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合气候、地理、环境变化、历史、考古等多个学科知识来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动力，特别作为游牧及游牧经济发展的首要工具马的驯养、马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结合众多资料确定了游牧经济的起源地，以及游牧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情况。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群在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迁徙、商品的运输和贸易情况，中亚东西部及欧亚草原人群的相互关系。

《埤雅》是宋代学者陆佃增补《尔雅》有关草木鸟兽虫鱼及天文等方面内容的著作，共20卷，初名《物性门类》，后改今名。陈振孙评其着“于特性精祥，所援引甚博”。《埤雅》解释名和词常从文字结构、字形、字音入手追溯其原始意义，尔后博引典籍，阐释它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及作用。其释词可与经典传笺相参证。书中多有民俗传说及生活经验之谈，典故趣闻，更常引用，故虽为辞书，却有较强的可读性。限于时代科技水平，援引传闻角说虽间也杂有非科学成分，但白壁微瑕，总体不失为一部经典性的文字、物性研究著作。

《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套装共2册)》讲述了淮南子是汉代淮南王刘安集众宾客所作，自名鸿烈，刘向校书时定为淮南，隋书经籍志始称之淮南子。淮南子是继吕氏春秋之后，集先秦诸子学说之大成而为一家言的又一部大书，其内容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军事、思想的重要典籍，也是探寻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物候、养生乃至文学、神话、民俗的宝藏，同时还是考察汉初语言的极珍贵的数据。

《东南亚古代史(精)》由梁志明、李谋、杨保筠所著，东南亚毗邻中国的南疆，与我国山水相连，有着悠久而亲密的联系。中国学术界历来就有研究东南亚历史的优良传统，史籍中有关古代东南亚历史的记载“浩如烟海”，这些丰富的史料，为世界东南亚古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信息。对这些古籍的充分准确利用也是中国学者撰写东南亚史的独特优势。在现代中国东南亚史学界，老一辈的学者陈序经、韩振华和朱杰勤等先生撰写和出版的古代东南亚研究专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厦门、广州、南宁、昆明、郑州和南京等地的学术机构和高校仍坚持将东南亚古代历史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并陆续推出有质量的学术著作。一些学术刊物也有不少古代东南亚历史相关的论文发表。这些都为继续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收录研究论文近二十篇，分为“视野与方法”、“知识与制度”、“革命与治理”三部分，大体涵盖了作者近年来涉足的主要研究领域，展示了作者结合历史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路径与成果。

《玉函山房辑佚书(共5册)》主要内容：古代文献的散佚是历代学者从事研究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于是有人通过现存书籍中引用的产，将散佚的文献重新搜辑、整理，以恢复文献原貌，这一工作即《辑佚》。一般认为，辑佚濫觞於宋。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廣義》中认为應始於南宋王應麟。有清一代，受修《四库全书》的影响，辑佚工作得以大规模展开，出现了大批辑佚书，其中就包括马国翰的《玉函山房佚书》。全书分经、史、子三編，七百多卷，辑佚书五百八十多种。该书印行时，又加上了马国翰所著的读书札记《目耕帖》三十一卷，形成了我们目前所见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马氏所辑，建立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每种之前，他亲为作序，介绍该散佚情形舆辑佚来源。该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方便，因而受到了较高评价。清末李慈铭在其日记裹谈及此书为“古经解钩沉”及张介侯《二酉堂丛书》等为蓝本，而博稽廣搜，较之王氏《汉魏遗书》，详略远判”。然而如此洋洋巨制，有失審慎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就整理而言。《玉函山房辑佚书》仍不失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巨著。

本书是论述中国三阶教的创立、发展、被禁，最后湮灭的史实。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中国佛教史领域关于三阶教的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更是没有出现。本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考古资料和作者本人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对三阶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书从历史梳理到思想分析，从修行实践到社会影响，对三阶教做了较好的研究，是三阶教研究方面填补空白的力作。

该书集录作者迄今所撰有关苏轼、苏辙之论文，所见有关二苏之新资料，以及少数讲座稿。分为五个部分，一是对于苏轼诗歌、禅悟与人生态度的概说，二是对苏轼传世尺牍的考辨，三是对新发现的北宋审刑院复议“乌台诗案”文件的研究和叙录，四是对孔凡礼《苏辙年谱》阙误之处的纠补，五是对苏辙诗文的研究和辑佚。全书兼具考证和论述，多为二苏研究的前沿成果，单篇发表后在学术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艺林”，收经学为主的学术论文22篇；下编“史林”，收史学为主的学术论文18篇。内容涉及经学、语言文字、石刻碑帖、词典韵书、称谓避讳、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简牍、清代学术等方面。有《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等研究新出清华简的论文，有《从熹平石经和竹简〈缁衣〉看清人四家诗研究》等研究石经、石刻的论文，还有《商周称谓与中国古代避讳起源》等论文。

In Qazaqliq, or Ambitious Brigandag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Qazaqs Joo-Yup Lee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new group identities, with a focus on the Qazaqs, in post-Mongol Central Eurasia within the context of qazaqliq, or the qazaq way of life, a custom of political vagabondage widespread among the Turko-Mongolian peopl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Qipchaq Steppe during the post-Mongol period. Utilizing a broad range of original sources, the book suggests that the Qazaqs, as well as the Shibanid Uzbeks and Ukrainian Cossacks, came into existence as a result of the qazaq, or ambitious brigand, activities of their founders, providing a new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state formation and identity in post-Mongol Central Eurasia."

世界史において中央ユーラシア世界が果たした巨大な役割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で、新たなシルクロード史観を構築。東西ウイグルの興亡から、商業ネットワークと交易品、マニ教・仏教の展開まで、現地の多様な出土文書・碑文や美術・考古資料に基づき、漢文史料などを相対化、激動の時代を描く集大成の書。

《太虚文选(上下)》由佛学通论、佛学佛法、教判宗诠、大藏典要、内明科学、戒定真赞、教理行果、人生佛教这几部分组成。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为民国以来佛教革新运动之倡导者。大师一生倡导佛教革命，致力佛教事业，虽未能竟愿，但其影响极为深远。近代佛学以唯识学为主要内容。太虚大师作为近代佛教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近代唯识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
《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
《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本书包括49种年表，取材于清顺治至光绪九朝《实录》及《宣统政纪》，并参考清代其他有关资料。书后附有人名录和字号、籍贯、谥号等索引。本书是一部最详尽、最完备的清代职官工具书。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金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下编《元代散官研究》，其下分为三章。该书详细梳理了金元时期散官制度的建立、发展过程，散官的授予途径，散官所承载的意义等问题，对于散官制度在这一时期的地位变化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金元时期的官制问题。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是国际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日本敦煌学在国际敦煌学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并长期影响着国际敦煌学的发展趋势，以至于国外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之说。斯坦因对日本敦煌学的起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并长期与日本敦煌学家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从1991年起在日本搜集日本敦煌学史的日文资料，从1989年起对英国藏斯坦因档案中涉及到日本敦煌学史的英文资料加以整理、翻译，经过全方位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本书。本书除了根据日文史料对日本敦煌学家调查整理斯坦因搜集品的活动加以系统叙述之外，重点刊布了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手稿中的大量日本敦煌学史英文资料，包括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家之间的往来通信，斯坦因在日本撰写的旅行日记和游记等等。本书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世界上首次刊布的研究成果，既是斯坦因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日本敦煌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填补了国际学术界的许多空白。全书包括42个小节和3个附录。

本书收录的是作者多年来思考或探索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的部分论稿，包括《汉唐间“伍伯”浅识》、《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隋代俸禄制度一瞥》等共31篇相关专论及综述。

"In the diversity of methods and objects of analysis it offers, Clues, Myths, and the Historical Method offer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this Italian historian who has become such an essential point of reference in many domains of cultural study today." -- Dana Polan, Camera Obsc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