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刚刚荣获2005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图书奖”。作者2000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则与社会网络》在学界获得很好的反响。本书可以说是上一本书，田野调查的延续。同样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探究的是一个之前几乎无人触及的题目——中国乡村的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阎云翔70年代曾在一个东北农村当了七年农民，1989年他重回那里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村村民的私人生活和道德世界。他的研究视野从公共领域如社会关系、家庭财产和老人的赡养，一直延伸到私人情感、性、节育和性别的选择。这个课题是极有意义的。

This is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feminism, looking at the roots of feminism, voting rights, the liberation of the sixties, and analys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omen, acros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Walters examines the difficulties and inequities that women still face, more than forty years after the 'new wave' of 1960s feminism -- difficulties, particularly, in combining domesticity, motherhood and work outside the house. How much have women's lives really changed? In the West women still come up against the 'glass ceiling' at work, most earning considerably les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hat are we to make of the now commonplace insistence that feminism deprives men of their rights and dignities? And how does one tackle the issue of female emancipation in different cultur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 in, for example, Islam, Hinduism, the Middle East, Africa,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 《亲爱的生活》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最新作品，讲述了别离与开始、意外与危险、离家与返乡的故事，被认为是门罗最丰富、最完美、最具个性的“集大成之作”。
★ 我希望读者从《亲爱的生活》开始读我的小说，这是我最好的作品。——艾丽丝•门罗
★ 艾丽丝•门罗是非常稳定的作家，所有作品都很出色，但我还是向读者推荐《亲爱的生活》。这是一部最具门罗个性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
★ 她的小说有种独一无二的现实感。——村上春树
★ 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A.S.拜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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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生活，你能说出的一切。
在这趟旅途中，所有的事都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发生。但到最后，这些都不要紧。我们终将原谅这个世界，原谅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直以如此善意对待的生活，终将以善意回馈你我。
亲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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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迄今最棒的作品。——《费城问询报》
近乎完美……再也没有一位作家能用这么短的文字表达这么多的东西。——《芝加哥论坛报》
《亲爱的生活》的故事破坏了既定的写作规则，再一次展示出了门罗短篇小说中心理感受的锋利感、脆弱感以及门罗的大师技艺。——《华盛顿邮报》
充满智慧，令人难以忘怀。《亲爱的生活》是一个精彩的礼物，提醒着我们门罗为什么可以青史留名。——《波士顿环球报》
艾丽丝•门罗是公认的加拿大文学财富。这一部新作，有历史的投射、自传性的素材、令人印象深刻的情境、偶尔的怀旧和愉悦的讽喻，再一次证明她名不虚传。——《华盛顿时报》
艾丽丝•门罗不只应该被敬重，更应该被珍惜……《亲爱的生活》与她的前作相比，更丰富、更震撼。——《纽约书评》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不只是在我们的时代，而是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作者阎云翔有过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他曾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当过羊倌和乡村故事员，后来又在北京大学读本科，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担任人类学教授。一路走来，他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北方农村礼物馈赠文化的名著，以及另一部考察过去30年经济改革的深刻影响下，这个村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变革。
在这部新作中，阎云翔记载了一场正在日常生活领域重塑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其中最深层的变化是，道德坐标和道德体验的转型。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阎向我们展示了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这种个体主义在过去是不可言说的、不成熟的，甚至在政治上是不被接受的，而如今却公开地发挥着影响力。中国人的自我与人格已经变得与以往不同了，就像他们的地方道德社会那样正处在转型之中。对阎来说，这种新的现实既令人担忧又给人以希望。
从长远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将会走向何方？中国政府为人民提供良好生活的新意识形态将会进一步深化个体化吗？这样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政治现实吗？抑或，国家会限制个体多元化的范围，以此让个体化像全球化一样向国家的利益低头让步？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阎立足于民族志的详细资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人类学分析，并对有启示性的相关社会理论做了深层次的梳理。他还在中国与西方，以及中国的不同时代之间进行对比分析。阎的细腻描述和有理有据的阐释使他的跨文化比较进入了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即理解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以及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因此，《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和中国人，也对我们思考美国和美国人、西方和西方人大有帮助。

生活在英国小镇的小托，跟妈妈、两个哥哥，还有心生好感的姑娘莫莉，一起过着宁静、明亮、芬芳的生活。生活中也有悲伤、愁苦、失落，和看似解决不了的困境，每每这时，他们就唱起一首名叫《柑橘与柠檬啊》的歌。在歌声中，敏感、柔弱的小托慢慢长大。
战争的轰然来临，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小托本能地逃避战争的行为，却被别人以及他自己认为是懦弱的。为了逃避这种羞耻，为了逃避爱情的挫败，小托谎报了年龄，和查理一起应征入伍。在战火中，小托对世界和自己有了更新的认识，他渐渐褪去了柔弱和怯懦，懂得坚强、担当和关怀，内心越来越强大。
这部小说结构精巧，由时间和回忆组成，时钟嘀嗒，十点五分、十点四十分、接近十一点一刻……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小托在怀表旁守候着，等待着天明，等待着结局。
第二天，清晨差一分六点，读者终于随着小托的回忆，走回现实的当下，揭开故事的最终秘密……一夕回忆，水样春愁的童年陡然步入悲怆不休的少年。

本书以内容丰富的故事情节和极富洞察力的生活细节，考察了书中那些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颇具思想性地展示了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以一种学术作品罕见的软性触角，以一种英国式幽默风趣的笔调彻底摧毁了田野工作的美丽幻想，将隐匿于严肃人类学专著背后的鲜活经历与感触一一呈现给读者。

《人类群星闪耀时:决定人类历史的10个瞬间》内容简介：拜占庭的沦陷、亨德尔的重生、一个流星般的天才、玛丽恩巴德的挽歌……这10个历史瞬间神奇般地降临到10位人物的身上，他们或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的殿堂；或被命运狠狠嘲弄，抛入千秋遗恨的行列。正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意识与历史宿命的碰撞火花闪烁，这样的时刻，如星星般闪耀，照亮人类文明的天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将这些历史瞬间演绎得绚烂多彩，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当前的世界人，我们到处可以看见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这一套活动我将称之为生育制度。生育制度是个新名词，因之我得先说明一下这名词的意思。

《为什么？》是一本关于我们所给定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如何给定的书。它考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出的理由如何取决于社会关系，并反过来构建社会关系。本书以简易平实的风格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不同的理由来确认、建立、协商、修复或终止与他人的关系。
蒂利考察了人们所给出的大量不同类型的原 因。例如，他描述了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员如何根据说话对象的转换，以不同方式解释两架飞机的几近失踪：对于在鸡尾酒会上碰到的熟人，他可能以一种无所谓的口吻说“这种事三天两头都会发生”，或对已曝光的事件天马行空、侃侃而谈；对于工作中的同事，他会试着做出一番、更专业的解释；而在给部门领导的正式报告中，他会提供一套细针密缕、字斟句酌的解释。
蒂利指出，理由可以分为四种：
惯例：“不好意思，我把咖啡打翻了；我真是一个傻蛋。”
故事：“我的朋友背叛了我，因为她妒忌我的姐姐。”
专业表述：“点火装置的短路造成了发动机转子的失灵。”
准则：“按照第369条法规，我们不能交出档案。”
为了阐明这一论题，蒂利描述了不同的人如何对九一一袭击给出不同的理由。他还考察了那些给出一种原因的人如何经常将其转换为另一种原因。例如，一个医生可能使用生物化学的专业语言来理解一种病症，但在对生物化学一无所知的病人面前，他会求助于惯例和故事。
全书随处可见关于（包括作者本人的）日常生活体验的精彩轶事。《为什么？》告诉我们，故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译者是蒂利正式指导过的最后一位学生。接触虽短，见到为蒂利作品的引进，耗费心血，译文谨严，行事谦退。实可敬重。书稿由前辈编辑编校，老成律则，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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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沈原、唐世平、汪晖、郑也夫推荐
本书辨析了一个重要却鲜为研究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理由的给定。更为重要的是，它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微观社会互动如何促成宏观社会结构。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书作者蒂利，以研究宏观历史变迁闻名于世，本书却显示出他洞悉微观的功力。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蒂利是过去20-30年间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人是行动常常需要理由的动物——作者不仅提出了这一精彩的命题，并且做了出色的解答。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小说依托六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历史背景，围绕着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和弗兰茨等人物，以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为主线展开故事。
爱与做爱，灵魂与肉体，拯救与放逐，忠诚与背叛，昆德拉把一个个的矛盾摆在面前，“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真的美丽？”重与轻不再是物理上的简单对立，而是如昆德拉所说：“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史景迁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特长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历史上的动人片段。这种“讲故事”型的历史学家，与专事考证的史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王氏之死》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情夫手下。其实，史景迁的汉学功夫不算深，史料运用不算广，文字技巧也不算突出，但我始终觉得，与其关心他怎么讲述一个故事，不如多留心他为何要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是什么东西最初打动了他。拿《王氏之死》来说，也许是王氏那种在动乱年代里显得模糊混沌的生活状态才是真正值得玩味的。

本書主要是利用報紙等資料，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期的一個文化、思想與社會運動。全書除了從一個比較不同的角度重新觀察「舊王朝」末年的一些新興事物與現象外，也試圖說明世紀初「啟蒙志士」的主張、作法和日後中國歷史發展的關係。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这一点和作者第二本书《从国族中拯救历史》（中译本即出）的结构形态似乎相差不少，但他所关注的主题却在继续延伸：现代国家如何构造新的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如何“抵抗”从上面来的“攻击”，是第二本书所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在他的著述里贯穿了一种方法论：在考虑话语—主体—制度这三者对历史的建构时应该加入许多外来事物和偶然因素，因为参与主体和主体性构成的不仅有话语，还有外来事物；而由主体构建的制度还应包括制度本身的逻辑和偶然性。因此，所谓“拯救历史”其实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带有实体的目的。作者认为当民族国家成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其它历史就没有了，因为写历史的不同方法带有不同的目的性——以民族国家为对象的历史自然会排除掉其他可能的历史。所以，他从民族国家中要拯救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表明，我们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历史，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杜赞奇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他最关注的就是在民族国家之外的历史是如何被压下去的，乡村仍然是他的立场。

本书从农民人生意义的建构方式、“自家人”观念的变化，农村微观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时代特征，社会网络与“混混”、宗教徒生存之道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亲缘、地缘互助机制的延展及其限度，官僚体系与社会基础的互动，以及乡村社会建设的路径与策略等角度，探讨了与提高农民收入同等重要的、提高农民幸福感的社会路径。

十四年前本书作者在滇池东岸的小村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后来这项研究以《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 —1997）》为名成书。从2007年初开始，作者对这个地方再次做了系统的研究。《罪过与惩罚》关注小村内的纠纷、调解和惩罚，内容基本上限于法律人类学的传统范围。本书的内容则扩展到人 类学的更基础的论题，即通过对地志的研究，探讨农民的世界观、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和人类学知识论等。本书的理论关怀是与实践中的问题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从现实中的紧迫问题开始的。

本书在批判地介绍和分析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流派对社会运动（集体运动、社会运动、革命）的解释与解读之后，提炼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之产生和发展的三要素：变迁（各种社会变化）、结构（国家与社会）、话语（被社会运动所认可的）。作者认为，一些发达国家都有对社会运动比较强的制度化能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亟待提升的正是这种制度化的能力。

《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主要内容简介：“过程—事件分析”是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倡导的与所谓“结构—制度分析”不同的社会分析模式。这种社会分析模式在国内社会学界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张静与孙立平就这两种分析模式的是非优劣所展开的争论也一度为相关人士所感兴趣。本辑精选了主要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及部分关联作者）撰写的、与这两种社会分析模式及其之间争论密切相关的代表性论文，以期帮助读者了解和理解这两种社会分析模式的特征及其关系。

本书在两个主题下对甘肃大川进行了精细的考察。第一个涉及人的受难，包括个人的遭遇和社区的挫败，第二个涉及对灾难的处理，以及在ZZ迫害、经济萧条、文化中断之后的复苏。