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学术文集2》为林沄先生发表论文之文集，包括考古编、古文字编、古代史编等部分。先秦时代的戎狄，在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诗经·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是商人后裔在祭天大典时的颂歌中，追述其始祖契是有贼氏之女简狄所生的历史传说。或可理解为商之先世出于戎族之母。而史载周人的祖先自不窋至亶父十三世均“在戎狄之间”，直到徙居岐下后，才从戎狄中分化出来并在对戎狄的战争中渐居主动，走向文明，建立周朝。

1993年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

罗越（Max Loehr，1903–1988）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史学家，其1953年的名文《安阳时期的青铜器风格》事实上预测到了中国考古学家将要做出的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推翻了罗越的著名论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理论，后者对青铜器的分类和统计看似科学，曾长期统治着西方的青铜器研究。作者罗伯特·贝格利在本书重探了这一由于考古发现的介入而结束的学术争论，剖析了其背后的重大方法论意义。他从细读高本汉的文章着手，以生物分类学作比厘清了方法论的问题，辨析了科学与科学表象的区别。作者然后讨论了罗越的研究，为他所从事的艺术史提供了逻辑根据，指出他最关注的乃是重建一部有意义的发明创新史，把艺术设计者和资助者的意图看作风格变化的背后动力。作者在最后一章分析了风格这一概念，得出结论认为，艺术史学家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风格并非艺术品的固有属性，方才制造出了诸多混淆是非的典型理论。本书以罗越的青铜器研究为个案来探索艺术史学科的中心问题，其读者群并不限于中国艺术史学者，而是包括了所有关心视觉材料分析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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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我在写这本关于我的老师罗越（Max Loehr，1903–1988）的书时有两个目的。我想阐释罗越研究艺术史的方法，还想描述和分析他对其最钟爱的商代青铜器所做的研究。我希望这两个话题能引起中文读者的兴趣，并想在此感谢那些使本书得以忠于英文原著的面貌出版的朋友。首先要衷心感谢王海城精确流畅的翻译，中文读者可以确信他们所读到的译文与我的本意分毫不差。接下来我要对浙江大学的缪哲教授深表感激，他盛情邀请并安排我们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海城教授的译文。殷尧编辑和他的同事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为拙著能在此出版而深感荣幸。中译本的排版与设计紧随英文版的样式，由美国仓颉公司的David Goodrich（顾道伟）炉火纯青地完成。最后，我要感谢出版英文原著的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系列惠允发行中译本，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Barr Ferree出版基金慷慨资助图版及相关费用，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
贝格利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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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本书是我的老师贝格利先生为他自己的老师罗越写的一部思想传记，集三十年教学研究所思所感，遣词造句精心推敲，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恩师的钦敬和思念。如今他本人业已退休，而我辈无能，不知如何撰文介绍他在艺术史、考古学、科技史、古文字学和音乐史等诸多学科的独到见解，只能暂且先把他的著作择要翻译成中文，希望借此机会消除中西方一些学人对他的曲解和误解。耐心的读者看了他对高本汉、雷德侯等西方汉学界知名人物的批评之后，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他是一个有种族偏见的民粹主义者，而他对考古类型学和艺术史风格的剖析也会让读者不再把他当成信奉后过程主义的考古理论家。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有精准的翻译，然而这又谈何容易！我的诸位同门师友想必都还保留着先生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习作上用各色钢笔和铅笔所写的小字批注，从标点的正确使用到逻辑的严密推理都条列清楚，而这也是他对待自己写作的一贯态度。他最好的朋友是他书房里的废纸篓，每篇文章都要经过几十上百次的反复修订。他对文学的热爱也给他的翻译者提出了高难度的挑战，既要应对狄更斯式的庞大词汇量，又要推敲契柯夫式的精炼行文。他和这些文学巨匠共有的幽默感偶尔会在文章中流露出来，而这就更让译者在会心一笑之后陷入无限的苦恼之中。
因此，我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缪哲先生的翻译邀请。如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和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中肯书评，本书的中译本就不会呈现在读者面前。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贝格利老师耐心详细地解答了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我相信没有很多译者能像我这样直接便利地探究原作者的文意（也要感谢电子邮件的发明！）。我的同门学弟李建深博士对初稿做了全面细致的校读，指出了很多令我汗颜的疏漏之处，并提供了无数精当的修改意见。美国Birdtrack Press的David Goodrich为本书的出版设计来回修改十多次，让中译本有了和英文原著同样优美的版面。我在此对他们深表谢意。
王海城谨识于西雅图自偏居
2015年夏

本书探讨了拓跋起源、拓跋南迁匈奴故地、拓跋代国至北魏各时期墓葬文化的演变和发展进程等问题。在拓跋起源问题上，本书厘清了拓跋族源的主要来源。在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的问题上，尝试从相关墓葬中区分出檀石槐鲜卑遗存及其文化因素，从而筛选出与拓跋南迁关系更直接和紧密的遗迹，以勾画出确定性更强的南迁路线图。在代国至北魏墓葬文化方面，本书揭示了力微联盟对檀石槐鲜卑文化的继承、北魏早期对边疆文化的整合、北魏中晚期文化向“晋制”的复归、北魏文化余脉开启“唐制”新模式等文化现象和历史过程。本书还把北魏墓葬文化置于南北朝发展的横向比较中，探讨北魏与南朝争夺文化正统的过程，并试图总结拓跋至北魏墓葬文化演变道路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

本書將石窟及壁畫視作當地僧團獨特修行方式的再現，目標是復原龜茲境內數處石窟寺院中僧團的生活。前兩章魏正中（Giuseppe Vignato）對龜茲古國八處主要石窟寺院遺址進行了復原研究，特別關注其佈局和演變。他檢討了單座洞窟的相關問題，尤其重視曾受到較少關注的講堂窟、大像窟和禪定窟。他探索了洞窟組合與組合類型以及組合構成區段的模式，認為每處石窟寺院是構築龜茲國佛教有機體的一塊基石。本書認為石窟整體，包括建築、壁畫及現已不存的塑像，是僧侶們精神生活的創造，是他們特定修行實踐的有形展示。何恩之（Angela F. Howard）在第三、四章主要探尋串聯龜茲中心柱窟內所有裝飾的統一線索，她的研究重點在於特殊圖像。
本書對龜茲佛教特質的解讀不僅依靠可以獲取的考古資料，而且包括遺址中發現的文書殘卷。第四章何恩之將這些殘卷與特定的部派思想聯繫起來，以闡明龜茲國流行的佛教部派。除採用龜茲地區出土的殘卷外，作者還主要參考了梵文文獻，必要時也引用了漢譯梵文原典。
本書對龜茲佛教的研究幾乎全部基於當地資料——洞窟、壁畫、文書。然而也不忽略周鄰佛教地區的可能影響，以印度為主，中原次之，我們嘗試從龜茲作為接受者和轉化者的角度來解讀，進而指明龜茲佛教及其藝術在中亞的發展自成體系。

This book explores the rol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dvancing 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process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China. Over a period of about 10,000 years, it follows evolutionary trajectories of society from the last Palaeolithic hunting-gathering groups, through Neolithic farming villages and on to the Bronze Age Shang dynast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Li Liu and Xingcan Chen demonstrate that sociopolitical evolution was multicentric and shaped by inter-polity factionalism and competition, as well as by the many material technologies introduced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book illustrates how ancient Chinese societies were transformed during this period from simple to complex, tribal to urban, and preliterate to literate.
• Covers major topics including the role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dvancing social complexity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 Considers the origins of archaic states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 Includes discussion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 within China and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文集(上中下)(精)》由张勋燎著，本书选辑张勋燎先生从事中国考古学教学和研究工作55年来撰写的学术论文56篇，分为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史、西南及邻近地区考古、道教考古、出土铭刻材料和古文献研究、考古学史、缅怀恩师、读书方法、其他八个部分，对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民族、宗教、水利、农作物栽培、墓葬、度量衡、金石铭刻、古籍文献、考古学学科发展史，以及冯汉骥、徐中舒、蒙文通、任乃强四位先生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特点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在古代人类不能洞悉、也无能力控制子嗣繁衍时，追求强大生殖能力的生殖崇拜，曾是普遍信仰。植根在这一信仰土壤上，通过各种手段寻求非人间力量的佑助，实现孕育子孙的愿望，就出现了相关的巫术行为。新疆呼图壁天山深处康家石门子岩壁上，保留至今的一区大型岩刻画，生动展现了当年新疆原始居民的这一朴素愿望及巫术实践。这是本人发现、曾报导过并引发世界关注的一处考古遗存。岩刻高悬峭壁，画面距地表最高达14米，画面面积120平方米，画面人物高者过于真人，小者只20厘米上下。画面作男女媾合、女性环绕对马舞蹈、男性人物胸膛中有小人、媾合后丛生的小儿群聚欢舞等画面。岩刻下，有厚厚的火灰层。傍近，发掘过高达60厘米的两性合体石雕。山体高耸，岩壁周围溪水环绕，所在地点远离居民区，至今少有人迹，未受后期人们的增删、破坏。因而是分析、认识去今三千年前后古代先民原始思维、原始艺术、原始巫术、原始舞蹈的珍贵刻石，极富思想文化价值，也可约略窥见岩刻主人与周邻地区古代民族文化的关联。

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这个文明经历了环境剧变的挑战、复杂社会的兴衰、社会冲突和政治纷争、出乎意料的社会转型和外来影响。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中国性”（Chineseness）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也难以彻底了解古代“中国性”的一切详情。而且，需要研究的问题永远比答案多。这本书有助于打开一扇窗口，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8000多年来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上的诸多小村落一步步转变为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我们称之为中国。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讲述的是以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邻阿尔泰山地为中心的地理单元古代居民的历史。
《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是C.B.吉谢列夫经过了长时间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书中列出了三篇：篇的古代属于史前史，在时间上包括了考古上的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初期；第二篇的匈奴——萨尔马特时代属于早期草原民族史，在考古上相当于早期铁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公元一世纪初即相当于中原的汉代；第三篇国家的形成，是从公元五世纪突厥汗国的建立开始一直到公元十一世纪的黠戛斯民族历史。

中国史前考古学是近代的新兴学科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过程的由来，对正确理解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书以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客观的论述，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本书长达二十余万言，有史实，有论述，不失为考古学史佳作。为考古学、古代史研究者所必读，对近代科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上海文博名家名著之一种，详细介绍我国古代青铜器。

苏美尔王表是一份古代文献，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各地，使用苏美尔语书写。目前发现总共有十六份，互相之间基本相同，是现存最完整的王表，而苏美尔王表是现代学者起的名称。此王表列举了官方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统治的时间。按照王表，"王权"自天而降，然后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王表中早先的君主大概都属神话人物，统治时间非常长。后来的许多君主，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但是王表也会将他们的统治时间说的很长。

《居延汉简研究(上下)》主要内容：我国古代简帛是研究从战国至魏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民族和中外关系诸领域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其发现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景帝末年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战国竹简。《汉书?艺文志》载云：“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它们和西晋初年从汲郡古墓出土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至今对于研究我国古史，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世纪是我国简帛空前惊人大发现的时代。早在世纪之初，以尼雅、楼兰和敦煌等烽燧、古城遗址发现的汉晋简帛为嚆矢，便与殷墟甲骨、敦煌石窟文献、故宫大内档案，被中外学术界誉为研究我国古史新资料的四大发现。

本书是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先生的论文集之一。共收录作者相关论文十七篇。

Roughly half the world's population speaks languages derived from a shared linguistic source known as Proto-Indo-European. But who were the early speakers of this ancient mother tongue, and how did they manage to spread it around the globe? Until now their identity has remained a tantalizing mystery to linguists, archaeologists, and even Nazis seeking the roots of the Aryan race.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lifts the veil that has long shrouded these original Indo-European speakers, and reveals how their domestication of horses and use of the wheel spread language and transformed civilization. Linking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remai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David Anthony identifies the prehistoric peoples of central Eurasia's steppe grasslands as the original speakers of Proto-Indo-European, and shows how their innovative use of the ox wagon, horseback riding, and the warrior's chariot turned the Eurasian steppes into a thriving transcontinental corridor of communication, commerce, and cultural exchange. He explains how they spread their traditions and gave rise to important advances in copper mining, warfare, and patron-cli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reby ushering in an era of vibrant social change. Anthony also describes his fascinating discovery of how the wear from bits on ancient horse teeth reveals the origins of horseback riding.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solves a puzzle that has vexed scholars for two centuries - the source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English - and recovers a magnificent and influenti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ast.

多米尼克·法切那、安娜·菲利真齐编著的《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巴基斯坦斯瓦特考古项目所出资料为基础）》是意大利考古队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始于1956年延续至今的考古工作的结晶。这项持续数十年的科学工作对象是犍陀罗考古领域中首次基于可靠的地层发掘佛教遗址，时任领队的多米尼克·法切那据此编纂了一部对大量的石刻资料进行分类、描述的术语汇编。其中包括雕工工具、建筑、装饰纹样、人像神像、动物纹、植物纹、兵器、乐器、礼器、日常用具、家具、交通工具等十二部分内容。译文在忠于原文的同时，尽可能使用中国国内学者普遍接受的术语词汇。文本仿照原版插图、意语术语、英语术语三栏式布局；将意语译成中文，保留示意图和英语术语，以便读者对外文资料的查引和研究。与原著的主要不同在于，书末附加斯瓦特地区部分浮雕照片以清楚展示文中涉及的不同元素所在的整体语境。此次中文译本，旨在为国内犍陀罗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增添一项资料工具，亦可为中国佛教考古和艺术领域编纂类似的工具书提供一个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