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助（724─770），是中唐大曆年間的重要經學家。其著作《春秋集傳集注》、《春秋統例》，為當時理念相近的《春秋》學家趙匡、陸淳提供了綱領式的學術基礎。趙匡所著《春秋闡微纂類義統》，以及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春秋經傳辨疑》、《春秋微旨》三書，皆以啖助學說作為研究及論說的典範。他們以《春秋》經旨為核心，不滿《春秋》學者信傳而不宗經的固陋習氣，主張破除門戶之見，以具體的理論基礎，對三傳進行大規模的整合與批判。勇於疑古、直探經旨的作風，使得啖助學派成為中唐大曆年間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派別。本論集蒐羅有關啖助學派的研究文獻，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學說研究》，收錄兩岸三地之多篇相關論文；中編《日文論文》，由本所邀請國內外學者將其譯為中文，並收入本論集中；另為方便學者檢索啖助、趙匡、陸淳之傳記資料，亦編錄《古籍傳記資料》，列入下編。本書的出版對於日後研究中唐時期《春秋》學之學者，具有相當重要之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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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の根幹は如何に形成されたのか
中国思想に関する古典が概ね出揃い、それらを解釈していく時期となった後漢時代（25～220年）。
技術発展を背景にしつつ、諸学が転換点を向かえるこの時代は、経学もまた最も盛んにおこなわれた時代であった。
この中国思想史上の画期に、学術の根幹たる経学は如何に営まれたのか。
当時の知識人の活動情況をつぶさに把握し、その経学に関する学術的営為の位置づけを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り、中国思想の基盤となった後漢経学の史的展開と影響度を明らかにする。

姚際恆研究論集（專刊11）近八十年來，有關姚際恆學術的研究相當興盛，所研究發表之論文散佈於海內、外各種期刊中，檢閱起來相當不便。林慶彰教授繼編《姚繼恆著作集》之後，又與蔣秋華先生合編此書。全書分學術總論、《古今偽書考》研究、《古文尚書通論》研究、《詩經通論》研究、《儀禮通論》研究、《禮記通論》研究、《春秋通論》研究、《好古堂書目》研究八大類，計收研究姚氏論文四十二篇，另附錄林慶彰教授所編〈姚際恆研究資料彙編〉、〈姚際恆研究年表〉、〈姚際恆研究文獻目錄〉，可謂對研究姚際恆奠定最堅實的文獻基礎。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刘向评传(套装共2册)》主要内容简介：刘向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耿直忠诚的社稷之臣。他和他的儿子刘歆等人总结了先秦以来的文献和思想学术，建构了新的文化信仰和学术谱系。他们都本着儒家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努力批判并试图改变汉朝的政治制度，也因此遭遇了失意、痛苦甚至是变态的人生。《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刘向评传(套装共2册)》采用细绎历史的方法，考察了刘向父子的政治背景、学术背景，揭开了许多被人忽视和误解的事实。努力描绘出他们的历史面目，阐明其思想学术成就以及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深远影响。

《喪服鄭氏學》一書共十六卷，五十五萬字，為張聞遠先生最重要之著作，且於先生所刊著述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范希正作《書目答問補正》，即列入此書。張舜徽先生作《鄭學叢著》，亦對此書推崇備至。其書體例，《喪服》每條必列經傳注於卷首，然後全錄賈疏，其後再列諸儒論述，甄別明辨，凡有重大爭論者，再附己見於其末，間或錄《修禮芻議》與《釋服》章節於其中：“其於注也，有申而無破；其於疏也，全錄而不遺；於諸儒之言，發明注誼者甄錄之，與注立異者明辨之；疏亦有誤會注意者，雖錄其說，而必辨其非。其擇之也精，守之也約，可謂治經必守家法者。”
凡聞遠申己見處，必是反復斟酌權衡之結論，精思明辨，令讀者悅服。於喪服學歷史上諸多爭論，皆能有所發明，如對“婦人不杖”、“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為人後之服”、“辟領”、“升數”等，常能解千年未決之懸案，更為清代喪服學之最後定論。叔彥先生曰：“余以為，此書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精微廣大，直與鄭注賈疏并重，其至理名言，足以感發仁人孝子之心，杜犯上作亂之漸，有功名教綱常、世道人心至大。”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探讨了《诗经》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梳理了先秦两汉《诗经》学发展演变的整体脉络，分析了《诗经》由文学走向经学的政治、文化和学术动因。《诗》原本是先秦时期散文诗歌总陈，在长期的流传中，《诗》由文学转而为经学，丧失了其作为文学的鲜活和灵动，却收获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春秋时代，“诗”只是作为为赋诗言志、引诗陈词的文学载体出现。到了战国时代，“诗”经过孔子散文整理，被提到了“经”的地位。从文学转向经学，《诗经》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更对东方各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郑康成，一生编注群经，旁及秘纬，宣究微言，蔚为圣译。身后，弟子撰其答问“五经”作《郑志》八篇，以拟《论语》。被人称为“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深受时人之敬重。本书作者根据往日造说，为之匡正拾补，编为年谱一册，谱前考其世系，年谱之后，列有祠墓、著述、弟子、轶闻、评论、祀典诸栏，收入了各种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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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良撰写，分章别目，从生育礼俗、成人礼俗、结婚礼俗、庆生礼俗、丧葬礼俗、祭祀礼俗六大主题，对中国传统生命礼俗的起源、古今礼节流变及其存续意义作细致独到的介绍与分析。引经据典、论证充分，同时不忘结合现当代社会状况与人际关系，对传统生命礼俗加以评说，提出改良。语言严谨而富于亲和力，在传承中国传统礼仪习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是一本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大众性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艺林”，收经学为主的学术论文22篇；下编“史林”，收史学为主的学术论文18篇。内容涉及经学、语言文字、石刻碑帖、词典韵书、称谓避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简牍、清代学术等方面。有《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等研究新出清华简的论文，有《从熹平石经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等研究石经、石刻的论文，还有《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等论文。

此书，乃英年矢逝的天才学者刘铿泉先生 的重要遗著，中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及其他名著之总集。藉以一生所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自博大。以合御分之微旨.
《推十书》是英年早逝的天才学者刘咸炘,字鉴泉先生(成都双流人)之重要遗著,《推十书》内容涉猎面广且深。包括经、史、子、集、旁及西学。刘先生２０岁开始著述，到３６岁归道山的１６年内，其著作已雕版印刷及石印、排印计３６种。按其自订类目分别编为： 甲、纲旨；乙、知言（子学）；丙、论世（史学）；丁、校雠；戊、文学；己、授徒书；庚、祝史学；辛、杂作；壬、札记。共九类。其它杂著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卷. 《推十书》内容涉猎宽，学术价值高，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校雠、版本、目录、民俗、宗教、方志学、文字学、语言学、佛学、道学的研究均极有建树。尤精于史学，校雠学。上海图书馆编入《中国丛书综录》内《推十书》的子目仅１２种，尚缺５７种。现已影印出版其中的６５种。
1926年—1937年间陆续刊行其著述六十九种，总名《推十书》。
所谓“推十”是刘咸炘先生书斋的名称。兹将《推十书》主要部分分述于下：
总絮纲旨的有《两纪》、《中书》。
辨天人之微，析中西之异的有《内书》、《外书》，《左书》知言，如《孟子章类》、《子疏》、《学变图赞》、《诵老私记》、《庄子释滞》、《吕氏春秋发微》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研究诸子学的著作；
《右书》论世，如《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史学述林》、《学史散篇》、《繙史记》、《蜀诵》、《先河录》都属此类，这是先生的史学著作。
关于校雠目录之学，则有《续校雠通义》、《目录学》、《校雠述林》、《校雠丛录》、《内楼检书记》、《旧书录》、《旧书别录》等，
关于文学的著作，则有《文心雕龙阐说》、《诵文选记》、《文学述林》、《文式》、《文说林》、《言学三举》、《子篇撰要》、《古文要删》，《文篇约品》、《简摩集》、《理文百一录》、《诗评综》、《诗本教》、《诗人表》、《一饱集》、《从吾集》、《风骨集》、《风骨续集》、《三秀集》、《三真集》、《长短言读》、《词学肄言》、《读曲录》等；
书法专著有《弄翰馀渖》；论说治学门径的著作有《学略》、《浅书》、《书原》、《论学韵语》、《治记绪论》、《治史绪论》等。以上所列书籍，尤其是文学选集，多为排印、油印本，没有刻入《推十书》中。

【目次】序論／上篇：中古注釈学をめぐる学術史的背景（漢魏両晋注釈家の序文・釈奠礼と義疏学・南斉の国学と釈奠・都講の再検討・高座について）／下篇：中古注釈書研究（郭象による『荘子』刪定・賈大隠の『老子述義』・『考経』玄宗注の成立・御注『孝経』開元初注本をめぐって・韓愈の排佛論と師道論）

从1939年起，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发表了《尚书正义定本》一书，这是许多日本汉学研究者利用4年的时间对29种《尚书》的注疏著作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是至今为止日本学术界研究《尚书》的权威作品。 本书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编撰的《尚书正义定本（共3册）（精）》。

武英殿修书处是清朝的中央刻书机构，于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设立，后随清王朝覆亡而消失，延续了二百三十二年。武英殿修书处隶属内务府，专门为皇室服务，人员众多，除了技术高超的刻工，不乏诸多翰林和位高权重的大臣。这保证了武英殿所刻书在内容与装帧上都堪称精品。乾隆四年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便是其代表作之一。清乾隆皇帝有感于《十三经注疏》“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敕其弟弘昼为监理，鄂尔泰、张廷玉为总阅，张照、方苞等为总裁，以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重加校勘、雕版。后世称为武英殿《十三经注疏》。
武英殿《十三经注疏》计三百四十七卷，其中《周易注疏》十四卷、《尚书注疏》十九卷、《毛诗注疏》三十卷、《周礼注疏》四十二卷、《仪礼注疏》十七卷、《礼记注疏》六十三卷、《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论语注疏》二十卷、《孝经注疏》九卷、《尔雅注疏》十一卷、《孟子注疏》十四卷。每书涵括经、注、音义、疏四部分，均施句读，卷末亦多附考证。
其特色足以从五个方面述之：一，武英殿本是历史上独一的经、注、疏、释文四者俱全的《十三经注疏》刻本。二，武英殿本校勘认真，改正了以往不少错误，是错误较少的一个版本。三，武英殿本首次为《十三经注疏》全文施加断句。四，武英殿本各卷末附有“考证”，在十三经注疏刊刻史上应当是首开其例。五，武英殿本刊刻精工，为清内府刻本的代表之一。
武英殿《十三经注疏》刊刻之后，于时流传未广。至同治十年，广东书局始据以重刊，至今则已留存不丰。当今学术昌盛，我社择其原刻，将其影印，再彰其徽，以为学术研究添薪加柴。

本书共辑石经研究论文共26篇，体现海内外经学研究、石刻研究与文献研究的优秀成果。以石经刻成年代与专题为划分标准，列汉、魏、唐蜀宋、清及石经学者研究四个部分，内容涉及各时期石经的文物考古研究、文字研究、文献学研究、历史学研究、拓本版本学研究、音韵学研究、礼制研究、校勘学研究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文献学术价值很高。

一、本書以錢玄同編、寧武南桂馨民國二十六年印行《劉申叔先生遺書》（簡稱“南氏本”）爲整理底本。內容排序，今仍其舊，唯加《例言》於卷首，以明整理體例。
二、每書新增《題解》一篇，注明南氏本資料來源。各專著原刊名稱、欄目、署名及出版、發行等情況，及今校對資料出處，並於《題解》中注出；一文重複發表者，一並列出。《左盦外集目錄》於所收各篇下，已詳述其出處，則不注。
三、南氏本《左盦集》中，有與《左盦外集》文同詞異者，或由他書別裁爲篇者，今就所知，於各篇校記中標出，以便參見。
四、本書校記均以頁下注形式，逐一標示。同一篇中錯誤相同，且下文均從改者，於首條校出，並說明之。校記引文，注明名書、卷次或篇目，其原文已引卷次或篇目無訛者，從略。
五、南氏本中，有常見之誤字者，如“應劭”、“劉劭”之“劭”誤作“邵”、“盧辯”誤作“盧辨”、“干氏”誤作“于氏”、“何休”誤作“何修”之類是；又有古籍刻印諸字混用者，如“間”與“閒”，“无”與“旡”，“己”與“已”、“巳”、“戊”與“戌”、“戍”之類是；又有從清諱改字者，如“玄”作“元”、“宏”作“弘”、“丘”作“邱”之類是；又有卦形偶誤者。此四類均較顯然，今徑改，不出校記。
六、南氏本中，其無歧義之或體字，今徑改作通行字，不出校記。如“于”與“於”、“考”與“攷”、“贊”與“賛”、“俞”與“兪”、“喻”與“喩”、“污”與“汚”、“强”與“強”、“蓋”與“葢”、“羣”與“群”之類是也。其正體與俗體字並存、古字與今字混用者，如“創”與“剏”、“叚”與“假”、“訛”與“譌”、“脫”與“捝”、“實”與“寔”、“从”與“從”、“汙”與“污”、“灾”與“災”、“据”與“據”之類；字可通假，如“日曆”之“曆”作“暦”、“厤”之類，則仍其舊，不作統一處理。蓋劉師培晚期喜用古字，與前期不同。據其用字之異，亦可考知其寫作年代也。
七、《賈子新書補釋》原刊於《國粹學報》，南氏本以其有“就《國粹》本而刪定者。鄭君因刪定之本先已成，謂此初本可以不印，故未收入”。今以其有考學術演變之跡，乃爲收入，以附《賈子新書斠補》之後。
八、各篇有其他版本可資參校者，如雜志發表者，或有原印本者，逐一覆校。其原刊錯誤而南氏本已校改者，不出校記；原刊不誤而南氏本誤植者，注明出處及改乙情形。如《逸周書補釋》“囗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南氏本“勤”誤作“勒”，《國粹學報》本作“勤”，今從《國粹學報》本改，並作校記。又如《白虎通義斠補》附《白虎通義闕文訂補·宮室》“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之下“闕”字，南氏本據行末，另行題“雜錄”篇名，再下行另面作“者何闕疑也”，又另行爲“案《水經注》”云云，其後又另行接“案此篇莊輯各條”云云。鄭裕孚《闕文補訂校勘記》云：“末‘闕’字衍。”又云：“‘者何闕疑也’，‘者’上捝‘闕’字。”然據《國粹學報》本作“闕者何？闕疑也”，且與“門必有闕”云云共爲一條，另行接“案《水經注》”云云；“雜錄”爲篇名，單行置於“案此篇莊輯各條”前。蓋南氏本排版錯行耳，今據《國粹學報》本改正。其所云“鈔本”，校者未見，無以爲證，則闕如。
九、有今人新校本可資參考者，一並說明。如《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殷孟倫先生《子雲鄉人类稿》有《校讀偶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裏的錯字》一篇，可資校刊；《論文雜記》有舒蕪整理本，《攘書》有李妙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校本，《經學敎科書》有陳居淵整理本是也。然於文字、句讀、章節，仍有改正，非全依新校本也。
十、南氏本排印格式參差不一，如校注之文，有原文單行、校文另行、自注雙行者，如《周書補正》是也；亦有原文、校文同爲單行，其中空兩格者，如《管子斠補》是也。今一律以原文單行、校文另行低兩格、雙行小注改變字號的方式處理。其無章節記號者，加編序號，以便引用，且于《題解》中說明，如《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之類是。書中表格之續表，以加注表頭者爲常例，以便閱讀；其行數較少者，則從略。
十一、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其引《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引《魏書·禮志》簡稱“魏志”之類，今標點作《漢·志》、《魏·志》；其引《三國志·魏書》而簡稱“魏志”者，則標點作《魏志》，以示區別。其引《文選》，往往連舉作者及篇名，今標點時，于“文選”下加間隔號，篇名則不加單書名號，如《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之類是也。其引書，每于篇名下加“篇”字，今標點時連同“篇”字入書名號內，如《論語·憲問篇》、《書·湯誥篇》之類是也。“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均指書中一篇而言，今標點並作《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論韻之書。其韻部各名，均加書名號。
十二、所有引文，原刊指明版本者，以其指明之版本校；有雖未明指版本，仍可尋出其版本者，如《說文》多用段注本、《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引文多用類書等，其文字有出入者，仍其舊而不輕改。其版本確不可明者，則以今通行本校。全引之文確屬訛字者，據今本改，並出校記。如《禮經舊說》卷十一：“至元康八年，丞相相等奏”，查《漢書·韋玄成傳》，事在“元康元年”，非八年；《左盦外集》卷七《憲法解》引汪中《釋闕》“闢其南爲門”，南氏本誤“門”爲“文”。今改正文，並出校記。節引之文有異字，其無關原意者不改，不作校記；其有關論旨且與通行本異者，逐一出校記。所引書名、篇名、人名、地名偶誤者，亦據通行之本徑改，並出校記。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引《釋名·釋地》“周制：九夫爲井，其形似井字”云云，“釋地”乃“釋州國”之訛，今改原文並出校記。又如《周禮》“載師”誤作“戴師”、《左盦外集》卷九《孔學眞論》引龔自珍《古史鈎沈論》誤作“古史解鈎沈論”、《王學釋疑》引王陽明《與辰中諸生書》誤作“與甲辰諸生書”之類是也。
十三、作者句讀有明文而異於今通行本，其關涉原文解說者，從其句讀，不依今通行本，如群書校釋類各句讀是也。又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六《遂人職》，《十三經注疏》本句讀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而劉氏此《疏》旣稱“凡治野者”，又稱“云‘以下劑致甿’者”，則其句讀當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今從劉氏句讀。南氏本編者所加句讀而誤者，依文意重爲句讀，如《周禮古注集疏》各卷是也。其無明文者，從今通行句讀。
十四、作者行文之辭有明顯錯誤，且今可確信其誤者，改其正文，且于校記中說明原字及改字。如《古政原論·古代田制論》：“檯來耑也。字更作鈶”，其誤而不可讀。查《說文·木部》“枱”字下云：“耒耑木也。”今據之改正文爲“枱耒耑也。字更作鈶”，且于校記中注明：“‘枱耒耑’，南氏本誤作‘檯來耑’。《說文·木部》：‘枱，耒耑木也。’今據改。”又如，《荀子斠補》卷四“有務而拘領者矣”條自注：“《學上禮篇》作‘无卷領’。”“學”字不可通。考《文子·上禮篇》引《老子》云：“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即此引文也。蓋“文子”訛作“斈”，又誤改作“學”也。今據引文改，且出校記。或知其有誤而苦無確證者，則不輕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說明疑某爲某之誤。如《古政原論·古代封建論》有“大彭國，今徐國。”然劉師培在清末時，已無“徐國”之說，考其地爲今江蘇徐州，因無特別書證，故不改原文，僅出校記云“‘今徐國’，不可通，疑爲‘今徐州’”。又如《中國歷史敎科書》第一冊原本二十五頁B八行與上下文意不屬，實爲第五十五頁A面第十行錯簡而重出者。今無版本依據，未敢輕刪原文，僅於校記中說明。再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疏》云：“云鄕共吉凶禮樂之器者，同弓大玉卽說鄕制云：‘立君子以脩禮樂。’”“同弓大玉卽”，語不可通。據引文“立君子以脩禮樂”，乃《逸周書·大聚解》之文，則“同”卽“周”字形近而訛，“弓”乃“书”字形近而訛，“玉”乃“聚”音近而訛，“卽”乃“解”字行書訛字。因無他證，亦未敢輕改，而出校記以誌疑。
十五、作者解釋有誤而非僅誤字者，一仍其舊，而僅出校語以誌疑。如《古政原始論·田制原始論》有云：“焚訓燒田。”自注：“《說文》‘焚’字下云：‘焚，燒田也。從火、林。’字亦從‘焚’，作‘棥’。”然《說文》無“焚”字而有“燓”字，其誤一也。“焚”字從火、從林，其說雖當，然無所據，其誤二也。《說文》釋“燓”云：“燒田也。從火、棥，棥亦聲。”而此謂“字亦從‘林’，作‘棥’”則誤也。據文意，當作“字亦從‘棥’，作‘燓’。”其誤三也。意者，劉師培以爲《說文》有“焚”字，且“燓”爲“焚”字之別體也。因涉及其論述本旨，故校勘時未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誌所疑而已。
十六、南氏本卷首或列該書目錄，或目錄下又有解說之文字。其目錄有解說文字者，今予保留；其唯列目錄而並無解說者，則刪除目錄。全書今另編目錄，以便檢索。
十七、南氏本每冊下均有“儀徵劉師培申叔”題名一行，今均不保留。
十八、全書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
十九、南氏本附有鄭裕孚先生《劉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所校爲《白虎通義斠補》、《晏子春秋逸文輯補》、《白虎通義闕文補訂》、《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白虎通義源流考》、《老子斠補》、《周書補正》、《墨子拾補》、《周書略說》、《春秋繁露斠補》、《晏子春秋校補》、《楊子法言校補》計十二種，另有附於各書之後者。今並分錄於各條之下，並于校記中說明。
二十、劉氏行文，每有互見之例，有稱“見某期某文”者，有稱“別有考”者。今就所知，略加說明，以爲互考之便。其所不知，闕如也。
二十一、南氏本編纂時，承擔校對諸人校正訛誤，貢獻良多。今編爲《南氏本校對者表》，作爲附錄，以示景仰之忱。
二十一、覆校南氏本所引各書，今編爲《儀徵劉申叔遺書引書舉要》，略舉卷數、撰者及通行版本，以爲附錄。舉要而已，非求其備也。

本书把北宋儒学复兴的实质内涵归结为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在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狭窄视野，建立了“大儒学”的概念，而且凸现了儒学的丰富内涵，促使学界对儒学的认识由内容单薄的心性之学或道德形上学转而关注其所固有的文化历史功能。 展读全书，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新人耳目，有新的思路，新的问题，新的看法，也有新的话语系统。与同类的著作相比较，作者的这种努力，可以说是为儒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论语新注》是袁行霈教授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中的一种，整理者是北大孙钦善教授。此次整理，以南宋蜀刻本邢昺《论语注疏》为底本，校以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所刻阮校邢昺《论语注疏》、定州汉墓竹简残本《论语》、日本正平版双跋本《论语集解》、知不足斋本皇侃《论语义疏》、清覆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刻本朱熹《论语集注》，并参考、酌收《经典释文》和阮元《论语注疏校勘记》的校勘成果。作者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校勘和注释两个方面，其中校勘以校正误为主，酌校异同，校勘范围包括文字和分章；注释主要包括三个层面：语意、文意的训释，名物、典制等具体事物的考释，抽象思想义理的诠释。作者尤其重视《左传》中能与《论语》中的事件进行印证的记载，在两份记载的互见中，论语中涉及到的人物和事件得到了清晰的描绘，这是本书注释方面比较大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