们说话。但是，是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致使我们在我们确定性知识的层面下、在产生这些确定性知识的领域里确立了这样明显的差异呢？我们怎么能断定，十八世纪的医生没有看到他们声称看到的东西，而一定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驱散这些幻想的图像，在它们留下的空间里揭示出事物真实的面貌？
实际发生的事情不是对医学知识进行了“心理分析”，也不是与那种想像力投入的自发决裂。“实证”医学也不是更客观地选择“客体”的医学。也不能说，那种让医生和患者、生理学家和开业医生在其中进行交流的想像空间（拉长或扭曲的神经，灼热感，硬化或烧焦的器官，由于凉水的有益作用而康复的身体）丧失了所有的权力。实际情况更像是，这些权力发生位移，被封闭在病人的异常性之中和“主观症状”的领域中。对于医生来说，这种“主观症状”不是被定义为知识的形式而是被定义为需要认识的客体世界。知识与病痛之间的那种想像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比纯粹想像力的渗透更复杂的手段强化了。疾病以其张力和烧灼而是在身体里的存在，内脏的沉默世界，身体里充满无穷尽的无法窥视的梦魇的整个黑暗渊薮，既受到医生的还原性话语对其客观性的挑战，同时又在医生的实证目光下被确定为许多客体。病痛的各种形象并没有被一组中立的知识所驱逐，而是在身体与目光交汇的空间里被重新分布。实际上发生变化的是那个给语言提供后盾的沉默的构型：即在“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之间的情景和态度关系。
从什么时候起、根据什么语义或语法变化，人们才认识到语言变成了“理性话语”？把假膜说成是非同一般的“湿羊皮纸”的描述，与同样富有隐喻地把它们说成是像蛋白膜一样覆盖在脑膜上的描述，这二者是被什么分界线截然分开的呢？难道贝勒所说的“微白色”和“浅红色”假膜就比十八世纪医生所描述的鳞片具有更大的科学话语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一种更精细的目光，一种更贴近事物、也更审慎的言语表达，一种对形容词更讲究、有时也更令人迷惑的选择，这些变化仅仅是医学语言风格的延续，即自盖伦（古希腊医生。——译注）医学以来一直围绕着事物及其形状的灰暗特征而扩展描述的领域的风格的延续吗？
为了判定话语在何时发生了突变，我们必须超出其主题内容或逻辑模态，去考察“事物”与“词语”尚未分离的领域——那是语言的最基础层面，在那个层面，看的方式与说的方式还浑然一体。我们必须重新探讨可见物与不可见物最初是如何分配的，当时这种分配是和被陈述者与不被说者的区分相联系的：由此只会显现出一个形象，即医学语言与其对象的联结。但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回溯探讨，就谈不上孰轻孰重；只会使被感知到的言说结构——语言在这种结构的虚空中获得体积和大小而使之成为充实的空间——暴露在不分轩轾的阳光之下。我们应该置身于而且始终停留在对病态现象进行根本性的空间化和被言说出来的层次，正是在那里，医生对事物的有毒核心进行观察，那种饶舌的目光得以诞生并沉思默想。
现代医学把自己的诞生时间定在十八世纪末的那几年。在开始思索自身时，它把自己的实证性的起源等同于超越一切理论的有效的朴素知觉的回复。事实上，这种所谓的经验主义并不是基于对可见物的绝对价值的发现，也不是基于对各种体系及其幻想的坚决摈弃，而是基于对那种明显和隐蔽的空间的重组；当千百年来的目光停留在人的病痛上时，这种空间被打开了。但是，医学感知的苏醒，色彩和事物在第一批临床医生目光照耀下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神话。十九世纪初，医生们描述了千百年来一直不可见的和无法表述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冥思，重新恢复了感知，也不是说他们开始倾听理性的声音而抛弃了想像。这只是意味着可见物与不可见物之间的关系——一切具体知识必不可少的关系——改变了结构，通过目光和语言揭示了以前处于它们的领域之内或之外的东西。词语和事物之间的新联盟形成了，使得人们能够看见和说出来。的确，有时候，话语是如此之“天真无邪”，看上去好像是属于一种更古老的理性层次，它似乎包含着向某个较早的黄金时代的明晰纯真的目光的回归。
一七六四年，梅克尔对某些失常（中风、躁狂、肺结核）引起的脑部变化进行研究；他使用理性的方法，称算同样大小的脑组织的重量加以比较，从而判定脑组织哪些部分脱水了，哪些部分膨胀了，病因何在。现代医学一直几乎不利用这项研究成果。脑组织病理学是在比夏、尤其是雷卡米埃尔和拉勒芒之时才达到这种“实证”形式。比夏等人使用“带有又宽又薄顶端的著名小槌。如果连续地轻轻打击，因为头颅是充实的，就不会造成脑震荡。最好是从头颅后方开始敲击，因为在必须打破枕骨时，枕骨会滑动，使人打不准。……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骨头会很柔软，难以打破，而且骨头又很薄，无法使用锯子。那就只能用大剪子来剪断”。硬果被打开了。在精心分开的外壳下面露出灰色的物质，裹着一层黏滞的含有静脉的薄膜：一团娇嫩而灰暗的肉团，它隐藏着知识之光，最终获得解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破颅者的手工技艺取代了天平的科学精密性，而我们的科学自比夏之时起就与前者合而为一；打开具体事物充实内容的那种精细但不加以量化的方式，再加上把它们特性的精致网络展现给目光，对于我们来说，反而产生了比武断的工具量化更科学的客观性。医学的理性深入到令人惊异的浓密感知中，把事物的纹理、色彩、斑点、硬度和黏着度都作为真相的第一幅形象展现出来。这种实验的广度似乎也是目光所专注的领域，只对可见内容敏感的警觉经验的领域。眼睛变成了澄明的保障和来源；它有力量揭示真实，但是它只是感受到它能够揭示的范围；眼睛一旦睁开，首先就揭示真实：这就是标志着从古典澄明的世界——从“启蒙运动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转折。
对于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来说，看就是感知（甚至在一些最具体的经验中，如笛卡儿的解剖实践，马勒伯朗士的显微镜观察）；但是，这是在不使感知脱离其有感觉的身体的情况下把感知变得透明，以便让头脑的活动通行无阻：光线先于任何目视而存在，它是理念——非指定的起源之地（在那里事物足以显示其本质）——的要素，也是事物的形式（事物借助这种形式通过实体的几何学达到这种理念）；按照他们的观点，观看行为在达到完美之后，就被吸收到光的那毫不弯曲和没有止境的形象中。但是，到十八世纪末，观看则意味着将最大限度的实体透明性交给经验；封闭在事物本身之内的坚实性、晦暗性和浓密性之所以拥有真实之力度，不是由于光，而是由于缓慢的目视，后者完全凭借自己的光扫视它们，围绕着它们，逐渐进入它们。吊诡的是，真相之深居事物最隐晦的核心，乃是与经验目视的无上权力相联，后者将事物转暗为明。所有的光亮都进入眼睛的细长烛框，眼睛此时前后左右地打量着物质对象，以此来确定它们的位置和形状。理性话语与其说是凭借光的几何学，不如说是更多地立足于客体的那种逼人注意的、不可穿透的浓密状况，因为经验的来源、领域和边界以模糊的形式存在于任何知识之前。目视被动地系于这种原初的被动性上，从而被迫献身于完整地吸收经验和主宰经验这一无止境的任务。
对于这种描述事物的语言而言，或许仅仅对于它而言，其任务就是确认一种不仅属于历史或美学范畴的关于“个人”的知识。对个人进行定义应该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这种情况不再构成某种经验的障碍。经验承认了自身的限度，反而把自己的任务扩展到无限。通过获得客体的地位，其特有的性质、其难以捉摸的色彩、其独特而转瞬即逝的形式都具有了重量和坚实性。此时，任何光都不能把它们化解在理念的真理中；但是投向它们的目视则会唤醒它们，使它们凸现在一种客观性的背景面前。目视不再具有还原作用了。毋宁说，正是目视建构了具有不可化约性的个人。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围绕着它组建一种理性语言。话语的这个客体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主体，而客观性的形象丝毫没有改变。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的深度重组，而不是由于抛弃了各种理论和陈旧体系，才使临床医学经验有可能存在；它解除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禁令：人们终于掌握了一种关于个人的、具有科学结构的话语。
正是通过这种接近个人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独特对话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老式医学人道主义——与人的同情心一样古老——的最凝练的概括。各种“无头脑的”知性现象学将其概念沙漠的沙子与这种半生不熟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带有色情意味的词汇，如“接触”、“医生*.患者对偶关系”，竭尽全力想把婚姻幻想的苍白力量传递给这种极端的“无思想”状态。临床经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使具体的个人向理性的语言敞开，这是处于人与自己、语言与物的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临床经验很快就被接受，被当做是一种目视与一个面孔、或一种扫视与一个沉默的躯体之间简单的、不经过概念的对质；这是一种先于任何话语的、免除任何语言负担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两个活人“陷入”一种常见的却又不对等的处境。最近，为了一个开放市场的利益，所谓的“自由主义”医学恢复了旧式诊所的权利，这种权利被说成是一种特殊契约，是两个人之间达成的默契。这种耐心的目视甚至被赋予一种权力，可以借助适度——不多不少——添加的理性而联结到适用于所有科学观察的一般形式：“为了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最适合他的疾病和他本人情况的治疗方式，我们力求对他的情况获得一个完整客观的看法；我们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信息都汇集到他的卷宗里。我们用观察星象和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方法来‘观察’他”。
奇迹不会轻易出现：使病床有可能成为科学研究和科学话语的场域的那种突变——每一天都在继续发生——并不是某种古老的实践与某种甚至更古老的逻辑混合后突然爆炸的结果，也不是某种知识和某种奇特的感觉因素，如“触摸”、“一瞥”或“敏感”的混合产物。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临床科学出现，是由于有一些条件以及历史可能性规定了医学经验的领域及其理性结构。它们构成了具体的前提。它们今天有可能被揭示出来，或许是因为有一种新的疾病经验正在形成，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历史地、批判地理解旧的经验。
如果我们想为有关临床医学诞生的论述奠定一个基础，那就有必要在这里兜一个圈子。我承认，这是一种奇怪的论述，因为它既不能基于临床医师目前的意识，甚至也不能基于他们曾经说的话。
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这是一个理智的时代，使我们不可弥补地远离一种原始语言。在康德看来，批判的可能与必要是通过某些科学内容而系于一个事实，即存在着像知识这样的事物。在今天这个时代——尼采这位语言学家对此做出见证——它们是系于这样的事实，即语言是存在的，而且，在一个人所说的数不胜数的言词中——无论这些言词有无意义、是说明性文字还是诗——形成了某种悬于我们头上的意义，它引导我们这些陷入盲目的人前进，但是它只是在黑暗中等待我们意识到之后才现身于日光和言说中。我们由于历史的缘故而注定要面对历史，面对关于话语的话语的耐心建构，面对聆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这一任务。
但是，对于言说，难道我们注定不知道它除了评论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功能？评论对话语的质疑是，它究竟在说什么和想说什么；它试图揭示言说的深层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才使言说能达到与自身的同一，即所谓接近其本质真理；换言之，在陈述已经被说出的东西时，人们不得不重述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这种所谓评论的活动试图把一种古老、顽固、表面上讳莫如深的话语转变为另外一种更饶舌的既古老又现代的话语——在这种活动中隐藏着一种对待语言的古怪态度：就其定义而言，评论就是承认所指大于能指；一部分必要而又未被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残余被语言遗留在阴影中——这部分残余正是思想的本质，却被排除在其秘密之外——但是，评论又预先设定，这种未说出的因素蛰伏在言说中，而且设定，人们能够借助能指特有的那种丰溢性，在探询时可能使那没有被明确指涉的内容发出声音。通过开辟出评论的可能性，这种双重的过剩就使我们注定陷入一种无法限定的无穷无尽的任务：总是会有一些所指被遗留下来而有待说话，而提供给我们的能指又总是那么丰富，使我们不由自主地疑惑它到底“意味着”（想说）什么。能指和所指因此就具有了一种实质性的自主性，分别获得了一种具有潜在意义的宝藏；二者甚至都可以在没有对方的情况下存在，并开始自说自话：评论就安居在这种假设的空间里。但是，它同时又创造了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围绕着表达的诗意价值而形成一个交错缠绕的网络：能指在“翻译”（传达）某种东西时不可能是毫无隐匿的，不可能不给所指留下一块蕴义无穷的余地；而只有当能指背负着自身无力控制的意义时，在能指的可见而沉重的世界里，所指才能被揭示出来。评论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言说是一种“翻译”（传达）行为；它具有与影像一样的危险特权，在显示的同时也在隐匿；它可以在开放的话语重复过程中无限地自我替代；简言之，它立足于一种带有历史起源烙印的对语言的心理学解释。这是一种阐释(Exégèse)，是通过禁忌、象征、具象，通过全部启示机制来倾听那无限神秘、永远超越自身的上帝圣言。多少年来我们评论我们文化的语言时的出发点，乃是多少世纪我们徒劳地等待言说的决定的所在之处。
从传统上看，言说其他人的思想，试着说出他们所说的东西，就意味着对所指进行分析。但是，在别处和被别人说出的事物难道必须完全按照能指和所指的游戏规则来对待，被当做它们相互内含的一系列主题吗？难道就不能进行一种话语分析，假设被说出的东西没有任何遗留，没有任何过剩，只是其历史形态的事实，从而避免评论的覆辙？话语的种种事件因而就应该不被看做是多重意指的自主核心，而应被当做一些事件和功能片断，能够逐渐汇集起来构成一个体系。决定陈述的意义的，不是它可能蕴含的、既揭示它又掩盖它的丰富意图，而是使这个陈述与其他实际或可能的陈述联结起来的那种差异。其他那些陈述或者与它是同时性的，或者在线性时间系列中是与它相对立的。由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全面系统的话语史。
直到今天，思想史几乎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美学方法，是一种类推法，每一种类推都是沿着时间的线路扩展（起源、直系、旁系和影响），或者是在既定历史空间的表面展开（时代精神、时代的世界观、其基本范畴、其社会文化环境结构）。第二种为心理学方法，是内容否定法（这个世纪或那个世纪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和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世纪或非理性的世纪），由此发展出一种关于思想的“心理分析”，其结果完全可以颠倒过来——核心的核心总是其反面。
这里我要试着分析十九世纪伟大发现之前那一时期的一种话语——医学经验话语。当时这种话语在内容上的变化远远小于在体系形式方面的变化。临床医学既是对事物的一种新切割，又是用一种语言把它们接合起来的原则——这种语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实证科学”语言。
对于任何想清理临床医学诸多问题的人来说，临床医学(clinique)的概念无疑负载着许多极其模糊的价值；人们可以分辨出一些毫无光彩的画面，例如疾病对病人的奇怪影响，个人体质的多样化，疾病演变的或然性，敏锐知觉的必要性（有必要时时警觉最轻微可见的变化），对医学知识无限开放的累积型经验形式，以及从古希腊时代就成为医学基本工具的那些古老而陈腐的观念。在这个古老的武器库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的那个转折点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表面现象看，对旧临床医学主题的质疑“造成了”医学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从总体机制看，对于医生的经验来说，当时出现的临床医学乃是关于可感知者与可陈述者的新图像：身体空间中离散因素的重新配置（例如，组织这种平面功能片段被分离出来，与器官这种功能物质形成对比，并形成矛盾的“内表面”），病理现象的构成因素的重新组织（征候语法学取代了症状植物学），对于病态事件的线性序列的界定（与疾病分类表相反），疾病与有机体的接合（过去用一般疾病单位把各种症状组合在一个逻辑格式中，现在一般疾病单位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局部状态，即在一个三维空间中确定疾病之存在及其原因与后果）。临床医学的出现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作。这个新结构体现在一个细小但决定性的变化上（当然这种变化并不能完全代表它）：十八世纪医生总是以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与病人的对话：“你怎么不舒服？”（这种对话有自己的语法和风格），但是这种问法被另一种问法所取代：“你哪儿不舒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临床医学的运作及其全部话语的原理。从此开始，在医学经验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都被重新安排：在作为能指的症状与作为所指的疾病之间，在描述与被描述者之间，在事件与它所预示的发展之间，在病变与它所指示的病痛之间，等等。临床医学经常受到赞扬，因为它注重经验，主张朴实的观察，强调让事物自己显露给观察的目光，而不要用话语来干扰它们。临床医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医学认识的深刻改造，而且改造了一种关于疾病的话语的存在可能性。对临床医学话语的限制（拒绝理论，抛弃体系，不要哲理；否定所有这些被医生引以为荣的东西）所体现的无语言状况正是使它能够说话的基础：这种共同的结构切割出并接合了所见与所说。
因此，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也就刻意地兼有历史研究和批判的性质，因为除了各种不能免俗的意图外，它关心的是如何确定医学经验在现代之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条件。
我要预先说明的是，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
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
结　论
本书与其他一些书一样，是在几乎杂乱无章的思想史领域里应用某种方法的尝试。
本书的历史依托是有限的，因为从总体上看，它探讨的是不到半个世纪的医学观察及其方法的发展。但是它涉及到一段重要时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的历史门槛：在这个时期，疾病、反自然、死亡，总之，疾病的整个隐晦底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又像黑夜一样照亮和消除自身，而这一切发生在深邃、可见、实在、封闭但又可接近的人体空间里。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目视之光，其呈现运动如此简单、如此直接，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经验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仿佛千百年来医生第一次终于摆脱了理论和幻想，一致同意用纯粹而无偏见的目光来审视他们的经验对象。但是，需要把这种分析颠倒过来：发生变化的乃是可见性形式；新的医学精神——比夏无疑是以绝对连贯的方式见证它的第一个人——不能被归因于某种心理学或认识论的净化行动；它不过是一次关于疾病的认识论改造，使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界限遵循一种新的样式；疾病底下的深渊就是疾病本身，它出现在语言之光下——毫无疑问，照亮《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朱莉埃特》和《索雅的灾难》（这些著作均出自萨德侯爵之笔。）的是同一种光亮。
但是我们在此关注的不仅仅是医学以及关于患者个人的知识在短短几年内被建构的方式。因为要使临床经验变成一种认识，那么医院场域的改造、对病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新界定、（社会）救济和（医学）经验、救护与知识之间关系的确立，就是必不可少的；病人必须被纳入一个集体性的同质空间里。还有必要让语言向一个全新的领域开放：在这个领域里，可见者与可陈述者之间具有永恒而客观的对应关系。由此一种对科学话语的全新用法被界定下来：这种用法要求忠实和无条件屈从于五彩斑斓的经验内容——说出所见到的东西；但是这种用法也涉及到经验的基础和构造——用说来展示所见的东西。因此就有必要把医学语言安置在这种表面肤浅其实根底深厚的层次上；在这种层次上，描述性公式也是一种揭示性姿态。而这种揭示则把尸体的话语空间——被揭示的内部——当做自己真理的发源地和显现场域。病理解剖学的建构恰好是医师确定他们的方法之时，这不是纯粹的巧合：为了使经验达到平衡，就需要目视投向个人，需要描述的语言依托于死亡之稳定、可见和可读的基础。
这种把空间、语言和死亡联结起来的结构——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解剖临床方法——构成了实证医学产生和被接受的历史条件。实证在这里应该在很强的意义上来理解。疾病与多少世纪以来难解难分的那种恶之形而上学分道扬镳了；它在死亡的可见性中找到了使它的内容得以实证地充分显现的形式。原先从与自然的关系角度考虑，疾病就成为一种无可还原的否定，其原因、形式和现象只能是间接地在不断后退的背景前呈现；从死亡的角度看，疾病就变得可以被彻底读解，能够向语言和目视的权威解析毫无保留地开放。正是当死亡变成医学经验的具体前提时，死亡才能够从反自然中脱身，而体现在每个人的活生生身体中。
无疑，这将是关于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性事实，即第一种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不得不经历这个死亡阶段。只有在指涉自身的毁灭时，西方人才能够用自己的眼睛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科学对象，用自己的语言来捕捉自己，通过自己并借助自己使自己获得一种话语存在：从非理性的经验中才产生出整个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存在的可能性；通过把死亡纳入医学思想，才诞生了被规定为关于个人的科学的那种医学。因此，一般说来，现代文化中的个体经验是与死亡经验联系在一起的：从比夏解剖的尸体到弗洛伊德的人，一种与死亡难解难分的关系给这种普遍之物赋予了一种独特的面貌，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永远可被听见的权力；死亡则使个人有了一种不会与他一同消失的意义。死亡造成的分界和它所标志的有限性看似矛盾地把语言的普遍性同个人那不稳定而又不可取代的形态联系起来。用描述无法穷尽的、多少世纪以来驱之不散的那种有感知的东西终于在死亡中发现了自身话语的法则。它在语言所表达的空间里展示了大量的身体及其简单的秩序。
人们不难理解在关于人的科学的体制中医学竟然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仅是方法论方面的，而且因为它把人的存在当做实证知识的对象。
个人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自己认识的对象，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这种有限物的游戏在知识中的颠倒。对于古典思想来说，有限性除了表示对无限的否定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而在十八世纪末形成的思想则赋予肯定（实证）的力量：由此出现的人类学结构同时扮演了界限的批判角色和起源的奠基角色。正是这种颠倒成为组建一种实证医学所需的哲学蕴义；反过来，这种实证医学则在经验层面上标志着那种把现代人与其原初的有限性联结起来的基本关系的显现。由此，医学在整个人的科学的大厦中就占据了基础位置：它比其他科学更接近支撑着所有这些科学的人类学框架。由此也导致了它在各种具体生存形式中的威望：正如加尔迪亚(Guardia)所说，健康取代了拯救。这是因为医学给现代人提供了关于他自身有限性的顽固却让人安心的面容；其中，死亡会重复出现，但同时也被祛除；虽然它不断地提醒人想起他本身固有的限度，它也向他讲述那个技术世界，即他作为有限存在物的那种武装起来的、肯定性的充实形式。就在这个时刻，医学的姿态、言词和目光具有了一种哲学的厚度，而这原来只属于数学思想。比夏、杰克森和弗洛伊德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并不能证明他们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但是能够证明在这种文化中，医学思想完全与人在哲学中的地位相关联。
因此，这种医学经验极其接近从荷尔德林到里尔克用人的语言所寻找的那种抒情经验。这种经验开始于十八世纪而延续至今。它与向各种有限存在形式的回归紧密相连。死亡无疑是最具威胁性但也最充实的形式。荷尔德林笔下的恩培多克勒自愿地行进到埃特纳火山边缘。这是人与神之间最后一位中间人的死亡，是地球上无限存在的终结，是回归到其火源的火焰，所留下的惟一痕迹——个体那美丽而封闭的形式——也即将被他的死亡所消除；在恩培多克勒之后，世界被置于有限性的标记之下，处于有限性的粗暴法则统治之下不可调和的状态；个体的命运将总是出现在那种既显现它又隐匿它、既否定它又构成其基础的客观性中：“在此，主观性和客观性也同样在交换面孔”。乍看很奇怪的是，维系十九世纪抒情风格的那种运动居然与使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证知识的那种运动是同一运动；但是，知识的图像和语言的图像都应服从同一深层法则，有限性的侵入应以同样方式支配着这种人与死亡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前者以理性方式批准一种科学话语的权威，在后者打开了一种语言的源泉，这种语言在诸神缺席而留下的虚空中无限地展开，对此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临床医学的形成不过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诸多最明显的证据之一；很显然，这些变化远远超出了从对实证主义的草率读解所能得出的结论。但是当人们对这种实证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时，就会看到有一系列图像浮现出来。这些图像被它隐匿着，却是它的诞生所不可缺少的。它们随后将被释放出来，但吊诡的是，它们却被用来对抗它。尤其是，现象学顽强地用以对抗它的那种东西早已存在于诸多条件组成的系统中：在经验的原初形态中被感知物的意蕴力量及其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基于符号价值对客观性的组建，资料的秘密语言结构，人体空间性的构成特性，有限性在人与真理的关系中和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中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关系到实证主义的创生。虽然密切相关，但为了它的利益而被忘却了。以至于当代思想相信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己已经逃离了它，因此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使自身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条件。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欧洲文化勾画了一种迄今尚未澄清的结构；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去解开几条线索，我们还很不了解它们，以至于我们不是把它们当做新奇事物就是认定古已有之，其实在近二百年来（不会更短，但也不会长出很多）它们一直构成我们经验的阴暗而坚实的网。

大流感指的是1918—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过去估计全球死亡人数约2000万，最新的权威估计数字为5000万—1亿。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本书作者依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重绘1918年的惨状，为我们再现了这场最致命瘟疫发生、发展及其肆虐全球的过程。
本书也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科学的发展史，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科学家、医学工作者和政治家们在巨大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怯懦、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研究态度和方法。这是一部权威性的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
本书作者约翰·M·巴里是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曾任记者和足球教练。常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财富》杂志、《华盛顿邮报》等撰稿，也经常以特约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美国各大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其著作多次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This narrative follows the lives of a group of transgendered prostitutes ("travestis" in Portuguese) in the Brazilian city Salvador. Travestis are males who, at an age as young as ten, adopt female names, clothing styles, hairstyles and linguistic pronouns. They ingest massive doses of female hormones and inject litres of industrial silicone into their bodies to create breasts, wide hips and large thighs and buttocks. However, no travesti identifies herself as a woman, moreover they regard any male that does so as mentally disturbed. The text analyzes the ways that travestis modify their bodies, explores the motivations that lead them to choose this particular gendered identity, and examin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that they maintain with one another, their boyfriends and their families. Also examining how they earn their living through prostitution and discussing the reasons that prostitution for most travestis is a positive and affirmative experience. Arguing that transgenderism never occurs in a natural or arbitrary form, the text shows how it is created in specific social contexts and assumes specific social forms, suggesting that travestis may distill and perfect the messages that give meaning to gender throughout Brazilian society and possibly throughout much of Latin America.

非虛構寫作大師──何偉Peter Hessler
繼《甲骨文》、《尋路中國》最新力作！
從尋路中國到埃及考古，何偉跨越埃及獨有的兩種時間概念
——「循環」和「永恆」，
以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反襯，理解埃及的政治和歷史。
一邊書寫重現天日的考古巡禮，同時目擊嚮往民主而革命的新生埃及！
細膩描繪「阿拉伯之春」的開羅回憶，以及尋常人物在革命時期的心路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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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一一到二○一六年，何偉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分，舉家遷往開羅，報導自二○一○年末「阿拉伯之春」後，埃及所受的影響以及局勢變化。在這五年內，埃及經歷了兩次總統更換以及軍事政變，在他筆下，就像是在為最古老文明記錄一段劇烈動盪的片段現代史。
作者採用了三條線索交叉進行的敘述方式，一條線索是因「阿拉伯之春」而起的埃及革命。這是現代埃及經歷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上台再下台的故事。但這不能簡單理解為一個表面上民主的故事，在作者筆下，它似乎是理解古老埃及和現代埃及之間不斷革命和政治變化的循環。在這條線索中，何偉抓住了埃及議會法老廳裡一個擦鞋人的故事――他打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就在法老廳擦鞋了。「納瑟的時候我就在這裡，沙達特的時候我也在這裡。」而這個擦鞋人也見證了穆巴拉克的失勢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他身高約五呎，瘦得像根竹竿，雙手已經染成紅褐色。他的右眼已經永遠睜不開了。
第二條線索是上埃及的考古。搖擺於古文明與新世紀之間的埃及有兩種時間：「循環」，指的是尋常人世的歲月遞嬗、河水漲退；「永恆」，則代表不變不動、完美圓滿的諸神時間；在上述的革命背景之下，他的寫作手法以考古巡禮、革命記錄為交錯穿插。這兩種寫作內容都以時間的演進為記錄刻度，從中帶出埃及獨有的時間觀。
透過埃及獨有的兩種時間概念，藉此理解埃及古王國時代形成的價值體系如何影響今日埃及人的世界。這樣的切入點落實在作者對埃及人的觀察：「不知何故，埃及人就是能在自豪的同時感到羞愧，在樂觀的同時表現犬儒，在嚴肅的同時開起玩笑。即便他們正在抱怨強人領袖對這個國家所作的一切，他們還是熱愛強人領袖。等到其中一堂以古埃及歷史榮光為主題的阿語課結束後，我的筆記本上出現了新的一句話：『埃及已經被人搶了七千年，但她依舊富有。』」
第三條線索是生活在開羅的埃及人的故事。包括在富人區收垃圾的薩伊德和同性戀翻譯員馬努。薩伊德也總是在考古，他從垃圾中找到主人的隱私、秘聞和有價值的物品，從中了解其他國家的人和新世界；而馬努的故事折射了伊斯蘭社會對性、婚姻、生活的獨特看法。他最後逃離了令他窒息的伊斯蘭世界，以中東難民身分來到德國，展開了作為同志的新生活。
本書最讓中文讀者感到會心一笑的地方是，因為何偉曾駐中國多年，並寫下被奉為非虛構寫作經典的《甲骨文》等「中國三部曲」，故他的埃及觀察時時以中國為參照。埃及與中國的共同點不僅僅是在人名上的：人這麼多，名字這麼少。我的電話簿裡塞滿了一個個的穆罕默德和馬哈茂德，一個個的曉梅和秀英。有多少不同的穆罕默德．馬哈茂德曾經端茶給我？以前那些王偉都上哪去了？穆斯林兄弟會的指導局有十八名成員，其中八人的名字不是穆罕默德就是馬哈茂德。總統大選的那個月，我隨隨便便就遇到三個穆罕默德．穆爾西，其中兩人是開計程車的。有一次在阿拜多斯，我訪問了某個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因的人，這名字意思是「兩個穆罕默德」。
也在歷史。何偉觀察到，「仰賴外人」的傳統難免讓外來觀點在埃及歷史上持續下去。所有古埃及的年表與歷史都反映出西方的思維：王族興衰，編了號的王朝來了又去，王國根據古、中、新的順序前進。但這種直線式的歷史卻隱含了「發展」、「改善」、「進步」等對古埃及人來說恐怕不甚重要的其他價值觀。這遮掩了古人真正的想像力──他們更可能想像一種不變不動的永恆國度，而非某種往上發展的軌跡。
何偉的書寫就像一枝挖掘埃及精神的筆。憑藉這些尋常人物在這段悲劇與心痛時刻的生活，憑藉當代埃及與古代埃及之間的關聯，揮灑出對斯土斯民的驚人描繪，讓埃及在「阿拉伯之春」時期不為人知的歷史活了過來，並將他對開羅歲月的回憶與埃及人私密的生活交織在一起。他細膩描繪出一個恐有垮台之虞的國家，最值得關注的內在價值。脆弱的或許只是表面上的政治異動，其內部的人民依舊以剛毅的精神、以宗教的信仰苦撐著；而這股堅強而充滿智慧的人性，便是埃及留存的內在價值，比永恆不變的考古遺跡更加雋永、比動盪激情的革命更顯珍貴。
各界推薦
「何偉讓阿拉伯之春不為人知的歷史活了過來，以別具匠心的方式，將他對開羅歲月的回憶與埃及百姓私密的生活交織在一起。語見機鋒、富有同情，同時也是該國輝煌歷史與人類奮力追求自由的非凡證言。」──阿南德．戈帕爾，《好人不長命：阿富汗人眼中的美國、塔利班與戰爭》作者
「何偉是同輩人中最會講故事的人。他的寫作美就美在細節與堆疊，在不經意間以親密的方式形成深刻的連結。透過他們，你就能經歷埃及近年來動盪不安的歷史，彷彿身歷其境，彷彿生活其中。」──拉麗莎．麥法克，《溺水的陌生人：不可能的理想主義、極端選擇與助人衝動》作者
「本書是那種你捨不得讀完，也無法忘懷的書。憑藉偉大故事家的眼光，何偉將歷史、報導、回憶錄與尋常百姓的生活百態，為埃及與埃及革命交織出一幅美麗而懾人的肖像。」──本．羅德斯，《世界如其所是：在歐巴馬白宮的回憶錄》作者
「美妙得令人印象深刻，完全不像老派的旅遊著作，而是一家人在革命期間──瘋狂地方的動亂歲月──生活於埃及的歷史紀錄。」──保羅．索魯，《騎乘鐵公雞：搭火車橫越中國》作者

本书主要利用龙泉市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以民国浙江龙泉县保甲为研究对象，对龙泉推行保甲的概况，乡镇保甲长的职能、人员构成、选拔、任免与奖惩进行考察，探讨政府如何利用保甲组织实施人口调查和人事登记，如何通过保国民学校、乡镇民大会、保民大会、乡镇保合作社进行乡村政治动员，推动乡村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又是如何利用保甲实施征税、征役的，从而分析政府、保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保甲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角色。

《六上瑶山》收录了费孝通、王同惠1935年大瑶山调查时写作的《桂行通讯》、《花篮瑶社会组织》，以及后来费孝通“四上大瑶山”等其他相关文章，及其附录的三篇纪念文章。虽然《六上瑶山》后半部分的文章与《文集》有所重复，但总体上是《文集》的重要补充，两者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费孝通民族研究的完整内容。

《退想斋日记》为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举人刘大鹏所著，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迄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二年，最早为乔志强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刘大鹏活动地区虽然多在山西太原，但由于其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接触，深谙民间疾苦，当过私 塾先生、县立小学校长、县议会长，管过小煤窑，还督率子女参加田间劳动及经营，主持修葺过晋祠及附近道路，所以日记呈现了基层乡村社会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多丰富细节，弥足珍贵。本书初版出版三十年来，受到中外史学界广泛的征引，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史、乡村史乃至科举史的必读书。此次重印，对全文做了一定修订，期待能对推动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以东北老工业基地超大型工业社区为研究个案，揭示“典型单位制”的形成及其表现形态，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解决“单位社会终结”和社区建设、发展等理论难题。

战后英语世界广受瞩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史学巨擘，新左派重要奠基人，与霍布斯鲍姆齐名的思想家
重构社会与文化的里程碑研究，从《共有的习惯》到共同的意识，孕育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在我眼里是独特的历史学家，他不仅拥有智慧、才华、学识和写作天赋，还能创造出令人望尘莫及的杰出著作。凡是读过他的人都不会忘记。——E. J. 霍布斯鲍姆
粮食骚乱中的民众为何守纪节制，很少趁火打劫？卖妻交易中的女方为何轻松得意，甚至非常开心？喧闹游行中的队列为何只是象征性羞辱，却无实质性伤害？光怪陆离的民众行为到底如何解读？
18世纪的英国，父权衰落，法度废弛，社会急剧转型。失去保护的平民诉诸传统与习惯，捍卫自身权利。他们抵制圈地运动，反对自由市场，逃避资本主义，在与统治者的互惠博弈中，发展出独特的平民文化，成为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先声。
《共有的习惯》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乡规民俗进行了再考察，对于当年贵族与平民的关系、乡间的风俗，如“买卖妻子”“喧闹游行”等作了深入的描绘。作者独特的“道德经济学”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破除理性经济人的迷思，探索人性的多种可能。

本书从七世纪初唐朝建国开始写起，直至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的发生。这段时间内，唐帝国与境外诸多国家的冲突、往来不断。在此背景下，作者讲述与丝绸之路历史一体的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唐朝的建国史与建国前后突厥的动向、安史之乱为唐帝国带来的变化与回鹘的活动，并以此定位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唐王朝。本书特别关注唐帝国与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突厥、回鹘的关系，以及唐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探讨丝绸之路这条人、事、信息、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的重要性。

本书是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纲领，也是吉登斯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在书中，吉登斯对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提纲契领式的总结，论述了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社会学家们一直想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各相关学派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和创造性论述，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一种建立在结构二重性基础上的理论。本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打破了以往的二元方法论，确立了“结构二重性”理论。一方面，社会结构本身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因此，它应当受制于人的活动，另一方面，经过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结构又是行动得以建立起来的桥梁和中介。

《教育思想的演进》根据涂尔干1904-1905年在巴黎大学开设的“法国中等教育史”课程整理而成，是史学界公认的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它考察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教育制度和观念史，几乎涵盖了法国启蒙教育从早期教会的“肇发时期”到19世纪的“危机时期”的演进过程。本书不仅把教育观念的演进与思想体系史融通起来，也与教育体制内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形式环环相扣，以教育为视角和切入点，勾画了一幅现代性在制度化和文明化的意义上从生成到危机的全景。
本书考察了法国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教育制度和观念史，几乎涵盖了法国启蒙教育从早期教会的“肇发时期”到19世纪的“危机时期”的演进过程，并集中刻画和分析了几组历史个案。以教育为视角和切入点，勾画了一幅现代性在制度化和文明化的意义上从生成到危机的全景。被史学界公认为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对后来法国“年鉴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影响。本书为涂尔干的重要著作之一，不仅在社会学，而且在史学、教育学、观念史、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为第一个中文译本，并且译文出色，必将为广大学者所重视。

Mapping Chinese Rangoon is both an intimate exploration of the Sino-Burmese,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who identify with and choose to remain in Burma/Myanmar, and an illumination of twenty-first-century Burma during its emergence from decades of military-imposed isolation. This spatial ethnography examines how the Sino-Burmese have lived in between states, cognizant of the insecurity in their unclear political status but awar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ossibilities in this gray zone between two oppressive regimes.
For the Sino-Burmese in Rangoon, the labels of Chinese and Tayout (the Burmese equivalent of Chinese) fail to recognize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parate groups that have settled in the city—Hokkien, Cantonese, and Hakka—and conflate this diverse population with the state ac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upposed dominan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network. In this first English-language study of the Sino-Burmese, Mapping Chinese Rangoon examines the concepts of ethnicity, territory, and nation in an area where ethnicity is inextricably tied to state violence.

本书即截取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创立的第一个十年，回顾办学历程，拣选相关档案资料和办学信件，汇整师生对这一时期的回忆，通过呈现当时办学的艰辛和老一辈学者的奋斗，以及各方面为社会学发展付出的努力，希望能够比较全面而简要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一个侧面，以让后来者珍视来之不易的成就，省思创业精神，继续推进社会学的繁荣，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国家治理。2019年恰逢南开大学建校百年，社会学的设立发展是南开办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展现了南开办学敢为天下先、勇当重任的精神。回顾南开社会学的建设历程，也是为了更好地展现百年南开的发展道路，以史为鉴，为南开的未来探寻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