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邵会秋、潘玲编著的《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精)》重点在于研究不同地区与文化之间的文化交往，这种交往是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一种互动。传播是指物质特征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递。传递的方式有人群的迁徙和文化因素的次第传播，在次第传播过程中接受的特征往往会发生变异。交往会导致双方文化发生改变。例如铁器时代早期，短剑、战斧等武器以及马具在欧亚草原迅速的大范围的传播，是由于各地畜牧专业化的发展不得不采取了游动的放牧方式，各部族之间也因此为草场的争夺不断发生战争，这些新式的武器和马具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传播的接受者由于采用了新式武器和马具，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武士阶层的兴起，社会等级化迅速发展。迁徙(人口的流动)是传播最迅速的一种方式。在研究传播方与接受方的关系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传播方的器物组合，它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特点，例如工具与武器的比例、马具所占比例以及实用器与奢侈品所占比例，反映了社会的武装性、游动性以及社会上层维系的手段等信息。接受方接受了哪些功能的器物，则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特点。

地方志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和史料宝库。现在于世的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宋元方志，大约四十余种。它们对于考察所记载的该地区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风情、物产资源、地理沿革等，以及研究广场 史，都具有宝贵的价值。然而，长期以来，这批方志分散收藏于海内外各图书馆，读者查阅颇为困难。一些孤本，残本已濒于亡佚。为了保存文献，便于研究利用，现将现存全部宋元方志汇为一编，总名《宋元方志丛刊》，影印出版。
在影印底本的选择上，我们不以刊刻年代的早晚作为取舍的依据，而是尽可能地择取字迹清晰、附刊有后世学者写的校勘考证等研究成果的足本，以便于读者参考。对于各本均残的广场，这次影印不作辑补，一仍其旧，各志悉以通行名称着录。

《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ISBN：9787547502969，作者：叶少勇 著

书稿为南京大学历史系陈得芝教授的论文集。陈先生是国内蒙元史研究的权威，学术声誉极佳，此次结集出版的书稿是其在200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蒙元史研究丛稿》之后的第二本论文集，故名《续编》，包括其专论文章22篇、旧作4篇、译文4篇、序言10篇。

本编年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秦朝史编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王子婴元年，附秦之先至秦始皇二十五年）。中卷：《西汉史编年》（汉高帝元年至汉孺子初始元年）；《新朝史编年》（新王莽始建国元年至汉淮阳王更始二年）。下卷：《东汉史编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至汉献帝延康元年）。本编年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臧云浦先生的指导和师友们的关心；《东汉史编年》书稿的打印，曾得到梁万斌同志的帮助，一并致谢。

一、本書以錢玄同編、寧武南桂馨民國二十六年印行《劉申叔先生遺書》（簡稱“南氏本”）爲整理底本。內容排序，今仍其舊，唯加《例言》於卷首，以明整理體例。
二、每書新增《題解》一篇，注明南氏本資料來源。各專著原刊名稱、欄目、署名及出版、發行等情況，及今校對資料出處，並於《題解》中注出；一文重複發表者，一並列出。《左盦外集目錄》於所收各篇下，已詳述其出處，則不注。
三、南氏本《左盦集》中，有與《左盦外集》文同詞異者，或由他書別裁爲篇者，今就所知，於各篇校記中標出，以便參見。
四、本書校記均以頁下注形式，逐一標示。同一篇中錯誤相同，且下文均從改者，於首條校出，並說明之。校記引文，注明名書、卷次或篇目，其原文已引卷次或篇目無訛者，從略。
五、南氏本中，有常見之誤字者，如“應劭”、“劉劭”之“劭”誤作“邵”、“盧辯”誤作“盧辨”、“干氏”誤作“于氏”、“何休”誤作“何修”之類是；又有古籍刻印諸字混用者，如“間”與“閒”，“无”與“旡”，“己”與“已”、“巳”、“戊”與“戌”、“戍”之類是；又有從清諱改字者，如“玄”作“元”、“宏”作“弘”、“丘”作“邱”之類是；又有卦形偶誤者。此四類均較顯然，今徑改，不出校記。
六、南氏本中，其無歧義之或體字，今徑改作通行字，不出校記。如“于”與“於”、“考”與“攷”、“贊”與“賛”、“俞”與“兪”、“喻”與“喩”、“污”與“汚”、“强”與“強”、“蓋”與“葢”、“羣”與“群”之類是也。其正體與俗體字並存、古字與今字混用者，如“創”與“剏”、“叚”與“假”、“訛”與“譌”、“脫”與“捝”、“實”與“寔”、“从”與“從”、“汙”與“污”、“灾”與“災”、“据”與“據”之類；字可通假，如“日曆”之“曆”作“暦”、“厤”之類，則仍其舊，不作統一處理。蓋劉師培晚期喜用古字，與前期不同。據其用字之異，亦可考知其寫作年代也。
七、《賈子新書補釋》原刊於《國粹學報》，南氏本以其有“就《國粹》本而刪定者。鄭君因刪定之本先已成，謂此初本可以不印，故未收入”。今以其有考學術演變之跡，乃爲收入，以附《賈子新書斠補》之後。
八、各篇有其他版本可資參校者，如雜志發表者，或有原印本者，逐一覆校。其原刊錯誤而南氏本已校改者，不出校記；原刊不誤而南氏本誤植者，注明出處及改乙情形。如《逸周書補釋》“囗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南氏本“勤”誤作“勒”，《國粹學報》本作“勤”，今從《國粹學報》本改，並作校記。又如《白虎通義斠補》附《白虎通義闕文訂補·宮室》“門必有闕者，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闕”之下“闕”字，南氏本據行末，另行題“雜錄”篇名，再下行另面作“者何闕疑也”，又另行爲“案《水經注》”云云，其後又另行接“案此篇莊輯各條”云云。鄭裕孚《闕文補訂校勘記》云：“末‘闕’字衍。”又云：“‘者何闕疑也’，‘者’上捝‘闕’字。”然據《國粹學報》本作“闕者何？闕疑也”，且與“門必有闕”云云共爲一條，另行接“案《水經注》”云云；“雜錄”爲篇名，單行置於“案此篇莊輯各條”前。蓋南氏本排版錯行耳，今據《國粹學報》本改正。其所云“鈔本”，校者未見，無以爲證，則闕如。
九、有今人新校本可資參考者，一並說明。如《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殷孟倫先生《子雲鄉人类稿》有《校讀偶記——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裏的錯字》一篇，可資校刊；《論文雜記》有舒蕪整理本，《攘書》有李妙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校本，《經學敎科書》有陳居淵整理本是也。然於文字、句讀、章節，仍有改正，非全依新校本也。
十、南氏本排印格式參差不一，如校注之文，有原文單行、校文另行、自注雙行者，如《周書補正》是也；亦有原文、校文同爲單行，其中空兩格者，如《管子斠補》是也。今一律以原文單行、校文另行低兩格、雙行小注改變字號的方式處理。其無章節記號者，加編序號，以便引用，且于《題解》中說明，如《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之類是。書中表格之續表，以加注表頭者爲常例，以便閱讀；其行數較少者，則從略。
十一、各篇均施以新式標點。其引《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引《魏書·禮志》簡稱“魏志”之類，今標點作《漢·志》、《魏·志》；其引《三國志·魏書》而簡稱“魏志”者，則標點作《魏志》，以示區別。其引《文選》，往往連舉作者及篇名，今標點時，于“文選”下加間隔號，篇名則不加單書名號，如《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之類是也。其引書，每于篇名下加“篇”字，今標點時連同“篇”字入書名號內，如《論語·憲問篇》、《書·湯誥篇》之類是也。“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均指書中一篇而言，今標點並作《經典釋文·敘錄》、《說文·序》。論韻之書。其韻部各名，均加書名號。
十二、所有引文，原刊指明版本者，以其指明之版本校；有雖未明指版本，仍可尋出其版本者，如《說文》多用段注本、《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引文多用類書等，其文字有出入者，仍其舊而不輕改。其版本確不可明者，則以今通行本校。全引之文確屬訛字者，據今本改，並出校記。如《禮經舊說》卷十一：“至元康八年，丞相相等奏”，查《漢書·韋玄成傳》，事在“元康元年”，非八年；《左盦外集》卷七《憲法解》引汪中《釋闕》“闢其南爲門”，南氏本誤“門”爲“文”。今改正文，並出校記。節引之文有異字，其無關原意者不改，不作校記；其有關論旨且與通行本異者，逐一出校記。所引書名、篇名、人名、地名偶誤者，亦據通行之本徑改，並出校記。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引《釋名·釋地》“周制：九夫爲井，其形似井字”云云，“釋地”乃“釋州國”之訛，今改原文並出校記。又如《周禮》“載師”誤作“戴師”、《左盦外集》卷九《孔學眞論》引龔自珍《古史鈎沈論》誤作“古史解鈎沈論”、《王學釋疑》引王陽明《與辰中諸生書》誤作“與甲辰諸生書”之類是也。
十三、作者句讀有明文而異於今通行本，其關涉原文解說者，從其句讀，不依今通行本，如群書校釋類各句讀是也。又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六《遂人職》，《十三經注疏》本句讀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而劉氏此《疏》旣稱“凡治野者”，又稱“云‘以下劑致甿’者”，則其句讀當作“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敎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今從劉氏句讀。南氏本編者所加句讀而誤者，依文意重爲句讀，如《周禮古注集疏》各卷是也。其無明文者，從今通行句讀。
十四、作者行文之辭有明顯錯誤，且今可確信其誤者，改其正文，且于校記中說明原字及改字。如《古政原論·古代田制論》：“檯來耑也。字更作鈶”，其誤而不可讀。查《說文·木部》“枱”字下云：“耒耑木也。”今據之改正文爲“枱耒耑也。字更作鈶”，且于校記中注明：“‘枱耒耑’，南氏本誤作‘檯來耑’。《說文·木部》：‘枱，耒耑木也。’今據改。”又如，《荀子斠補》卷四“有務而拘領者矣”條自注：“《學上禮篇》作‘无卷領’。”“學”字不可通。考《文子·上禮篇》引《老子》云：“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即此引文也。蓋“文子”訛作“斈”，又誤改作“學”也。今據引文改，且出校記。或知其有誤而苦無確證者，則不輕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說明疑某爲某之誤。如《古政原論·古代封建論》有“大彭國，今徐國。”然劉師培在清末時，已無“徐國”之說，考其地爲今江蘇徐州，因無特別書證，故不改原文，僅出校記云“‘今徐國’，不可通，疑爲‘今徐州’”。又如《中國歷史敎科書》第一冊原本二十五頁B八行與上下文意不屬，實爲第五十五頁A面第十行錯簡而重出者。今無版本依據，未敢輕刪原文，僅於校記中說明。再如《周禮古注集疏》卷十二《疏》云：“云鄕共吉凶禮樂之器者，同弓大玉卽說鄕制云：‘立君子以脩禮樂。’”“同弓大玉卽”，語不可通。據引文“立君子以脩禮樂”，乃《逸周書·大聚解》之文，則“同”卽“周”字形近而訛，“弓”乃“书”字形近而訛，“玉”乃“聚”音近而訛，“卽”乃“解”字行書訛字。因無他證，亦未敢輕改，而出校記以誌疑。
十五、作者解釋有誤而非僅誤字者，一仍其舊，而僅出校語以誌疑。如《古政原始論·田制原始論》有云：“焚訓燒田。”自注：“《說文》‘焚’字下云：‘焚，燒田也。從火、林。’字亦從‘焚’，作‘棥’。”然《說文》無“焚”字而有“燓”字，其誤一也。“焚”字從火、從林，其說雖當，然無所據，其誤二也。《說文》釋“燓”云：“燒田也。從火、棥，棥亦聲。”而此謂“字亦從‘林’，作‘棥’”則誤也。據文意，當作“字亦從‘棥’，作‘燓’。”其誤三也。意者，劉師培以爲《說文》有“焚”字，且“燓”爲“焚”字之別體也。因涉及其論述本旨，故校勘時未改原文，而僅於校記中誌所疑而已。
十六、南氏本卷首或列該書目錄，或目錄下又有解說之文字。其目錄有解說文字者，今予保留；其唯列目錄而並無解說者，則刪除目錄。全書今另編目錄，以便檢索。
十七、南氏本每冊下均有“儀徵劉師培申叔”題名一行，今均不保留。
十八、全書各篇文章，均無分段。今依文意，試爲分段，以便利用。
十九、南氏本附有鄭裕孚先生《劉申叔先生遺書校勘記》，所校爲《白虎通義斠補》、《晏子春秋逸文輯補》、《白虎通義闕文補訂》、《晏子春秋黃之寀本校記》、《白虎通義源流考》、《老子斠補》、《周書補正》、《墨子拾補》、《周書略說》、《春秋繁露斠補》、《晏子春秋校補》、《楊子法言校補》計十二種，另有附於各書之後者。今並分錄於各條之下，並于校記中說明。
二十、劉氏行文，每有互見之例，有稱“見某期某文”者，有稱“別有考”者。今就所知，略加說明，以爲互考之便。其所不知，闕如也。
二十一、南氏本編纂時，承擔校對諸人校正訛誤，貢獻良多。今編爲《南氏本校對者表》，作爲附錄，以示景仰之忱。
二十一、覆校南氏本所引各書，今編爲《儀徵劉申叔遺書引書舉要》，略舉卷數、撰者及通行版本，以爲附錄。舉要而已，非求其備也。

《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内容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套装全6册)(繁体竖排版)》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椿庐史地论稿，ISBN：9787806962022，作者：邹逸麟著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繁体竖排版）（套装全2册）》对近二十年发现的《西游记》研究资料作了重点介绍，其中包括在敦煌发现的西夏唐僧取经壁画、在山西发现的《礼节传簿》和宋金队戏《唐僧西天取经》排场单、在福建发现的元代齐天大圣民间祭祀神位和在日本发现的元代《唐僧取经图册》等等，并用「附录」、「编者按」的形式介绍了与这些资料有关的背景和这些资料所导致的研究命题的变化。又根据近年对《西游记》的成书及取经故事宗教背景做广泛探讨的趋势，加大了对《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相关宗教文化的介绍，包括加大了对宋元以来佛道相争一类材料的介绍。在新旧数据的取舍中，编者已经尽可能地体现了近些年来《西游记》研究的发展走势——当然是让资料本身说话。

本书把北宋儒学复兴的实质内涵归结为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在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狭窄视野，建立了“大儒学”的概念，而且凸现了儒学的丰富内涵，促使学界对儒学的认识由内容单薄的心性之学或道德形上学转而关注其所固有的文化历史功能。 展读全书，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新人耳目，有新的思路，新的问题，新的看法，也有新的话语系统。与同类的著作相比较，作者的这种努力，可以说是为儒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沧州集》为《孙楷第文集》中之一种，是我国小说戏曲研究家孙楷第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沧州集》所收论文依其内容分为六卷。卷一、卷二皆论小说，卷三、卷四皆论戏曲，卷五论诗歌词赋兼论史事，卷六则涉训诂。本版据中华书局1965年12月第一版重新录排，据孙楷第先生手批本酌加校订。

In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Eighteenth-century Southwest China, Fei HUANG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Dongchuan, a remote frontier city in Southwest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ich copper deposits transformed Dongchuan into one of the key outposts of the Qing dynasty, a nexus of encounters between various groups competing for power and space. The frontier landscape bears silent witness to the changes in its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in their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The literati, officials, itinerant merchants, commoner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who lived there shaped and reshaped the local landscape by their physical efforts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This book demonstrates how multiple landscape experiences developed among various people in dependencies,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in the imperial frontier.

《景德传灯录》为北宋真宗朝吴僧道原所作禅宗灯史。其书集录自过去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共一千七百零一人的传灯法系。此书编成之后，道原诣阙奉进，宋真宗命杨亿等人加以刊定，并敕准编入大藏流通，因此《景德传灯录》在宋、元、明各代流行极广，对教界文坛都有很深的影响。但是受近世禅宗研究重前期禅史研究的风气影响，学界对此书的关注有限，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景德传灯录〉研究》共六章，前为引言，后为附录。引言部分对近世禅宗研究及《景德传灯录》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并阐明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所持的视角。正文六章对《景德传灯录》的成书背景、《景德传灯录》之前的灯史撰作、《景德传灯录》作者与成书、《景德传灯录》的刻印与版本、《景德传灯录》的注文、《景德传灯录》的文学性研究、《景德传灯录》对宋人之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附录《传统、现代与后现代——近现代禅宗研究的系谱学考察》一文，对近世禅宗研究的历史作进一步讨论。

本书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俄、波、匈、德等收集资料，对当事者作了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没有的。在书中作者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拍案叫绝，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中苏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关系的演变，对解读中国历史是必不可少的。沈志华编著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上下第3版)(精)》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所构建的历史叙事，极具可读性。书中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国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做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正因为如此，本书的论述信实可靠。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颠覆中外学者种种既有定论的精彩看法，令人读来拍案叫绝。正如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陈兼所言：本书作者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是在这一课题上造诣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学者，这部著作是每一个对中苏关系感兴趣的读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唐五代诗歌总集。编者明代胡震亨 (1569～1645?)，字孝辕,号遁叟,又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历任固城教谕、合肥知县、定州知州、职方员外郎,乞归。晚年家居,藏书万卷，日夕探讨，校读精勤。著有《赤城山人稿》、《读书杂记》、《海盐县图经》、《李诗通》、《杜诗通》、《唐音统签》等。其中尤以《唐音统签》一书，辑录唐五代诗，卷帙浩繁，网罗宏富，是中国古代私人纂辑的一部最大的唐五代诗歌总集。　　《明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1024卷，《千顷堂书目》著录为1032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1027卷,惟故宫博物院所藏范希仁抄补本1033 卷最为完全。全书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代先后辑录唐及五代的诗作以及词曲、歌谣、谚语、酒令、占辞等。《癸签》则包括体裁、法微、评汇、乐通、诂笺、谈丛、集录等部分，是胡氏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唐诗的总结。此书对唐诗的源流与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流派的异同、作家的高下以及有关的知人论世材料，都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常用词汇的注释和考订，唐诗别集、总集、金石著录、唐诗评论的综合目录，也都分门类地作了交代；所引明人诗话，亦有为今日不易得见者，因而又具有文献价值。此外，书中各家诗人小传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除新旧《唐书》外,还引用了杂史、笔记、地志、诗话及各家别集的材料，并加以考订。又采辑了许多诗人的遗闻逸事，附入小注，其中引用的材料大都注明出处，有时还注明编纂时所援用的版本。这些，对唐诗研究都是有用的。　　《唐音统签》编成后,未能全部刻印,历来通行易见的刻本只有《戊签》和《癸签》两种。前人记述此书者，多出于传闻，如清代王士即误以《全唐诗》为《唐音统签》的转刻本。但是，据俞大纲《记唐音统签》所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范氏抄补本《唐音统签》，其中全部为刻本者是《甲》、《乙》、《戊》、《癸》四签；《丙签》卷八七至九二、卷九六至一七一为刻本，卷九三至九五、卷一七一至二一一抄补；《丁签》卷二一二至三二一、卷四○○至卷四九七为刻本，卷三二二至三九九卷四八○至五五二抄补;其他各签都是抄本。《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唐音统签》中仅《戊》、《癸》两签有刻本，亦为臆断。　　《唐音统签》与清代康熙时所刊印的《全唐诗》有重要关系。《全唐诗》 900卷，就是以《唐音统签》及季振宜《唐诗》为底本编纂而成的。其中初、盛唐部分主要采用季振宜书的成果，中、晚唐部分则在很多地方吸取了《唐音统签》的成果。季书中所缺的中、晚唐诗，一般都可在《唐音统签》得到补充。例如《全唐诗》中的殷尧藩诗，就是据《唐音统签》补充的。此外，《全唐诗》所辑录的散佚诗篇和断章零句，也多半采自《唐音统签》。

This is the first book to document the origins and early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ism, concentrating especially on its hitherto unexplained colonial and global aspects. It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Utopian, physiocratic and medical thinking in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ideas. The book shows how the new critique of the colonial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depended on the emergence of a coterie of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especially in the Dutch, French and English maritime empires. The prime importance of the oceanic island 'Eden' as a vehicle for new conceptions of nature is emphasis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lonial island environments in stimulating conservationist notions is underlined, revealing how, for the first time, the limitability of local and global resources could be recognised.

As a result of the Aigun (1858) and Beijing Treaties (1860) Russia had become a participa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but historiography has underestimated the presence of Russia and the USSR in this region. This collection elucidates how Russia's expansion affected early Meiji Japan's policy towards Korea and the late Qing Empire's Manchurian reform. Russia participated in the mega-imperial system of transportation and customs control in Northern China and created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around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and Harbin City. The collection vividly describes daily life of the emigre Russians' community in Harbin after 1917. The collection investigates mutual images between the Russians and Japanese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House in Russian newspapers and memoirs written by Russian POWs in and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war journalism during this war. The first Soviet ambassador in Japan, V. Kopp, proposed to restore the division of spheres of interest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during the tsarist era and thus conflicted People's Commissar of Foreign Affairs, G. Chicherin, the Soviet ambassador in Beijing, L. Karakhan, and Stalin, since the latter group was more loyal to the cause of China's national liberation. As a whole, the collection argue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history of Northeast Asia without taking the Russian factor serious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