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藏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术领域，而西藏考古从来也是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青藏高原考古研究》无疑将对国内外关注度颇高的所谓“西藏问题”研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发出“中国声音”，以科学的资料、严肃的研究、严谨的结论来回应目前国际上关于藏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西藏历史地位、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西藏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等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理论挑战，从而为国家、民族的统一、边疆的政治稳定、各民族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是一部藏传佛教密宗名著，讲述了“死亡的艺术”不仅跟“生活的艺术”或者“出生的艺术”同样重要，且为“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和圆成。

《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主要内容简介：“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是辽宁医学院课题组在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帮助与支持下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国家教育部、辽宁省科技厅和教育厅、辽宁医学院也对本课题进行了资助。
西藏是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地区，藏族人民的体质特征如何、藏族起源何处等都是要回答的热点问题。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克服高原缺氧等严重困难，深入西藏拉萨和那曲地区，在西藏自治区教育、卫生等各级行政部门及藏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从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法医人类学和医学人类学等方面，从线性测量、脂肪分布、体型、肤纹、骨龄、青春发育、血清学、常染色体、mtDNA、Y染色体、口腔健康等多视角、多层面对藏族青少年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得出了西藏藏族体质特征和藏族青少年的各种体质常数，同时与其他民族做了对比与分析，提出了西藏藏族起源的生物学线索及改善西藏藏族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建议。这不仅对藏族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对积累藏族人类学的资料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而且对改善藏族人民的健康，发展民族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加《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编写的都是本课题组成员和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同时还邀请了西北民族大学的专家参加了《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的编写。
全书共分十章，近35万字，仅限于自然科学部分的人类学，不包括或很少涉及文化人类学的内容，但是为了便于读者对西藏藏族人类学(自然科学部分)的了解，《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还对西藏的自然、地理、文化等做了简单的介绍，力求把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内容统一起来，便于从整体上深入地了解藏族的人类学特征。为了便于交流，《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还列出了英文目录和英文摘要。
该项目还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卫生厅、教育厅、西藏大学、西藏藏医学院及拉萨市和那曲地区的医院、学校、教育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辽宁医学院的领导与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给予了具体地指导与帮助，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给予资助。中国科学院吴新智院士为《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作序。张华耀教授和刘武博士对《西藏藏族人类学研究》的编写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

《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首都师范大学藏学研究中心谢继胜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历时十年撰写。全书120万字，700余张图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从7世纪至18世纪藏传佛教艺术的瑰丽画卷。书中个案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许多是学界论述不深或尚未关注的问题，如藏传佛教造像的正确辨识，题记、铭文的解读，文物遗址的考察报告等，从而更彰显了该书在学术上的重要价值。
该书获得著名学者专家的高度评价，被称为目前我国第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藏传佛教艺术通史性著作，不仅填补了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此研究领域目前企及的最高水准，即使在国际西藏艺术研究领域也属高水平之作。

《陈庆英藏学论文集(套装上下册)》内容简介：这里汇集的36篇文章，绝大多数是我个人撰写的。另外我还和一些同志合作撰写过一些文章，因为这一套丛书的体例所限，没有收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和端智嘉同写的《吐蕃赞普赤德松赞生平简述》以及和仁庆扎西同写的《元朝帝师制度述略》，是为了怀念这两位曾经和我亲密合作的英年早逝的藏族朋友而收入的。按照所探讨问题的年代的先后，这些文章分为吐蕃王朝篇、宋代藏族历史篇、元代藏族历史篇、明代藏族历史篇和清代藏族历史篇，其他的几篇文章则归人历史文化篇。
发掘和利用藏文古籍资料来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是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东嘎·洛桑赤列、恰白·次旦平措等先生的带动下，藏文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藏族和汉族的许多学者共同努力，使得许多藏文古籍在学术研究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在这个领域中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修订版）》依据大量藏文、汉文、波斯文等文字资料，一次系统和深入地探讨了上古时期西藏与中亚、西亚地区波斯文明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西藏苯教与波斯袄教之间的联系，对我们认识、了解上古西藏的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们播种爱情》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发表的年代与小说描绘的年代几乎同步。作者在25万字不算太长的篇幅内，依托广阔的社会背景，以现实主义的有力笔触，塑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众多人物典型，真实地展现了西藏人民和平解放初期的历史风貌，准确地预示出西藏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的史诗性质。不可讳言，西藏地区在祖国大家庭中具有复杂的社会制度、历史沿革和风俗习惯。在这样一个地区实行社会改革，必不可免地会遇到一些极为特殊的棘手的问题。碰这个题村，不但要求作家具有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要求作家具有对政策的理解和对人的良知。在此诸因素的基础上，作者采取了一个最佳创作视角，即对藏族同胞真挚宽厚、百折不回的爱心。这就是小说书名的深刻寓意所在。当然，小说也多处描写过男女情爱，但这并非小说的主旨。整部小说所着意展示的是新西藏的建设者们对这片虽然贫脊却前途远大的土地的爱情，对虽然落后却善良勤劳的藏胞的爱情。他们将爱情播种在西藏的荒野，也播种在藏胞的心田。他们在播种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情过程中，培养了互相之间纯洁美好的情爱。正是这种崭新的崇高的爱情，使整部小说洋溢着一种温馨而炽热的氛围，渗透着一种高尚而纯洁的情调，折射着一种绚丽诱人的理想之光。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恋之歌。体现这种崇高之爱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工委书记苏易。他在复杂多变的情况面前，既忠实又灵活地落实党的政策。政策性和人民性在他身上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执行政策的时候竟让人感觉不到政策的生硬的触角，而只感到他对人民的发自内心的爱！作为“这一个”似乎他“怎么做”都是他爱心的幻化。对待许多不寻常的问题，他的做法也是不寻常的。郎加因“抢福”而砍伤农业站站长陈子璜，他却把郎加送来农业站工作；郎加不相信伤人而不办罪，私自逃回山里，他并不派人去追；格桑拉姆拒领共产党的工资，他并不批评责怪，每次都妥善将工资保管好，每月照样派人按时送去；山民偷占农业站开好的荒地，他劝陈子璜不必计较，决定把地让给他们，只要他们试种冬麦就行……苏易的这些做法，都是经过对藏胞的特殊情况的周密分析而决定的，但它的出发点无一不是为藏胞的根本利益和美好远景着想。苏易的形象，一扫此前某些文学作品中党的领导者的雷同概念的干瘪面孔，打破了那种常见的“政治化身”的模式，而是文学画廊里一个富有个性的党的领导者的新式典型。叶圣陶老先生曾为此感慨系之。他说：“有人说，文艺作品写党委书记不容易写好。我觉得这篇小说里的苏易就写得很好，我们常常说的党的领导，在苏易身上形象化了。”如果说爱是一种理想的结果，那么，这种爱的最根本的体现，就是帮助藏胞提高生产力水平，根除落后贫困的面貌。作者深知，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之，这部小说的整体部局就像一圈圈的涟漪，涟漪中心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由此拓展开去，波及到西藏地区各社会阶层和历史渊源，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向前跃动的社会画卷。作者摒弃了那种政治化、口号化的贴标签式的人物，而让他的人物都在画卷中占据恰到好处的位置，充分展示出各自的个性。尤其是雷文竹、倪慧聪、林媛、朱文才等知识青年和转业军人，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富有忘我精神，满怀革命激情，但他们又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他们是个性化的新型的群体。在这方面，作者充分显示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知识以及结构技巧和典型化能力。他是以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来审视社会矛盾和人物关系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理所当然地产生了典型共鸣，不仅在50年代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直至今天，这些年轻的形象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这或许正是这部小说的生命力所在。

本書是中國邊疆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重要專著，曾入圍2007年國際亞洲學者研究大會（ICAS）人文類最佳圖書獎。在這部書中，林孝庭教授通過深入探討民國政府與西部邊陲地方政治勢力的互動關係，揭示了國民黨政權在對日抗戰前後與國共內戰期間等不同歷史階段，把原本幾乎不存在的中央政令與影響力，滲入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西南與中亞內陸地區，逐步實現在這些地區的國家建構。在作者看來，國民黨政府所謂的「邊疆」議題，並非全然是傳統上所認知的那種對一個中央政權不斷帶來侵擾的「邊患」議題，亦非完全是國民革命意識形態驅使下民族主義式的「族群政治」議題。相反的，一個本質上屬於地方性政權，政令與影響力皆有限，卻宣稱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政權，面對近代西藏和其他邊疆地區的「主權」問題，靠的更多的是政治上與宣傳上的修辭，然而此種政治修辭流佈如此之廣、影響如此之遠，對1949年以後上至國家政策，下至普通民眾的一般觀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本書對今人理解過去和現在的漢藏關係，有着相當高的價值。

本書整理、解讀豐富的檔案材料與文獻資料，對民國時期前往西藏的專使做一綜合與分析並重的敘事。本書描寫這些專使前往西藏的歷史背景，他們在西藏的活動以及他們體察藏族社會的獨特視解，指出西藏專使赴藏的目的除了調查西藏社會、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況，主要是聯絡並增進漢藏情感及重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译 序
《印藏汉蒙佛教史如意宝树》简称《如意宝树史》，又译为《松巴堪布佛教史》，成书于1748年。
作者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青海蒙古族，是青海佑宁寺第三世松巴活佛。他自幼被第一世嘉木样活佛阿旺宗哲认定为二世松巴罗桑丹贝坚的转世灵童，1710年于青海塔秀寺从塔秀·曲江嘉措出家为僧，1713年被迎入官隆寺（清雍正年间赐名佑宁寺），拜却藏活佛罗桑丹贝坚赞为师，正式开始对佛法的闻习。1723年，松巴年满20岁，赴拉萨求学，不久官隆寺因参加与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遭清军镇压，寺院被毁，松巴求学在外，幸免于难。在藏松巴学经于哲蚌寺郭莽扎仓，从第五世班禅大师受比丘戒，先后受学于阿旺南喀、摩嘉然坚巴·加央嘉措、赤钦阿旺却丹、南喀桑布等数十名大德，潜心佛法，广习显密经论及其它明处，获有“林塞噶居”学位，以博学善辩著称。1727年卫藏战争时，松巴等人支持颇罗鼐一方，反对阿尔布吧等征调僧人当兵。战争结束后，颇罗鼐奏请达赖喇嘛封松巴为吉采寺堪布，从此人称“松巴堪布”。1731年，松巴堪布回到得以重建的佑宁寺，积极致力于佑宁寺的复兴，并赴各地讲经传法，一生3次出任佑宁寺法台，曾为羊官寺、龙沟寺、白扎？寺、祁家寺、噶丹仁钦林寺法台，并数次去内蒙等地弘法，与许多蒙古王公广结法缘，多建殿堂佛塔，授法传戒弟子无数。1737年、1742年受清廷之召，两次赴京，晋见乾隆皇帝，章嘉国师若必多杰赐给他“额尔德尼班智达”封号。1788年松巴堪布去世，享年85岁。
松巴堪布是十八世纪闻名蒙藏地区的学者，通达大小五明，著作宏富，遗惠后人，有《松巴文集》行世，凡9函68部。其中佛学方面有《经论宝库之钥》、《密咒总义》、《法行宝鬘》、《法行集要》、《四续护摩仪轨》、《止观秘诀集》等众多显密论作，历算方面有《格丹新历》、《历算母子三部》，医学方面有《药物识别》、《医学四续释难》等，历史方面有《如意宝树史》、《青海史》、《自传》等，另有《诗镜诗例》、《藏文正字学》、《诗学藻词》等语言文字方面的著作。
《如意宝树史》是松巴堪布的代表作，也是藏文历史著作中的名著之一。该书全面系统地讲述佛教在印度和我国藏族、蒙古族以及汉族地区的产生传播情况，内容极为丰富，叙事扼要，汇总了大量的史料，纠正了年代等方面的不少错误，对现今研究印度佛教史、藏族历史、藏传佛教史、蒙古史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早在1908年，印度人达斯将此书译成英文，连同原文一并印行，颇受学术界的重视。而时过近一个世纪，国内尚无汉译本问世，为了便于民族史和佛教史的研究，弘扬民族文化，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如意宝树史》这部名著，甘肃民族出版社遂约请我们翻译此书，经一年多的努力，现终于完成。
译本根据西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藏《如意宝树史》本刻本译出。其中，开头至“宗喀巴大师传”部分由蒲文成翻译，“历任噶丹金座”至结尾部分由才让翻译。原本中作者加有许多眉注，今将原注置于被注文字后面的括号（藏文）中；各章节后面的注释及“大事年表”等部分的公元年代系译者所加；原本章目繁复，比较凌乱，翻译时按原目标以天干序号，以明眉目，方便读者。
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甘肃民族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周加克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因译者学识所限，难免有误译之处，请识者指正为感。

《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主要内容：自从数万年前人类踏上青藏高原，一部高原拓殖史就此展开。历经新石器、金属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吐蕃王朝时期以降，历史在这里波澜壮阔地进行着。从高原到内地，共同书写了古代中国大历史中的恢宏篇章。

我们这里介绍给读者的七册书，是有关历辈达赖喇嘛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性的套书。此套书包括了从藏文传记中翻译的一世达赖喇嘛的两种传记、二世达赖喇嘛的自述、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以上合编为一册) 、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上下册)、七世达赖喇嘛传、八世达赖喇嘛传、九世达赖喇嘛传、十二世达赖喇嘛传，以及我们组织编写的《历辈达赖喇嘛生平形象历史》的书。其中五世达赖喇嘛自传和七世达赖喇嘛传，曾经由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和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过，三世达赖喇嘛传和四世达赖喇嘛传由全国图书馆图书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印制发行过，因为当时的印数不多，现在读者已经难以买到，所以此次我们将它们一并收入。此外还有六世达赖喇嘛、十世达赖喇嘛、十一世达赖喇嘛、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藏文传记，也正在着手翻译。
本书是《雪山中的转生丛书》之一，它是有关历辈达赖喇嘛生平事迹的历史资料性的套书。历代达赖喇嘛在雪域高原相继转世，他们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人物，被认为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在不同时期的化身。本书依据历史事实及相关资料，真实地记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历史功绩。相信这套译自藏文的历代达赖喇嘛传的经典版本，将使读者在了解历代达赖喇嘛各自的生平事迹后，会有不同的感受。

《吐蕃僧诤记》是对8世纪时汉僧摩诃衍与印度僧侣莲华戒在拉萨就禅宗问题开展的一场大辩论的研究。全书共分两章：第一章论述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摩诃衍与莲华戒就禅宗问题展开的大辩论，译注了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包括王锡的序、大辩论的汉文档案和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第二章是史料疏义，译注了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

《艽野尘梦》，作者“追忆西藏青海经过事迹”、取《诗·小雅·小明》“我征租西，至于艽野”之意为书名，含有青藏高原风尘录的意思；艽：荒远。艽野：指青藏高原。在书中，作者详强地叙术了自己1909年从军，奉赵尔丰命随川军钟颖总进藏，升任管带（营长），参加工布、波宓 等距役，在驻藏期间同当地藏族同胞、官员和和喇嘛来往密切，同藏族姑娘西原结婚，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北响应的消息传到西藏后，出于对波密起义士兵的一些行动不理解，而又顾念个人安危，于是组织湖南同乡士兵和亲信百五十人取道东归而误入大沙漠，断粮七月余，妨饥挨饿，茹毛饮雪，仅七人生还于西安，西原病卒，等经历；描绘了沿途所见的山川景色、人情风俗和社会生活；同时记录了英、俄帝国主义凯觎和争夺我国神圣领土西藏的罪恶和阴谋活动，清政府的日举国腐败，清封疆大吏之间和军队内竞争 权夺权、勾心壮举角的壮举争；记载耻辛亥革命对西藏和川军的重大影响和军中的同盟会员、哥老会 成员在波客乘机发动兵变、杀死协统罗长祷的实况。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不失业部写行优美的游记；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它又不失为记录清末民袂川边、西藏情况的重要资料。因此，任乃强先生在《弁言》中说：”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面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尤以工布波密及绛通沙漠苦征力战之事实，为西陲难得史料。

西藏档案馆藏清代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是我国少数民族档案之最。本书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之一，选编了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西藏地方在清代中央政府统治下政治制度、行政管理、经济贸易等诸方面内容，既有藏文档案（凡入编档案皆有汉译对照）又有藏汉合璧之原档影印件，总计1522件，拟分6册出版。煌煌大观充分反映了国家之大一统尤其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入编档案都属首次披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参考价值。

本书通过藏汉佛教徒的经历探索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形成及其与西藏的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试图将西藏合并入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在清王朝于一九一一年崩溃后，中国政治家在失去满清皇帝传统宗教权威的情况下，求助于共同的佛教传统以赢得藏人支持。另一方面，宣传共同的佛教传统也使中国佛教徒和西藏政教领袖追求各自的目标成为可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极受欢迎。在汉藏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削弱后，宗教和文化的联系依然密切。共产党取得控制权后，在五十年代继续利用这种联系加强对西藏的管治。本书有助于读者理解继续存在的西藏问题和寻找佛教徒与藏族喇嘛间关系之根源。

《西藏文明之旅:喜马拉雅的人与神》收录了《西藏的民俗文化》、《西藏传说及民间故事中的乐器》、《西藏的宗教舞蹈“羌姆”》、《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藏族的瑟珠》等文章。既有对西藏风俗、民间传说和民间艺术风趣详实的描述，又有一流学者专门的文论，可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的深邃内涵及藏民族的独特魅力，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珍贵的资料价值和研究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