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内容简介：这本教科书描述了16世纪中叶（155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它同17世纪到19世纪之间耶稣会士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影响，以及1840年至19世纪末的现代中国早期的新教时期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有一种持续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帝制下的改革家、早期的共和党人、国民党骨干和中国共产党全都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最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物。然而，我们过去总是低估了科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对所有20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然研究还停留在认识不足的地步。

这套资料集按当时行政大区建制编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卷，共六百万余字。内容涉及知青上山下乡的整个过程及方方面面，如国家的政策和各级政府的执行、上山下乡的动员、知青在各地的安置、国家经费的下拨和使用、知青的劳动、生活、婚姻、疾病和医疗、与知青相关的案件、事故和事件、包括招工、招生和参军在内的知青返城，等等。为方便研究者使用这套资料集，我们还编了简明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

★ 改变日本历史的传奇武士——在日本，坂本龙马被誉为完美的民族英雄，是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盛赞的维新志士，甚至位居“改变日本历史的伟人”第一位。如此传奇的人物，究竟有何样的人生经历？幕末的大潮中，偏远农村出身的龙马，如何一步步走入时代中心，接触大人物，并青史留名？
★ 许知远作序推荐 了解明治维新不可或缺的经典——“在冬季的江户，他们身穿薄薄的便服，光脚踩着木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们不修边幅，而且大肆挥霍，必要时也不是不会向商人借款或者干脆强取豪夺……作为一群没有计划的革命者、正在寻找领袖的追随人，他们在摸索一个更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社会。”
★ 行销五十余年的学术著作，《剑桥日本史》主编詹森代表作之一——著名日本研究专家、日本文化功劳者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首任系主任马尔乌斯·詹森的重要著作。司马辽太郎也参考的权威学术作品。
★ 丰富的细节和实物，还原坂本龙马真实的面容——本书收集几乎全部的一手资料，通过坂本龙马的书信等，描述他丰富的一生。他是提出明治政府施政方针草案的武士，也创办了日本第一家公司；他是萨摩、长州联合进而倒幕成功的关键推动者，也是开启新婚旅行的第一人。
坂本龙马首次提出“日本国”概念，他的“船中八策”确立了近代日本国体的基本构架；他促成互为仇敌的萨长两藩联合，并提出“大政奉还”口号，和平推翻了德川幕府几百年的统治；他仰慕西方科技，深怀民主思想，创建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还自学法律与外国人对峙公堂。
然而，就在明治维新大幕拉开的几个月前，坂本龙马于京都遇刺，备受赞誉的天才流星般突然陨落。
百年之后，坂本龙马借着历史小说和影视剧复活，声誉日上，成为人尽皆知的民族英雄。这种小说与影视剧中的形象，与真实的坂本龙马是否一致？来自僻乡僻壤的低级武士如何成长为维新领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森详细勾勒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一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还原明治维新前夕的时局。真实的经历未必传奇，但依然令人振奋。

《张棡日记》内容简介：张棡，字震轩，号真叟，瑞安汀川里人，家居杜隐园，晚年自号杜隐主人。出生于清咸丰十年（1806）。《张棡日记》收录对温州地方史研究有明显史料价值，包括政治、兵事、经济、教育、实业、农田、灾异、民俗、艺文、名胜、人物、轶闻等方面，均为《张棡日记》选入范围。《张棡日记》是一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记巨著。它息自清光绪十四年（1888），止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达55年。其时间跨度之大，内容涵盖面之广，确属不可多得。所记内容，多为永、瑞一事事，但基本可窥见这时期温州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这时期南社会面貌、民俗的实录，具有丰富的地文史 料价值。

《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是法国汉学家加略利记录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的日记，主要记述中法《黄埔条约》谈判的关键时期中法外交角力的过程，从1844年8月15日开始，截至10月22日。作为这次谈判的唯一翻译，加略利以日记的形式，将会谈的内幕逐日记录在案。加略利在日记中，详细地揭示了法国政府当时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和目的，以及耆英、拉萼尼等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生动地描述了拉萼尼、士思利（法国舰队指挥官）、耆英、黄恩彤、潘仕成、赵长龄和加略利自己的言行。《晚清稀见中外关系史料丛书:1844年法国使华团外交活动日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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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部分重要文章的结集，共可分为四部分。一是作者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感想，对学术界动向特别是历史研究领域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这被作者以“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为总结，并作为本书的书名。二是演讲稿《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和《再谈假如我是一个研究生》，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谈了他认为一个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注意什么。三是作者对自己的几位老师，包括余英时、牟复礼、杜希德等的回忆文章。四是作者几次接受访谈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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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没有人文，我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
每个时代的文明都是多元力量或多元价值竞逐的状态。
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一，恐怕就是动物不需要历史感，而人类需要。

此書就臺灣農業的歷史從事了詳盡而精細的研究。柯博士的著作提供了無價的知識。一方面，它就一個仍有待瞭解的帝國主義在一個鮮為人知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經過，增進了我們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就人類最重要的、但性質卻截然相異的兩種食物──米與糖──的歷史，還有更多的可以告訴我們。── Sidney W. Mintz, John Hopkins University（引自他為本書前身英文版所寫的前言）
「米糖相剋」不僅是臺灣「殖民化」的重大問題，更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呈現出嚴重自我矛盾的例證。著者柯志明博士不僅就這錯綜複雜的兩層架構問題，作出誠懇的探究與批判，且更上一層樓，引進戰後第三世界研究盛極一時的「連屬理論」(articulation theory) 等理論架構，開展出新的境界，成就殖民地發展模式的一家之言。柯博士以這樣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以及精益求精的問學態度，作出他自己的學術貢獻，對臺灣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實屬難能可貴，彌足珍視。為此，特綴數語，聊表敬意。──涂照彥，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
◎新新聞第898 期—晏山農書房「舊瓶新酒的新本土論述」（2004.5.20）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發行之《亞洲經濟》書評（2004.2）
◎臺大歷史學報第34 期（2004.12）書評：陳思宇〈從社會行動者互動的視角重構台灣殖民研究的理論框架︰評述柯志明著《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张德彝十九岁时被清政府委派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出国旅游团，去欧洲观光。他随团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汉堡、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等十个国家，饱览了世界风情。在闭关自守的清王朝之外，竟有如此文明开化的另一天地！这活生生的现实使他大开眼界，本来这次出国清政府目的是为了了解洋人内情“探其利弊”，但是张德彝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对泰西（欧洲）新奇文化的观察上，其中对戏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后，他写出《航海述奇》，详细记载了他的观察见闻。

本书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机构切入，探讨“十七年”间（1949～1966）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近代史所与延安史学机构一脉相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机构，在海内外有深广的影响力。本书着力挖掘相关史料，超越单纯的史学文本研究，重返当时的时空语境，梳理近代史所的渊源脉络，将学人之“学”与其“行”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呈现学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实际作为，展示“十七年”间史学发展丰富与复杂的形态，在此基础上察其得失之所由。

在近代东亚世界里，有心知晓世事，探究世变由来，思考因应之道的士人，不知凡几。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生活世界里，确实存在着前所未知的知识天地，乃至于新式传播媒介提供的讯息，好似广袤无涯，总可吸引有心好奇之士探其究竟，明其奥妙。他们就像是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各色信息、思想与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总可撼动挑拨观奇览胜者的心怀意念，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他们共向同循的，乃是可以名曰追求“世界知识”的思想道路。

黄遵宪，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本书搜集黄遵宪著作力求完备。全书共收录集主著作150万字，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分别收录：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通；公牍64件；笔谈5种；专著为《日本国志》。书前有图16张；书后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5种。

❀本书从多角度进行研究，采用了许多新文献资料，引领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前沿。
❀编辑推荐：
本书是龚隽与陈继东老师近十几年研究成果的汇总，从不同角度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诸多议题，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录的是龚隽、陈继东教授近十几年来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本专题以东亚近代佛教学术史和中国近代经史学的流变为经纬，分别从不同专题详密地探究了近代中国佛教学术史之诸多议题。这些研究大都代表了国际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前沿水平，并带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大往前一步。这些研究，无论是在新材料的发现、问题意识的开发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对于近代东亚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共计字数约40余万。
❀摘录试读
晚清以来中国经史之学的兴衰与佛学的复兴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有清一代学术出现了回归原典的运动，被学者们称为“经学复盛时代”。清代经学经由汉宋兼融，一变为汉学独尊，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再变而为今文经学，主以经世致用。而今文经学的复兴，连带而引发了佛学研究上的兴味，特别是对佛典的研究，就依附在儒家经学的复兴运动中成为思想界之一伏流。晚清以来类型各异的佛教学术运动背后，都不难发现其与经学之间的密切互动，此为近代学术思想史及佛学史研究者不可不注意的问题。
嘉道时期，龚自珍、魏源等今文经学家“多兼治佛学”,而以“微言大义”来加以诠解。晚清不少学人发现，经典仍然是中国思想价值的核心，他们从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中领悟到，现代性是可以从古典复兴开始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今文经学者贯经术政事于一，并借用佛教经术来饰论政治，“应用佛教”于焉而成为思想界的一种潮流。即使具有古文经学倾向的学人，如章太炎也不免受此流风影响，对佛典的研治并不倾向于在考证方面做拓展，而试图以此去建立起道德的“真界”。
到了民国，佛学之风转为精研学理，佛学经典之研究益趋丰富，汉学的方式曾一度流行于佛典的研究上。与传统治经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佛典研究不再是简单地回复到传统经学的形式当中，而是融合了近代新知。如传统汉学的治经重于文字训诂，而近代佛学治经则把西方佛典研究中之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治经学中；同时经史学关系的重大改变，也迫使佛典研究中的史学意识不断增强，论经不尚空疏,亦不局限于义理。学人们开始广刻唐人章疏，勤勘经典，异文研求，论辩义理，使佛学不断转趋翔实精纯。正如有人所说：“宋元以降，纯佛学上研讨之风，未有如此时之盛者。”佛教经学的研究此时也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新的佛教经史学典范逐渐而成。

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中共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几乎是白手起家开始武装反抗，神话般的故事到1930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1934年中共遭遇的挫折，以博古等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

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不但是表明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人民关系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而非只是高层的政治与外交的历史。我们的关系向来受到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前往中国的美国的私领域所定义。来去两国间的他们是顾问，是学生与老师，是劳工、知识分子、创业家，至今依旧如此。本书收录中美人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共有历史的精彩文章，作者重新讲述了当时著名的旅居人士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了我们数个世代所继承的中美关系基础的文化大使，现在却不为人所知。所有认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都一定想阅读本书。
——柯伟林（哈佛大学教授）
在广泛、高度原创并且可靠的研究支持之下，徐国琦的作品确实另辟蹊径，充满学者风范与聪明才智，重新定义了整体国际历史研究的某些关键面向，其中更以中美关系研究为最。本书专注于个人而非国家、政府等各种体制机构，呈现出重要并发人深省的“共有历史”主题，讲述中美人民彼此的相遇。他不使用复杂、模糊或无意义的专有名词为读者带来负担，而是说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陈兼（康奈尔大学教授）
《中国人和美国人》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建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徐教授师承入江昭教授，研究领域纵横出入于多重国际关系的脉络，睿见频出。本书正是国际级史家技艺的展现，不仅可以替有心问津斯道的后来新秀指引方向，也是一般读者向历史探求智慧的启蒙凭借。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徐氏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而非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主导一切。……“共有的历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经历的希望、沮丧、挫败，掌握此一取径将可扩展至其他主题的研究；它可以贯穿于文化交流、政府活动、商业伙伴、军事合作、技术转移等各个层面，通过具体个案来探索与之联系的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中美之间的经历和意义，找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合作分享、冲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义。
——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 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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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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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思维方式是在历史时空中经过反复运用、选择、凝聚和抽象的结果，并反过来成为引导人们行动的原则、规范和世界观。有关思维方式的理解和使用，一般都比较宽泛。作为以不同方式解释宇宙和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认识事物方式的认知方法、作为建立社会政治秩序方式的秩序观和使之正当化的合理观、作为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价值观等，如果常常以类型化和一般化(集体性)的形态来表现，都可以叫作思维方式。近代中国因遭遇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异质文明而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过程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常常把它描绘成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外来的新事物需要接触了解，传统的旧事物需要重新审视，现实的危机需要摆脱，国家需要富强，这一切都构成了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对象。对象的变化伴随着思维所运用的范式、方法和立场的变化，伴随着思考和认识结果的变化，也伴随着为事物赋予合理性方式的变化。经过演变而产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比之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吴大猷老师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尚在开始阶段时，从国外学成回来的一位中国老一辈物理学家。他不仅在分子物理、核物理等领域中做出了世界级的重要贡献，对20世纪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大猷老师更是有划时代的影响，包括他为祖国培养出一批很杰出的科学技术人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接受了李政道教授的建议，每周分别到台北台湾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讲述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先后四十多年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情况。 本书对后人了解中国近代物理学由20世纪开始到今天的发展颇有益处，对了解老一辈学者在当时的艰苦努力、奋发工作的情形有很大的帮助，也必将激励后来学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使中国的物理学更好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