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地位尊崇，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源头。魏王弼、晋韩康伯曾为之作注，唐孔颕逹等在王、韩易注的基础上，融合众多经学家见解，对原有经注进行疏释，并对注文加以疏解，形成“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注疏》。在流传过程中，《周易注疏》产生了众多版本，不同版本之间文字有较大异同，此次整理，使用的底本是 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八行本。该本源于北宋监本，相较于后起的诸多版本而言，讹误较少。所用校本，经注部分，主要以《四部丛刊》影印南宋淳熙间抚州公使库刻《周易注》九卷《略例》一卷(卷七至十

此次整理，以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相臺岳氏五經本《毛詩》爲底本。如此選擇，一方面因其遠紹廖瑩中本，刊刻精善，與三種南宋刊經注本及十行注疏本經注部分相比，雖皆同出余仁仲本，但錯訛極少，文字質量實勝諸本，與宋人對廖本的評價相符；另一方面，此本經注文字皆有句讀，此亦承廖本而來，乾隆四年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全文施加句讀，兩種句讀相比，前者斷句審慎，優於後者，爲準確施加現代標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通校本凡七種，除了上文提及的四種宋本（巾箱本《毛詩》、《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纂圖互注毛詩》、《附釋音毛詩註疏》）影印本，還選擇了兩種白文本，一種經注抄本。白文本爲景刊唐開成石經本與南宋刊《八經》影印本，與底本經文相較，偶有不同，說明唐、宋以來，《毛詩》經文相對于注文而言，已進入比較恆定的狀態。經注抄本爲日本靜嘉堂文庫藏本影印本，此藏本抄寫年代爲日本室町時期，因無《釋文》，則其所據或爲中土業已失傳的單經注本，從而具有獨特的校勘價值，故將此本列入通校範圍，此外單疏本《毛詩正義》、《毛詩要義》、《吕氏家塾讀詩記》以及阜陽漢簡、敦煌殘卷、日本古寫卷等皆爲參校文獻，從而力圖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各類重要版本，以資校訂。

所谓“群经义疏”，是指唐代孔颖达、宋代邢昺等人为儒家经书所撰“正义”和“疏”；宋本义疏包括宋刊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三套丛刊；编校与刊印则涵盖了版本从孕育、诞生到面世的全过程。本书具体讨论群经义疏这三套丛刊，各自选择何种底本，如何编纂，怎样校勘，刊于何时何地，曾刻几种，在何时何地补版，文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大约到何时不再印刷。期待通过这些研究与思考，对义疏读者有所裨益，同时对“书”的生命历程获得更丰富的理解。

本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史学”、“经学”、“思想”这三方面所作的文章。全书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重在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比较研究与世界势力、中国传统史学等。第二部分重在经学极其与史学的关系的探讨。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与思想史背景有关的文章，如殷周关系研究、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等。
序
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
一、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
三、关于历史比较研究的限度问题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
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
四、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
先秦史学传统中的致用与求真
一、关于史学的致用
二、关于史学的求真
司马迁史学思想中的变与常
一、司马迁对于历史上的变的论述
二、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常的论述
三、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
一、弁言——略说“历史理性”
二、以人心为背景的历史理性的曙光(正)
三、与人心疏离的历史理性的无情化(反)
四、天人合一的历史理性的有情有理化(合)
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
一、史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分合中所显现的特点
二、中国传统史学与经学的关系
三、史学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学术中处于不同地位之原因
关于通史
一、问题的提出
二、一些可能与“通史”有关的西方词语和中文里的“通史”之异同
三、“普世史”与“通史”两种史学传统试析
四、通史体例与通史精神
理雅各英译《书经》及《竹书纪年》
一、引言
二、关于理氏译注《书经》的思想
三、对理氏《书经》和《竹书纪年》的翻译之讨论
四、结语
引用书目
理雅各英译《书经》《竹书纪年》的文献考证
引言
一、关于《古文尚书》真伪及有关文献的问题
二、关于《竹书纪年》流传与真伪的问题
结语
理雅各英译《春秋》及《左传》
一、理雅各译《春秋》经兼收《左传》
二、理氏依照中国传统以《春秋》为经，但又对之深致怀疑与不满
三、理氏否定《春秋》、同时却肯定《左传》
四、论理氏关于《春秋》和《左传》的见解
五、理氏对于《春秋》《左传》的译文
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一、理雅各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二、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
三、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春秋》《左传》的见解的异同
《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三、关于《春秋三传》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的异同
孟子和儒家经传
一、孟子称引《诗》《书》、述孔子之意的时代特点
二、孟子对构成儒家经典系统的贡献
三、孟子对以“传”传“经”传统的贡献
四、孟子的述经与~_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一、清儒对于杜注的批评
二、杜注优点非清儒批评可掩
关于殷周的关系
一、周人对殷周关系的转变所作的解释
二、春秋时代末叶至清代学者对殷周关系的研究
三、20世纪以来关于殷周关系的研究
四、关于二重证据研究法的几点个人体会
引用书目
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
二、问题的提出
二、商周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
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成长
儒家孝道与家庭伦理的社会化
一、儒家孝道的渊源
二、儒家的孝学说
三、《孝经》和孝道在汉代的盛行
关于战国时期的性恶说
一、战国早、中期人性恶的思想的萌生
二、关于荀子的性恶说
三、韩非子的性恶说
《左传》中的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
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释义
二、《左传》中的人本思想
三、《左传》中的民本思想
四、《左传》中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
一、《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
二、董仲舒天人合一体系中的“大一统”思想
三、何休的“三科九旨”与“大一统”
史学的悖论与历史的悖论
一、关于世愈乱而文愈治的问题
二、关于实与而名不与的问题
后记

该书是古籍办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項目“《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整理”的附属产品。围绕“古籍校勘”这一主题，收录多位参与“《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整理”項目专家学者的论作。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主办的“校勘与经典”学术讨论专题论文。第二部分是《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第三部分辑录若干稀见经典校勘文献。

本书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之《毛诗逐字索引》为底本，然后用研究所[汉达古文献数据库]计算机检索系统，将先秦两汉典籍直接引录《诗经》的数据辑录出来。至于暗引或暗用《诗经》者，则由研究人员先行编纂《诗经》所见词汇表，然后利用数据库逐条检索，再反复核实，然后定稿。本书主要收录先秦两汉典籍引用《诗经》相关资料，不论经、史、子、集，举凡引用《诗经》者，皆予收录。王于汉世传注，例如群经郑玄《注》，《淮南子》、《吕氏春秋》高诱《注》，《楚辞》王逸《注》，如有称引《诗经》者，因属两汉范畴，亦予收录。

《论语》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历来被研究得最多的一部书，古有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今有钱穆《论语新解》、杨伯峻《论语译注》等。对《论语》的研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正如杨伯峻所说：“关于《论语》的书，真是汗牛充栋。”但对《论语》的研究，最根本的，离不开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历代对《论语》的注释，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论语》中短短的一句话，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解读。要读懂《论语》，首先要弄清楚，这些解读中哪一种符合《论语》的原意？如果对文句的解读不符合《论语》的原意，那么，阐发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
什么是《论语》的原意？这正是蒋先生本书所研究和探索的。《论语研读》一书从语言文字角度对《论语》文句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法和词汇，《论语》中有很多句子，如果从语法词汇方面考察，就可以看到，它只能是某个意思，而不可能是其他意思。王力先生说：“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实际上古人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办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 蒋先生认为这是阅读古书应当遵循的原则。古书上的一些话，有时不能只从字面上来理解，有的话是说话人“有为言之”，是在某种场合针对某人某事而说的；有的话有言外之意，要结合说话人的整个思想体系甚或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才能深入理解，这些都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研究的首要前提是要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如果连字面意思都弄错了，那么，“深入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讨论对《论语》文句的理解，这是本书的重点。既然如此，在讨论中难免涉及一些语法和词汇的分析。考虑到读者不一定是专攻汉语史的，蒋先生在这方面的分析阐述尽量做到了通俗易懂。《论语》中解读有分歧的文句很多，书中择要讨论了一些常见的、有典型性的文句。
本书虽篇幅不大，但贵在精练深刻，相信会成为又一本《论语》方面的力作。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 、 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竹书纪年>解谜》重构了《竹书纪年》原始文本的前303条竹简，讨论分析了商周递嬗之际的年代，并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人对真实年代篡改的结果。

本书是一部探索《史记》与《春秋》之间学术关联、考察从《春秋》到《史记》著述思想传承与嬗变的研究专著。书中将《春秋》与《史记》两部经典置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的宏观学术背景下，力图还原《史记》效法《春秋》而撰作的复杂过程。
《春秋》与《史记》，相隔五百年的两部旷世之作，分别开创了中国史学“编年体”与“纪传体”两大体例。首先，本书从文献性质出发，讨论《史记》撰作立意与《春秋》的紧密关联。通过对先秦两汉太史职官的考证、对“《春秋》”概念的辨析、以及对《汉书·艺文志》的梳理，阐明《史记》是孕育于《春秋》学又独立于《春秋》学的一部特殊著作。其次，本书从结构体例入手，明确《春秋》学对《史记》取材方式及体例形成的深刻影响。最后，本书从文学层面论证《史记》叙事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春秋》学发展的自然结果。书中尝试以历史故事题材汉画像石作为文学研究的新媒介，利用绘画揭示叙事文学的艺术性，从而更贴切地论证从《春秋》学著作到《史记》叙事文学的发展状况，描述《史记》借鉴《春秋》学著作叙事方法的具体过程。

《郝懿行集(套装全7册)》收录了清代著名经学家郝懿行研治经、史、训诂的大部分著作和诗文、笔记。包括《易说》、《书说》、《诗说》、《郑氏礼记笺》、《春秋说略》、《春秋比》、《竹书纪年校证》、《汲冢周书辑要》、《荀子补注》、《山海经笺疏》等22部，以及诗文、杂著9部。《郝懿行集(套装全7册)》是国家古籍整理“十一五”重点规划项目。

本书为作者撰写《易学史》中的主题论文汇编。本书从历史的角度综述了从先秦至近代易学典籍和人物的核心思想，勾勒了中华易学象数发展的主要线索，是简明的易学史纲要。

此書即據萬曆間修會典所載律例，加以纂註成書。每一律後附纂註，說解律文及其意旨所在；如說解有未盡其意者，復加備考，釋其疑意

本书旨在以一种更具联系性与整体性的（而非追溯性的）视角，通过研究宋金元时期南北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中庸》与道统观念的演变与发展，来考察11至13世纪乃至13世纪以后文化权力（cultural authority）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之间的某种复杂关系。第一部分侧重于研究与朱熹观念不同的思想家的《中庸》与道统观念，第二部分则集中探讨元代郝经对政治权力（political power）和文化权力的观点，其中亦包括郝经的《中庸》与道统观念。两部分相互关联，有机结合，突破了以往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上对特定谱系上人物的过度关注，阐明了朱熹逝世之后至13世纪，朱熹的思想遗产在南北方的存续与发展。

程元敏教授集結三十年研究之大作
中國經學史上的磅礡巨獻
本書充分體現經學方面的嶄新見解
釐清漢經學上的許多學術迷團
中國經學，自孔子創始，
迄今已兩千六百年，為中國學術之骨幹，
而「漢經學史」承先啟後，大家輩出，
更是中國經學史中最重要的時代。
漢武帝實行董仲舒所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增設弟子員，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自此經學日益興盛。漢朝也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儒生通過自身實踐，並藉以官學私學教育，把經學思想深深地植入在普通民眾之中。
本書詳述自秦季漢初，至東漢末年建安時期，四百二十二年經學的歷史，舉凡朝廷經學方略、郡國經學教育、歷朝經學大家之學說、經學家授徒講論撰著、今古文學派之爭……等，可說是全面涵蓋，由微至顯，顯甚而衰。皆論述其事之始末，辨析其隆替之軌跡。
程元敏教授有感於目前所見漢經學史之專書，纂輯成編，碎義難免，因此致力以三十年研究之成果成就此漢經學史之全史，希冀對於揅經識史通學者有所裨益。

唐・孔穎達奉勅撰「春秋正義」を、主に「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を底本として日本語に翻訳し、譯注を施す。

戴望，晚清今文经师。征古训注圣经，表彰颜李之实学，更发扬《公羊》之微言大义，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救世敝而维圣教。戴氏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于庭《发微》，顾其书皆约举，大都不列章句，辄复因其义据，推广未备。故《戴氏注论语》依篇立注，为二十卷，皆檃括《春秋》及五经义例，系晚清《公羊》义释《论语》之重要注本，盖戴望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之宏愿。
校疏者郭晓东，复旦大学教授。《戴氏注论语小疏》之点校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之清同治十年金陵书局初刻本（据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本影印）为底本，校以南菁书院丛书本；并对戴氏注之出处、涉典故与义理之术语，尤其是大量涉及《春秋》与《礼》的内容加以疏释，撰此《戴氏注论语小疏》，亦其治经以经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