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主要讨论了当代西方国家管理体制的形成史，并分析了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管理的根本不同。福柯的涉入点是从一些新的概念的诞生和它的意义的源起的追踪开始，如治理术，人口，安全，国家理性，统计学，外交，平衡等等。由此，福柯描画出了当代国家机器是如何一步步的演化而来。福柯对当代人的社会本质的形成史分析，极为发人深省。

统治美国的，是那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机构的所有者和高管。由公司法律顾问、军事承包商、农业工商业主以及大公司领导者所组成的企业共同体支配了联邦政府。本书为人们了解美国的社会上层阶级和企业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事实，而且接续了韦伯、马克思、米尔斯等人的研究传统，从而发展出一套既从组织维度出发，又强调阶级支配和阶级冲突的“权力结构研究”范式，在精英研究中自成派。尽管40年来围绕本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几乎所有从事“精英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认可本书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Jake Roedel（托比·马奎尔 Tobey Maguire 饰）是南方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和他支持北方的父亲不同，他支持的是南方。他和好友Jack Bull Chiles（斯基特·乌尔里奇 Skeet Ulrich 饰）一起加入了南方的游击部队。他们又结识了George Clyde和George的之前的黑奴Daniel Holt（杰弗里·怀特 Jeffrey Wright 饰）。四人都在John Black的部队下效力。驻扎在山上的时候，村里的寡妇Sue Lee Shelley（珠儿 Jewel Kilcher 饰）和Jack Bull相爱了，在后来的战争中，Jack战死，而Jake则与部队里的一个叫Pitt（乔纳森·莱斯·梅耶斯 Jonathan Rhys Meyers 饰）的人产生了矛盾，Pitt更是开枪打伤了Jake和Holt。后来，Jake又娶了Sue，在他们去往另一个城市的路上，Jake和Holt又与Pitt相遇了......

德意志文学的德意志性是什么？为何将1800年前后的德国文学古典浪漫时期称为德意志文学的黄金时代？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海因茨?史腊斐如一位高明的导游引领读者深入到德意志文学一千二百年的崇山峻岭中。这部史书气象峥嵘、观点犀利独到、文字劲健潇洒，读来酣畅淋漓，是一部简短却不简单的文学史论。2001年在德国出版后，引发了学界热议，至今已八次再版，译成六国语言。2012年荣获德意志语言文学院颁发的文学评论最高奖默尔克奖。

本书聚焦于四川盆地内的巴蜀先民创造饮食文化的历史过程，从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巴蜀饮食文化开始，一直写到20世纪中叶，以具体时间断面分别言而有征地系统考证和研究巴蜀地区历史上各阶段相应的食材结构、烹饪方式、味型味道、成菜方式的发展变化，以具有科学性和严肃性的谨慎的学术方法梳理出川菜发展历史的基本脉络。对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川菜，中西方至今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中国川菜史面世，本书则作为一部饮食文化史领域的引领性原创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并尝试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通史写作提供一个范本。
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川菜史，更是中国第一部菜系史。作者以正统史学的考究方法，用坚实的史料、全局的视野、严密的逻辑、着眼于研究巴蜀地区历史上各阶段相应的食材结构、烹饪方式、味型味道、成菜方式的发展变化。作者谨慎考证，落笔细腻，在系统的考证中不乏大量有趣的史料，令人读来生趣。既是中国川菜的“前世今生”，也是一份古今川菜的“完整家谱”。

All wars are fought twice, the first time on the battlefield, the second time in memory. From the author of the Pulitzer Prize–winning novel The Sympathizer comes a searching exploration of the conflict Americans call the Vietnam War and Vietnamese call the American War—a conflict that lives on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both nations.
From a kaleidoscope of cultural forms—novels, memoirs, cemeteries, monuments, films, photography, museum exhibits, video games, souvenirs, and more—Nothing Ever Dies brings a comprehensive vision of the war into sharp focus. At stake are ethical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war should be remembered by participants that include not only Americans and Vietnamese but also Laotians, Cambodians, South Koreans, and Southeast Asian Americans. Too often, memorials valorize the experience of one’s own people above all else, honoring their sacrifices while demonizing the “enemy”—or, most often, ignoring combatants and civilians on the other side altogether. Visiting sit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Southeast Asia, and Korea, Viet Thanh Nguyen provides penetrat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ay memories of the war help to enable future wars or struggle to prevent them.
Drawing from this war, Nguyen offers a lesson for all wars by calling on us to recognize not only our shared humanity but our ever-present inhumanity. This is the only path to reconciliation with our foes, and with ourselves. Without reconciliation, war’s truth will be impossible to remember, and war’s trauma impossible to forget.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1918年1月26日－1989年12月25日，又译寿西斯古和西奥塞古），罗马尼亚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齐奥塞斯库兄弟姐妹共9人，前总统尼古拉排行老三，他共有5个兄弟，3个姐妹。老大尼库利娜是家庭妇女，老二马林常年担任罗驻奥地利商务参赞，老四玛丽亚（女）曾在布加勒斯特电磁厂当车间主任，老五弗洛雷亚为前《火花报》记者，老六安德鲁察中将曾任内务部警官学校校长，老七伊利耶中将曾是罗马尼亚军事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老八埃列娜（女）长期在家乡当教师、学监，老九扬曾任农业部长。1918年1月26日，本人生于奥尔特县斯科尼切会蒂村。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加入GCD。因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多次被捕坐牢。曾任共 青 团中央书记、州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武装部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当选为党 中 央政 治局 委员、中 央 书记。1965年3月24日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1965年乔治乌－德治不幸逝世以后，经过国民公决，他成为罗马尼亚的最高领导人，1974年任共和国总统，直至1989年被杀为止。齐奥塞斯库在任期间实行独 裁 统 治，民主被剥夺，他还任命亲戚为**官员，在政治上手段狠辣。在外交方面，他保持独立自主，与苏联保持距离，与中国友好，曾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并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谴责苏联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侵略捷克。 尽管在外交上齐奥塞斯库有许多成就，但是他经济上的腐败无能使得罗马尼亚出现危机；而且齐奥塞斯库居住于宫殿的豪华建筑物中，过着豪奢的生活，与人民的一般生活脱节。而且齐奥塞斯库还以秘密警察方式监视人民生活。根据2006年发现的前情报局档案，在1988年，齐奥塞斯库曾遭遇一次未遂的刺杀。刺杀者名叫索尼克·比斯，他在1988年3月的党代会场外僻静处，对齐奥塞斯库进行刺杀，但被警卫察觉，遂被捕。他自称隶属于“自由真相与民主铁血战士”的组织。这个刺客后来被秘密警察处死。但是此档案现在被罗马尼亚官方的历史文献管理部门所收藏，具体细节仍然没有透露。 1989年12月苏东剧变中罗马尼亚人民集会要求民主，受到齐奥塞斯库强力镇压，结果引发更大骚动。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旨意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上将没有按齐奥塞斯库的旨意去拦阻群众，维持秩序，反而壮起胆来“背叛”了他，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给了齐奥塞斯库致命的一击。示威民众的情绪更加激昂，口号声、歌声响彻云霄，一起向党中央大厦冲击。终于，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中央要员抵挡不住，撤离了党中央大厦。齐奥塞斯库最后准备以直升机从总统府逃脱，结果被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逮捕，他和妻子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被控以“屠杀六万人民、积蓄超过十亿美元的不当财产”等罪名，在经军事审讯后被秘密枪决，并没收所有财产。审讯及枪决过程的影片很快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流传，罗马利亚的电视台也有播出。 2001年，被强力部门没收多年的财产经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判决归还他的儿子和女儿。
Czech-German doc pope Harun Farocki, working with Andrei Ujica, assembles video footage shot by scores of sources during the week of riots that culminated in the Ceausescu overthrow of 1989, and what results is not only an hour-by-hour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 but also an exploration of how it was conceived and seen as a televised event. We get all of the broadcast glitches, unedited feeds, power-grabbing chaos, and epochal please-stand-by ellipses; as civilians literally defend the TV station with combat rifles, unidentified counter-revolutionary snipers hole up in massive and empty high-rise buildings the dictator had built and then abandoned. The sense of exhilarating liberation and history made as we watch is consistently leavened by the weird dista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ir own revolt, occupied by TV cameras and monitors. By the end of the week, and the Ceausescus' executions, nothing is real—or historical—until it is seen on television.

本书以气势磅礴的文字带领我们重温了与经济学家们相伴相生的现代历史。这些经济学天才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书中史诗般的故事讲述了现代经济学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将人类的物质命运从命运手中夺回到了人类自己的手中，并因之将人类从世世代代的含辛茹苦中解救了出来。
娜萨的描述是从查尔斯•狄更斯和亨利•梅休开始的，他们二人对十九世纪中期伦敦穷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分别进行了考察和文学描述，而伦敦还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耀眼的城市。书中还描写了马克思，恩格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比特里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以及美国的欧文•费雪等人英雄般的勇气和努力，他们都将其思想付诸实践，并为这个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约翰•凯恩斯到熊彼特，哈耶克，从凯恩斯的门徒琼•罗宾逊，到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密尔顿•弗里德曼，还有印度的诺贝尔奖得主阿玛特亚•森，娜萨向读者展示了这些天才的思想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从伦敦开始，继而是欧洲和美洲的发达国家，直到现在扩展至全球。从娜萨的生动描述中，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些经济学家在如何应对他们的个人生活危机，世界战争，革命，经济动荡以及彼此间的分歧，如何回击马克萨斯的理论，并将经济学从悲观的科学改造为一门最终战胜了悲惨而短促的人类宿命的科学。仅仅在两百年之前，这种思想人们尚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从反复的失败中寻找解决方案，而最终成就了卓越的历程。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五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余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他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历史人物的日记、法学文献、外国的史料，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作者陈述了一种意见：对于英格兰的历史，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误读，并由此而影响了对于英国和美国现代社会的理解，也影响了关于工业化前提的当前理论。

A searing account of George Orwell's observations of working-class life in the bleak industrial heartlands of Yorkshire and Lancashire in the 1930s, "The Road to Wigan Pier" is a brilliant and bitter polemic that has lost none of its political impact over time. His graphically unforgettable descriptions of social injustice, cramped slum housing, dangerous mining conditions, squalor, hunger and growing unemployment are written with unblinking honesty, fury and great humanity. It crystallized the ideas that would be found in Orwell's later works and novels, and remains a powerful portrait of poverty, injustice and class divisions in Britain.

本书将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置于美国文化、政治与制度语境中，深入分析自美国重建时期至经济大萧条前夕塑造美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基本意识形态假设：美国例外论。例外论观点认为，美国基于其共和政府和广泛的经济机遇而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特殊地位，可以避免欧洲面临的历史变迁、大规模的贫困和阶级冲突等问题。然而，内战经历、迅速的工业化以及宗教承诺的衰落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迫使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观念的历史变迁。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正是诞生于这场危机，它们的发展正体现了保留例外论理想的利益对这些历史变迁的逃避和驯化。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每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发展自身知识传统时，如何对历史意识、政治需要、职业结构以及可利用的科学概念做出反应，如何以自然科学而非历史学为基础建立模型，并嵌入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

★★★
学术顾问：叶嘉莹、楼宇烈、薛永年、龚鹏程、刘跃进、蒋寅、杨念群；
陈丹青先生亲笔题写丛书名；
红点奖设计师顾瀚允亲自操刀，诠释大气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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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本书展现辣椒在中国四百年作为食物的演变，内容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既是学术研究之成果，也是面向一般大众的科普读物。
★ 装帧设计精美，并采用了封面压凹、烫金工艺。封面由陈丹青先生亲笔题字，具备相当的艺术价值与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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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本书考查了中国食用辣椒四百年来的历史。主要依据三条理论线索来探讨辣椒在中国饮食中的诸多问题:第一条是辣椒传播的历史路径和食用辣椒的原因，这条线索的分析主要在文化唯物论的语境下;第二条线索是辣椒在中国文化中的隐喻，这条线索的分析主要在结构主义的语境下;第三条线索是辣椒在中国饮食中的阶级地位变迁，这条线索的分析主要是在饮食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语境下。

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不但是表明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人民关系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而非只是高层的政治与外交的历史。我们的关系向来受到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前往中国的美国的私领域所定义。来去两国间的他们是顾问，是学生与老师，是劳工、知识分子、创业家，至今依旧如此。本书收录中美人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共有历史的精彩文章，作者重新讲述了当时著名的旅居人士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了我们数个世代所继承的中美关系基础的文化大使，现在却不为人所知。所有认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都一定想阅读本书。
——柯伟林（哈佛大学教授）
在广泛、高度原创并且可靠的研究支持之下，徐国琦的作品确实另辟蹊径，充满学者风范与聪明才智，重新定义了整体国际历史研究的某些关键面向，其中更以中美关系研究为最。本书专注于个人而非国家、政府等各种体制机构，呈现出重要并发人深省的“共有历史”主题，讲述中美人民彼此的相遇。他不使用复杂、模糊或无意义的专有名词为读者带来负担，而是说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陈兼（康奈尔大学教授）
《中国人和美国人》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建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徐教授师承入江昭教授，研究领域纵横出入于多重国际关系的脉络，睿见频出。本书正是国际级史家技艺的展现，不仅可以替有心问津斯道的后来新秀指引方向，也是一般读者向历史探求智慧的启蒙凭借。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徐氏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而非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主导一切。……“共有的历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经历的希望、沮丧、挫败，掌握此一取径将可扩展至其他主题的研究；它可以贯穿于文化交流、政府活动、商业伙伴、军事合作、技术转移等各个层面，通过具体个案来探索与之联系的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中美之间的经历和意义，找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合作分享、冲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义。
——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简介：
本书是移民史的一部经典著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批波兰人移民到美国，构成了美国一个相对独立的移民社区。本书对这一部分波兰移民进行了考察，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此后，作者谈到了伴随移民活动而出现的美国社会的混乱，并对波兰移民社区中的种族问题进行了评析。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ｈｉｇ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 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１８９０—１９５０》（Ｊｏｓｅｆ Ｂａｒｔｏｎ，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ｖａｋｓ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１８９０—１９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５）；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Ｋｅｒｂｙ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ｌ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Ｊｏｈｎ 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Ａｎｄ Ｍ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Ｍｅ： Ａ《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ｔｈｅｌｉｆｅ ｓｔｕｄｙ ｍｅｔｈｏｄ）。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Ｂｕｋｏｗｃｚｙｋ）①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ＨｕｌｌＨｏｕｓｅ）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 Ａ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３９），第１０３页。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ＨｅｌｅｎＣｕｌｖｅｒ）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③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③ 威廉·Ｉ．托马斯：《我的生活》（Ｍｙ Ｌｉｆｅ），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Ｃａｒｌａ Ｃａｐｐｅｔｔｉ，Ｄｅｖｉａｎｔ Ｇｉｒｌ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Ｔａｌｅ），载于《种族》（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维尔内·索罗斯（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ｌｌｏｒｓ）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第１２４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１０４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Ｅ．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Ｅ．帕克选集》（Ｒｏｂｅｒ Ｅ． Ｐａｒ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Ｉ．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Ｍｏｒｒｉｓ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Ｉ．Ｔｈｏｍａｓ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６），第２３—２７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④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
⑤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年至一九一○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Ｒｏｂｅｒｔ Ｂｉｅｒｓｔｅｄｔ， 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ｏ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１—１５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Ｉ．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社会学和社会研究》（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第３２期（１９４８），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６７—７６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Ｓｔｅｆａｎ Ｋｉ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Ｔｈｅ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第４页；Ｊ．罗斯：《１９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Ｊ．Ｒｏｓ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见《剑桥波兰史，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ａｎｄ，１６９７—１９３５），Ｆ雷德韦等编（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ｃｔａｇ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ｎ Ｓｔｒｉｋｅ，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第２６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约翰·博德纳编（Ｌｅｗｉｓｂｕｒｇ，Ｐａ．：Ｂｕｃｋ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第３９—７３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ｐｈｉａ：Ｔｅｍｐ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第４８—４９页，第９３—９４页。））。《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ｕｓ 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ｅ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４），第５期，第１２４页；第６期，第３５１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ＤａｖｉｄＭａｔｚａ，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ｎｔ，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９），第１７—２４页。））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活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ｉｍｉｄａｔｉｏｎ）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言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年。（（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７６５—７６７页；劳申布施：《罗伯特·Ｅ．帕克》，第６７—７６页。））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应和安全感。”（（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ＨａｒｖｅｙＷａｒｒｅｎ Ｚｏｒｂａｕｇｈ，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ｕｍ，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９），第１２８页，第１３４页，第１４０—１５２页。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Ｅ．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Ｅ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Ｅ．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Ｆｒａｚｉｅｒ， Ｎｅｇｒｏ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再版和缩写本（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第３４１页。））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ＴｈｅＵｐｒｏｏｔｅｄ）。（（奥斯卡·汉德林：《１７９０—１８８０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Ｏｓｃａｒ Ｈａｎｄ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７９０—１８８０：Ａ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５８年重印，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４），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ＴｈｅＥｐｉｃ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Ｂｏｓｔ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Ｂｒｏｗｎ，１９５１）。））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５—６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７５页，第２７１—２７２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Ａ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ＭａｌｄｗｙｎＡ． Ｊｏｎｅｓ， Ｐｏｓｔｍａｓｔｅｒｓ： Ｓｏｍｅ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ａｎｄ Ｒｏｗ，１９６９），第２４５—２６０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赫伯特·Ｇ．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ＨｅｒｂｅｒｔＧ．Ｇｕｔｍａｎ， Ｗｏｒ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ｎｏｐｆ，１９７６），第４１页。））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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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ｚａｃｈｅｌｂｅｍ（“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维克多·格林：《波兰人》（Ｖｉｃｔｏｒ Ｇｒｅｅ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９８—７９９页。））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克拉克·克尔和ＡＪ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ＣｌａｒｋＫｅｒｒ ａｎｄ Ａ．Ｊ．Ｓｉｅｇｅ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Ｓｔｒｉｋ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在新兴的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③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克拉克·克尔编（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１９６４）。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彼得·Ｎ斯特恩斯和丹尼尔·Ｊ瓦尔科维茨（Ｐｅｔｅｒ Ｎ．Ｓｔｅａ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Ｊ．Ｗａｌｋｏｗｉｔｚ）编（Ｎｅｗ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Ｄａｖｉｄ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ｋ，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第１３—１４页。一八八○年至一九二○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Ａｎｔｈｒａｃｉｔｅ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０１），第１７２页。）） 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４２—４３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Ｄａｖｉｄ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ＪｏｈｎＢｏｄｎａｒ，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００—１９０４，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Ｂｏｄｎａｒ， Ｔｈｅ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载于《社会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０期（１９７６年秋季），第４４—６７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３０》（Ｂｏｄｎ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Ｂ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Ｐｏｌｅｓ 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３０），载于《美国历史》（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第６６期，第５４８—５６５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１９１２—１９２２》（ＴａｍａｒａＨａｒ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１９１２—１９２２），载于《劳工史》（Ｌａｂ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１６期（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９—２６５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Ｂｏｄｎａｒ，Ｒｏｇ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ａｌ Ｐ． Ｗｅｂｅｒ，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Ｂｌａｃｋｓ， Ｉｔａｌ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ｉｎ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１９００—１９６０，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Ｐａｃｋｉｎｇｔｏｗｎ），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参见詹姆斯·Ｒ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ＪａｍｅｓＲ．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ｎｇｌ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ｓ Ｐａｃｋｉｎｇｈｏｕ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１８９４—１９２２，Ｕｒｂａ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ＨｏｗａｒｄＷｉｌｓｏｎ， Ｍａｒｙ ＭａｃＤｏｗｅｌ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２８），第６９—７０页。））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１８５０—１９１５》（ＡｎｄｒｅａＧｒａｚｉｏｓｉ， Ｃｏｍｍｏｎ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Ｕｎ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１８５０—１９１５），《劳工史》第２２期（１９８１年秋季），第５１８页。））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Ｇｏｌａ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ｅ ＨｕｄｄｌｅｄＭａｓｓ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１８５０—１９２０》（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８５０—１９２０），理查德·Ｌ埃尔利希编（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７７），第９—１０页，第１９—２５页。））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尚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５６—５７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ＡｒｎｏｌｄＧｒｅｅｎｄ， Ｃｕｌ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载于《精神病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第４期（１９４１）；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ｓｉｓ），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２月），第２页。））另一方面，一九三○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一部135相机下的二战史
《失焦》中，卡帕回忆了1942年夏至1945年春他作为随军记者亲历的一系列重要战役——西西里战役、诺曼底登陆、解放巴黎、攻克柏林。书中，卡帕用照片记录下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弹坑中，病床上，空降前，抢滩后……还以文字生动描述了战场内外的巴顿、布莱德利、李奇微等二战名将。以战地记者的职业敏感，再现了战争中的小人物与大人物。
•收录卡帕二战中遗失之作，部分照片为国内首次公开
书中收录罗伯特•卡帕战地摄影作品87张。其中，1944年作家海明威车祸后养伤期间的照片，卡帕二战期间伦敦女友伊莲•贾斯汀（Elaine Justin）——小粉（Pinky）的照片，以及近年来重新发现的“二战遗失之作”为首次在罗伯特•卡帕中文出版物上呈现。
•全面修订书中摄影专业名词、军事术语，以及习语俚语翻译，兼顾时代性与经典性
书名《失焦》（Slightly Out of Focus）又内译为“焦点不太准”。如同书名的双关运用，卡帕的文风幽默诙谐，修辞运用收放自如。中文第3版结合英文初版对译文进行了全面修订，确保了语言风格上的“原汁原味”，并对部分摄影器材、武器装备、番号军衔、人名地名的译法进行了更正。
•纪念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成立70周年(1947—2017)，珍藏纪念版
《失焦》（珍藏纪念版）在装帧设计上回归经典，复刻新闻记者随身笔记簿的持久耐磨性。图书采用黑色粗纹皮面，圆脊精装，挑选针式打印机复古字体，裱封烫印，再现战地摄影之精神。
卡帕有着典型的冒险家的性格，他曾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已成为摄影领域的“金句”之一，而他自己，则成为了战地摄影师的代名词。
《失焦》是罗伯特•卡帕亲历二战的摄影手记，作品忠实记录了他在战争中经历和感受到的一切。展卷阅读，有时会哑然失笑，而更多的时候，则会让人心情沉重。卡帕深深热爱生命，热爱和平，他厌恶战争，痛恨自己的职业——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生死只在一瞬间，任谁也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当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甚至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时。然而卡帕却以近乎“冷酷无情”的冷静忠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他的文字，他的照片，无一不充分体现出这种冷静，而隐藏在冷静背后的，是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

本书中文版是由作者本人授权的唯一完整版本，是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资深教授罗兰・斯特隆伯格的扛鼎力作。本书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风行欧美大学，90年代新版问世，续写流行神话。斯特龙伯格教授以高屋建瓯的历史眼光、激越昂扬的文字表述、犀利透彻的哲理分析，生动而简约地勾勒了近500年来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

第一讲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概述
第二讲 传统社会分导理论
第三讲 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
第四讲 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第五讲 新涂尔主义与中国的社会融合
第六讲 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第七讲 阶级结构的测量：赖特模型与戈德索普模型
第八讲 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测量
第九讲 社会分层理论的新流派
第十讲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点与变迁

◉内容简介
拉面在中日关系，甚至在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如何成为今天风靡全球的现代日本料理的象征？
作者通过对中日饮食历史的梳理研究，以及对喜剧演员、餐饮业专家、娱乐经理、拉面店主、食客和食品史学者的采访，清晰再现了日本饮食文化的演变脉络。而享有日本饮食帝国霸主之位的拉面，其发展过程几乎见证了日本各个时期的重大社会变革——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可以说，这本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漫长的拉面史，同时也呈现了吊诡有趣的日本烹饪史和社会史。
◉媒体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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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若鹏讲述拉面历史的同时，也介绍日本社会与政治历史许多有趣的层面，以及日本与中国之间长远而复杂的关系。——《日本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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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面诞生于20世纪初，原本是工人、学生与夜店消费者的最爱……最后发展为成熟的正餐，不仅有热情的粉丝，能够激起日本人对故乡的骄傲与思念之情，同时又能走在流行文化的尖端。拉面带人进入饮食天堂的潜力，还有它在日本历史与饮食文化的地位，等着读者在顾若鹏的著作中去发掘。——埃克里•拉斯（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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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Ramen（拉面）的爱好和崇拜，已达疯狂程度，他们的饮食文化影响东西方，Ramen将会超越米饭面包，将会成为未来的主要食品。——蔡澜

《糟糕历史》是CBBC出品的一档儿童节目，但吸引到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在IMDB上有高达9.1的评分。该节目用喜剧的视角向观众朋友们展示历史上最囧的一面，涉及到古希腊、古罗马、阿兹台克、印加、世界大战以及英国历史上各王朝等，内容丰富，寓教于乐。几位演员可谓全才，对各种类型的角色的塑造堪称经典，并且能歌善舞。《糟糕历史》中的歌舞桥段，可谓一大看点。总之，一句话形容，就是“外表荒诞无节操，内心高洁学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